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口的由來

張家口人為生長于歷史名城張家口而驕傲，外來人對張家口輝煌的歷史而羨慕，文史學者們更是出于對張家口的熱愛而努力研究著它的由來與發展。從近代的平、津、張戰役一直探索到人類元古時期的泥河灣，沒有人不為這片孕育著歷代豐厚的文化積淀的神奇土地而贊嘆。本文經過對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張家口堡誕生前至"張庫大道"興盛的發展歷程的探析，認為張家口城市的誕生與發展與明長城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大量的資料證明：是長城造就了張家口。

近幾年，文史學者們撰寫了許多介紹張家口歷史的文章，但是不無遺憾的是，內容絕大部分概括了目前張家口市行政區劃的歷史(四區十三縣)，而對張家口城區的由來及清末民初"張庫大道"形成以前的發展，內容很少，并且至今無一定論，幾種說法隨處可見："移民屯邊"說："張家口之名始于明代。由于連年戰爭，河北人口銳減。明朱棣遷都北京后，為充實京畿人口，鞏固邊防，增加兵源，于永樂二年(1404年)，有計劃地從山西人煙稠密的縣、區，移民到張家口、宣化一帶，由官方筑起土堡，以居新遷之民";(1)"都城北移"說："堡子里建于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是張家口城市發祥地。根據楊潤平介紹，明朝建立后，特別是遷都北京后，洋河、桑干河流域就成了首都的屏護，經過挑選，設置在宣化的宣府鎮確定在清水河畔建立駐軍城堡。當時宣府鎮的管轄范圍內，等于或大于張家口城堡的就有68座，誰能想到這小小的城堡日后會發展成為大都市張家口";(2)"小北門"說："當我們進入武城街向堡子里走時，可以看到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由指揮張文所督建的"張家堡"和小北門里那個名副其實的"張家口"(由張文所建其形如口，故名張家口)";(3)"二張建堡"說："堡子里城建于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由駐軍指揮官張文所建……西、北兩門規模小，后因與外敵兵戎相見，又將兩門堵死。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駐軍守備張珍出于軍事上的需要，又將小北門打開。北門原為張文所建，由張珍打開，建筑者皆為張姓，且北門甚小，其形如口，故將門楣上的"張家堡"三字，改為"張家口"，這就是張家口之名的來歷"(4)?！殚喩婕皬埣铱诔鞘械氖分静牧?，經過歷史的分析研究，以上幾種意見均有不足之處。

戰火營造了長城、戍堡

為防御蒙古入侵修筑了長城，為守御長城建造了戍堡，戍堡是長城、烽燧、關口、城堡完整的長城防御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要了解張家口城市的芻形-"張家口堡"的建造目的、性質與作用，必須從明長城誕生的歷史背景說起。

一、特殊區域燃不盡的戰火。

在我國北方由農耕文化向畜牧文化過渡的地帶，有一條天然分界線-大壩。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大壩兩邊不同政權的政治制度、經濟類型、社會結構、民族構成以及生活方式、語言、宗教、習俗風尚等，都有很大的差別。游牧民族需要"壩下"的絲綢、茶葉、食鹽、糧食等生活用品，農耕民族需要"壩上"的戰馬、耕畜、皮毛、肉奶等生產、生活用品。因此，這一地區成為不同政權爭奪的交點，而張家口地理位置就處于這一"交點"的突出部位-扼制遼、金、元時期從草原通往中原古道的山口要塞。因此，從元、明政權更替到"隆慶和議"達成，長達二百多年的明、蒙交戰中，飽經了戰火的摧殘與蹂躪。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明軍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順帝途經張家口、越過野狐嶺退回了"塞北"。元朝在中原的王朝雖被推翻，但元順帝仍然把握著完整的政治機構和較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并占有今長城以北的廣闊領土。退回塞北草原的蒙古貴族"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元人北歸，屢謀興復。永樂遷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統以后，敵患日多。故終明之世，邊防甚重"(5)。

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初，握有一支久經沙場能征貫戰的軍隊，從軍事上可以壓制北元。從明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至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在長達二十六年的時間里，進行了八次北征沙漠對北元的作戰，有些戰爭就發生在張家口周邊地區。如：明洪武三年五月初，由明將李文忠率部出居庸關以后，經張家口，過野狐嶺，連敗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朵耳只八剌于白海駱駝山。繼明太祖北征之后，明成祖竟然于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至永樂二十二年，在十四年里，御駕親征五次，動轍就是五十萬大軍。而且五次親征竟然全入張境，其中三次進入了目前的城區范圍。五十萬兵馬過境，如遮天蔽日的蝗群撲天蓋地而來，所經之地生靈涂炭、草木皆滅。

二、張家口多次修筑長城。

明太祖通過武力征討北元，親身感受到來自北元的威脅。因此，特別重視北部邊疆的防務建設。洪武四年發動蔚、忻、崞三處民工和士兵協力修長城。"洪武六年命大將軍徐達等備山西、北平邊"(6)。"洪武六年、命大將軍徐達等備山西北平邊，諭令各上方略。從淮安侯華云龍言。自永平、薊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關隘二十九，皆置戍守"(7)。"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命周王、晉王桐率河南、山西諸衛軍出塞，筑城屯田"(8)。同年，在宣平縣(今懷安縣左衛城)設置了左衛、右衛(時隸屬山西行都司)。同時籌建今萬全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又在元興和路(今張北縣城)設置興和千戶所。

明成祖朱棣對來自北元的威脅有切身體會，進一步加強了北邊的防務。明成祖"于邊備甚謹。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緣邊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隘口通車騎者百戶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鄭亨充總兵官，其敕書云：’各處煙墩，務增筑高原，上貯五月糧及柴薪藥弩，墩傍開井，井外圍墻與墩平，外望如一"(9)。"永樂十年 敕邊將，自長安嶺迤西迄洗馬林筑石垣，深壕塹"(10)。盡管明成祖五次御駕親征北元;修筑長城，加強了邊疆防務，但并沒有扼制了北元部族對邊防的襲擾和掠奪。特別是永樂二十年(公元1422年)三月，韃靼部酋長阿魯臺攻陷興和、都指揮王煥戰死，明政府己無力保衛壩上地區的轄區，將興和千戶所"是年自興和舊城徙宣府城內"(11)，長城以外便成了蒙古游牧區。失去了前衛興和千戶所，壩頭一線成了第一道防線，韃靼部經常越邊襲擾。此后的幾百年里，無數長城戰事就發生在這里。

張家口的明長城究竟是何時建的呢?宣化、萬全等地方志及現代學者認同的說法是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筆者認為這一說法并不準確。我們目前所見到的明長城的形制是從永樂十年(公元1412年)至萬歷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長達二百多年里，多次修建、修復、改進、完善的。其中，史志有明確記載的大型修建就有五次：

1.永樂年間(公元1412年)："永樂十年 敕邊將，自長安嶺迤西迄洗馬林筑石垣，深壕塹"(12)。張家口長城正在從長安嶺(赤城雕鶚南與懷來沙城北交界處)至洗馬林(萬全)的路段上。這次長城的修建類似"金界壕"--"筑石垣，深壕塹"。

2、景泰年間(公元1451年)："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戶部左侍郎劉璉請于新開口置關一所，令使客出入。兩旁筑二臺，撥軍守備，其余墻垣務筑立高厚堅完，俾人馬不得往來"(13)。"新開口關"位于張北縣春墾與萬全縣小麻坪交界處。東四十里即進入張家口長城，同屬萬全右衛轄區。此次長城的修筑，己是在"筑石垣，深壕塹"的基礎上，"墻垣務筑立高厚堅完，俾人馬不得往來"了。

