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各家學說

 上篇  中醫學術流派
    中醫各家學說是以研究中醫學術發展過程中的中醫學術流派、歷代著名醫家學術思想與臨床經驗，以及中醫各種學說的一門學科。中醫學歷史悠久，醫家輩出。隨著中醫學的歷史發展，歷代醫家通過理論研究、臨床經驗積累與總結，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各自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進行研究與探索，或在理論上進行發揮，或在臨床上總結經驗，形成了各自的學術思想，加上歷代醫家之間學術上的繼承性，致使不同的學說不斷涌現，豐富的臨床經驗不斷被總結，使中醫學這一偉大寶庫豐富多彩，表明中醫理論的不斷深入與發展，臨床水平的不斷提高。
    學習中醫各家學說，主要要掌握歷代著名醫家的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但應認識到，中醫學術發展過程中有很強的繼承性，師承授受是古代學習中醫的主要手段，因此，對中醫學術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醫學流派熟悉與掌握，對深入地認識歷代醫家的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是十分重要和不可缺少的。只有這樣才能更深入地認識歷代醫家的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對其進行正確，客觀、全面的評價，以便綜合各醫家學術之長，正確地進行取舍與應用，有效地指導臨床實踐，從而達到繼承發揚中醫學的目的。
    第一章  中醫學術流派的形成
    中醫學悠久的發展歷史，產生了眾多的著名醫家。每位醫家在繼承前人的理論研究成果和臨床經驗的同時，往往在某些領域、某些方面有所創新、有所發現，又形成了個人的獨到見解、獨到觀點、獨到經驗，形成了百家齊鳴的局面。中醫學術的發展，師承授受或者學習每家的著作往往是培養中醫的主要方式，也是中醫不斷延續與發展的主要途徑。一些醫家研究共同的領域，或宗共同的學術見解與觀點，再加上他們之間的師承授受關系，學術上的互相影響，共同構成了一個學術流派。學派是學術發展中表現的一種形式。因此，研究學術的發展，研究學派的形成、沿革與發展變化，是一種重要方法。
    第一節  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
    理論的奠立是一個學科形成的重要條件，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表明這一學科領域的形成，只有學科形成，才可能產生學術上的不同流派。因此，研究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對研究中醫學術流派就有著重要意義。
    任何一門科學理論的確立，無不經過反復的科學實踐，再從反復認識中得出正確的理論。中醫學理論的形成也不例外，也是在歷代醫學家長期與疾病作斗爭的醫療實踐活動中，不斷總結經驗，逐步上升為理論知識而形成的。

     中醫學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據目前掌握的史料分析，理論體系的形成應在戰國以后，至秦漢之際。雖然[禮記，曲禮》中有“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的說法，對“三世醫學”的解釋，唐代孔穎達曾云：三世者，一日《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日《素女脈訣》。黃帝、神農、素女均屬傳說中人物，以三人之名命針灸、本草與脈訣，表明中醫理論早有端倪，但一無文字以佐證，二無文物以說明，還不能說在遠古時代已經奠立了中醫理淪的基礎。民國時期謝觀在其《中國醫學源流論?醫學變遷》一文中，對“三世醫學”從學派角度加以認識，他認為“此蓋中國醫學最古之派別也”。并認為此三個派別“其書之傳于后世者，若《靈樞經》則黃帝針灸一派也；若《本經}則神農本草一派也；若《難經》則素女脈訣一派也。其筆之于書，蓋亦在周秦之際，皆專門學者所為也。針灸之有黃帝，本草之有神農，脈訣之有素女，猶之仲尼祖述之堯舜，憲章之文武也。其筆之于書之人，則祖述憲章乏仲尼也。其傳承派別，可以推見者，華元化為黃帝針灸一派，張仲景為神農本草一派，秦越人為素女脈訣一派”。謝氏的解釋認為，由三世醫學中，黃帝針灸至《靈樞經》再至華佗，為一派相承；神農本草到{本經》到張仲景。為一派相承；由素女脈訣到《難經》、秦越人為一派相承。此說只是個人的看法，不足以為定論。孔氏三世醫學之說只是表明中醫學淵源久遠，其理論體系之建立經過漫長的過程，這是不容置疑的。
    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約在戰國以后，近年來文物考古工作者發現了漢代古墓出土文物，其中不少屬于理論上的文字記載，如馬王堆三號漢墓出上的帛書中，計有《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脈法》,《陰陽脈死候》,《陰陽十一脈灸經》,《導引圖》等11
種，另有簡書；《十問》《合陰陽》等4種；江凌張家山西漢墓出土的醫書行簡有《脈書》和《引書》，此外，還出七了不少治療疾病的方書。這些內容據考多在戰國至秦漢之際，表明戰國時期醫學理淪已經發展到相當水平。而流傳至今被眾所公認的理論著作，當屬《黃帝內經》。在《漢書?藝文志》中曾記載與《黃帝內經》并存的醫經典籍有《黃帝外經》《扁鵲內經》《扁鵲外經》《白氏內經》《白氏外經》《白氏旁篇》六部，但這些書均已遺佚無存。因此，《黃帝內經》這部從戰國至西漢而完成的著作成為中醫理淪的經典代表著作，至今仍是中醫學理論體系的淵藪。在這部著作中論述了從生理到病理，從診斷到治療、預防的內容，包括人體的臟腑、經絡，產生疾病的病因、病機，以及診法、治則、辨證、針灸、攝生等方面，形成了中醫學的理論體系。尤其難得可貴的是，《黃帝內經》建立的中醫理論框架，借助于中國古代哲學的很多范疇，例如精、氣、陰陽、五行等以闡明中醫理論，使古代的唯物觀和辯證法思想貫穿于其中，為中醫理論體系奠立了科學的內涵基礎。也正因為其具有科學內涵，因此中醫理論體系形成之后，雖經歷代的發展，但至今其基本理論仍被臨床所應用，仍具有指導臨床的現實意義。也正因為其具有科學內涵，才能隨著實踐的驗證與理論的研究，不斷得以發展、充實和完善，撰寫出浩如煙海的中醫著作，涌現出數以千計的著名醫
家，產生了不同的學說與醫學流派，可以說中醫理淪體系建立的科學性是中醫學術蓬勃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產生豐富多彩的中醫各家學說的前提。
    《黃帝內經》一書，包括《素問》與《靈樞》各81篇。該書繼承了先秦諸子的哲學觀，首先承認世界是物質的。《素問?四氣調神論》云：“天地俱生，萬物以榮”；“萬物不失，生命不竭”；“與萬物浮沉于生長之門。”《素問?保命全形論》也說：“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這些文字，提出了“物”的范疇，它是古代哲學的重要內容。《內經》一書強調物為宇宙之本體，人物之一，屬于物的范疇之內，這樣就把研究人體的生命科學建立在物質性的基礎上，把中醫學理論建立在樸素唯物論的基礎上，形成了中醫學理論體系科學內涵的
重要內容。在《內經》一書中，又借用古代哲學范疇“氣”與“精氣”作為物質的最基本單位，來說明人體、自然界的各種現象。《素問?寶命全形論》云：“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認為人是天地之氣所化生的，即氣是構成人體的最基本物質。《素問?天元紀大淪》又云：“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交感，而化生萬物矣。”指明氣是構成萬物的本源，地之形乃天氣之所化，由于形氣之間的互相作用與變化，才化生出自然界的各種物質，同樣強調氣是構成萬物的最基本物質，把自然界看成是氣與形兩種存在的形式，把自然界當成連續的氣與不連續形的統一。這些觀點，與當時的古代哲學家認識是一致的。《莊子?知北游》．認為：“通天下一氣耳”。《管子》認為：“氣者，身之充也”。也認為自然界與人體是氣所構成的。精氣說來源于管子，《管子?內業篇》提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提出了精氣是宇宙萬物的物質基礎，也是人體生命的基礎。《內經》同樣具有這種觀點，《靈柩?經脈》中說：“人始生，先成精，精成后而腦髓生，骨為干，脈為營。筋為剛，肉為墻，皮膚生而毛發長。”《素問?五臟別論》說：“所謂五藏者，藏精氣而不瀉也。”《素問?氣通天論》將人的死亡歸納為“陰陽離決，精氣乃絕”。更在《素問》一書中，有《移精變氣》一篇，證明中醫理論的奠立與古代哲學的樸素唯物論觀點是一致的，運用氣生萬物、精氣生萬物的觀點，形成了人體的氣化說、精氣說，藉以說明人體的生理、病理，并用于診斷與治療，使中醫理論有著科學的內涵。

