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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如果說飛黃騰達和服務百姓，是兩個不同的選擇。當兩者沖突的時候，歷朝歷代都有官員選擇了服務百姓，舍棄前途。這是古代政治的一大閃光點。
明 仇英《竹林七賢圖》 圖片來自網絡 京官為官在京城，處廟堂之高；外官在地方，居江湖之遠。對古代官員而言，到底是當京官好，還是出任外官好呢？ 京官與外官，各有好處。外官常說：“我愛京官有牙牌。”京官則說：“我愛外任有排衙。”牙牌，是朝廷官員朝會時攜帶的三寸白牌，一般由象牙或者獸骨制成。官員用來記錄奏事要點，備忘用。排衙，指的是地方官府的集會議事，通常儀仗大陳，煊赫熱鬧，后來引申為外官的官威官儀。 牙牌與排衙，讀音顛倒，被用來指代京官和外官的優勢。京官有牙牌，身處權力核心，能參與最高決策，這是埋首具體政務的地方官所不具備的。在清朝，吏部的郎中、員外郎乃至普通主事，有事途經地方，總能得到超規格接待。督撫藩臬等地方大員都免不了親自接風與餞行。他們款待的，不是京官的品級，而是京官手中制定政策的權力。 外官有排衙，凈道出巡，威嚴肅穆、聲勢顯赫——在一板磚能拍倒一個尚書兩個侍郎三個御史的京城，這是難以想象的。京城里達官顯貴、王公大臣密布，誰能乘馬、誰能坐轎，用幾匹馬坐幾個人抬的轎子，可以帶多少隨從，使用什么儀仗，甚至誰與誰相遇，如何避讓、行禮，面面俱到，都有繁瑣得不能再繁瑣的規定。稍微有一丁點兒違規，就是“僭越”或“非禮”，要被御史老爺彈劾。普通京官只能坐兩人抬的小轎子，帶一兩個小廝隨從，不得不低調。在州縣，情況就不同了。普通知縣出行，動靜都能和京城的頂級權貴相媲美，銅鑼開道、衙役凈街，接著是長長的儀仗：先是高高舉起的“肅靜”“回避”牌，再是“某年舉人”“某年進士”“某縣正堂”“七品頂戴”“加級記錄”“賞戴藍翎”或“某某嘉獎”等等牌子，誰都能拼湊出一溜兒來。走完儀仗，老爺的轎子才出現，四人抬是最普遍的，此外還有押轎的長隨、緊隨。殿后的是官府的差役，能量稍大的外官還能“借”來正規官兵。這陣勢，不僅能嚇住鄉野村夫，也能把同品級甚至高品級的京官驚得目瞪口呆。 清代筆記《巧對錄》轉錄楊儀《明良記》說，官員使用傘蓋有嚴格的規定，明代京官只有考官入場、狀元歸第時才使用，其他時候不敢打傘。當時的南京作為明朝 “留都”，保留了一套京官序列。南京京官在用傘方面稍稍寬松一些，顯貴的人平常敢打兩檐青傘。曾經有南北兩個京官互開玩笑，北京京官說南京同僚：“輸我腰間三寸白。”（牙牌）南京京官就回道：“多君頭上兩重青。”（兩檐青傘） 在實踐中，古代官員還是傾向于當京官。明清的新科進士，最優者選翰林，平常者謀求中央部院職位，劣等進士才被分配到州縣。明朝官場稱：“州縣官猶如玻璃屏，觸手便碎。”新科進士如果出任知縣，如喪考妣，乃至有大禍臨頭、仕途絕望之感。這里有一個非常實際的考量：如果外官有排衙，可以擺官威官儀，但事務繁雜、升遷不暢，政治前途黯淡。按照投入和產出的算計，當外官是付出多、回報少的一條路。 現實也的確如此。新科進士出任外官，沉溺州縣幾十年，很多人一輩子都只是知縣、知州，少數人能夠熬到知府、道臺退休。至于升遷為巡撫、尚書的，簡直是寥若晨星。其中原因，大致是外官晉升的競爭遠比京官激烈，且政務煩雜、責任重大，極易出錯，從而耽擱前程。巡撫、尚書職位，幾乎被進士出身的京官所壟斷。明清政壇常見的“星光大道”是這樣的：進士出身、入選翰林，幾年后調任中央部院，再外放地方藩臬、道臺（最不濟也得是知府），在地方鍛煉一兩任后，升遷為督撫藩臬或回京任尚書、侍郎、九卿。通常只要二十年出頭，一個新的達官顯貴就誕生了。 當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想留京為官，一些人就熱衷當外官。個中原由，不能全歸為排衙的魅力，還有其他誘惑：地方官缺一般比同等京官“肥”，實際收入高。清代一個知府的養廉銀，幾乎與內閣大學士相當；地方州縣生活壓力小，外官生活質量較高，尤其是在一些風光旖旎的魚米之鄉。清代京官，外放一省學政，不僅一輩子吃喝不愁，還能收一長串的弟子，并且吟詩誦詞，指點轄區景點，好不快活。外官在游山玩水之時，京城的同僚們說不定正騎著小驢車，奔走在塵土飛揚的大街上，進出各家當鋪典當衣物呢！ 說到游山玩水，這簡直是外官的“工作”內容之一。修繕轄下景點，挖掘人文內涵，搞好了不僅能提升轄區的知名度，這項工作本身還能名垂青史。比如，杭州要感謝白居易、蘇東坡兩位父母官，揚州二十四橋要感謝杜牧。如今，神州大地的很多景點，都得益于古代文人官員的點撥、提煉。 唐朝大中年間，雍陶出任四川簡州（今簡陽）刺史。州北二里，有一橋，名“情盡橋”。雍陶一次送客至情盡橋，問左右：“何為名此？”