3、成化年間(公元1484年-公元1485年)：成化初，韃靼諸部勢熾塞外，屢屢侵擾于內。成化十一年(公元1484年)，時任戶部尚書的余子俊，又受命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上奏曰："東起四海冶，西抵黃河，延袤千三百里，舊有墩臺百七十，應增筑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宣府以獨石(今赤城獨石口)為首，以柴溝(今懷安柴溝堡)為尾而垣工"(14)。"明成化二十一年 ，余子俊以戶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由大同中路起，西至偏關接界去處止，東西地遠六百余里，地勢平坦，無險可據，調集中、西二路征操馬步官軍，并屯種官舍余人等做與墩墻。從中路起隨小邊故址，每二里立墩一座。每座四面根腳各闊三丈，高三丈，對角做懸樓二座，長闊各六尺?？諆忍艉緣q闊一丈五尺，深一丈許。"(15)宣、大長城約"遠六百余里"，"張家口長城建于成化二十一年"與此吻合。這次修建主要是"隨小邊故址，每二里立墩一座?？諆忍艉緣q闊一丈五尺，深一丈許"。

4、嘉靖年間(公元1544年-公元1549年)："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七月，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等修筑"大同東路之天城、陽和、開山口一帶邊墻一百三十八里，為堡七、為墩臺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一帶邊墻六十四里，為敵臺月城九十一"(16)。《宣化府志》引《兩鎮三關志》載："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萬達又請自西陽河鎮西界臺起，東至龍門所滅胡墩止，為垣七百一十九里，塹如之，敵臺七百一十九，鋪屋如之，暗門六十，水口九"。 宣大長城主要是從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五月，翁萬達任宣、大、山西總督期間完成的。此后的戚繼光又筑了"磚砌騎墻空心樓"(今日宣化常峪口仍可見到)，定型為今日所見之明長城。若講張家口長城的修筑，不能不提宣、大總督翁萬達。他說："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一帶與大同天城接境，最為要沖，當指辭聯絡，休戚一體，疆場始可無患"。翁總督對邊城的修筑有理論、有實踐，多次上疏獻計獻策，對張家口明朝長城的建設及北邊防衛做出了很大貢獻。他對長城的幾段論述，足顯一位軍事家的韜略："山川之險，險與虜共也;垣塹之險，險為我專也";"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塹，則寡可敵眾，弱可制強";"險而不設，與無險同;墻而不守，與無墻同";"遇有墻垣倒塌，壕塹淤淺，即時修補。";"內外之險全，而中國之勢壯也"。

5、為史志補拾(萬歷四十年〔公元1612年〕-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史志中無記載的萬歷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修邊情況，在此應該補記：崇禮縣文保所保存著三通修筑長城的記事碑。一通發現于"南窯村"東五百米長城旁，碑文："萬歷四十年(1612年)四月分修完本邊……委宮溫仲文修立"。另一通發現于"坡堡子村"南梁，碑文："此東系萬歷四十一年九月分馬營堡軍夫修完……管修委官陳營郭臣豎立"。第三通碑發現于"朝陽村"南四百五十米長城上，碑文："萬歷四十二年五月初四日起至九月……修完……"。這三通碑文不僅準確的記載了崇禮東部明長城修筑時間，而且對研究明長城的修筑情況具有十分珍貴的文物價值。一直到明朝滅亡的前六年，即"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兵部撥一萬五千金，修復宣府鎮邊墻"(17)。

宣府西路即張家口、萬全為什么在成化年間大修長城、原因出于《土木之戰》。

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脫脫不花與也先統率大軍，分四路侵入明境。中路軍分兩路南下，一路由知院阿刺率領，進攻宣府;另一路由也先率領，直逼大同。瓦剌也先攻克大同后主動撤退，將主力部隊集中在今張家口壩上地區。此時，宣府東北明軍防御體系己經崩潰，宣府東線宣鎮總兵楊洪之子楊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縣城)、雕鶚(今赤城南雕鶚村)、龍門衛(今赤城西南龍關)、龍門所(今赤城東龍門所)、懷來(今京包鐵路官廳水庫橋底)、永寧(今北京延慶永寧鎮)紛紛失守，宣府以東、居庸關外已無堅強防御。后來于謙說："(楊俊)遇達賊臨城，不能效力死守，輒將獨石、馬營歸賊，并倉儲、錢糧盡行捐棄在逃，以致士卒潰散，城池失守，開賊突竄之路，因而辱國喪師，至今令人痛恨"(18)。 "土木之變根于此路(指宣府東路，即獨石、馬營等處)，由于楊俊之失機，故楊氏有余誅也"(19)。宣府與瓦剌僅一墻之隔，楊洪與瓦剌來往頻繁，在土木堡形勢危急時卻保持了沉默。所以，知院阿刺部隊在宣府發現英宗大軍后，待也先大軍一到，置楊洪宣府重兵于不顧，由野狐嶺入境，經宣府城下而過，追殲了英宗后軍;東路軍因獨石以南已無明軍防守，兩軍將明軍圍殲于土木堡。"土木之戰，英宗被虜"，也先軍力日盛，大明國力日衰，從政治、軍事、財力等方面都不允許大力修邊。土木之戰對朱家王朝有切腹之痛，英宗及后人決不會忽視來之宣府北疆的威脅。因此，成化年間國力好轉后，從成化十一年至成化二十一年之后，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大力整修了長期被破壞的宣府西路長城。

張家口的長城在以上所述的二百多年里由誰來守衛、修建與管護?宣德四年指揮張文在萬全城東清水河畔建戍堡一座，高二丈五尺，方四里有奇，官方命名為"張家口堡"，即今日之"堡子里"

戍堡建在了張家"口"

探尋張家口的起源，其實很簡單：長城─戍堡─張家口城市。

為什么要選擇今日"堡子里"的位置建筑戍堡?這是破解張家口由來的關鍵問題。

一、遼、金、元漫漫古道上的翠屏口。

在明朝以前尚無張家口時，野狐嶺就早己聞名了。它處于中原與草原銜接的特殊地理位置，即東西千里之內最易大軍通過的隘口。遼、金、元時期多位皇帝來往于此，在這里曾發生過聞名遐邇的成吉思汗親自指揮的野狐嶺"蒙金之戰"。草原民族通過野狐嶺赴遼、金、元三朝都城(今北京)經過今張家口轄區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明〕葉盛：《水東日記》(20)記載的元朝"兩都西道"，即孛落驛道。這條道路就是蒙古定宗二年(1247年)，張德輝被忽必烈召見后在《塞北紀行》中所記載的路線。該路線出宣德(今宣化)-沙嶺(今沙嶺子)-宣平(今懷安左衛)-德勝口(今洗馬林)-越野狐嶺上"土邊壩"。此路沿洋河、古城河而行，道路平坦、寬闊、水草豐盛，易于大軍行進。另一條路是岷峨山人在《譯語》(21)中記載的："由今宣府西北經萬全右衛、膳房堡、野狐嶺，逾塞垣以達興和，此永樂中擊虜之西路，甚平坦，虜亦常由此入寇"。此路是出宣化-沙嶺子-張家口平門-萬全城-膳坊堡-新開口-越野狐嶺"土邊壩"。此路通過一段丘陵地帶，水源不足，但道路捷近，易于騎兵小部隊通過。此路有一段重要的途徑，即"翠屏山"下。

《明史?地理志》記："萬全右衛……北有翠屏山，又有野狐嶺"。明代山西巡撫熊偉在其《翠屏山》詩中寫道："絕壁橫空峙，遙看卻似屏"。從金周昂《翠屏口》詩"燈火出塞松"句可見，當時的翠屏山松柏成林。站在東高山上遠眺，從萬全舊城北山起，東至西太平山，一道弧形山嶺，宛如一扇碧綠的屏風，故取名翠屏山。山下建有以翠屏山命名的"翠屏庵"，出"平門"西行不足十里，至今在"翠屏庵"址發展起來的"翠屏庵村"依然存在。岷峨山人所指之路，乃是遼、金、元以來，中原通草原的古道。

