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自由，再有城市化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4周年紀念日。深感這是一個從人格到智慧都遠未成熟的民族，可以從每個人身上得到驗證：至少50%以上的人都在期待政府給他們或者其家人安排工作，甚至愿望為此花費不菲的行賄代價。至少50%以上政府官員和國民在農業、工業、城市化中看到的都是物而不是人，看到“就業安排”的價值遠高于人的自由的價值。

64年來我們為此做了很多，不可謂用心不良，也不可謂不努力，但從大歷史的宏觀角度看，卻幾乎沒有成功的例子：不管是大三線小三線建設（雖然其主要是肩負著國防重任）、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建設，不管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了解決知青在城市就業難問題），最后都以失敗告終。最徹底的是從公私合營到所有企業收歸國有，雖然輔之以嚴厲的禁止農民進城，只解決了少數城市人口的就業問題，最后還是要通過知青下鄉等解決就業，直到國企解決的少量就業人口也保不住，大量企業倒閉，工人下崗。

在中國當代復蘇的城市化浪潮中，我們走的仍然是工業帶動就業、工業帶動城市化；房地產帶動就業、房地產帶動城市化的“物先于人”的道路，結果導致的就是“工業化、房地產化超前，空間城市化超前，人的城市化滯后”的、怎么也城市化不起來的道路。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城市乃至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是自由，人和市場的自由度是城市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是人的自由、市場的自由帶來了城市和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產業、空間和房地產的擴張帶來了城市和經濟的長遠發展！政府基本全盤控制城市社會資源的計劃經濟時代是如此，政府只掌握部分社會資源的準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時代也如此。

先回顧歷史。1960年我國城鎮化率為19.7%，可是到了1978年只有17.9%。18年間不進反退，下降了近兩個百分點。（周其仁《城鄉中國》P66，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我國城市化指數重新掉頭向上，是從1979年開始的。1978年是建國之后的一個谷底。1979年城鎮化率回升到18.96%，應該主要是知識青年大批回城帶動的，但城市化的絕對水平，也就比20年前的1959年略高了一點點。自此之后，城鎮化加速之勢開始形成，1979～1995年間每年提升0.7%，1995年以后每年提升1.3%～1.5%，直至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越過了總人口的51%（當然是名義城市化率，實際城市戶籍人口只有35%左右——筆者注）。（P68，同上）

周其仁教授在接下來的文章中寫道：

“仔細打量，這一波城市化的重新加速，并不是政府以有形之手‘指哪兒打哪兒’的杰作。從頭探查，在上世紀80年代早期，甚至還根本沒有可能把‘加快城市化’列為政府的經濟政策目標。當時擺上決策臺面的，是一些更為緊迫的問題：八億農民搞飯吃，但糧食問題遠未過關；經濟權力高度集中，資源配置的效率卻極其低下；‘企業’還是行政機關的附庸，急需擴大經營自主權；財政赤字，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建設嚴重拖了國民經濟的后腿；科技教育極端落后。總之，當時國計民生問題成堆，從哪一頭數，也輪不到‘城市化加速’。

“事后被證明從根本改變了城鄉中國大格局的新政策，原汁原味的表達究竟是怎樣的。以下是《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即1980年代第3個中央1號文件）里的幾段文字：

“——‘隨著農村分工分業的發展，將有越來越多的人脫離耕地經營，從事林牧漁等生產，并將有較大部分轉入小工業和小集鎮服務業。這是一個必然的歷史性進步，可為農業生產向深度廣度進軍，為改變人口和工業的布局創造條件。’

“——‘不改變‘八億農民搞飯吃’的局面，農民富裕不起來，國家富強不起來，四個現代化也就無從實現。’

“背景、趨勢、問題鋪墊完畢，最后輕輕一筆，畫龍點睛：‘一九八四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選若干集鎮進行試點，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

也就是說，當代中國城市化的重啟，并不是因為城市和政府可以“安排”農民就業，而是八億農民搞不到飯吃的現實，逼得政府開放城市和農民的流動自由，“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讓他們自己找飯吃。結果意想不到，奇跡發生了，不僅農民找到了飯吃，而且農民和城市居民都因此找到了比以前更好的飯吃、也比單純由政府安排或者單純由政府制造的產業更好的飯吃！

（圖注：2013年05月27日，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拆遷區生活的一老農民。。）

類似的例子放在農村也一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農民普遍吃不飽飯，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政府也沒有給農民安排工作，也沒有給他們農業補貼，但是一夜之前，農民吃飽了飯而且不少開始有了余糧！

自由人會自己創造就業機會和財富，在為自己創造財富的同時也為社會創造財富，也可以反過來說，自由人只有想方設法為社會和他人創造財富和價值，才能夠為自己創造財富和價值。這個過程本身就在不斷地創造就業機會。而在一個“被安排”工作的環境里，他的主要努力并不是創造財富，而是如何得到“被安排”的機會。大家主要的時間、精力、財富和聰明才智都用在腐敗和尋租上面了，就業機會是不斷萎縮的。

現在的問題是，作為財富主體的人已經有戶籍限制也擋不住的自由，但是市場的自由還是有限的，財產的自由也是有限的（農民的土地和房屋還被綁在“集體”上），也就是說，人們自由創造和享受的兩個翅膀——市場自由和財產自由還沒有完全松綁。

（責任編輯：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