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夷文化

東夷文化

　中國大陸東部，從東岳泰山周圍到東海沿岸的這塊土地上，自古便有人類生息繁衍。如果不計階段性的群體構成差異，權且按習慣上的上古族系稱謂渾言之，這些古人類可統稱之為東夷。他們所創造的文化，亦即近時大家習稱的東夷文化或海岱文化。

　　東夷民族的淵源，據現在所知的考古資料，已可上推到大約與北京猿人同時的沂源猿人。考古發掘越來越證實，東夷文化的主要發源地在魯中泰沂山區，迄今所見沂源猿人化石及其后繼者的舊石器遺址，幾乎全都集中在泰沂山脈中段。此后在長達幾十萬年的漫長進化過程中，“東夷人”逐漸由山嶺移居平地，下至距今３－１萬年前后，已出土的細石器遺址成群分布在沂、沭河兩岸的平原、臺地和低山丘陵谷地上，從兩河上源一直延伸至蘇北。以類型復雜的細石器為標志，“東夷人”這時大概還處在農耕文化的前夜，以陶器言之則屬于先陶期。

　　東夷民族的新石器文化，目前已確定下來的考古學譜系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３個前后相連的階段，大致從距今八千年上下至四千年上下，其發展速度是大大異乎尋常的。北辛文化時期，原始農耕已有所發展，磨制石器日趨精細；而村落和半地穴式圓形房屋的建筑表明，這時東夷人早已走向定居生活。與此相應的是多種類型的泥條盤筑陶器大量出土，可用以印證東夷人熟食技術的進步和飲食結構的改善棗這點對促進人體的進化和文化創造的多層次、多角度展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繼起的大汶口文化（約自距今６５００年至４５００年前后），是東夷文化史上的一個光輝發展階段；特別是它的中后期，在總體的成熟程度上，不少學者認為超過中原仰韶文化。除了與各地同時代文化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制作是格外高明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鳥造型的袋形三足器棗陶，這種器物一向被認為是東方文化的“標準化石”。它的主要用途不是炊煮，而是被作為祭器使用，把它與黑陶高柄杯（一般認為是酒器）等組合起來看，可以窺見東夷民族以宗教祭祀為核心的禮樂文化之早熟。大汶口人的玉器制作、雕刻和雕塑藝術也是相當發達的，以之與制陶業等匯總考察，可以形象地再現當時東夷民族社會手工業的發展狀況。龜甲的出土，反映出東部地區起源久遠的占卜之風。方形或長方形房屋的建筑形式大致定型，不僅有眾多的村落遺址，而且還出現了成批的大規模聚落中心，近年還在魯西發現了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城。另有十幾例陶器符號出土，它們的結體極似后來甲骨文、金文的構造，被認為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漢字萌芽形態。這些都表明到大汶口文化時期，文明因素已積累甚厚。下及山東龍山文化時期，區內單元文化的進一步組合日趨顯豁，迄今在魯西和魯北已發現的多組古城池遺址可以說明這一點。這時東夷民族的陶器制作，最以精美的“蛋殼陶”（一種薄如蛋殼、通體內外黑亮如漆、質地極純的黑陶高柄杯）著稱，陶亦發展出多種極具藝術美感的新形式。玉器制作有專門的作坊，占卜龜甲開始鉆灼。文字發展的線索尚須進一步追尋，已公布的丁公陶文看上去相當草率而成熟，是否即是東夷龍山文字，目前還有爭議。小型銅件也屢有出土，但尚未見到銅容器。種種因素表明，到龍山文化時期，古老的氏族制度將接近它歷程的終點，文明社會的曙光已燦然可見。

　　大汶口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的分布范圍，相對來說甚為整齊，大致包括今山東全境及河北省南端、河南省東部、安徽省東北角和江蘇省淮河以北地區。這應該就是傳統東夷民族的祖居地，也就是東夷文化的核心分布區。