金大安三年(1211年)，"蒙、金野狐嶺大戰"前，金代著名詩人周昂隨承裕之軍駐扎在翠屏口，"野狐嶺之戰"蒙軍占領了翠屏口之后，?⑩氳男聰鋁恕洞淦量凇肥?七首(22)。詩中寫道："去歲翠屏下，東流看涌波。"：去年住在翠屏山下(翠屏口)，向東看到波濤洶涌的大清河(縱貫張家口市區的河流)流水。"山去何時斷，云來本自通。"：翠屏山至今大境門處突然中斷，形成懸崖峭壁。"馬牛來細路，燈火出塞松。"：說明金代草原的馬牛就是從這條"細道"(小道)進入翠屏口的。以上詩句較準確記述的翠屏口的地理位置，應該是今日"平門"的位置。蒙古憲宗二年(1252年)，張德輝與好友元好問一起北去覲見忽必烈時，走的也是此路。元好問在此留《過翠屏口》詩一首(23)，詩中"沙城雨塌名空在，石峽風來夏亦寒"，準確的描寫了張家口城區的地理形勢及氣候特點。金興定5年(1221年)丘處機出燕京赴漠北，途經張家口時有這樣一段記載："辛巳之上元，醮於宣德州(今宣化)上元?^，以??示?\……以二月八日??行，?r天氣晴?V，道友?T行于西郊，遮?R首以泣……十日，宿翠屏口。明日，北度野狐?X"(24)，丘處機宿在翠屏口，"明日，北度野狐嶺"。從翠屏口到野狐嶺孛落驛站正好是一天的路程。綜上所述， "翠屏口"應該在今日"平門"。金、元時期，周昂、丘處機、元好問北行都宿翠屏口，并以文獻保留下來，說明當時"翠屏口"己是平門所在地的地理名稱，并有居民、設置了驛站。金、元時期，出宣德，經翠屏口，越野狐嶺己是一條重要的道路，而翠屏口是這段路程中的重要隘口。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說："大道為關，小道為口，皆因險峻沖要而設城堡"。張家口堡正是設在金、元"險峻沖要"之地的"翠屏口"。

二、黑達子：最早的蒙、回、漢聚居地。

新華街是張家口一條較著名的街道，它的前身叫"深溝"，而"深溝"的前身叫"黑達子溝"。"黑達子溝"在翠屏山下，西至黃土梁(翠屏庵村西)，下游經邊路街(今至善街)向東入"清水河"。歷史上由此溝泄出的山洪曾幾次漫淹了新華街、武城街一帶。上世紀五十年代，把河道改在西山下，使洪水由"平門"轉向南流，并在河東岸修筑了攔河壩，即今日"西壩崗"。我們所講的黑達子口，主要是翠屏口一段。

"黑達子"一詞最早見于明朝。 "先是，俺答、把都臺吉與迤北滿會黑達子有隙，素相攻擊，而又見云中方修邊堡，深溝高壘，以為大舉必得二十萬，然后可入，其微意，誠欲得漢許和??"(25)。此文中"黑達子 "指當時漠北的蒙古部落。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記載了明代安多西藏(今青海、甘肅)黑達子族。他們是蒙、元時期遺留在這一帶的蒙古后裔。青海省同仁縣"黑達子族今名黃乃亥，其意為黑蒙古"(26)。由此可見，蒙、元時期"翠屏口"是蒙古人居住，故名黑達子溝。

左寶先生在《古老的街巷》一文中說："據回民李寶珍老人說，其祖籍是寧夏人，他的六世祖以拉駱駝為生，來往張家口，常在黑達子溝過夜，后來全家定居下來，到今日己傳至8代"。我在這里要說的是，李寶珍老人的先人所以在黑達子溝定居下來，是因為那里原來就有回回人居住。

"有元一代，回回為官者散居中央及地方，形成一個頗有實力的政治集團;同時，回回善于經商，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元代東西交通大開，驛站制度發達，回回商人的活動遍及全國各地"(27)。"翠屏口"地處交通要隘，又置于野狐嶺與宣德的中間(各距60多里)，是元朝"兩都西路"上的重要驛站;是商旅及各類行人食宿的站點;有蒙古人居住?；鼗厝嗽谠牡匚粌H次于蒙古人，是主要依靠民族，回回人最早光顧這里是必然的。在元朝直至現在，"大分散，小集居"是回回的居住特點，在一個地區很少有獨戶居住的，翠屏口的回回也不例外。駱駝是當時回回運輸行業及回回商人不可缺少的交通和運輸工具，最早到這里定居的，其中側是像李寶珍先人一樣的黑達子溝回回拉駱駝的人。在悠悠歲月里，將這漫漫古道的隘口促成官、商、民共存的聚居點的，也應該是廣泛傳播信息者-拉駱駝的人。

"達子"一詞來源于元朝地方最高行政長官"達魯花赤"。中原漢人姓名第一字為"姓"，有時只呼其"姓"。元代中期以后，一些回回人開始采用漢姓，也是取本名音譯中的某一個音轉化成漢字或所發漢音，作為本人或本家族的姓氏。由于習慣和順口，漢人對 "達魯花赤"也只稱呼"達子"。"子"是副詞，習慣用語。如：孩子、鏟子等，以后將"達子"演化成對蒙古人的稱呼。"達魯花赤"在地方上享有最高權力，民間傳說：居民家中不準存兵器，就連菜刀也得保存在"達子"家中;"達子"具有"初夜"權等(元朝把人的待遇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包括契丹人〕、蠻人〔南人〕)，因此產生了"七月十五送’面人’，八月十五殺’達子’" 的故事。張家口的老居民對父親的稱呼是"達達"，我不知這種稱呼是否與以上傳說有關系，但毫無疑問的是：元朝時，位于"翠屏口"的黑達子溝己是蒙、回、漢聚居的地方了。

金詩"馬牛來細路"則說明金朝時，草原上的馬牛就是從"翠屏口"西的細(小)路，來到黑達子溝進行交易的。元末，"翠屏口"的商業交易已初具規模，在蒙漢過渡帶己有一定影響，這也是明朝"隆慶年間"選擇這里開"互市"的原因之一。這里商業影響最大的是由商旅人發展起來的張姓人家。由于商業信息的傳播，久而久之，"張家"的名聲大于了"翠屏"，在民間"張家"稱謂較"翠屏"更習慣、且順口，于是此"山口"逐步由張家口"取代了翠屏"口"。滄桑百年，戰爭突出了翠屏口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官方也將這座位于"極沖"位置的"山口"俗以成章的稱"張家口"了。因戍堡建在了張家"口"，"堡名"取之"地名"，將"戍堡"命名為-張家口堡，并記錄在冊了。

明朝宣德年間，蒙古瓦剌也先部落逐漸發展壯大，對明邊不斷侵入和騷擾掠奪。張家口是宣府西北路要塞，為了加強山口及北部長城的守御，宣德四年，由指揮張文建筑比現在"堡子里"小的土堡一座，以地里位置取名"張家口堡"。今日"堡子里"的建筑形制及規模，是逐步發展起來的。據《宣府鎮志》及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記載：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在指揮張文主持下，建于西高山南五里，堡方四里有余，高二丈五尺，東、南兩面開有城門，東門曰"永鎮"，南門曰"承恩"。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指揮張珍改筑城堡。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展筑關廂，周五里，高二丈。萬歷二年(公元1574年)堡始以磚包。萬歷九年(公元1581年)加修城堞和闕樓。初建無北門、西門，改筑城堡時，在北墻開了一個小門，即"小北門"。此后，根據戰局發展情況，曾幾開、幾封。

