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郎官石柱記》

　　《郎官石柱記》又稱《郎官廳壁記》，唐陳九言撰文，張旭書。唐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立，在陜西西安。此石宋時已有刻本。字體取歐陽詢、虞世南筆法，端莊嚴(yán)謹(jǐn)，不失規(guī)矩，展現(xiàn)出楷書的精妙
　　《郎官石柱記》是傳世最為可靠的張旭真跡，原石久佚，傳世僅王世貞舊藏“宋拓孤本”，彌足珍貴。此石宋時已有刻本。明董其昌曾刻入《戲鴻堂帖》。
　　拓本前后有胡孝思、王世貞、王鏊、翁方綱、錢泳、吳榮光、何紹基等十余人題跋。后有清末民初揚州人嵇燧為張長史造像一幅。

   歷來評價甚高。蘇軾云“作字簡遠，如晉宋人。”黃山谷更云：“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古今法書苑》謂：“張顛草書見于世者，其縱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書，精勁嚴(yán)重，出于自然。書一藝耳，至于極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見于世則此序尤為可貴也。”明趙涵《石墨鐫華》謂此記“筆法出歐陽率更，兼永興，河南，雖骨力不遞，而法度森嚴(yán)。”有贊云：“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tài)自足，號稱神逸”，“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如《集古錄》云：“旭以草書知名，而《郎官石柱記》真楷可愛。”黃庭堅云：“長史《郎官廳柱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蘇軾云：“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行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
   《廣川書跋》也說“……及《郎官記》則備盡楷法，隱約深嚴(yán)，筋脈結(jié)密，毫發(fā)不失，乃知楷法之嚴(yán)如此。失守法度者至嚴(yán)，則出乎法度者至縱。世人不知楷法，至疑此非長史書者，是知騏驥千里，而未嘗知服襄之在法駕也。”《古今法書苑》謂：“張顛草書見于世者，其縱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書，精勁嚴(yán)重，出于自然。書一藝耳，至于極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見于世則此序尤為可貴也。”這些評述，也從另方面說明了書法藝術(shù)中楷和草、嚴(yán)和縱的辨證關(guān)系。只有真生行，行生草。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宣和書譜》中評說：“其名本以顛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減草字之妙，其草字雖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guī)矩者。”此序楷勢精勁凝重，法度森嚴(yán)，雍容閑雅兼而有之，是張旭存世的重要楷書作品。

   張旭（675-750），唐代書法家，字伯高，與李白、賀知章等人共列飲中八仙之一。唐文宗曾下詔，以李白詩歌、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又工詩，與賀知章、張若虛、包融號稱“吳中四士”。傳世書跡有《肚痛帖》、《古詩四帖》等。
   張旭初仕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長史，人稱“張長史”。其母陸氏為初唐書家陸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孫女。陸氏世代以書傳業(yè)，有稱于史。張旭為人灑脫不羈，豁達大度，卓爾不群，才華橫溢，學(xué)識淵博。與李白、賀知章相友善，杜甫將他三人列入“飲中八仙”。是一位極有個性的草書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筆成書，甚至以頭發(fā)蘸墨書寫，故又有“張顛”的雅稱。后懷素繼承和發(fā)展了其筆法，也以草書得名，并稱“顛張醉素”。　
   張旭性格豪放，嗜好飲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筆落墨，一揮而就。有人說他粗魯，給他取了個張癲的雅號。其實他很細心，他認(rèn)為在日常生活中所觸到的事物，都能啟發(fā)寫字。偶有所獲，即熔冶于自己的書法中。當(dāng)時人們只要得到他的片紙支字，都視若珍品，世襲真藏。那時候，張旭有個鄰居，家境貧困，聽說張旭性情慷慨，就寫信給張旭，希望得到他的資助。張旭非常同情鄰人，便在信中說道:您只要說這信是張旭寫的，要價可上百金。鄰人將信照著他的話上街售賣，果然不到半日就被爭購一空。鄰人高興地回到家，并向張旭致萬分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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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圣”張旭怎會窮得家徒四壁
　　在中國書法史上，被稱為“草圣”的，古代有“兩張”，即后漢張芝和唐代張旭。現(xiàn)代有林散之。張芝字伯英，曾臨池學(xué)書，池水為黑，家中衣帛書而后練。“練”，古人將布帛煮熟漂洗，使得柔軟潔白。功力深厚，被譽為“超前絕后，獨步無雙”。張旭生于唐上元三年，他母親是初唐書法家陸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孫女。他初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長史，故人稱“張長史”。張旭為人豪放灑脫，卓爾不群，與李白、賀知章是好朋友，杜甫將他三人列入“飲中八仙”。唐文宗下詔把李白詩歌、裴旻舞劍、張旭草書并稱為“三絕”。張旭最有名的是醉書，常常喝得大醉，呼叫狂走，然后乘興落筆成書，甚至用頭發(fā)蘸墨書寫，故又稱“張顛”。

　　李頎(690-751，四川三臺人，唐代詩人)比張旭小15歲，兩人堪稱“忘年交”，他中進士后只做過新鄉(xiāng)縣尉的小官，和仕途坎坷、貧困潦倒的張旭境況相似，惺惺相惜，引為知己。他對張旭的為人及書法非常了解，寫了《贈張旭》一詩，對張旭的狂草藝術(shù)做了生動的描繪。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開頭四句寫出了張旭的幾個最大特點，一是“嗜酒”，二是“無所營”，三是“窮草隸”。因為張旭出生在吳縣，所以綽號“太湖精”。清代唐孫華也曾有詩：“卑宦曾為常熟尉，高名獨擅太湖精。”

　　接下去描寫他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露頂據(jù)胡床，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露頂”，脫掉帽子，指不受禮節(jié)的約束。“胡床”，是一種可以折疊的坐具，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折疊椅。“灑素壁”，指在白墻壁上潑墨揮毫，也就是題壁。

　　那么，他當(dāng)時的家境如何呢？“下舍風(fēng)蕭條，寒草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因為他不會鉆營，不治生產(chǎn)，所以身無長物，可以說家徒四壁。在這種情況下，依然豁達如故，高朋滿座，與好友聚飲，通宵達旦，不知醉醒，及時行樂，書酒遣懷：“左手持蟹螯，右手執(zhí)丹經(jīng)。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裹江魚，白甌貯香粳。微祿心不屑，放神于八纮。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瞪目”兩字，看了讓人感到沉重和心驚，流露出一位極具才華而又處于官場下僚的藝術(shù)家的激憤心情，懷抱才華而得不到施展，只能借助于酒，借助于筆墨，才能得以宣泄與抒發(fā)，久而久之，人們便以“顛”視之，稱其為“張顛”。韓愈《送高閑上人序》中贊之：“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fā)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fēng)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zhàn)斗、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后世。”

　　張旭的狂草代表了中國書法的最高成就，令后代無法逾越。熊秉明在《中國書法理論體系》中評論認(rèn)為：“他創(chuàng)造的狂草向自由表現(xiàn)方向發(fā)展的一個極限，若更自由，文字將不可辨讀，書法也就成了抽象點潑的繪畫了。”所謂“極限”，就是頂峰。                           （佚名）

釋文：

   二月八日，復(fù)得鄱陽等，多時不耳，為慰如何，平安等人當(dāng)與行，不足不過彼與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