　　近時海岱文化考古的積累成果，引起了各方面學者的濃厚興趣，因為這些成果不僅對追述和探討東夷民族本身的歷史有著很高的實證價值，而且對重新認識和研究整個中華民族的遠古和上古歷史都有著重要的史料意義，一方面，考古定位使東夷文化的本來風貌逐步得以揭示和顯露，無可置疑地證明了并仍在繼續證明著它原是中國遠上古集群文化和地域文化中最為古老、勁健、成熟的一支，東夷民族曾在華夏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史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另一方面，東夷文化本身也不是自我封閉型的，并非僅僅固定在海岱區域之內，它在自己的長期演進過程中，尤其在新石器時代中后期，始終和周邊其他地區文化保持著頻繁的接觸和交流，并對各地文化產生著極其生動、具體、廣泛而深刻的滲透和影響。通過對東夷文化墓葬風俗和典型器物（尤其是陶）等傳播路線的考察，可以知道東夷文化曾伴隨部族遷徙而大面積地侵入和散漫到廣大的中原地區，并由中原進一步西向波及渭水流域、南向波及漢水流域。同時在東南沿海地區，東夷文化對百越文化的侵潤幾乎從未間斷過，并以淮夷為中介，使東夷文化的許多先進因素沿長江流域西上和南下，又越過鄱陽湖地區及湘贛邊境山地而進入嶺南。東夷文化向東北方向的傳播，則使燕山南北及遼東半島的古文化顯示出諸多與海岱文化極其親和而相似的特征。國內外學者對東夷文化的覆蓋范圍還有相當寬泛的看法，認為它發祥于渤海灣兩岸，廣布于松花江、遼河流域到長江下游、杭州灣一線；其延展區和輻射帶，則北可達庫頁島、阿留申群島地區，西可至燕趙和黃河中游，東遠及日本海沿岸，南直通臺灣海峽和某些南太平洋島域，亦即所謂百越文化的大部及其擴延。更為開放的看法，則認為東夷文化不但是中國大陸本土中原文化的基層文化，而且是整個環太平洋古文化的源頭，它向亞洲東北部移動曾越過白令海峽而進入北美，向南洋群島的散播則由南太平洋逐島航行而抵達南美。相關的論說大都下及于商代乃至更晚起的東夷文化故事或傳說，因此墨西哥灣沿岸古文化與商文化的相似性和相關性，以及美洲瑪雅文化與東夷文化的風俗比較等等，都成為熱門話題。不管這些說法的規定性如何，注重東夷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并把它放到環太平洋古文化的大背景中作考察，仍可大大開闊東夷文化研究的視野，提供一些新的切入點。想來至少對這樣一種論斷是可以肯認無疑的：東夷文化乃是將中華本土文化以至歐亞大陸文化遷往太平洋區域的唯一橋梁。

　　考古史料的積累和清理，也使許多舊有的神話傳說史料重新活潑生動起來。把二者結合起來稽考推校，去偽存真，可以印證《尚書》、《易經》、《世本》、《楚辭》、《史記·五帝本紀》等文獻中大量古史記載的不同程度的可信性，從而也為認識東夷文化的歷史地位提供一定的依據。照我們的看法，司馬遷列入正史之首的“五帝”時代，正約略相當于考古學上的典型龍山文化時期，即約在公元前２４００－前１９００年間，前后持續５００年上下。傳世神話傳說大都起于這一時代，唯有關太昊、少昊等傳說還可提前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歷史地來看，“五帝”時代前期，由于中華本土上氏族部落文化的充分成熟，曾引起一系列大規模的部落戰爭。這種部落戰爭是異常野蠻而殘酷的，但它同時又從根本上打破了原始氏族制的全封閉體系，使幾乎所有參與戰爭的大部落或部落集團發生急劇的動蕩、分化和改組，從而最終導致了黃河中下游流域部落大聯盟的建立。此后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與民族融合的加強，部落大聯盟一步步轉化為多民族、大地域的華夏民族共同體，又進而逐漸蛻變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姓族統治的王朝棗夏王朝。這里不能詳述“五帝”時代中國社會變動的具體圖景，粗略地說，當時角逐中原的主要勢力是東夷、西夏、北狄三大集群。傳說古史上的著名大部落，黃帝部及其后繼者堯部落原屬北狄，共工（鯀）部及其后繼者禹部落原屬西夏，其余顓頊、祝融、帝嚳、舜及皋陶、伯益、蚩尤、后羿等部則屬東夷。最早執大聯盟牛耳的是北狄黃帝部，其次是東夷顓頊部，再次是由帝嚳、祝融、共工部聯合主盟，又次則是堯、舜、禹輪流坐莊。大致到舜、禹的時代，部落大聯盟向姓族王朝蛻變的機緣已逐步成熟，然而禹并不是夏王朝的實際建立者。此后又經百余年的夷夏交爭，直到傳說的夏代第７位君主后杼征服廣大的東夷地區之后，名副其實的夏王朝才算真正建立并鞏固下來，而這同時也就標志著“五帝”時代的正式結束。這個寬泛意義上的 “五帝”時代，乃是中國歷史由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過度的時期，同時也是華夏民族初步融合凝聚的時期。