三、莫將"北口"當"西口"。

張家口謂軍事重鎮，"重"就重在"口"上。說到"口"，一致認同的是東、西太平山之間、"大境門"所在地的"山口"。其據有二：一是《口北三廳志》載："大境門據長城之要隘，扼邊關之鎖鑰。明設防守，清置總管，形式險要，足資拱衛";二是萬歷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宣府巡撫汪道亨行閱邊塞驚嘆道："’上谷延袤千三百里，未有若此山之扼要?！J為在此天設之險，僅西面危垣半壁，東畔垣道則虛未設防，是防務上的錯誤，于當年七月規劃籌措修筑"來遠堡"了。從歷史階段性觀點看，明朝"隆慶互市"以后，以上觀點是有道理的;而"隆慶互市"以前，特別是作為張家口的由來，"北口"就不能代替"西口"了。

張文為什么不把張家口堡建在"北口"，而要建在遠離"北口"十多里外的"西口"?也許張文的軍事素質不如一百八十多年后的汪道亨高。那么處于戰亂之中的張珍不在"北口"新建戍堡，而要將張家口堡"改筑城堡"呢?是無力建新堡;還是沒有認識到"北口"的軍事價值呢?否。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張珍在"改筑城堡"的同一年，為了加強張家口堡的防衛，在南邊成扇形的建起了幾座戍堡："明嘉靖八年駐軍指揮張珍為加強防務在此建堡，叫’王家柴’(寨)……明嘉靖八年，駐張家口指揮張珍為加強防務筑土堡一座，名高廟堡……明嘉靖八年，指揮張珍筑堡叫四解(杰)屯……明嘉靖八年，指揮張珍筑堡，曰沈家屯"(28)。張珍為什么只在張家口堡南面建防衛之堡呢?當時張家口堡的威脅來之兩個方面：從野狐嶺入境之敵沿驛道進犯張家口堡。此道己有新開口堡(建于宣德十年)、膳房堡(建于成化十五年)、萬全右衛(建于洪武二十六年)三道防線。若攻破以上三道防線，張家口再筑堡也是徒勞的。另一條則是沿宣大驛道繞八角臺侵入。因而在八角臺以東一線筑堡四座，防敵離驛道北進。"北口"自"隆慶議和"后，互市穩定發展，張家口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景象，直至"大境門"的開通、"張庫大道"的形成，使張家口邊貿達到了頂峰，為后人書寫張家口的歷史留下了筆墨重彩。"北口"對張家口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 西口"的道路與"北口"相比，視野開闊、道路平坦、無險隘峽谷，易于用兵。冷兵器時代，易于騎兵、牛馬輜重通過。近代是機械化部隊必選之路，民國初修汽車路、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日本人向壩上修鐵路都沒有選擇當時久己聞名的"張庫大道"。現代國家一級公路的207線更是車水馬龍、目不暇接，昔日"張庫大道"的遺跡己成為文史學者研究的內容了。因此，從整個歷史看，無論是古代、近代還是現代，在軍事、交通及歷史文化內涵上，"北口"都代替不了"西口"(翠屏口、平門

"史志"解讀了張家口

史志中簡短的文字解讀了張家口，字里行間的深刻內涵，解析了"張家口由來"諸說之由。

《宣府鎮志》及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記載張家口堡：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在指揮張文主持下，建于西高山南五里，堡方四里有余，高二丈五尺，東、南兩面開有城門，東門曰"永鎮"，南門曰"承恩"。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指揮張珍改筑城堡。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展筑關廂，周五里，高二丈。萬歷二年(公元1574年)堡始以磚包。萬歷九年(公元1581年)加修城堞和闕樓。以上記載了"張家口堡"的修建歷程，如果對以上文字進行深入的剖析，就會發現其足以解釋"張家口由來"諸說深厚的歷史內涵：

一、"指揮張文"。

張文的官職是"指揮"，《明史?列傳》無記載。明朝地方最高軍事官由明初變換過程為：都指揮-總兵官-巡撫、總兵官-總督。府鎮軍職由什長、隊長、哨官、把總、守備、都司、游擊、參將、副總兵、總兵統屬，直屬兵部。都司軍職由小旗、總旗、百戶、千戶、衛指揮使、都指揮使，上而至五軍都督府統轄。萬全都指揮使司建立于宣德五年，張文宣德四年己是指揮、顯然不是萬全都指揮了?？偙鴮傧聼o指揮職，戰時有將總兵、守備任命為指揮的，張文應是今萬全轄區的戰時軍事指揮官。一位戰時軍事指揮官，絕不會在戰爭期間去建設"民居城堡"或"商業城堡"。所以，"張家口堡"是在戰爭年代由軍事指揮員根據軍事需要建筑的守御長城的戍堡。

二、小北門──張家口。

"東南兩面開有城門，東門曰’永鎮’，南門曰’承恩’"。由此可見，初建無北、西門。從張家口堡的地形地貌看，西、北兩條旱河夾一高地，堡西臨河(今日西壩崗)，過河及山，沒有必要開門。北面河與路并行(今日新華街、至善街)，翠屏口位于堡西北方向，作為軍事戍堡，戰爭年代不留北門是正確的，此例很多。和平環境為了方便開一小門、戰事緊張再封閉也是可以理解的。"北門原為張文所建，后于明嘉靖九年(1581年)由張珍打開，……北門甚小，其形如口，故將門楣上的"張家堡"三字，改為"張家口"，這就是張家口之名的來歷"(29)。張家口堡是一個"極沖"級別的軍事要塞，早在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此堡就命名"張家口"堡在冊了，怎么152年后的嘉靖九年(公元1581年)張珍在小北門寫上了"張家口"三個字就變成"張家口之名的來歷"了呢?實際上小北門上"張家口"三個字正是亮明了此堡的名稱，正如我國傳統習慣在城堡門或大宅門門額券龕上書寫姓氏、門名、地名一樣。

三、張珍不姓"張"?

張珍，張家口堡守備。幾乎從清乾隆年間以來，所有的史志關于張家口堡的記載中，都沿襲了"張珍改筑城堡"的內容。因而，演繹出了文前類舉的"張家口由來’二張說’"。其實，這是歷史上的文史學家向現代的文史學者開了一個歷史的玩笑，張珍姓"章"、不姓"張"。就是這樣一段"歪經"，信徒們從清乾隆年間一直念到現在，至今仍津津樂道、朗朗上口，就如善男信女對慈眉善目、秀發垂肩、雍容華貴的觀音菩薩頂禮膜拜的時候，沒有人想過觀音菩薩原來是男姓一樣。所以，突然提出"張珍不姓’張’來"，絕不要輕率的認定是囈語。

最近，在"植樹造林，大力整治張家口市區周邊山區環境"的感召下，攜友上西山一游。西山果然漫山碧綠、小徑通幽、空氣清新、環境宜人。我們突然游興大發，信步踏上"賜兒山"。走進"云泉寺"山門，直奔"元榆明柳"而去。在古柳下、圓通寶殿北山墻旁突然發現立著一通漢白玉石碑。石碑165×64×16公分，底部另配一個石灰巖長方形亮面碑座。石碑為無帽通體碑，碑額在"碧海祥云"圖案中間雕刻了《重修云泉寺記》六個篆字，碑文四周以拐子流云圖案勾邊。碑文是蒼勁有力、嚴謹古雅的楷書。碑的通體裂痕斑斑、遍體鱗傷、布滿了滄桑歲月的印痕。盡管陰刻文言文、繁體字、字跡己模糊不清，還是認真的讀通了碑文。這是一通《重修云泉寺》記事碑，碑文中記述：《云泉寺》于明洪武二十六年由僧人清月所創;當時的《云泉寺》主持圓玉，為陜西榆林人，精于佛教經典，為有道高僧;寺廟的形制、殿堂的布局;重修的規模、內容;重修出資名細等。組織重修及樹碑者：