   另一方面，中醫學又藉陰陽五行學說以說明人體與自然界事物間的復雜變化的相互關系，并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運用陰陽學說的對立統一觀與五行學說的生克乘侮規律，來說明人體、人與自然的運動變化規律，形成了中醫學的辨證觀與整體觀。使中醫理論從建立起就有了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內經》一書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首先提出陰陽的對立統一是天地萬物運動變化的總規律，所以《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并且認為這一規律是廣泛存在的，所以《素問?陰陽離合論》說：“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
其要一也。”并以陰陽的相互對立、相互依存、相互消長、相互轉化等對立統一關系來說明人體的生理、病理，用于診斷、治療，闡發自然界的運動變化，以論述中醫理論。

   同時，《內經》又運用五行學說來說明中醫學的整體觀念，說明人體與自然界復雜關系的變化規律。五行學說出自《尚書?洪范》，提出“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為人用”。最初是強調萬物由此五種基本物質所構成，隨著五行學說的發展，形成了五行生克乘侮的理論，使五行學說衍變成為認識自然與社會的思維模式。五行學說被引用到中醫學中，主要是運用五行學說的生克乘侮變化以說明與醫學有關的人體、自然界復雜關系的變化規律，以說明多事物之間的密切關系。不僅如此，《內經》還根據五行的各自特性，運用五行分類的方法把人體的生理組織與自然界的事物與現象分為五類，分別歸屬于五行之中，使自然界與人體的相關內容相互對應，以闡發自然界對人體的影響、人體相關組織器官的聯系；并藉五行生克乘侮理論，解釋人體的生理、病理現象，用于指導診斷與治療。這樣，五行學說由原始的簡單五種物質功用的概念轉為樸素的系統淪的思維方法，具有辯證法的觀點。五行學說運用于中醫學，使中醫學具有整體觀念的思維模式，具有科學的內涵，所形成的理論體系才得以指導實踐，為后世所發展。
    總之，《內經》一書所奠定的中醫理論體系，借助了中國古代哲學的有關范疇，使中醫理論的形成從開始就具有了古代的唯物觀與辯證思想，能夠反映人與自然、人體自身酌客觀實際，因此具有科學性和實用性。應當指出，這一理論體系初步建立時，人們的醫療實踐總結還不夠，對人體、自然界、疾病的發生發展等還欠深入和全面，因此又有其不盡完善之處，這就為后世醫家在學術發展上既提供了較科學的理論基礎，又具備了可能性。爾后，經過歷代醫家的不懈努力，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流派和竟相發揮的各家學說，豐富了臨床經驗，推動了中醫學術的發展。 第二節  學術流派的形成與劃分
    研究學術流派是研究學術發展的重要方法。但學術流派的形成與劃分，是后人對前人的研究結果，并非已有固定的學派，由后人來評價。例如，張仲景撰寫《傷寒論》一書，既不可能知道被后人奉為經典，更不可能預測以后有數以千計的醫家學習和研究他的著作，形成一大學術流派。因此，對學術流派的形成與劃分就受到研究者認識觀點的影響，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會產生不同的看法。有關學術流派的爭鳴，多年來一直在進行，在學派的形成歷史年代與學術流派的如何劃分這兩個問題上，見解不一，迄今尚沒有統一的結論。
一、醫學流派形成的年代
    對于醫學流派的形成年代。最早提出者莫過于清代紀曉嵐，其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醫家類》提出：“儒之門戶分于宋，醫之門戶分于金元”。認為醫學不同的學術見解應從金元時代開始，才成為門戶之見，雖沒有“流派”二字，但后世研究者把門戶之見作為流派門戶來理解。《中醫各家學說》二版全國統編教材在總論中所提及的河間、易水、傷寒、溫病四大學派，即是受這一學術觀點的影響而提出的。歷史上較早進行醫學流派研究者，當推民國時期謝觀先生，他曾著《中國醫學源流論》一書，書中明確提出了劉河間學派、李東垣學派、張景岳學派、薛立齋學派、趙獻可學派、李士材學派、傷寒學學派等，亦與紀曉嵐之論
點的影響有關。
    我國近代著名醫學理論家任應秋先生在1984年出版的《中醫各家學說》四版全國統編教材中，提出：根據歷史發展的史實，突出地敘述了遠在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洪流中，醫學流派的產生便已逐漸興起，；打破了紀氏“醫之門戶分于金元”之說，對醫學流派產生時代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見解。其理由有五：
    其一、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制度的變革，以宗族制度為基礎的生產關系受到家族制度生產關系的沖擊，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隸制，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必然推動了科學的進步。
    其二、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學術上的各種流派，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發展局面，正如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中所說：“鄭國子產首創法家，齊國孫武創兵家，魯國孔丘創儒家，重要的學派除了道家，東周后半期都創始了”。漢代初期司馬談對這一歷史時期的學派進行了劃分，分為陰陽、儒、道、墨、名、法六個學派。《漢書?藝文志》又把先秦之學分為儒、道、法、陰陽、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除了小說家之外的九家，可謂形成了不同的學派。
   其三、這一歷史時期，科學文化有了較大的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諸如天文歷算學、地理學、農學、軍事學、制器技術、藝術等，都有了一定的進步。在醫學領域，既出現了像春秋戰國時期的醫和、扁鵲等著名的醫學家，而且《黃帝內經》；這樣的醫學理論已經問世，標志著中醫學已經發展到一定水平，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學科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又是以古代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為指導，有其科學合理的內涵，為學術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鑒于其不盡完善之處，又為學術發展提供了可能，為后世眾多的學術流派形成創造了條件。
   其四、在漢代以前，根據史料記載，醫學的師承授受關系業已存在。在《史記?扁鵲倉公傳》中記載有：“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又云：“扁鵲又使弟子子陽厲針砭石……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表明扁鵲學醫于長桑君，其弟子有子陽、子豹等人。該傳中還記載：  “太倉公者，……姓淳于氏，名意，……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說明淳于意學醫于公乘陽慶。此外，該篇還記載淳于意的學生有宋邑、高期、王信、杜信、唐安等人。由于這一歷史時期師承關系已經形成和存在，就為醫學流派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其五、在這一歷史時期，醫學領域出現了學術爭鳴。例如對“命門”的認識，《內經》與《難經》則不同。《難經?三十六難》云：“臟各有一耳，獨腎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提出了命門為右腎的觀點。《內經》一書的認識則不然，《靈樞，根結》篇：“太陽根于至陰，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靈樞?衛氣篇》亦提出“命門者，目也：，的認識。《素問?陰陽離合論》也云：“太陽根起于至陰，結于命門，命曰陰中之陽。”太陽經之循行，起于至陰，，終于睛明，三家之說均指目而言，有以組織器官稱者，有以穴位稱者，但均與《難經》大相逕庭。關于“三焦”的認識．《難經?二十五難》明確指出三焦為無形之臟，其云：“心主與三焦為表里．俱有名而無形：”而{靈樞?本輸》篇則云：“三焦者，中瀆之官，水道出焉。”《靈柩?本藏》篇云：“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提出膀胱有厚薄緩急直結之不同，而且在此文后又說“厚薄美惡皆有形”，表明《內經》認為三焦為有形之腑。與《難經》觀點不一。
鑒于以上五個方面的理由，尤其是既有學術爭鳴，更有師承授受，形成醫學流派具備了基本的條件。而且在《漢書?藝文志》中又記載有醫經家、經方家之不同，前者在研究中醫理論，后者側重臨床方藥，各研究不同領域。任應秋先生認為這是醫學流派形成的明確文字記載。

