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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藏書題跋 張憲光 文匯報2013-08-28第十一版 傅斯年所藏線裝書，多達萬余冊，雖無宋元本，卻也有不少是明代或清初刊本。這些書在傅氏逝世十周年紀念日（1960年12月20日）那天，由傅夫人俞大彩女士捐贈給了臺灣史語所，史語所于是將新建的圖書館命名為“傅斯年圖書館”。近五十年后，《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發(fā)行，湯蔓媛編纂，2008）作為慶祝史語所成立八十周年的禮物之一出版了，其中收錄了傅斯年的不少題跋，可以讓我們從藏書家的側面來走近這位史學巨子。 傅斯年幼時受教的情形，我們知道的不多，有些傳記僅籠統言之，缺少歷史的細節(jié)，題跋中卻保留了一些。1931年4月，他為夏完淳的《夏節(jié)愍全集》撰寫題記： 憶余八九歲時，見祖父處有《夏內史集》一薄冊，海源閣物。此書中缺字多有之，如《大哀賦》“北部單于”，無不缺“部單”二字，其他不記憶矣。祖父謂予夏公如何忠烈，為之慷慨，今買此本，憮然久之。 1942年1月，傅斯年在燈下為《程氏家塾讀書日程》撰寫題記： 余年七八歲，先大人曉廬先生以此書新刊本示余，曰：“俟汝稍長，當依此法讀書，亦須有甚多變通處，做算學其一，到時余再示汝。”余受而藏之，其書后為小學同學取去不還，念之不置者累年。在小學時，不知“正其誼不謀其利”二句之解，請于祖父笠泉先生為我釋之，深入心靈，念茲在茲，是則先嚴書簡之教，非無應于九齡而孤之童子也。今日展卷，我勞如何？入世廿年，幸無謀利、計功之事耳！ 傅斯年九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因此他受祖父傅淦的影響頗深。據說傅淦既是一位文士，又是一位武術高手，曾和大刀王五比武，并打敗了王五。傅斯年回憶幼時舊事，說祖父教導他們兄弟的，“凈是忠孝節(jié)義”。后來傅斯年曾在《新潮》雜志上發(fā)表過一首《老頭子和小孩子》，其中寫道： 這一幅水接天連、晴靄映照的畫圖里， 只見得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 和一個八九歲的孩子， 立在河崖堤上。 寫的是和祖父一起春日漫游的情景，確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有一回，傅斯年和夏鼐一起聊天，聊到他15歲時投考清華的往事：當時的清華監(jiān)督周自齊為其父執(zhí)，曾來觀看其考試，傅斯年受祖父的熏染，不肯作弊，竟因此連最后一天的考試也未參加；后來周自齊又讓山東省保送他上清華，傅斯年也拒絕前往。即此數端，可見他祖父的道德觀念對他的影響有多深。書中還有些題跋，亦與他少時治學的經歷相關。譬如他對汪中的《述學》下過很多功夫，“少所誦習，能默誦者及半”。他的《性命古訓辨證》離不開金文研究，而他治金文之學的發(fā)端之書是《攈古錄》，1931年他為該書撰寫題記：“余習金文，發(fā)端此書，隨記隨改，誤謬狼藉。記之于此，以志少不力學，中年多事也。”這對了解傅斯年的學術發(fā)展，也是有益的材料。 題跋中還有幾則與學術史有關的趣評。傅斯年非常推崇王國維，對羅振玉剽竊王氏著作的做法非常不滿。他的《殷墟書契考釋》題跋有四則，這里錄三則： 民國十六年（1927）夏，余晤陳寅恪于上海，為余言王死故甚詳。此書本王氏自作，因受羅貲，遂以畀之，托詞自比于張力臣，蓋飾言也。后陳君為王作挽詞，再以此等事叩之，不發(fā)一言矣。此書再版，盡刪附注葉數，不特不便，且實昧于此書著作之體，舉證孤懸，不詧全語，立論多難覈核。意者此亦羅氏露馬腳處乎！