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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古代京官的官邸制復雜一些，有免費，有租賃，有買斷，有貨幣化分配，以及分期付款等等。那么，地方官員的官邸制就簡單多了，一般都是免費居住，但無產權，離任就要完全退出官邸。 地方官邸多與地方官衙相連，前邊部分是辦公區，后邊是官邸，給官員及其家屬隨從享用，俗稱“內衙”，“廨舍”。 官員的官邸叫“內衙”，官員的兒子則叫“衙內”。宋人孔平仲在《珩璜新論》卷四云:“或以衙為廨舍……兒子謂之衙內”。“衙內”既是指這些官家公子們是“衙門之內”或官邸之里生長生活者，也因為這些“內衙”只有官員及其家庭隨行可以居住，官府子弟被稱為“衙內” 是一種特權的指稱。確實，住官邸（舍）一直是一種政治待遇和榮耀，《晉書·陶侃傳》云：“迎母官舍，鄉里榮之”，陶侃做官后，有了官邸（舍）可住，把母親接過去住，鄉里人覺得很榮耀。 （在古代，朝廷為官員提供的官邸是可以“拎包入住”的，官邸內的一應家具雜物亦由朝廷供給。圖片源自網絡） 另外，內衙官邸的院落與前面辦公事的大堂之間有門相聯，是為前門，平常公務往來，走前門，只有那些非公務之事，或是私交甚好的朋友或者自家晚輩才走后門進入官邸。那些往官邸里送錢送禮，請托官員辦事的，當然不會走前門，明目張膽地行賄，官員也不敢如此堂而皇之地通過前門腐敗，只會繞過大堂，走后門去完成私下交易。“走后門”一說由此而來，指通過托情或利用職權等不正當的途徑謀取通融或利益。 衙門以及后面的官邸都是“朝廷臉面”，自然馬虎不得，建筑施工扎實威嚴，用料也頗為講究。北宋元祐年間，蘇軾擔任杭州知州時，給中央上了一道《祈賜度牒修廨宇狀》，想要修繕一下衙門和官邸。稱杭州的機關辦公和居住用房，多是五代時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可見是當初這官舍是相當豪華的，只是“官不修衙，客不修店”，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官員不會永遠在一個衙門工作，頻繁調動是常有的事；且官邸又不是自己的私有財產，何必要修呢，大家都得過且過。再有就是政府不讓地方官員擅自修官邸廨舍，宋、明、清各朝都有官員因違規修繕遭受處分的記載。如北宋仁宗時期，知汝州李壽朋因違例修衙遭御史彈劾而降職降級。所以，年久失修，蘇軾住的官邸“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于是只好向中央打報告，要求修繕一下。 不過，蘇軾說得有點夸張了，衙門官邸破舊一點是事實，但普遍來說，比一般的百姓住房還是要好很多，想想杜甫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那真是“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北宋初年有一個大學士叫陶轂，親眼見過老百姓的住房多么可憐，“四鄰局塞，半空架版，疊垛箱籠，分寢兒女”，房子太小，中間加架一層，把箱子柜子拼起來，給孩子們睡。 此外，朝廷為官員提供的官邸是可以“拎包入住”的，官邸內的一應家具雜物亦由朝廷供給。以明代淳安縣署官邸為例，據《海瑞集·興革條例》載，知縣官邸的家具雜用有63種，200余件，縣丞、主簿等有60種，典史僅19種，配備不可謂不齊全。當然，官員調任或退休時，所有家具雜用都要按清單歸還，不得帶走，這是歷代的規矩。朱彧在《萍洲可談》述，王安石從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邸里一張躺習慣的藤床帶回了家。未幾，“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最后乖乖把公家的東西送回去。 不過也有例外的，《晉書》中就有這樣的記載，說先前的官員調任，將政府暫時安排給他和家屬居住的官邸據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這官員不光不歸還家具雜用，還把官邸給霸占了，居然沒有人奈何得了他，不知道是不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的原因。 從京官和地方官的住房福利比較可以看出，總體而言，地方官似要優渥一些，這大約也是一直以來，地方官常常受青睞的原因之一。唐朝白居易由翰林學士改任地方官后，客人登門祝賀，他高興地吟詩道：“置酒延賀客，不復憂空樽。”（北宋洪邁《容齋續筆》） 回頭一看，除了清代官員多購買“經濟適用房”外，似乎歷朝都有很多官員在職期間“不殖私產”。為何如此？一方面可能是房價太貴，殖不起，尤其是在京城為官，京城房價又貴，只能掛眼科。比方說明朝京師繁華的秦淮河畔，一間房能賣到600兩銀子，約為現在的55萬人民幣，即便現在的官僚，全憑工資購買也不容易，在當時，一般的官員想都不敢想。 另一方面也與朝廷不讓殖產有關。至少元、明、清三朝，朝廷規定官員不許在工作地買房。李開周先生分析，原因是南宋剛剛滅亡時，一批蒙古人到江南為官，他們嫌分到的公房太小，出去借住或購買民房，甚至強拿強要，激起民憤，各地義軍紛紛起兵抗元。為了化解民怨，元世祖忽必烈頒布了禁止蒙古官員在江南購置產業的嚴令。（李開周《古代房屋限購令》，載《國學》2011年第7期） 明清沿襲此制。明代規定，“有司官吏，不得于見任處所置買田宅。違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明代律例匯編·萬歷問刑條例·任所置買田宅》）如果官員敢在工作所在地買房，讓朝廷得知，扒光屁股打五十板，開除公職，沒收房產。在清朝，凡旗人去外地工作，膽敢在工作所在地買房，其所買房產由朝廷強制迫賣，并對當地知情不舉的官員一同處分。 再有就是，官員致仕（退休）后，一般都要求“告老歸鄉”、“解甲歸田”，有的朝代，比如南宋規定，凡各級地方政府官員休官后，三年內不許在任職地居住，倘在當地有親屬，或置有財產，三年以后也不許居住，違反者處一年徒刑。(史海玉《古代官員的“瓷飯碗”生涯》，載《決策與信息》2010年第2期)如此看來，官員在做官的時候在任職地“不殖私產”是很正常的事。做官時不讓其在當地置業，退休了不讓在當地養老，那又何必在當地購房呢？有政府提供的免費官邸，或是廉價的官舍，設施配置又那么的齊全，難道不是很好的福利嗎？官員做官賺了錢，可以拿回老家或其他地方置辦房產、田地，那才叫光宗耀祖，非常顯擺的事。事實上也是這樣，很多官員都在老家修有大第豪宅，住都住不過來，實在不能隨便相信古代官員普遍買不起房子的鬼話，而現在一些上了級別的官員說買不起房子，則會讓民眾笑出聲來。 另外扯一句，有讀者認為，“官邸”應該換一個說法，不然不夠走“群眾路線”。這固然沒有什么不對，可是在古代，這是萬萬不行的。據瞿同祖先生考證，古代房屋是有定制的，私人住房的大小、間數式樣和裝飾，都有定制，不能隨意亂用。譬如，廳堂間數有一定的格式，庶人無論如何富有，可以造很多所房子，但規定每一所房子的廳房不得超過三間，五間七間都只有做官才可有。又譬如，瓦獸只限于品官之家，梁棟、斗拱、檐桷，也只有品官才能加以彩飾。房子稱謂也不一樣。皇家才能稱宮殿，親王才稱府，宅弟公館官員才能用，平民、遮民稱家。（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商務印書館 2010年版）這都是無形福利收益。為這住房有形與無形的收益，又豈有不努力去做官的道理？ （責任編輯：代金鳳） 閱讀(1.9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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