欽差 征西前將軍鎮守大同等處總兵官后軍都督府署都督簽事江桓

欽差 宣府游擊將軍署都指揮簽事魏祥

欽依 守備張家口堡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簽事章珍

昔大明嘉靖五年歲次丙戌九月 吉日立

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張家口指揮章珍"幾個字。下山后查找史料將"張珍"與"章珍"作一對照：嘉靖五年，張家口堡守備章珍重修《云泉寺》;嘉靖八年，張家口守備張珍"改筑城堡"。同是張家口堡守備的"張珍"與"章珍"，僅時隔三年，應該是同一人。章珍是重修《云泉寺》的組織者、《重修云泉寺》碑的樹碑者，他肯定不會把自己的姓氏寫錯吧?"張珍"者是后世史學者撰寫的，很可能第一位執筆者沒有認真核對，因為"音"誤而把"章"寫成"張"了。以后史學者們當然是以訛傳訛了。

《重修云泉寺》碑，碑文簡潔明了、樸實無華;書法功力深厚、筆勢蒼勁有力、圓潤大方;雕刻技術嫻熟、雕工精湛、刀法圓潤。此碑無論是珍貴的藝術價值，還是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都堪為張家口市的藝術珍品、文物瑰寶。遺憾的是，山上眾多的僧人、修女、道長、居士、冷臉售票者，山下的文化工作者、文史學者們，對經歷了四百八十年滄桑歲月的《賜兒山》鎮山之寶《重修云泉寺》碑熟視無睹，而今依然裸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任憑風霜雪雨的摧殘;湮沒在善男信女的香火之中，飽嘗凡塵的熬煎;冷落于文史學者們著書立說之外，"你剛唱罷我登場"，任其訛傳。惜哉!江東有人乎?

四、改筑城堡。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指揮張珍改筑城堡"。明邊堡根據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分極沖、次沖、又次沖三個級別。萬全境內的西陽河、洗馬林、新河口、新開口、膳房堡、左右衛、張家口堡都屬極沖。章珍為什么要"改筑城堡"?其原因依然是蒙古騎兵的"入邊戰爭"。嘉靖年間、俺答長子黃臺吉就在宣府邊外舊興和、小白海、馬肺山一帶駐牧(今張北、沽源)。"連年入寇，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薊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余年迄無寧日"(《五雜俎》)，對明朝邊疆社會造成嚴重破壞。從以下蒙軍主要幾次入邊情況足以想象到，戰爭對張家口沿邊地區摧殘與掠奪的殘烈狀況：

嘉靖七年十月辛丑：虜五萬騎，大白陽邊寇宣府 。

嘉靖十二年三月甲寅：虜入宣府，大掠而去 。

嘉靖十八年七月癸未：嘉靖十七年六月虜數千騎，入宣府張家口。

嘉靖十九年九月丁酉：虜數萬騎，入宣府萬全。

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丁亥：十一月虜以五千余騎，新河口邊毀墻入境。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月："虜擁眾寇宣府，??皆言以求貢不得，故屢搶，許貢當約束部落不犯邊??"。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壬戌： 俺答部落大舉入寇，至獨石邊外駐金字河 。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甲辰： 虜數萬騎，由青邊口入宣府。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丁丑：虜自宣府柴溝堡潰墻入，大掠而去。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丙午：北虜數萬騎，由宣府、大同、山西等地入寇 。

嘉靖三十五年六月辛丑：虜三萬騎，犯宣府黃王梁等地。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戊子：六月五日虜數萬騎，犯大同，侵宣府。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戊申： 虜五千騎，犯宣府滴水崖，由黑漢嶺南下。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庚子 ： 東西二虜二萬騎，犯宣府。

明朝邊防殘破不堪，社會蕭條，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塞上人煙稀少，"村落蕭條，有千里無復人煙者"。(《萬歷邸抄》)生活在臨邊地區的人民陷入"肝腦涂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 (《明清史料》的悲慘境地。。"塞下多畏虜鹵掠，我廢耕，我近邊膏腴地土皆荒蕪不治"(《明清史料》)。章珍改筑城堡乃是戰爭所迫而為之。

五、"洪武移民"。

在研究"張家口由來"諸說中，"洪武移民"說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原來在明初洪武年間，這一帶’民戶不足，調山西諸處余丁充之’。(見《宣府鎮志》)據馬建章先生推證，’其中有張姓人家遷來的隘口附近定居?！枚弥s定俗成，人們便稱此"口"為張家口了"(30)。"這一代"較籠統，具體到"宣府鎮"的今日之張家口市區在洪武移民時期是"移出"地區，而不是"移入"地區。

明朝建立后，由于戰亂，各地官吏紛紛向明政府告具出現的荒涼情形。中原地區處處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蕪"(31)，"積骸成丘，居民鮮少"(32)，"多是無人之地"(33)，勞動力嚴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蕪，財政收入劇減，直接威脅明王朝統治。為維護明王朝的封建統治，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移民高潮。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在命大將軍徐達揮師北伐中原的同時，下令遷徙蘇州府富民充實濠州(今安徽鳳陽。"(朱元璋將蘇州富戶移到他貧困的家鄉鳳陽，為掩人耳目，此后安排了大范圍的移民)，明初移民運動，由此拉開序幕。從至正二十七年十月至洪武二十五年二月進行了十幾次移民。洪武移民的原則是從"狹鄉"移居"寬鄉"，以均衡人口、調節地力，使"地無遺利"，"人無失業，而有恒產"，因而是全國性的。其中涉及北部邊疆移民僅有"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移徙故元遺民三萬二千八百六十戶到北平開荒種田，分別落戶于大興、宛平、良鄉、固安、通州、三河、武清、薊州、昌平、順義等地"(34)。其中，由山后(河北北部)、山右(今山西)向山左(今山東)移民的數量較大。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出于政治、軍事目的，洪武時期從張家口所在位置的塞北地區，約移出四十七萬人。"(宣府)元初為宣寧州，至元中，以地震，改順寧府，領宣德、宣平、順圣三縣。洪武初，吏民內徙，州縣俱廢，乃因戍兵先置千百戶所、指揮司、都指揮司，而萬全之衛麗焉。"(35)宣平即元朝時的宣平縣，治所在今日懷安縣左衛鎮，"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廢縣。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二月置了萬全左衛、右衛，屬山西行都司。"(36)今日張家口市區當時屬宣平轄區，由于"吏民內徙"，長達二十多年無治所，更不存在充實農耕生產的村莊。"洪武移民"從組織動員到安置都是政府有組織的集體遷移，移民主要充實農耕生產，今日之張家口城區怎么會安置移民呢。當然，洪武年間，為躲避戰亂不排除個別民戶可能流亡到這一區域居住、或當地戍兵攜家屬定居，但中國移民的定義是："具有一定數量、一定距離、在遷入地居住了一定時間的遷移人口。"(37)以上兩類人員不屬于洪武移民。

從洪武三年至永樂十年，山西向外大規模的移民有八次，而目前張家口市轄區懷來、宣化、陽原、涿鹿的山西移民，多數是永樂十四年(公元1416年)及以后遷來的。如懷來榆林屯于永樂十四年(1416年)由洪洞縣遷來的池、蘇、吳三姓人家在此定居。據說懷來縣大黃莊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由洪洞縣遷于此。"其保安、隆慶二州則直隸京師，與萬全并列。"(38)明洪武年間大黃莊屬隆慶州(懷來)由京師管轄，不在"吏民內徙"之列。至今沒有見到涉及明洪武年間向今日張家口市及郊區移民的歷史資料。"沒有準確史實的歷史，恐亦難稱其為歷史"。