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今日又詢寅恪，此書王君所得代價，寅恪云：“王說，羅以四百元為贈。”亟記之。十九年七月廿七日晚。【王國維序末】 此文所論至允，不自嘗甘苦者不能如此明瞭也。羅振玉以四百元易此書，竟受真作者如此推崇而不慚，其品可知矣。彥堂近自旅順晤羅返，云：“與之談殷契文，彼頗有不瞭瞭處。”此可記之事也。孟真，十九年八月九日。【王國維后序末】 在烏程蔣氏密韻樓聚珍仿宋本《觀堂集林》批語中，傅斯年又記錄了和陳寅恪的談話，說明《觀堂集林》的羅序其實也是王國維自作。王汎森先生曾據傅斯年《觀堂集林》的眉批撰寫了《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一文，指出王國維是傅斯年最為傾心的學者，他的《夷夏東西說》與王氏《殷周制度論》之間存在著內在的淵源關系。這或許影響到傅斯年對羅、王著作權一事的判斷，但這幾則跋文都是以陳寅恪的說法為據，且陳氏親得之于王國維本人，對了解這段聚訟紛紛的學術公案的真相，或許也不無裨益。 書中關于碑帖的題跋比較豐富。傅斯年有極為深厚的金石學養(yǎng)，對碑帖真?zhèn)巍⑼乇鞠群蟆ㄑ葑兊龋Ｓ行募毴绨l(fā)的辨析。可是一旦涉及清王朝的“死忠”，如董康、羅振玉、端方等人，他就把筆矢對準了他們，徑以“賊”、“奴”稱之，盡顯“毒舌”本色。在《漢曹全碑》批語中，對端方肆口痛詆，稱之為“滿奴”、“禽獸”。對書法家的評價，也與對其他人事的評價一樣，不免摻雜了個人的政治情感。在《魏石門銘》題記中，他認為康氏書法“用筆如秋涼將死之蚯蚓，結體如大水沖過之茅屋”，對其書法非常不屑。相反，對忠義之士則仰慕有加。一次舊歷年前夕，出于對“洪氏一門忠義好學”的仰慕，他舉債購買了乾隆汪氏刊本《隸釋》、《續(xù)隸釋》八冊。有本碑帖載有傅青主的一篇小傳，稱之為“征君”，傅斯年為此專門寫了篇題跋，認為這是對傅山的侮辱，“鬼且泣矣”。題跋如人，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傅斯年的激烈，而這實源于他的大愛大恨、是非分明，源于他一向的景慕忠義、貶斥勢利。 藏書題跋是散文之一種，每能于只言片語中見出題跋者的性情。除了上文提到的激烈，傅斯年的書生本色、憂國情懷也時見于筆端。1937年春天，他曾將古逸叢書本《荀子》與纂圖互注本對校，兩年后為該書作題記云：“甫校數頁，而胡塵大起，播遷兩載余。自京邑而廬山，又自廬山而漢皋、而湘州、而巴渝，今則暫息于滇池之畔矣。舊書猶有存者，而公家書宛然畢陳于古寺之架，乃發(fā)憤畢校。豆光倦眼，未知何日卒事？日固無暇，夕則更困，然一思率土血流，此亦罪過之清福耳。”這篇題跋，好比一首小詩，留下了他顛沛流離中猶校書不懈的一幅剪影。 傅斯年出生的時候，傅家雖已敗落，門上鏤刻的“傳臚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的金字楹聯還在。這副楹聯，是由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漸——清王朝的第一個狀元——掙來的，可是傅斯年卻將這位先祖視為漢人的叛徒，每次提到，都要臉紅。又據夏鼐的日記，傅斯年曾懷疑他身上有蒙古人的血統，因為他祖母家姓何，住的村子叫“何家海”，而“海”字為蒙古牧地之意，而山東聊城在元代滅亡后恰有許多蒙古遺民。夏鼐也認為，傅氏長得面圓鼻低，與故宮所藏元朝帝王像相似，蒙古血統有可能是事實。傅斯年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也是一位激烈的民族主義者，后一種思想的形成，固然與他的個性、教育等后天因素有關，與他潛意識里對家族背景的排斥恐怕也不無關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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