回答說：“送行之地止此，故耳。”雍陶認為用“情盡”二字命名橋梁，未免有背人情，因此改名為“折柳橋”。并題詩： 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 自此改名為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 這一改名，很快成為了地方佳話和文壇趣事。歷代文人墨客經過簡州，就多了一項談資和一個流連、題詠的地方。清朝乾隆年間，進士胡德琳出任簡州知州，在折柳橋附近道旁廣植楊柳，兩行垂綠，直至折柳橋前，風景大增。他也寫了一首七絕，說折柳橋： 夾道垂楊千萬枝，春風長養碧參差。 橋邊系馬情難盡，折柳誰憐種柳時。 胡德琳是一個文人官員，喜歡以詩文會友，為官每至一地，搜羅當地文獻，編修地方志。他在四川、山東等地為官多年，主持編纂了多部志書，順便自身也成了一個藏書家。同樣喜好讀書詩文的趙熙，于清朝末年在北京擔任監察御史。公余，與一幫士大夫經常相聚于“廣和居”酒家，談詩文只是幌子，主要是對現狀不滿，一起來發牢騷、罵朝廷。聚會的都是士大夫、窮京官，沒一個富豪權貴、上層人物，趙熙就自嘲大家是“下流社會”。 一次聚會，大家談起直隸總督陳燮龍讓妻子拜慶親王奕劻為義父，后任安徽巡撫的朱家寶讓兒子拜奕劻的兒子為義父，都變相實現了自己給奕劻當兒子的“愿望”，認為這兩人奔走權門，“無恥”。朱家寶和趙熙是同年進士，有很重的“年誼”，趙熙照罵不誤，罵了不解氣，還在“廣和居”墻壁上題詩，諷刺“居然滿漢一家人，干女干兒色色新”。店主懼禍，趙熙等人前腳剛走，后腳就叫伙計把詩給刮掉了。這事兒如果擱在地方州縣，知府大人題寫的詩句，就算狗屁不通，哪個店家敢刮、敢鏟？ 在游山玩水方面，蘇東坡是一個典型。他歷任外官多地，每到一地都留下了旅游和吃喝方面的佳話，菊酒、荔枝、東坡肉……一個也不能少。后人非但不說他“不務正業”，還覺得他是一個好官，頂多再說他“好吃”。說到吃，中華飲食博大精深，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飲食文化。宦游九州，絕對是“吃貨”官員的最愛。以四川成都為例：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北方人賀倫燮任四川警察總監時，常在正興園喜用北方味宴客，他喜大油好美器，人稱“賀大油”。1909年的《成都通覽》載：“席面之講究者，只官正興園一處。……其磁盤瓷碗，古色斑駁，菜亦講究，湯味甚佳，所謂排場好而派頭高也。”……后來，浙江人周善培繼任警察總監。他亦是個“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美食家。他的特點是求出新，常以揚幫菜味與川菜、川味相結合，烹制出“茄皮鱔魚”、“芋頭圓子”等菜品。還用新津縣牧馬山的大燈籠海椒，挖空瓤子，內填鮮蝦，再摻入紹興黃酒，使江浙菜略帶四川辣味，達到“解酲未減黃柑美，雋味能欺紫蟹香”的美譽。（《益州集粹·川筵》） 外官之中，多美食家、旅行家，這能否算是任職外官的一大吸引力呢？ 不過，話說回來，美食也好、風景也好，都不是評價政治成敗的標準。成為美食家或者旅行家，并不能為官員增加政壇斗爭的籌碼。“不務正業”的蘇東坡在政治上就不太成功。要想平步青云，還得走京官路線。那么，為什么還有相當一部分官員熱衷外任呢？我們可以將此理解為他們與權力欲的相對“絕緣”。他們不追求飛黃騰達，所以投向地方、村鎮和山野。州縣吸引他們的，固然有美食美景，有淳樸的民風，更有保持個體獨立與自由的可能性。 古代官員編制非常之少，一個縣里吃皇糧的人屈指可數。知縣上任后，擁有極大的權威，可以號令一方。同時，古代交通不便、通訊不暢，在天高皇帝遠的州縣里，有心的地方官完全可以甩開羈絆，一展拳腳。清朝的方大湜，出身州縣官員，在光緒年間歷任直隸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算是外官中的佼佼者。解職歸田后，方大湜對親友說：“官至兩司，不如守令之與民親，措置自如也。”在方大湜看來，省級的高官比不上州縣的父母官，因為后者可以獨立自主，施展平生所學，實現施政抱負。 如此的權威和獨立，或許是那些懷抱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父母官更在意的。如果說飛黃騰達和服務百姓，是兩個不同的選擇。當兩者沖突的時候，歷朝歷代都有官員選擇了服務百姓，舍棄前途。這是古代政治的一大閃光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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