【原】歡樂頌聲中，屹立著孔夫子！

歡樂頌聲中，屹立著孔夫子！

人，既然必須依傍群體，就期待群體和諧、強大，能庇護自己，能有比“自己單干”更好的生活。從古至今，人們怎樣求得“群體和諧，同樂共存”呢？

在遠古時代，人們依賴神靈，還有家族親情，使人群“粘合”在一起，和諧共存。家族情，無需贅言，至今依然是人群的“粘合劑”；依托神靈威力的實例，則需引證。古希臘第一位發表署名作品的赫西阿德（生活于公元前8-7世紀），為消解和他兄弟間的“家財糾紛”，也給他弟弟講述普羅米修斯神話故事，留下了以他命名的這個故事的一種版本。其實，他本人，乃是農作“里手”，間或還能出海搞貿易（這是古希臘人的兩種主要謀生技巧）；但他卻不是憑借這些實際的技術或技能（今之“科學”的前身），以及自個的鮮活、有效的經驗，去規勸他弟弟安于農作、“海上貿易”，過凡人的“好生活”，而是憑借“神靈威力，人必須順從”，老老實實在地面上辛勤操勞（近于今之“迷信或宗教教義”），勸說弟弟回心轉意，以求和諧。

其后，又有了個蘇格拉底（前469年—前399年）的“高貴的謊言”[1]；說人身體內，含有的金、銀、銅、鐵的“成分”不同，就應當“在國家里執行一種最適合于他的天性的職務。”，必須“各守其分”，城邦才有正義，在蘇格拉底那里，“正義”的要義，與庶民能否“認命、安分、守己”有關；為了城邦（與以后的“國家”產不多吧）正義，百姓必須如此。蘇格拉底認為，這樣的“高貴的謊言”，是一種“黏合劑”，使城邦各階層能團結在一起，城邦也能按照“理性”運轉，就會使城邦穩定、發展得到保障。其實，這是柏拉圖（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寫出來的“蘇格拉底的故事”。

之后，有了宗教活動，人們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宗教道德以及宗教儀式、宗教組織等諸多要素，將教友“綁在一起”（記得，西方某族，其“宗教”一詞的古語，就含有“捆綁（在一起）”的意思）。宗教為現實生活的艱辛、甚至階級對抗，提供感情上的安慰、道德上的評價和理論上的辯護，用神、佛、上帝的名義從各方面提供現實社會的解說，如“升天堂”、“輪回轉世”之類，維系社會生活的“正常”、“合理”運轉，甚至，使之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質，宛如神話中的神靈，具有無窮威力，凡人必須尊崇、恪守一般。

再后來，西方就出了霍布斯（1588—1679）、洛克（1632—1704）、盧梭（1712—1778）等等先賢，他們為迎戰論敵（費爾默爵士之流），批判、掃蕩“君權神授”論，為的是要摧垮“專制政權”，建立“公民政體”；至少讓“有產者”、擺脫封建壓迫的“公民”，能分享國家權力，他們就設想出所謂的上天造就了“自然狀態”，人最初都在“自然狀態”里，“天生就有自由、平等的權力”，杜撰出幾大套“理論”，作為“理論根據”；還從教會那里引進了“博愛”精神，借用、改造還能利用的宗教遺教。這都是些各具特色的、既疏離、甚至遠離鬼、神、魔怪，還使“上帝死了”，又全由標準“理性”建立起來的、具有“近現代色彩”、逐步“科學化”的“設假說，編'道理’，成'理論’求'民治（即人民當家作主）’”、期望人類和諧相處于社會之中的實例、范本。

洛克他們的理論，引發了大英帝國的建立、法國大革命的“暴起”，以及美利堅合眾國的創立。他們的理想，實現了嗎？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被他的同胞，不是專業歷史學家的歷史學家，E.H.卡爾稱作“典型的個人主義者”；密爾的《論自由》，被嚴復老翁譯作《群己權界論》，而撼動華夏讀書界；至今，還有五、六種新中譯本，行銷中國大陸。在他的《論自由·引言》中，對“法國革命”（注：沒有了“大”字），他批評了革命中的“暫時性的反常情況”；對他所見的美國政體，更是不惜筆墨，做了評論。他不僅不提“美國”二字，還說出了若干條“不足”：特別說道“所謂人民意志，實際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躍的一部分人的意志，……于是結果是，人民會要壓迫起自己數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種妄用權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亞于任何他種”妄用權力。密爾隨即提出“多數的暴虐”概念，并討論了“多數的暴虐”之可怕，而必須特別注意加以防范（詳見本文附錄）。