"互市"發展了張家口

長城把蒙、漢阻隔，"互市"將南北融合，是長城給張家口造成了發展機遇。

明正德以來，邊政已經敗壞至極。方逢時慨嘆道："正德以來，邊備廢弛。嘉靖之末，柄臣貪冒，將士離心，文武解體，北人跳梁，邊境騷然，生靈暴骨。加以諸逆內叛外勾，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39)。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五月，翁萬達任宣、大、山西總督期間采取的修筑宣、大、山西地區長城，整頓軍政，改良軍器，同時對俺答部落示以羈縻等方略，得到朝中張居正等人支持。到隆慶年間，不僅宣、大長城全部修復，沿邊烽臺、戍堡包磚加固，同時整頓軍政、改良武器，極大的提高了長城整體軍事防御能力。加之對俺答部的羈縻等策略，迫使俺答不得不放棄武力脅迫、掠奪的策略，積極向明廷謀求和平互市，這就給張家口的發展帶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

一、互市開啟的艱難歷程。

張家口的互市應該從"庚戌之變"談起。北元蒙古自達延汗以后社會內部相對穩定，社會生產有了較大發展，各部首領都積累了相當數量的財富，使蒙古首領們同鄰近地區進行和平互市的欲望日益迫切，宣、大地區是俺答部最理想的互市對象。而明朝政府對"土木之戰"中遭到慘敗仍然心有余悸，對蒙古一直采取極為保守的政策，經濟方面實行嚴格的封鎖。這樣，一方要求開放市場，互市貿易;另一方則防守長城，閉關封鎖，拒絕貿易往來。這就導致了雙方的矛盾不斷升級，始以兵戎相見。

蒙古多次派人到明廷謀求互市，明朝不但拒絕了蒙古的互市要求，而且殺害了全部蒙古使臣，并以朝廷的名義宣布重金懸購俺答等人的首級。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俺答攻到宣府城下，派兵將一封類似最后通牒的信射入明朝兵營。信中威脅說，若明朝仍然頑固拒絕互市，蒙古就將揮師南下，兵臨北京搶掠。明廷仍視此為"詭言"拒不理睬。此時己調入朝廷的翁萬達建議接受蒙古的要求，對蒙古實行羈縻政策。但明廷拒不采納他的建議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夏六月，俺答兵數萬騎入大同境，派精兵設伏于溝壑之中，而以老弱百騎往來為餌。總兵張達輕敵，中伏被殺。副帥林椿營救張達，亦死"。"虜既得二將首，遂引兵去，意叵測"。接張達任總兵者為仇鸞。八月，俺答引兵入寇獨石邊外，壁金字河，"鸞遣其黨時義，賄俺答以金，曰：請釋憾于敝鎮，而東償之。虜乃東之"。"俺答騎兵遂由密云轉掠懷柔、順義，八月十七日至通州，分兵肆掠。"該年是庚戌年，因此史稱《庚戌之變》。俺答兵臨京城的目的依然是要求互市，《庚戌之變》次年五月，"宣府設馬市于新開口堡，虜酋把都兒、辛愛、伯要卜朗臺吉、委兀兒慎臺吉凡五部入市，共易馬2000余匹"(40)。嘉靖三十年(1551年)七月初，俺答派脫脫出使明朝提出"富虜能以馬易繒，貧者唯有牛羊而已。我胡中，富者常什二三，它皆貧。請易菽粟"，而朝中官員卻迂腐地認為："虜故不粒食，此不過欲得我粟，以食我捕逃，我復資粟，彼益不內思矣"(41)。嘉靖皇帝拒絕了脫脫的請求。既然和平互市無法滿足一般牧民生活物資需求，俺答部落又復歸以戰爭方式掠取物資。蒙古部落"欲以牛羊易谷豆者候命不得，遂分散為盜無虛日。十一月間大入邊三次，搶擄人畜甚眾"(42)。邊吏責問俺答，俺答謾應曰："諸貧虜無從得食，禁不能止，如中國法雖嚴，民間豈盡無寇竊耶?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盜也"(43)。朝議于是將俺答的背信入犯歸咎于馬市之不足恃，遂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下詔罷各邊馬市，明令"復言開馬市者斬"(44)。明朝閉絕互市之門后，明蒙雙方關系復又回到戰爭狀態。

新開口閉關后，邊塞又經過了二十年的戰火硝煙，終于迎來了又一次和平互市機遇。就在俺答連年征戰、自然災害、明邊封鎖極度困難時，明廷大刀闊斧的展開了"外示羈縻、內修守備"邊防新政。隆慶四年(1570年)秋九月十三日發生的"把漢那吉事件"，創選了雙方和談良機。由于時任巡撫的方逢時、總督王崇古的努力操作;唯"(高)拱與(張)居正力主之"。明穆宗完全信任內閣的決定，"其制虜機宜，令崇古等悉如原奏盡心處置，務求至當"。王崇古、方逢時以軍事防備為堅強后盾，派遣熟悉對方情況和語言的鮑崇德為談判使者。隆慶五年 (1571年)五月，終于完成了開數十年太平局面的"隆慶和議"。

隆慶和議確定封俺答為順義王，分別授予俺答屬下以都督、指揮等官職，并約期開設明蒙間的互市。到萬歷年間互市場所發展到十一處:"在大同者三，曰得勝口、曰新平、曰守口;在宣府者一，曰張家口;在山西者一，曰水泉營;在延綏者一，曰紅山寺堡;在寧夏者三，曰清水營、曰中衛、曰平虜衛;在甘肅者二，曰洪水扁都口、曰高溝寨"(45)。

二、"互市"使戍堡發展成商貿巨鎮。

"隆慶和議"決定開互市"在宣府者一，曰張家口"，為什么不在上次開市的新開口?上次開市失敗后，給明廷留下深刻印像：馬市開辟之時，"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武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甚至"市易未終，遂行搶掠"(46)。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把市址選在了交通要道;場地開闊;易于用兵的地方。選擇在張家口今日之大境門外，對互市雙方都有利：宣府北鄰的蒙古地，即今日錫林郭勒大草原是蒙民相對集中、水草豐盛、牧業興旺的地區。張家口距這-地區距離最近，且下壩后入山區，沿途水草豐盛，便于馬、牛、羊群的管理和運送。因此，很受蒙古人的歡迎;下壩后至大境門是近百里的深山峽谷，隨處可見一夫當關、萬夫莫入的險要之地，易于方守，不利用兵，特殊的地理環境迫使蒙古人規規矩矩的趕著牲口入市，對明廷邊界相對安全。同時，明廷進一步加強了長城的建設和防務，調原兩廣總督譚綸和福建總兵戚繼光先后到北方，加強了長城防御體系的穩定性。因此，自"隆慶議和"后，蒙古基本未大舉南下攻明，互市穩定發展，張家口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景象。

宣府張家口互市由于地方官員的重視及精心的安排，得到貿易雙方的信任、使他們都有安全感。所以，參加貿易的雙方很快突破邊疆范圍，向內陸縱深發展。蒙古方面不只有俺答統率下的漠南蒙古右翼諸部，己發展到蒙古高原上的各個部落。有的甚至遠從漠北、漠西趕來貿易。俺答諸部每年都以數萬匹馬以及更多的牛、羊、驢等牲畜和大量的皮毛、鬃尾等畜產品與內陸貨物進行交易。塞北的大量畜產品通過互市渠道，進入長城以內，直到江南地區，改變了江南人民的日常服飾穿著，提高了內陸生活水平。內陸參加邊貿的人員也遍布大江南北。除官方馬市外，民市中交換的商品種類特別豐富，其中生活必需品和生產資料占主要地位，也有一部分滿足蒙古貴族所需之奢侈消費品。漢人的段綢、布絹、棉花、針線索、改機、梳篦、米鹽、糖果、梭布、水獺皮、羊皮盒等都進入了市場。