   對于任應秋先生的觀點，亦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一種學術見解能否在學術上形成系統，成系統者可稱之為流派，不成系統者只能稱為一家之說。河間、易水、傷寒、溫病四大派的存在沒有爭議，但古醫經、古經方是源不是流，而東漢以后研究《內經》或《難經》諸家，不僅沒有就某一新的見解發展成為系統，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各不相同，他們唯一的共同之處只不過都是以闡發經旨作為統一命題而已，醫經學派不能成立。經方諸家，盡管從六朝至北宋之間，歷代對方劑學十分重視，金元以后又有不少醫家對經方很重視研究，但二者無共同之處，前者是收集整理經驗方，后者是研究仲景之方，只能算方劑學的兩個小學派，因
此提出，戰國及以前的醫學流派是源不是流，不同意學派產生于戰國時期。
    《中醫各家學說》五版全國教材又提出了學術流派產生于漢代以前，?既不同意紀曉嵐的“醫之門戶分于金元”之說，又不肯定任應秋先生醫學流派源于戰囪之論點。在教材中提出：“這一時期，有不同的師承授受關系，又有不同的學術理論見解，出現學術上的爭鳴，說明早在漢代以前，就有了產生醫學流派的條件”，但肯定學派形成于戰國時期，缺乏充足的史料，而傷寒學派是眾所公認的。《中醫各家學說}五版教材首先介紹傷寒學派，該學派的宗師張仲景為漢代醫家，由于其《傷寒雜病淪》的成書，才為后世研究提供了有關內容，學派因之而產生，因此，教材中提出，學派之產生，最遲不應晚于漢代。
    以上可以看出，對醫學流派的產生時代，大致有三說，一為戰國以前，二為漢代以前，三為金元時期，形成了學術上的爭鳴。    

  二、學派的劃分
  關于學派的具體劃分，歷來學者的看法也不盡一致。民國時期謝觀先生在《中國醫學源流論》一書中，將其分為七個學派。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提出“醫?之門戶分于金元”，倡金元四大家劉完素、李東垣、張子和、朱丹溪各成一派。早在明代，王綸于《明醫雜著?醫論》中倡四子大全之說，提出“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熱病用河間，雜病用丹溪”。將張仲景、李東垣、劉河間、朱丹溪作為不同學術觀點的代表人物，對后世學派的劃分有著一定的影響。《中醫各家學說》二版全國統編教材提出了河間、易水、傷寒、溫病四大學派；  《中醫各家學說}四版全國教材提出了醫經、經方、河間、易水、傷寒、溫熱、
匯通七個醫學流派，《中醫各家學說》五版全國統編教材又將七大醫學流派改為傷寒；、河間、易水、攻邪、丹溪、溫補、溫病七個醫學流派，眾說不一。為什么對學派劃分出現不同見解?這與研究者分析問題的角度不一有密切關系，為此，我們應當正確看待。
    學派的劃分原則或標準，不外乎兩個方面：一者是在學術上的共性，或共同研究一個領域、課題，或在學術上有共同的見解；二者是有一定的學術聯系或繼承性，或屬師承授受，或為私淑。所謂私淑，指沒有明確的師承關系，但后人尊崇、學習前輩的學術觀點。有此二者之一，劃為一個學派就不可非議。但具體到不同的醫家，由于研究者分析問題的角度不一，可以有不同看法，以朱丹溪為例，其師承于劉河間的門人羅知悌，而且其學術上受到劉河間火熱論學術思想的影響，故將其歸屬于河間學派是有根據的：但是，朱氏提出了“陽常有余，陰常不足”的觀點，倡導滋陰瀉火的治療法則，于雜病又提出以氣、血、痰、郁辨治雜病的觀點，其門人甚多，成為金元時期滋陰學說的代表和雜病治療大家，將其劃為一個學派的宗師，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再如，李東垣學醫于張元素，受張氏臟腑病機學說的影響，注重脾胃內傷病的研究，創立了脾胃內傷論，張元素是易水學派的創始人，將李東垣歸屬易水學派是無可非議的。但李氏脾胃學說對后世影響很大，其門人與私淑者亦甚多，后人稱其為“補土派”的代表，將其另立一個學派也未嘗不可。鑒于學派的劃分是后人研究前人學術發展沿革的一種方法，因此，研究者認識分析問題的角度不一，會產生不同見解，是不足為奇的。也正是由于各個研究者分析問題角度不一，更有利于我們對中醫學術發展和醫家學術思想的深入，可以避免片面之弊病。此外，對于學派的劃分，亦有以地域為界者，如江南新安地區，歷代名醫輩出，被后人稱為新安醫學派。有以南北地域區分醫家，分為南方派、北方派者，也是一種劃分方法。還有以臨床處方善用仲景方者稱為經方派，凡不善于或不拘泥用仲景方者，統稱時方派，則又是一種流派劃分的方法。對此，筆者認為：對于學派的具體劃分和醫家在學派中的歸屬，不必強求統一，只要研究者有劃分學派的具體原則，具體劃分時有其理由，立論有據，便不必過多論其是非。