筆者引用福山的觀察，以及“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研究，提供了說明：民主體制的現實，與人們渴望的，不同；現實的美國民主體制，在衰敗！就其因，洛克他們的理論，也是那“高貴謊言”的延續！

于是，感嘆曰：人世間，有無不是謊言的實在呢？

庇護我們的社會、國家，能否屹立在不是謊言的、不可動搖的“真實的存在之上呢？

這串問題，，在我心中，悠然間，化作昂然、雄壯的貝多芬的《歡樂頌》！聽吧：

歡樂，歡樂，歡樂女神圣潔美麗

燦爛光芒照大地！

我們心中充滿熱情

來到你的圣殿里！

你的力量能使人們

消除一切分歧，

在你光輝照耀下

四海之內皆成兄弟。

誰能作個忠實朋友，

獻出高貴友誼，

誰能得到幸福愛情，

就和大家來歡聚。

真心誠意相親相愛

才能找到知己！

假如沒有這種心意

只好讓他去哭泣。

誰能作個忠實朋友，獻出高貴友誼，真心誠意相親相愛，四海之內皆兄弟。

四海之內皆兄弟！我心中涌出我們的孔夫子！ 

只有他！從古至今，只有他，不語怪、力、亂、神！ 

只有他！在艱辛中，寄期待于熱絡的血親兄弟情誼，齊家而后平天下，四海之內皆兄弟！

只有他！構思、建樹、并由他首次揭示 —— 那世界必須具有的以親情為根基的倫理！

    但是，在政治理論和哲學理論當中，正和在人當中一樣，成功倒會把失敗所會掩住的錯誤和弱點暴露出來。那個認為人民無須限制自己施用于自己的權力的觀念，當平民政府還只是一個夢想的東西的時候，或者還只是一個見諸載籍存于遠古的東西的時候，聽來頗成一條自明的公理。一些暫時性的反常情況，就像法國革命那樣，也并不必然會搖動那個觀念，因為那種情況最壞也不過是篡竊者少數的運用，無論如何也不屬于平民政制的恒常運用，而只算是反對君主專制和貴族專制的一個突然的、騷動性的爆發。可是，時間過去，終于出現了一個民主共和國，占據著地球上面很大的一塊，表現為國族群體中最有力量的成員之一；既有這巨大的現存事實足供窺察，于是這種選舉制和責任制政府就成為觀察和批評的對象. 這時人們就覺察出來，原來所謂“自治政府”和所謂“人民施用于自身的權力”等類詞句，并不表述事情的真實狀況. 運用權力的“人民”與權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而所說的“自治政府”亦非每人管治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人都被所有其余的人管治的政府.至于所謂人民意志，實際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躍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數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認為多數的人們的意志。于是結果是，人民會要壓迫其自己數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種妄用權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亞于任何他種. 這樣看來，要限制政府施用于個人的權力這一點，即在能使掌權者對于群體，也就是對于群體中最有力的黨派正常負責的時候，也仍然絲毫不失其重要性。 這個看法，因其既投合思想家們的智慮，又同樣投合歐洲社會中那些在其真實的或假想的利害上與民主適相反對的重要階級的意向，自然不難樹立起來；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 一般已把“多數的暴虐”這一點列入社會所須警防的諸種災禍之內了。和他種暴虐一樣，這個多數的暴虐之可怕，人們起初只看到，現在一般俗見仍認為，主要在于它會通過公共權威的措施而起作用。 但是深思的人們則已看出，當社會本身是暴君時，就是說，當社會作為集體而凌駕于構成它的各別個人時，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過其政治機構而做出的措施。社會能夠并且確在執行它自己的詔令。 而假如它所頒的詔令是錯的而不是對的，或者其內容是它所不應干預的事，那么它就是實行一種社會暴虐；而這種社會暴虐比許多種類的政治壓迫還可怕，因為它雖不常以極端性的刑罰為后盾，卻使人們有更少的逃避辦法，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細節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靈魂本身。因此，僅只防御官府的暴虐還不夠；對于得勢輿論和得勢感想的暴虐，對于社會要借行政處罰以外的辦法來把它自己的觀念和行事當作行為準則來強加于所見不同的人，以束縛任何與它的方式不相協調的個性的發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話，阻止這種個性的形成，從而迫使一切人物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來剪裁他們自己的這種趨勢——對于這些，也都需要加以防御。 關于集體意見對個人獨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個限度的；要找出這個限度并維持它不遭侵蝕，這對于獲致人類事務的良好情況，正同防御政治專制一樣，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