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抗洪救災能力比文學水平還高？

　　說起古代的抗洪英雄，首先會想起大名鼎鼎的大禹和西門豹。想當初黃河下游山洪泛濫、暴雨成災，大禹帶領抗洪大軍抗擊洪水，他由過去以堵為主改為疏導為主，積極疏通山上積水流向平原，既減少洪水之災又發展農業生產。大禹治水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其戰天斗地大公無私的精神感人肺腑有口皆碑，他后來繼舜成為部落聯盟首領和夏朝的開創者，也是眾望所歸。戰國時魏國著名政治家西門豹任鄴（今河北臨漳）令時，積極治理漳河，嚴懲“三老”、“廷椽”及“豪長者”，廢除河伯娶妻之陋習，開鑿水渠、引漳水入農田，功績顯赫流芳百世。
　　古代生存條件遠不如今，治理水患乃各級官員面臨的大事。古代文人從政者眾，抗洪英雄中自然不乏文壇名流了。唐朝大文豪韓愈就是一位抗洪功臣。唐元和十四年(819)，皇帝憲宗迎佛骨入大內，韓愈直言不諱上奏《論佛骨表》力諫，惹憲宗“龍顏大怒”，一紙詔書將韓愈貶到數千里外的廣東潮州為刺史。韓愈雖對此耿耿于懷，上任后對當地的抗洪搶險卻一馬當先親歷親為。初到潮州，正逢大雨成災、洪水肆虐，四周農田淪為澤國。韓愈親自冒雨出城勘察，只見北面山洪洶涌而來，頓感如不擋住山洪百姓受災將更慘重。于是下令全城總動員筑堤防洪根治水患。身為父母官，韓愈騎著馬在城北上上下下蹚水做記號，吩咐隨在做有記號之處，都插上竹竿，標明堤線，要求大家按竿標筑堤。百姓聞訊前來，但見城北儼然變成一座“竹竿山”，于是群情激昂搶修堤壩，很快堵住了洶涌的洪水。從此潮州再也不患水災，百姓紛紛傳頌，“韓文公走馬牽山”的佳話也不脛而走，潮州“竹竿山”之名即由此而來。

白居易

         唐大詩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見美麗的西湖夏天湖水暴漲淹沒農田，就親自察看地形了解民情，下令沿湖修建堤壩水閘、攔洪蓄水，消除杭城水患之憂，還解決數十萬畝農田灌溉之需。百姓感恩戴德，譽此為“白公堤”。三年后白居易離杭州赴洛陽履新，寫下“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的詩句。無獨有偶，大文豪蘇軾任杭州太守時也在西湖旁完成一項重大水利工程——攔洪長堤——“蘇堤”。提起蘇東坡，其抗洪功績又何止“蘇堤”一處？他每到一地任職，都將防汛視為重頭戲。位于徐州的黃樓，便是他主政徐州留下的抗洪標志。雄偉的黃樓于神宗元年（1078）二月動工，歷時半年竣工。黃樓高10丈，阻擋了滾滾而來的泗水（古黃河），使徐州高枕無憂。當年九九重陽節舉行黃樓竣工慶典時，全城萬人空巷，東坡即興賦長詩《九日黃樓作》以記，詩云：“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靴襪……黃樓新成壁未干，清河已落霜初殺。朝來白霧如細雨，南山不見千尋剎”。千年過去，如今黃樓猶在，樓上那幅“碧水柔波不盡黎民厚意，黃樓明月長留太守清風”的詩聯，抒發著徐州人民對蘇軾的景仰之情。
　　官至宰相的大文人王安石，抗洪救災的政績也很顯赫。宋慶歷八年（1048）王安石出任浙江寧波（鄞縣）知縣，做了許多造福民生的好事、實事，他更親自率領一支由縣吏組成的水利考察隊，深入甬江、余姚江、奉化江及育王山、東海濱和桃源、青道、萬靈等鄉鎮，詳細了解水患及根治的方法。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王安石調集人力物力“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對寧波的江河湖海進行固塘筑壩，既達到攔洪蓄水、灌溉農田之目的，又使之成為兼備養殖、供水和觀賞休閑的優美水域，讓寧波居民免受水患之虞、享受水利之福。千百年來，寧波（鄞縣）人民對王安石念念不忘，為他修建了“重恩祠”、“經綸閣”、“王荊公祠”等，今天在寧波東錢湖，還保留著王安石廟，現已更名為王安石紀念館。（文章來源：馬承鈞）

編輯：秦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