第三節  研究學術流派的意義
    中醫學術發展歷史悠久，名醫輩出。每一位著名醫家的成功都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在大量臨床實踐的基礎上，繼承前人的寶貴經驗，更有所創造、有所發明、有所前進，形成了個人的獨到見解和學說，因而形成了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我們要研究中醫學術的發展，深入研究每一位醫家的理論見樹與臨床經驗；脫離了其學術上繼承性的了解，往往難以深入。因此，研究學術流派就有著十分積極和重要的意義。其主要意義有二：其一，通過學派的研究，可以理清中醫學術發展的思想脈絡，總結學術成就取得的歷史經驗，為我們今后中醫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借鑒；其二，通過學派的研究，可以更深入研究每一位具體
醫家的學術思想與臨床經驗，分清其中哪些是對前人的繼承，哪些是繼承中的發展，哪些是個人的創新見解與經驗，以便更好地為今日中醫學術發展發揮作用。
    例如，張仲景之《傷寒論》問世至今，注釋研究者不下千余家，有從文字注釋者，有從醫學理論研究者，有對其方藥進行研究者，還有從臨床應用研究者：他們采取的研究方法與手段也各不相同，有從《內經》《難經》-等經典理論角度分析者，有從病機角度分析者，有注重研究其辨證方法者，有對其遣藥組方、治則治法研究者，還有從版本、條文編排、文字錯筒進行研究者，不一而足。若從傷寒學派的發展角度去研究，從歷史的角度去分析，就會發現，金元以前眾多醫家研究《傷寒淪》．多從研究傷寒病入手．偏重于如何提高療效，把仲景《傷寒論》僅作為二部研究傷寒病的代表著作，認為其成就突出而已；因此，對其條文
字義，內容編排、方藥理論研究諸方面均不側重，故爾，或補充臨床方藥，或重新匯總編排，或抒己見，并未把《傷寒淪》作為經典：而金元以后研究《傷寒論》諸家．將《傷寒論》奉為經典，因而在條文次序上產生了錯簡與非錯簡之爭(所謂錯簡，是古代寫書以竹簡代紙，錯簡是指文字次序有錯訛之處)。對仲景之方．則多從理論與應用角度進行研究，但很少有對仲景之方加以補充與修定者；進而又有對傷寒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研究者，有對六經分經研究者，有對六經實質探討者，使對《傷寒淪》這部原著的研究不斷深入，這些都是受《傷寒論》學術地位提高，被奉為中醫經典著作的影響。通過這一學派的研究，對我們今后如何進一步研究《傷寒淪》，會有很多經驗可以借鑒，從中得到啟迪。
    又如，探討朱丹溪的學術思想，若僅從其代表著作中研究，雖可以看出朱氏于雜病的證治中以氣、血、痰、郁進行辨證，亦可發現其陽常有余、陰常不足及相火論的認識觀點。但欲進一步理解其學說，若不從學派師承角度去分析研究，則難以深化。朱丹溪從師于羅知悌，羅知悌又是劉河間的再傳弟子，其將劉河間、李東垣、張子和諸家之書傳給朱丹溪學習。朱丹溪雖另成一派，但其學術淵源于劉河問、李東垣諸家，可以說朱氏之說是河間學派發展的一個分支，又是易水學派之緒余。其宗劉河間之學，劉氏探討外感火熱病機，反對外感熱病濫用溫燥之品，朱氏則提出內傷亦易生火熱，大倡陽常有余、陰常不足之論，提出相火易動，內熱易生，陰精易傷，力主滋陰降火，也強調火熱病機的重要性。從二者之間學術上的師承角度去理解朱丹溪之學，則更易深入。但朱氏論相火又提出“相火為人身動氣”、“相火妄動為賊邪”，此說又與李東垣“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的觀點相一致，均從內生火熱角度闡發內傷雜病病機，只是東垣側重于氣火失調病機的闡發，而朱氏則強調火傷陰精病機而已。東垣之學對丹溪學說的形成亦很有影響。此外，朱丹溪提倡雜病治郁之法， 強調氣、血、痰、火、濕、食六郁致病，治療時強調當從中焦人手，認為郁證以“陽明為多見”；而李東垣則認為脾胃為人身氣機升降之樞，脾胃內傷，百病由生。聯系二者，可以看
出朱氏治郁從中焦人手與東垣脾胃升降學說關系密切，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可以認為，注重學派研究、注重師承關系與學術上的繼承性，對深入探討醫家的學術思想，充實發展中醫學術，是十分重要的。
    但應認識到，學派的研究并不是研究中醫歷代各家學術思想與臨床經驗的最佳方法，亦有其不足之處。僅從學派分析醫家的成就，往往有以偏蓋全之弊。如葉天士、王盂英均是溫病學派的中堅，若僅從溫病學派角度研究二家的學術成就，則往往忽略二人在雜病治療方面的理論與經驗。又如，喻昌是傷寒學派代表醫家之一，其三綱學說頗有影響，但僅從傷寒學派研究其學術思想與臨床經驗，遺漏其對大氣、秋燥及雜病方面的研究成就，亦不能全面反映其學術思想。因此，學派的研究對中醫學術思想的沿革、發展，對醫家學術思想的研究，均有積極重要意義，但不是唯一最佳方法，應當正確認識，恰當對待。
[復習思考題1
真．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對中醫學術發展的意義。
2．中醫學術流派的形成時代，有何爭嗎?你如何看待?
3．學術流派劃分的意義。 第二章  主要中醫學術流派
                            第一節  傷寒學派