在明、蒙互市中，張家口互市處于領軍地位，是明、蒙馬市貿易中一個突出的亮點。黃麗生女士對宣府、大同、山西三鎮馬市交易量的分析說："蓋三鎮之中，宣化交易量增長幅度最大，到萬歷二年(1574)時，已超過了山西、大同二鎮的總和"(47)。萬歷六年(1578)，明巡按直隸御史黃應坤驚呼："以宣鎮之大數言之，方互市之初，虜馬不及二千匹。今歲已市者三萬五六千已，迨及歲終當不下四萬。每歲輒增數千匹，夫馬以數千計則銀以數萬計，非小小增益也，且今歲增矣，明歲又增，明歲增矣，又明歲又增，其在于今視始市，不啻二十倍而猶未可以為限也。后將何所底極哉!"(49)。交易量之大，簡直把個黃巡按嚇傻了。從以下幾張馬市官方交易報表中，也足以看出張家口互市的繁華景象：

王崇古所報市馬數(隆慶五年九月) ：參于互市的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部。

宣府鎮(張家口堡)六月十三日～二十六日：

官市：馬1,993 15,277兩

私市：馬騾牛羊　 9,000 撫賞費800兩

王崇古所列私市交易量只是近似值，據日本學者小野和子考證，這一年私市交易總量為馬騾牛羊總24,217匹，為官市交易三倍以上。相應地，私市交易額也應在官市交易總額56,475兩的三倍左右。即便除去不確定因素造成的價格損失量，官市和私市貿易總量應該超過十五萬兩。

到萬歷初年，"諸酋感德日深，趕市日眾，市馬日多"。茲據方逢時疏報列市馬數額遞增表如下：

方逢時所報市馬數(萬歷二年)：

宣府(張家口)大同(得勝堡、新平堡)山西(水泉營)合計

隆慶五年：1,993　2,096 2,941 7,030

隆慶六年：902　4,565 2,378 7,845

萬歷元年：7,810　7,505 3,788 19,103

萬歷二年：14,500余　7,670余 5,000余 27,171余

開市以來四年間，僅官市市馬總額就增長近四倍，而且，增長之勢持續不減。方逢時等人根據萬歷二年以來的市馬數額，申報萬歷三年市馬總額，列表如下：

方逢時所擬市馬數(萬歷三年)

場所：宣府 大同 山西 合計

數量： 18,000 10,0006,000 34,000

價銀(兩)：120,000 70,000 40,000 230,000

以上數據僅顯示官市市馬交易量，不包括民市和私市。(49)

張家口臣民們不忘對互市的開啟與發展做出貢獻的人，在"來遠堡"內建了一座"娘娘廟"，廟內供奉的是"忠順夫人"。忠順夫人即"三娘子"。三娘子(1550年-1612年)，系衛拉特蒙古奇喇古特部落首領哲恒阿哈之女，她本名叫鐘金，又被稱為"克兔哈屯"、"鐘金哈屯"、"也兒克哈屯"等("哈屯"：即夫人)。是被明朝封為順義王的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阿拉坦汗)的王妃。她有著非凡的美貌，且性格豪爽，擅長歌舞騎射，是明代蒙古的一位杰出女首領，具有卓越的政治遠見和軍事指揮才能。三娘子在"隆慶和議"的形成及之后的明蒙和平關系的維續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從"隆慶"開始，通過五年的努力，協助俺答汗與明朝建立了互市關系，積極的維護了與明朝的友好和貢市關系,使得蒙漢人民可以自由貿易。她和俺答曾親臨張家口互市場所，與蒙、漢人民同飲同食，常常出現"醉飽漚歌，婆娑忘返"的情景。三娘子喜愛用中原物資，平日愛穿大紅彩緞妝獅子漢服，萬歷十九年，三娘子寫信給曾任宣、大、山西總督，后升任兵部尚書的鄭洛，直率地拜托鄭洛為她購買一些日用物品："今備絲銀十兩，萬望老大人神力轉買梭布八十疋、茶八篦、白綾汗巾五十方、硼砂二兩、硫磺焰硝四兩、小沙鍋十個、涼扇十柄、書柬紙一百張。若肯賜發，我世代不敢有忘"(50)。時人穆文熙(有的說是吳震元，有待考證)記述三娘子："少小胡姬學漢妝，滿身貂錦壓明?c;金鞭嬌踏桃花馬，共逐單于入市場"。三娘子對張家口互市的關注，使"胡漢雜蹂，無復畦畛"，促進了蒙漢人民之間超越地域、語言、習俗等民族界限的文化交融，促進了張家口城市的迅速發展與壯大。三娘子在張家口的影響源遠流長，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由張家口市作家井少云先生創作、《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了長篇小說《三娘子傳奇》。

是長城把明蒙雙邊貿易聚集到張家口，在明蒙雙方上層人士重視與關注下的張家口互市，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內外各地商人自發地云集到邊疆，掀起了邊疆經濟高漲局面。在邊貿高漲時期的最大受益者─張家口，由軍事重鎮發展成了商業城市。

《大境門》揚名了張家口

清廷"閉關鎖國"沒有閉鎖張家口，天下商旅云集在長城戍堡，棄"小門"開"大門"內外一統，汗板車在"張庫大道"上隨意奔走。

張家口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僅被明朝看重，更是清政府聯系蒙古草原的鎖鑰。滿清入關立國第一年，即順治元年，就放棄了明政府使用了七十多年的長城上的《小境門》，而在西側破長城、開豁口建了《大境門》，使蒙、漢民族融和，長城內外一統。

一、后金垂涎張家口。

明末，蒙古部落主要是察哈爾、科爾沁和喀爾喀。察哈爾的林丹汗雖然從形式上統一了內蒙古，但是科爾沁和喀爾喀族人無法忍受林丹汗的貪婪和殘暴，先后叛逃投靠了女真。女真充分利用了蒙古部族矛盾，在入關前首先征服了蒙古部落。作為草原民族的滿、蒙人民依然需要中原的生產、生活物資。當時在山海關一線，后金與明朝的關系己經很緊張，由此不可能滿足后金要求，目光必然盯在了由"互市"己聲名遠揚的張家口。

天聰六年，后金沿宣、大路線追剿林丹汗。路過張家口時，守軍采取閉門自守的態度。而金兵卻舍城而過，對張家口網開一面，未騷擾。皇太極率大軍返回時特意"駐張家口外，列營四十里"(51)。"6月癸巳，明總兵董繼舒等遣人賁牛羊食物來獻。上宴之，遂定和議"(51)。"秋七月丁酉朔，復以書信約明張家口守臣信誓敦好，善保始終。上率大軍還。"(51)皇太極撤軍后，宣府違約激怒了后金。次年8月，多爾袞率兵入獨石口圍攻宣府。由于宣府城池堅固、守備嚴密，未能攻克，便揮師西進張家口。張家口守軍依然采取回避的態度，金兵為懲罰宣府，繞開張家口"克萬全左衛"。張家口"閉門自守"與宣府總兵"遣人賁牛羊食物來獻"并不奇怪，當年"庚戌之變"時，宣府總兵也是派官員攜重金賄賂俺答，請其繞道東行，保護了本府守御的疆土。此后，金廷為了加強與張家口的"互市"，"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壬申，達雅齊等往明張家口議歲幣及互市"。"崇德五年己末，遣希福等至張家口互市"。

