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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芶正安 和諧怎么體現？孔子提倡的“中庸”是最有效的方法。 孔子有《中庸》一章專講“和”的道理。“中庸”是中國人普遍尊崇的行為哲學，它主張“過猶不及”、“和而不同”、“時中”與“權”，將為人處世的道理講得明了清晰，讀之如飲芳酩，讓人有如夢初醒、撥云見天的感覺。 什么是“中庸”？一般的解釋是：中，即中正；庸，即用；中庸即“用中為常道也”。《禮記·中庸》說：“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即是對中庸實質的準確表述。 孔子未對中庸的概念作更多表述，只是感嘆中庸貫徹的難度。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在孔子心目中，中庸是德的最高標準，一般人很難把握。孔子還說：“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他為中庸難以推行而嘆息。 后人對中庸有不少解釋。 理學大師程子（程顥、程頤）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 在程子心目中，不出現偏差就是“中”，不隨意改變就是“庸”。程子進一步說：所謂“中”，指的是符合天理的正確路線；所謂“庸”，是順應天心的既定理論。一句話，中庸就是用和諧的方式堅持正確路線。 正確路線不好確定，而用和諧方式堅持正確路線長期不改變就更不容易，所以孔子認為貫徹中庸是比平天下、辭高官厚祿、上刀山下火海更難的事。 到此，“中庸”的概念應該是清楚了。可大學問家朱熹突然冒出一句話：“中，不偏不倚之意；庸，平常也。”他的意思是：“中”就是中間，不向兩邊搖擺；至于“庸”嘛，就是平平常常的意思。在朱熹心目中，“中庸”就是中間路線，沒什么復雜的。 朱熹是學術權威，他的解釋具有權威性。而就是他這段漫不經心的解釋，造成了后人的誤解。中庸逐漸成了“調和”的代名詞。 我們再來看看孔子的原意。 其實，中庸在孔子心目中不是調和，它包含著三層意思。 其一，“過猶不及”。 《論語》記載了孔子和子貢的一段對話。子貢問：“子張和子夏哪個能干些？”孔子回答說：“子張有些過頭，子夏有些跟不上。”子貢又問：“那是不是子張能干一些？”孔子回答：“過頭和跟不上同樣不好。” 孔子認為，“過”和“不及”是脫離正確軌道“中”而形成的兩端，只有把握住兩端，才能更好地堅持并運用中。有人認為“過猶不及”是折中主義，這是對孔子中庸思想的誤解。相反，孔子十分痛恨折中主義，他把“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折中主義者稱為“鄉原”，他痛斥“鄉原，德之賊也”。折中主義是在原則對立的觀點之間采取無原則的遷就，而孔子要求的則是在認識左右兩種錯誤的基礎上求得一個正確的標準，并用這個標準來糾正錯誤。 “過猶不及”在現實中有很多表現。如中國現代史上的“形左實右”就是“過猶不及”。 毛澤東早年很重視中庸，在革命戰爭年代把握得很好，如他對中國革命正確路線確立的貢獻：既反對陳獨秀的放棄武裝斗爭，又反對照搬俄國經驗攻占大城市，而是根據中國實際，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就把握得不好，如解放初處理蘇、美關系時的一邊倒，“一化三改造”時的“一刀切”，反右擴大化，大躍進時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文化大革命時的登峰造極行為等，都是行為太過造成的失誤。 痛定思痛，中國共產黨開始糾正毛澤東行為太過造成的失誤，如周恩來的協調手段和保護老干部的行為、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對“左”的糾正、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都是中庸在現代政策方面的體現。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是中庸的典型表現，因為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穩定，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發展，把握好穩定和發展的度，就是中庸。 小事上的“欲速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就是“過猶不及”。 其二，“和而不同”。 如果說“過猶不及”是貫徹中庸思想必須加以反對的錯誤傾向，“和而不同”則是貫徹中庸思想必須提倡的正確方法。孔子認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即有原則的和諧，“同”即無原則的茍同，和可行而同不可為。不難看出，“和而不同”包含有這樣的思想內容：在小事上要講協調，重和睦；在大問題上要堅持原則，不應茍同。 在這里，“中”是一個標準，一個綱領，“庸”則是對這種標準的長期堅持，不斷向這個綱領靠攏。 現代中國的“小康”就是“中”，向“小康”靠攏就是“中庸”。 其三，“時中”與“權”。 孔子認為，“中”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它將隨著時間和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孔子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即根據不同的時機審視什么是“中”。所謂“權”，即通權達變，即審時度勢。 仍以毛澤東為例。抗日戰爭時期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時中”；1941年、1942年處理幾次反共高潮（皖南事變、處理和閻錫山的關系）的方式是“權”，也是“和而不同”。又如解放戰爭初期“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方針的制定、“不要怕打爛壇壇罐罐”的提法也是“時中”與“權”。正因為能審時度勢和通權達變，毛澤東才能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建立起新中國。 當年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是個中庸行家，他的書房里掛著這樣的條幅：“中為萬事之極，得之則存，失之則毀。”他也照此行事，才能在夾縫中生存下來。 蔣介石名曰“中正”，卻不能維護“中”更缺乏辨別“正”的能力，最終敗在運用“中庸”技高一籌的毛澤東手上，成為警醒后人的歷史案例。 “過猶不及”、“和而不同”、“時中”與“權”是“中庸”這一方法論運用上的不同形式，其最終目的是達到“仁”與“禮”的高度統一，使“和諧”在現實生活中得到完美的表現和貫徹。 成熟的政治家需要中庸。我們老百姓呢？也需要中庸。 我們如何運用中庸？簡言之：遇事要冷靜，原則要堅持，態度要溫和。 在面對大是大非問題時，堅持正道，即維護“是”而否定“非”，而絕不能劃出一條中間路線搞調和。當然，堅持正道，要讓更多的人明白什么是正道，讓人明白的方法應該是平和的，讓人心悅誠服的。 在為人處事時，要如毛主席當年所說的：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團結是目的，而達到團結的方法是批評和自我批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過程，就是求取正道的過程。對人對事，既要心平氣和，又要堅持原則，還要達到走向“正道”這一目標。 在從事業務時，既要考慮自身的利益，也要兼顧對方的利益，用“陽光下的利潤”指導商業行為，最終達到雙贏。 了解了什么是中庸，就能設身處地、心平氣和地思考和處理問題。中庸是解決矛盾的最好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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