   在中醫學術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都有過許多著名醫家致力于《傷寒論》的研究，并取得顯著成果。在中醫各家學說領域里，將歷史上不同時期研治傷寒而卓有成就的醫家統稱為傷寒學派。該派始于晉唐，盛于明清。其學術研究歷千余年而不衰，對中醫理論和臨床醫學的發展，特別是對外感熱病的辨證論治體系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傷寒學派諸家以《傷寒論》為其學術研究的主要對象。《傷寒論》原名《傷寒雜病論》，東漢醫學家張機所著，成書于東漢末年。《傷寒雜病論》代表丁東漢以前醫學發展的最高水平。其特點是把醫學理論和臨床經驗有機地結合起來，融理法方藥為一體，從而確立了中醫臨床醫學辨證論治的基本體系，為臨床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由于該書具有極高的臨床指導價值，一經問世，立即受到人們的青睞，當時名醫華佗就曾贊譽：“此真活人書也”。可惜的是，由于漢末戰亂，該書問世后不久就散佚不全，未能廣泛流傳。直到晉?太醫令王叔和通過收集整理，將其書中的傷寒部分的內容重加編次，名曰《傷寒論》，成為流傳后世的唯一傳本。后世醫家所藉以研究的正是經過了王叔和重編的《傷寒論》。也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導致了后世醫家在《傷寒論》條文真偽問題上長論》學術研究中的——個重要方面。總之，傷寒學派諸家以研究張仲景的《傷寒論》為指歸，各自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進行研究和發揮，形成了陣容強大的傷寒學派。根據不同時期的學術研究特點，傷寒學派大致可分為宋金以前傷寒八家和明清時期傷寒三派，?
一、宋金以前傷寒八家
    仲景《傷寒論》自叔和重編而流傳后世，受到歷代醫象的普遍重視。從晉迄宋，研治傷寒卓有成就者約有八大家，他們是晉?王叔和、唐?孫思邈、宋?韓柢和、朱肱、龐安時、許叔微、郭雍、金，成無己。茲分述如下：
    王叔和，字熙，晉太醫令。其對已散失不全的《傷寒雜病論》進行收集整理和重新編次，使《傷寒淪》得以保存并流傳后世。其所整理的《傷寒淪》傳本為十卷22篇。一般認為，前三篇《辨脈法》《平脈法》《傷寒例》和后八篇即汗吐下可與不可諸篇，均為叔和所增。中十篇即?《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到《辨陰陽易差后勞復病脈證并治}保留了仲景辨治傷寒的基本內容；其所增諸篇內容反映了叔和研究《傷寒論》的成果，可知其研究思路是從脈、證、病、治人手，尤其重視對脈診的辨析和治法的宜忌。這在傷寒研究中是有其獨到之處的。另外，其中《傷寒例》中對一些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如寒毒發病說，引《內經》以例傷寒三陰三陽，倡言風傷衛、寒傷營等，皆為首倡，并對后世學術研究起到了導向作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孫思邈，唐代著名醫學家，著有《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其研究傷寒的內容見于{千金翼方》的第九、十兩卷中。孫氏創用了“方證同條，比類相附”的研究方法，以方為綱，歸類相從，以揭示傷寒六經辨治的規律。例如，太陽病分為“用桂枝湯法”、“用麻黃湯法”、“用青龍湯法”、“用柴胡湯法”、“用承氣湯法”、“用陷胸湯法”等。這種以方為綱、比附歸類的研究方法開后世以方類證研究之先河，也為其他多種分類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鑒。孫氏研究傷寒的另一重要觀點是他特別推崇太陽病中桂枝、麻黃、青龍三法的運用，他說：“尋方大意，不過三種：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凡療傷寒，?此之三方，不出之也。”這一觀點對后世醫家產生了深遠影響，明代方有執、喻嘉言宗其說而發揮為“三綱鼎立”之說，成為錯簡重訂派的主要學術觀點之一。
    韓祗和，北宋醫家，著《傷寒微旨論》，惜原本已佚。今有傳本，系后人自《永樂大典》中輯出者。其析傷寒之病機為陽氣內郁，冶傷寒雜病于一爐，強調從脈證人手分辨，主張雜病證為先，脈為后；傷寒脈為先，證為后。主張師仲景之心法，而不泥論中之方藥，故臨證多白擬方。尤以依時令用藥為特色，大致分立春以后至清明以前，清明以后至芒種以前，芒種以后至立秋以前三個階段。這種重視因時制宜的觀點在諸家中頗為突出。
   朱肱，字翼中，自號無求子，曾任奉儀郎，故后人又多尊稱為朱奉儀，北宋醫家，著《南陽活人書》。其治傷寒，重視經絡的作用，曾謂“治傷寒須先識經絡，不識經絡，觸途冥行，不知邪氣之所在”。認為傷寒三陰三陽病即是人之足六經為病，主張從經絡辨識病位，傷寒六經經絡之辨自此倡言。其又注重病與證的鑒別診斷。主張“因名識證，因病識證”，可謂是病與證結合辨析的首倡者。診斷．卜強調脈與證合參以辨陰陽表里，方藥研究則承襲孫思邈之法，以方匯證。頗切實用。
    龐安時，字安常，北宋醫家，以善治傷寒聞名于江淮間，著《傷寒總病論》。闡發廣義傷寒的病因為冬傷于寒毒殺厲之氣，即病者為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膚，至春發為溫病，至夏發為暑病，至長夏發為濕病，遇八節可發為中風。此說系承襲《傷寒例》而發揮者。其又強調人的體質強弱、宿病之寒熱、地域之南北高下、季節氣候寒溫對傷寒發病與轉歸的影響，頗具臨床指導意義。其討論天行溫病為感受四時乖戾之氣而發，具有流行性、傳染性。其辨治既與傷寒大異，也不同于一般溫病。其結合發病時節與證候，將天行溫病按孫思邈《備急干金要方》中的命名分為五種。曰青筋牽、赤脈空格，黃肉隨、白氣貍，黑骨溫，各系以主治方藥，大率以清熱解毒為法，重用石膏組方。雖其證治方藥均取材于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然其匯集成篇，以示有別于傷寒，亦屬高人之見者，對后世余師愚治疫不無影響。
    許叔微，字知可，宋?真州毗陵(今江蘇武進)人，著《傷寒百證歌》  《傷寒發微淪]《傷寒九十論》等。其于{傷寒論》的八綱辨證最有研究，主張以陰陽為綱，統領表里寒熱虛實，并把六經分證和八綱辨證緊密地結合起來。其《百證歌》《發微論》均體現了這一思想。許氏對傷寒方證的臨床應用十分嫻熟，其{傷寒九十論》就是他臨床應用仲景方的駿案匯編，共收集其臨床傷寒治驗g)例。其辨證、方治及論說皆本于《傷寒論》，頗具啟發性。該書既是一部傷寒驗案集，又是我國醫學史上第一部醫案專著，有一定學術價值。
    郭雍，字子和，宋-河南洛陽人，著《傷寒補亡淪》。其因于《傷寒淪》中方藥有缺失，遂摭取后世方以彌補之。其所取以朱肱、龐安時、常器之三家為多，兼取其長。朱、龐之書，世有傳本，而常器之論著已佚，賴《補亡論》存其一二。常氏善守仲景方而活用之，對原論中未出方治諸條，常氏每取論中它方以補之，而頗切當。如“瘡家身疼痛不可發汗”條，原論未出方治，常氏謂可與小柴胡湯；“太陽病吐之，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條，常氏補以竹葉石膏湯。若非對{傷寒論》有深刻研究者，不能有此高見。郭氏收采世說以補亡，確有意義。
   成無己，金?山東聊攝人，著《注解傷寒論》,《傷寒明理論》。他是注解《傷寒論}的第一家，有首創之功。其注釋的特點可概括為以經釋論，即以{內經》《難經》的理論來解釋《傷寒論》條文的機理。例如，他引證《靈樞?邪氣臟腑病形》“形寒飲冷則傷肺”來解釋論中小青龍湯證外寒內飲的病機，故其注釋水平較高。他還特別重視對傷寒癥狀的鑒別，所著《傷寒明理論》就是一部關于傷寒臨床癥狀鑒別診斷的專著，列舉《傷寒論》中五十個常見的主要癥狀進行類癥鑒別，如發熱、寒熱、潮熱、煩躁四者的異同，四逆和厥冷的鑒別等，其于定體、分形、析證、明理四方面詳加辨析，頗有獨到見解。

    從晉唐至兩宋研治傷寒者不下數十家，舉以上八家為其代表，各從不同角度闡發《傷寒淪》的辨證論治精神，他們的學術成就對后世治傷寒諸家有很大影響。至此，傷寒學派已初具規模，成為我國醫學史上形成較早的一個學術流派。

二、明清傷寒三派
    宋金以前傷寒諸家治傷寒各擅其長而無爭鳴。自明代方有執倡言錯簡．實施重訂，方啟后世傷寒學術爭鳴之端。至清代諸家各張其說，由爭鳴而漸次形成傷寒內部不同的學術流派，即錯簡重訂派、維護舊論派和辨證論治派。
    1．錯簡重訂派
    認為世傳本《傷寒論》有錯簡，主張考訂重輯的觀點為明末方有執所首先提出，清初喻嘉言大力倡導之。而后從其說者甚眾。形成錯簡重訂一派。
    方有執，字中行，明，安徽歙縣入．著《傷寒論條辨》。其云：“曰傷寒論者，仲景之遺書也；條辨者，正叔和故方位而條還之之謂也。”其所重訂，削去《傷寒例》；將《辨脈法》,《乎脈法》合二為一，并移置篇末；對六經證治諸篇大加改訂，把太陽病三篇分別更名為《衛中風》,《營傷寒》,《營衛俱中傷風寒》，將桂枝湯證及其相關條文共66條、20方列入《衛中風》，麻黃湯證及相關條文共57條、32方列入《營傷寒》，青龍湯證及相關條文共38條、18方列入《營衛俱中傷風寒》。六經之外，另增《辨溫病、風溫、雜病脈證并治篇》，計20條、3方。以為如此便基本恢復了叔和所詮次之《傷寒論》原貌。
    喻昌，字嘉言，江西南昌人，清初醫學三大家之一，著《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其贊賞方有執錯簡重訂的觀點，并發揮為三綱鼎立之說，即：四時外感以冬月傷寒為大綱，傷寒六經以太陽經為大綱，太陽經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大綱。以此三綱訂正仲景《傷寒論》為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其《尚論篇》雖保留叔和之《傷寒例》，但其意在駁斥其非；對成無己之校注亦大加批評。喻氏之論，與方有執尊重王叔和，含蓄地批評后世注家的做法自是不同。以致后來從其說者無不攻擊王叔和，批駁成無己，喻氏可謂始作俑者。
    主張錯簡重訂的其他醫家還有：
    張璐，字路玉，號石質，清初醫學三大家之一，著《傷寒纘論》,《傷寒緒論》《傷寒兼證析義》等。觀點悉從方、喻，尤以喻昌之說為法。