為了解決"互市"問題,多爾袞隨皇太極從天聰六年六月庚寅(24日)駐軍張家口到七月丁酉(1日),和明廷長達八日之久的談判,終于達成協議,"大市于張家口"，開辟了金、清史上第一"大市"。"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壬申,達雅齊等往明張家口議歲幣及互市。""崇德五年己未,遣希福等至張家口互市。"張家口不僅是金、清時期主要的交易市埸,而且南北交易一直延續至民國。

張家口給此后獨攬清朝大權的皇父攝政王多爾袞及清廷朝野留下了深刻印象，為立國后首選張家口為聯系蒙古的要沖之地而奠定了基礎。

二、張家口是清廷連接南北之鎖鑰。

滿清為了征服蒙古各部落，采取了武力征剿與懷柔攻策相結合的策略。在這段歷史中，太祖努爾哈赤和太宗皇太極總結前明教訓，為了團結和利用蒙古民族，上演了多幕滿蒙聯姻的喜劇。滿清開國后兩任汗王不僅把公主嫁給蒙古人，而且上至皇帝、貝勒、大臣，下到金兵，都把蒙古族姑娘迎進了洞房?；侍珮O本人也娶了科爾沁博爾濟吉特氏的布木布泰(孝莊)、其姐(宸妃)、其姑母(哲哲)三位蒙古女子為妻。此外，其后任父皇攝政王的多爾袞也以身作則，迎娶蒙古女為妻。"進擊多羅特部，殺臺吉古魯，俘萬一千二百人還，給國人無妻者金，使娶。"聰明、睿智、頗有謀略的蒙古人孝莊皇后在清初輔左朝政的四十多年中，使清廷從皇家到八旗和蒙古人建立了千絲萬縷的關系。在上述一系列活動中，張家口以其天時地利，起到了清廷聯系、依靠、監視、團結蒙古民族的橋梁和紐帶的作用。因此，順治元年在長城上破墻開豁建起了大境門，完成了內外-統。

張家口以北的蒙古草原，既是清政府的屯兵之地，又是后勤供應基地。清政府對駐守在張家口西北部的四子部落(駐今四子王旗)重視有加。早在后金征服蒙古各部時，四子部落伊爾扎木協助后金軍收降了林丹汗的兒子孔果爾額哲及其部眾，并且向皇太極獻上了一顆無價的寶物---元朝歷代皇帝的傳國玉璽。伊爾扎木在戰爭中立下大功，又得到皇太極的賞賜。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伊爾扎木率四子部落蒙軍隨睿親王多爾袞和克勤郡王岳托的清軍進攻山東濟南的明軍，參于了破濟南等戰役。順治元年，四子部落的蒙軍隨清軍入山海關，與李自成的農民軍作戰。順治六年，四子部落出兵隨睿親王多爾袞南下征討殘余明軍。四子部落不僅為后金奪取政權立下汗馬功勞，而且是清政府安定中西部蒙古;鎮攝寧夏、青海、新疆的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為了加強張家口對四子部落的管理和控制，特意修了"自張家口至四子部落(今內蒙四子王旗)為一路(驛道)，計五百余里，各驛站均設水泉佳勝處。"蒙古地的驛站稱"臺站"，自今尚存。

張家口是中部蒙古進京的重要貢道，不僅擔負轄區內貢品的運輸，漠北喀爾喀等部落的貢車也走這條路。為了解決軍馬及肉食供應，開設了太樸寺等牧場。特別是"獨統"的設制，使其不僅管理了壩下諸縣，而且還管轄了阿巴嘎右翼、阿巴哈內爾古翼、蘇尼特、四子部落、喀爾喀右翼、茂明安六部、七旗，即現在的張家口市、錫盟、烏盟、包頭市的達茂聯合旗。這段和長城大境門緊密聯系的歷史使張家口聲名顯赫、名揚天下。

三、邊貿與聲名走出了長城。

萬歷初年，山西商賈開始大批聚集張家口，并定居設店，從事對蒙貿易。本來"華夷封界在咫尺，黃沙白草，滿目蕭條，蓋向來商賈舟車，足跡所罕到之地"(52)的張家口迅速發展成商業巨鎮，"大市中賈店鱗比，各有名稱。如云南京羅緞鋪、蘇杭綢緞鋪、潞州編由鋪、澤州帕鋪、臨清布帛鋪、絨線鋪、雜貨鋪，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里許，賈皆爭居之"(53)。

張家口互市的迅猛發展，引起明廷的高度重視。為了加強完善對互市的管理和對這一區域的防御體系，在張家口馬市設立了獨有的"敖剌赤"。"敖剌赤"(兀剌赤)是蒙古方面管理入市牲畜、維持馬市秩序的專職人員。"敖剌赤"的酬勞是由明朝方面付給的。

萬歷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宣府巡撫汪道亨在東、西太平山隘口長城內建關堡一座，取"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之意，名為："來遠堡"。"來遠堡"的名稱與張家口南部的"寧遠堡"名稱相比，體現了通過和平互市，明臣對蒙古民族的和平友善態度。"來遠堡"周長2里有余，磚砌城墻高11.67米，四角各建戍樓一座。堡開北、西二門，東臨清水河。堡北墻距城墻僅30米，北門正對長城上的《小境門》?！缎【抽T》高、人不能騎馬，寬、只能二馬并行。牲畜進門后向東拐進入兩墻夾道，東行一百多米進入寬闊的清水河河床?！缎【抽T》與《來遠堡》的設計獨具匠心：交易人員的來往及牲畜的入關均可由《小境門》控制，入關后人、畜分道;大軍入侵難以進關，小股騎兵襲擊，進入門也出不了東西各100多米長的兩墻夾道。

時過境遷，后金入主中原后，《小境門》及《來遠堡》便失去了原來的意義。蒙古民族是滿清政府的"皇親國戚"，為后金奪取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蒙古草原是清廷的大后方;廣袤的屯兵場所;豐厚的后勤供應之地;對內、外貿易的重要關口。大清帝國的建立，漢、滿、蒙民族融合，長城內外一統，明長城在軍事上己失去防御的意義，《小境門》與《來遠堡》己不適應政治、經濟、交通、貿易等的發展，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在小境門的西150米西太平山崖下的長城上，破墻開豁口建起了《大境門》。

張家口的繁華景象沿續到清朝中期，對外貿易己突破"互市"界線，不僅成為長城內外重要貿易集散地，而且官商依附、以皇商的身份公開走出了大境門，進而發展成聯結中國江南與內外蒙古以至俄羅斯地區的經濟樞紐。明末張家口造就了赫赫聞名的山西"八大皇商。……八家商人皆山西人，明末以貿易來張家口，曰王登庫、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云龍" (54)。這些皇商打著大清國的商旗，提攜、引誘著大江南北的各類商販，從張家口出發，進入蒙古草原，直達庫倫(今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并通過恰克圖(在今蒙俄邊界)延伸至莫斯科等地。長城以其"將邊堡造就成商城"的豐功偉績而注入史冊。

內外一統、驅散了長城上的戰火硝煙，和平"互市"、沖出了長城險要雄關，沉悶、悠揚的駝鈴聲喚醒了沉睡的瀚海;吱吱呀呀的汗板車碾碎了蒼涼的荒山，頂炎炎烈日、冒風雪嚴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勤勞睿智的華夏商人，在茫茫草原中踏出的"張庫大道"通往北國天邊……

本作者出生、工作在張家口，由于看到幾種對張家口的"由來與發展"不同說法的文章，出于對家鄉的熱愛，認為自己應該參于對張家口歷史的研究與探討，以上拙著謬誤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