   吳儀洛，字遵程，清?海鹽人，著《傷寒分經》。推崇喻昌《尚論篇}，附和其三百九十七法之說。
    吳謙，字六吉，清?安徽歙縣人，清初醫學三大家之一。乾隆時任太醫院院判。奉敕編著《醫宗金鑒》，內有《訂正仲景全書》。其中《訂正傷寒論注》其編次悉以方有執《條辨》為藍本，取方、喻之注亦復不少。因其為御賜書名，頒行天下，故其影響甚大。幕后從方、喻之說者甚眾，與此不無關系。
    程應旄，字郊倩。清?新安人。崇尚方有執之說，故名其所著為《傷寒論后條辨直解》，倡傷寒六經統賅百病之旨。
    章楠，字虛谷，清?會稽人，著《傷寒論本旨》，依方有執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之例編定。
    周揚俊，字禹載，清?吳縣人，著《傷寒論三注》。兼采方、喻兩家之說，合以己見，故名《三注》。而每一篇首必揭示經脈環周之說，為其獨創。
    黃元御，宇坤載，號研農，別號玉楸子，清?昌邑人，著《傷寒懸解》。侈言錯簡尤甚，兼采方、喻之說，而以闡發五運六氣見長。
    總之，錯簡重訂之說，自方、喻倡之，附和者眾，故爾成派。諸家以錯簡為由，行重訂之實。其所重訂，大多圍繞風寒中傷營衛之說為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仲景傷寒六經辨證論治的規律性。該派醫家思想活躍，不囿于舊說，有一定創新精神，為傷寒研究注入新風，固為可嘉。然而，若過分強調以恢復《傷寒論》舊貌為目的，則不免有強加于古人之嫌了。
    2．維護舊論派
    維護舊論派是指主張維護世傳《傷寒論》舊本內容的完整性和權威性的眾多醫家。同譏諷王叔和、批評成無己的錯簡重訂派諸家相反，維護舊論諸家對王叔和編次《傷寒論》和成無己首注《傷寒論》持基本肯定和褒揚的態度。認為王叔和編次《傷寒論》使之流傳后世有功于仲景；成無己首注《傷寒論》，引經析奧，為后世諸注家所不及。因此，世傳本《傷寒論》的內容不能隨便改動。尤其是《傷寒論》中十篇即六經證治部分并無錯簡，無須重訂。只可依照原文研究闡發，才能明其大意。主張仿照治經學的章句法進行注釋，故稱維護舊論派。該派代表醫家有張遂辰、張志聰、張錫駒、陳修園等。
    張遂辰，字卿子，明末仁和縣人，著《傷寒論參注》。他認為，王叔和所編次的《傷寒論》雖卷數略有出入，而內容仍是長沙之舊；成無己依舊本全文加以注釋，其“引經析義，諸家莫能勝之”。故其《傷寒論參注》，悉依成氏注本的篇卷次第，并成氏注文，一仍其舊，并選擇性地增列了后世醫家如朱肱、許叔微、王潛善、張潔古、龐安時、李呆、朱震亨、王安道、王三陽、王肯堂諸家之說。各曰《參注》，良有以也。在傷寒諸家中，張氏可謂是尊王贊成之最為旗幟鮮明者。    
    張志聰，字隱庵，清?錢塘人。張遂辰之高足，著《傷寒論宗印》和《傷寒論集注》。其承師說，認為《傷寒論》傳本之條文編次不但沒有錯簡，而且義理條貫，毫無闕漏。故就其原本“匯節分章”，然后“節解句釋，闡幽發微”，如此則“理明義盡，至當不移”。此即所謂章句法，成為維護舊論的有力武器。但其認為《傷寒例》確屬王叔和所作，初稿附于淪末，后竟刪之，并將《辨脈法》《平脈法》置于論末，是與其師不同處。張氏對方、喻等人的三綱鼎立說大加反對，對成無己的某些注釋也表示了不同見解。其首倡六經氣化說，主張以五運六氣、標本中氣之理來理解傷寒六經的生理病理，認為傷寒三陰三陽之病，多是人體六氣之化，而人體六氣之化．“本于司天在泉、五運六氣之旨”。自此，六經氣化說成為傷寒六經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

    陳念祖，字修園，清?福建長樂人，著《傷寒論淺注》,《傷寒真方歌括》,《長沙方歌括》,《傷寒醫訣串解》等。他是繼錢塘二張之后，力主維護舊論，反對錯簡，影響最大的一家，成為維護舊論派的中堅。并悉依隱庵所分章節，定為三百九十七法。自《太陽篇》至《勞復篇》十篇。節本《傷寒論》，自此風行。其對二張從運氣闡發六經之理，頗為贊賞。

    3．辨證論治派
    明清時期傷寒學派諸家中，有一些醫家著眼于張仲景《傷寒論》辨證論治規律的探討和發揮。他們對錯簡重訂和維護舊淪的觀點均持反對意見，認為不必在孰為仲景原著、孰為叔和所增這一問題上爭論不休，而應當在發揚仲景心法上下功夫。這些醫家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傷寒論》，形成了傷寒學術研究中的辨證論治派。根據其研究特點，大致可分為以柯琴、徐大椿為代表的以方類證派，以尤怡、錢潢為代表的以法類證派和以陳修園、包誠為代表的分經審證派。
    (1)以方類證：
   以方類證的方法可以導源于唐代孫思邈的方證同條、比類相附，宋代朱肱亦曾用此法進行方證研究，至清代則有柯琴、徐大椿進行以方類證研究卓有成就。

   柯琴，宇韻伯，清?浙江慈溪人，著《傷寒論注》,《傷寒論翼》,《傷寒附翼》，三書合稱《傷寒來蘇集》。他根據《傷寒論》中原有桂枝證、柴胡證等語，提出了湯證的概念，即將某湯方的主治證稱作某湯證，如桂枝湯證、麻黃湯證等。并采用以方類證的方法，匯集方證條文分屬于六經篇中。如《太陽篇》匯集了桂枝湯、麻黃湯、葛根湯、青龍湯、五苓散、十棗湯、陷胸湯、瀉心湯、抵當湯、火逆、痙暑濕等共十一證類。桂枝湯證類則匯集桂枝湯脈證16條，桂枝壞證18條，桂枝疑似證1條，與桂枝證相關的18方，如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加附子湯等。在六經研究上，以經界釋六經，提出六經地面說，  “凡風寒濕熱，內傷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熱，或虛或實，無乎不包”。并據此而提出了六經為百病立法，指出：“傷寒雜病，治無二理，咸歸六經節制。”這對于擴大六經辨證論治范圍是很有意義的。
    徐大椿，字靈胎，晚號洄溪老人，清?江蘇吳縣人，著《傷寒論類方》。其窮研《傷寒論》數十年，結合臨床實踐，悟出仲景之辨證心法，“不類經而類方”。于是他大膽突破六經的束縛，把論中一百一十三方分作桂枝、麻黃、葛根、柴胡、梔子、承氣、瀉心、白虎、五苓、四逆、理中、雜方等十二類。除雜方外，十一類各有主方與其主治條文，次列與主方有關的加減方。如桂枝湯方類即以桂枝湯為主方，以桂枝為基礎的加減方則列入桂枝加附子湯、桂枝加桂湯、桂枝去芍藥湯、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桂枝加厚樸杏子湯、小建中湯、桂枝新加湯、桂枝甘草湯、苓桂甘棗湯、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
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術湯、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桂枝加葛根湯、桂枝加芍藥湯、桂枝加大黃湯等共19方。這種類方研究更切于臨床應用。其類方雖未分經，但將六經主要脈證匯列于后，以便觀覽，并要求學者“熟記于心”，是知徐氏并非輕視六經。

    柯、徐二人均以方類證，惟柯氏以方名證；證從經分；徐氏更側重于類方研究，方不分經。
    (2)以法類證：
    錢潢，一名虛白，字天來，清?虞山人，著{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其以研究六經分證治法為指導思想，所歸納治法較為詳細。如太陽中風證治分做：中風正治、太陽壞病、中風失治、中風火劫、中風誤吐、中風誤汗、汗下顛倒、中風誤下、中風蓄血等九證。其在以法類證研究中吸收了方、喻的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的觀點，故其《太陽上篇》為中風證治，《太陽中篇》為傷寒證治，《太陽下篇》為風寒兩傷營衛證治。是承襲三綱學說而以法類證者。
    尤怡，字在涇，別號飼鶴山人，清?長洲人，著《傷寒貫珠集》。其治傷寒以突出治法研究為特點，三陽篇歸納為八法，曰正治法、權變法、斡旋法、救逆法、類病法、明辨法、雜治法和刺法等。如太陽以麻黃、桂枝為正治法；以大小青龍、小建中、炙甘草及桂枝二麻黃一為權變法；以真武、四逆為斡旋法；以大小陷胸及諸瀉心湯為救逆法。可知其所立治法一以其主證病機為針對。此外，太陽還有類病法，陽明又有明辨、雜治二法，少陽則有刺法；三陰經亦有表里溫清諸法可辨。如此則一部《貫珠集》，以治法提綱攜領，歸于一貫，頗受后人好評。
    尤怡與錢潢均注重《傷寒論》的治法研究，但錢潢墨守方、喻三綱之說，所立治法亦過細；尤怡則超脫方、喻之說，以治法為綱，統領病證、病機與方藥，別具一格。
    (3)分經審證：
    陳修園，為維護舊淪的中堅。其對《傷寒論》的臨床應用，采用分經審證的研究方法，益見其臨床指導價值。如太陽病分作經證、府證和變證。經證有虛實之分，虛者桂枝湯，實者麻黃湯；府證有蓄水蓄血之異；，蓄水證用五苓散，蓄血證用桃仁承氣湯；變證有從陽從陰之化，陽虛者多從少陰寒化，四逆湯、桂枝加附子湯，陰虛者多從陽明熱化，白虎加人參湯、承氣湯之類。他如陽明、少陽皆分經府，太陰有陰化、陽化，少陰有水化、火化，厥陰有寒化、熱化。如此分證，深得六經六氣之旨，對于掌握六經病機、傳變特點和證治規律極有幫助。

    包誠，字興言，清，涇縣人。著《傷寒審證表》，亦主張從六經審證。其將太陽經分作本病中風、本病傷寒、兼病、陽盛人腑、陰盛人臟、壞病、不治病等七證；陽明經分作腑病連經、腑病、虛證、不治病等四證；少陽經分作經病、本病、人陽明病、人三陰病、壞病五證；三陰經均有臟病連經，臟病兩證，少陰、厥陰又各多出不治病一證。綜其分證特點，經病主表，臟腑主里，腑病多實，臟病多虛而已。
    陳、包二氏之分經審證俱從六經分證。惟陳氏融人六經氣化之說，將深奧的理論落實到臨床證治，實屬難能可貴；包氏注重從經、腑、臟的傳變上分辨表里虛實，亦切于臨床實用。
    總之，明清時期所形成的錯簡重訂、維護舊論和辨證論治三個傷寒學術流派是傷寒諸家不同學術觀點爭鳴的結果。這種學術爭鳴反映了傷寒學術研究的興旺，也推動了傷寒學術研究的發展，促使傷寒學術研究逐步達到更高的水平。
[復習思考題]
1．宋代以前研究傷寒八家指誰?各自的研究特點是什么?
2．明清研究傷寒三派各自代表醫家是誰?三派各自研究傷寒的基本特點是什么?
辨證論治派研究；《傷寒論》，又有哪幾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各自的代表醫家是誰? 第二節  河間學派

    河間學派是以宋金時期河北河間著名醫家劉完素為代表的一個醫學流派，以闡發火熱病機、善治火熱病證而著稱于世。學派形成之初側重于外感病的火熱病機、病證，其后則漸及內傷雜病之火熱病機、病證，或涉及各種外感、內傷之實證，而分別另成一派，故該派在形成發展過程中，可分為兩個階段。

一、河間學派的形成

    宋代，《和劑局方》盛行，“官府守之以為法，醫門傳之以為業，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為俗”。由于《局方》用藥多偏溫燥，故對于溫熱病人或陽盛陰虛患者，不但于事無補，反因濫用而成弊，造成熱病叢生。此種現象在北方亦很明顯，因北方氣候干燥，其人“秉賦多強，兼以飲食醇釀，久而蘊熱，……人情淳樸，習于勤苦，大抵充實剛勁”。即使外感風寒亦往往容易化熱生燥，不耐《局方》藥物助熱劫陰之苦，何況感受溫熱呢?另外，這一時期的醫學界，因循守舊之風仍很強勁，一些人墨守張仲景《傷寒論》陳規，不問傷寒還是溫病，治輒投以辛溫，每每貽誤病人，助熱為患。除此之外，宋金之際，戰亂頻繁，北
部的廣大地區淪為戰場，社會動蕩，生活不安定，加之天氣炎熱，致使溫疫病不斷流行，眾醫束手無策，亦非局方、經方所能奏效。
    面對這樣的形勢，生活于北方的劉完素(字守真)在當時社會革新思想的沖擊下，首先起而探討解決這些內外傷熱性病的新方法和新理論。他在運氣學說的影響下．潛心鉆研《內經》病機十九條的理論。發現六氣之中，火居其二，病機十九條中，火熱居其九，認識到火與熱是導致人體上述病變的重要因素。于是用它來闡發這些疾病的機理，不僅擴大了《內經》中火、熱邪氣致病的范圍，而且形成了以火熱為核心的學術觀點(即火熱論)。在病機上，力倡“六氣皆能化火”說，或“五志過極皆為熱甚”說，在治療上，力主寒涼之劑解表攻里，或降心益腎，分別適用于外感、內傷熱性病。其中尤殫心于六氣化火說及寒涼解表攻里的治法(即側重于外感熱性病)。自此，劉完素始與局方、經方立異，形成對峙之勢，而成為主火論、寒涼派的開山。

  二、河間學派的發展與演變
   自劉完素創火熱論獨樹一幟后，承襲其術者不乏其人。據史料記載，親炙(直接受到教誨或傳授)其學者，有穆大黃、馬宗素、荊山浮屠等。
    穆大黃，姓穆，人以大黃稱之，其為善用寒涼者無疑，名字、里籍及著作俱無從考證。惟《三消論》錦溪野叟跋云：“麻征君止取《三消論}即付友人穆子昭，子昭乃河間門人穆大黃之后也。”
    馬宗素，金代平陽人。  《宋以前醫籍考》云：  “按《醫學源流}引《列代名醫圖》曰：‘金有何公務、侯德和、馬宗素、楊從正、袁景安’。而是書又載正治反治之法，曰聞諸守真之言，則宗素亦金人，當得親炙于守真之門者。”著有《傷寒醫鑒》一書，從傷寒病的角度來宣揚劉完素的火熱論，并有所發揮，詳細內容見溫病學派。
    荊山浮屠，姓氏、里籍與著作亦無從考。《明史?方技?戴思恭傳》云：“震亨……學醫于宋內侍錢塘羅知悌，知悌得之荊山浮屠，浮屠則河間劉守真門人也。”可知其學一傳于羅知悌，再傳于朱震亨，使河間之說由北方而傳到南方。
    羅知悌，字子敬，號太無，元代錢塘人，著作不詳。宋濂《丹溪先生墓表》云：“羅司徒知悌，宋寶佑中寺人，精于醫，得金士劉完素之學，而旁參于李呆、張從正二家。嘗言醫學之要，必本于《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長沙之書，詳于外感，東垣之書，詳于內傷，必兩盡之，治病方有所憾，區區陳、裴之學，泥之且殺人，”知悉其學傳至朱震亨時已非劉完素一家之說，實融三家之說于一爐。
    朱震亨，字彥修，元代婺州義烏人，世居丹溪，后人尊稱為丹溪翁。其沿襲羅氏之學，尤重相火為病最多之說，大倡“陽有余陰不足論”，治療肝腎相火妄動的病證強調滋陰降火，而開后世滋陰一派的先河。此外還擅長氣、血、痰、郁等雜病的論治。足見劉完素之學傳至朱震亨已漸變矣。
    傳朱震亨學說的門人，主要有趙道震、趙良仁、戴奸、戴思恭、王履、劉叔淵等。最有成就者，當推戴思恭、王履。
    趙道震，字處仁，明代金華人。(定遠縣志》謂其“凡軒岐以下諸書，靡不精究。受學丹溪，所造益深。洪武己巳，徙籍定遠，活人頻多，未嘗言利”。著有《傷寒類證》一書，可惜未見有傳本，其學術思想，難以測知。
    趙良仁，字以德，明代吳人，后挈家去浙。《蘇州府志》載其“少試吏憲司，即棄去，從丹溪朱彥修學醫，治療多有奇效，名動浙東西，所著{醫學宗旨》《金匱方衍義》，并《丹溪藥要》等書”。《宗旨》《藥要》兩書均未見，《衍義》亦未能梓行，直至清代康熙朝經周揚俊補注，名為《金匱玉函經二注》之后，始有傳本，該書系研究仲景學說的專著。
    戴*(音堯)，字仲積，浦江人。因母病死于庸醫之手而棄儒從醫，率子戴思恭(宇元禮)徒步至義烏，受業于朱震亨。朱氏“愛思恭才敏，盡以醫術授之”。“當時游丹溪之門者，弟子頗多，惟元禮父子最得其傳”，而戴思恭更是高足。可惜戴蟲未見有著作傳世，其學術思想不可得知。而戴思恭則著有《推求師意》，《證治要訣》等書，暢發其師的“陽有余陰不足論”及論治雜病的心法。他所發揮的氣血盛衰論(即“氣屬陽動作火論”與“血屬陰難成易虧論)，可謂發展了朱丹溪乃至劉河間研究火熱的學術思想，并對后學汪機的學術觀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王履，字安道，號畸叟，別號抱獨老人，明代江蘇昆山人。《明史列朝詩集》述其“精醫藥，從金華朱彥修游，盡得其傳”，著有《醫經溯洄集》等書。其學術思想一本朱丹溪“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之說，對《內經》《難經》的理論多有獨到見解。此外還倡傷寒溫暑為治不同論，實屬對劉河間火熱論的發揮。
    劉叔淵，字橘泉，明代吳陵人。其子劉純(字宗厚)著《醫經小學》序云：“昔丹溪朱先生以醫鳴江右，家君親從之游，領其心授。純生晚學陋，承親之訓有年矣。”可惜劉叔淵之學不傳，惟從劉純著作中窺測。劉純實為朱丹溪的再傳弟子。其著作尚有{玉機微義》等，反映了朱氏論治雜病的學術思想。
    私淑(未能親自受業但敬仰其學術并尊之為師)朱震亨，競傳其學的，則有汪機、王綸、虞摶、徐彥純等，尤以汪機、王綸成就最著。
    汪機，字省之，明代安徽祁門人，世居石山，因自號石山居士，人稱汪石山。著有《石山醫案》等書。其服膺丹溪之學，并受到戴思恭觀點的影響，而倡衛有余營不足論，認為衛有余無待于補，而營不足則以人參、黃芪補之，補營之氣即補營也。實與朱丹溪“陽有余陰不足論”及滋陰降火之旨，面目全非。
    王綸，字汝言，號節齋，明代浙江慈溪人，著有《明醫雜著》等書。其傳揚丹溪之學，尤對丹溪論治雜病的心法體會深刻，強調“氣、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有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誤藥雜亂而成郁”，故臨床治病常“以郁法參之”，如氣病兼郁，則用四君子湯加開郁藥，血病、痰病亦如此。不愧為學丹溪而最著成就者。
    虞摶，字天民，號花溪恒德老人，明代浙江義烏人。其曾叔祖虞誠齋“與丹溪生同世，居同鄉，于是獲沾親炙之化，亦以其術鳴于世”。虞氏遂世代相傳，皆以丹溪為宗，至虞摶時亦“承祖父之家學，私淑丹溪之遺風”。其對朱丹溪治雜病的心法，理解較深，在所著《醫學正傳》的各個病癥里，都列有“丹溪要語”、“丹溪心法”、“丹溪活套”等內容，可惜高明之見不多。
    徐彥純，宇用誠，明代浙江會稽人。 《玉機微義》楊士奇序中謂其私淑朱彥修。著有《醫學折衷》，《本草發揮》等，前者言雜病證治，多采劉完素、張從正、朱震亨等諸家之說，可見其師丹溪而尤重丹溪治雜病之心法，但僅僅是闡揚而已，缺乏獨到之見。該書后經劉純續編，更名為《玉機微義》。
    略早于朱震亨而私淑劉完索之學的，有葛雍、鎦洪、張從正及弟子麻九疇常德等。
    葛雍，字仲穆，號華蓋山樵，金代臨川人。《醫籍考》謂其“亦為傳河間之學者”，著有《河間劉守真傷寒直格》，簡稱《傷寒直格》。
    鎦洪，號瑞泉野叟，金代都梁人，著有《傷寒心要》一書。《傷寒辨注》云
寒，大率以熱病為主，此得河間之一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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