　　早期華夏民族的孕育以東部族群與西北族群的斗爭融合為軸心。這一主導傾向，近世學者概括為“夷夏東西說”是有道理的，形象的說法是“龍飛鳳舞”：西北族群的最高圖騰是蟒蛇（蛙、魚、龜皆其同類），東部族群的最高圖騰是燕鳥，兩種圖騰的神化便演變出中華民族普遍崇奉的理想動物龍和鳳。此外還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鹿圖騰，后來演化為與龍、鳳并駕而位居第三的麒麟。在這一歷史性的民族融合與文化轉型過程中，東夷顓頊棗帝嚳棗舜一系實代表了當時中原農耕文化的主體。整個“五帝”時代，部落大聯盟的中心活動區在今豫東北的濮陽與魯西南的曲阜之間，古所傳帝都大多在這一線周圍，而山東半島的濰淄流域和晉南豫西的汾洛流域則是這一軸心兩端的發達區。中國文明初興的一些重大特征，諸如國家政制結構的醞釀和形成，傳統宗法建制的轉換與重構，上古禮制的進化與茁長等等，無疑都是植根于農耕基礎之上的，因此上古文化的主源多可追溯于東夷文化。尤其是體現中國文化主要特色的禮樂文化，到舜為聯盟大酋長時已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尚書·舜典》所記的行政措施及《益稷》篇所記的盛大樂舞場面皆是其證，夏、商、周三代禮制和朝廷大樂即皆以北為源頭。近世所發現的留有大量青銅器物、帶字甲骨和城市基址的殷墟，無疑可以看作是完整的早期文明社會范本，這一文明形態的主流因子，大都可以從大汶口棗山東龍山文化中找到萌芽。

　　古史茫昧而多姿，追尋東夷文化的絢麗風采是格外引人入勝的。而自夏、商以來，東夷文化已明顯地分為魯文化與齊文化兩大支。這兩支文化本有著極相近的親緣關系，但在歷史源流、發展道路和總體風格上又很有些不同。魯文化融入華夏中原文化較早，到西周時它所體現出來的深厚重農傳統、嚴密宗法體系和發達禮樂文明，事實上均直承夏、商中原文化主統而來（“周禮”是這一主統的新起代名詞），周人所加入的新因素并不很多。下及春秋時期，魯文化精神反映到學術文化上，便孕育出充實、質樸、謹嚴而趨向保守的儒學（以及墨學），其書史記亦重理性、輕玄談、嚴肅枯索而不語“怪力亂神”。齊文化融入華夏中原文化較晚，故爾夏、商時期中原王朝仍把泰山以東的“九夷”視為化外之民。然而自周初正式形成的齊文化，恰恰是東夷濱海文化的嫡傳，它的經濟基礎以農、牧、漁、鹽并重，宗法結構和社會組織相對松散，禮制觀念亦相對淡薄，民俗風情復雜多樣。反映到學術文化上，便產生出空靈華侈、舒緩闊達而開放活潑的稷下學術，其文獻精神亦崇物欲、尚智謀、浪漫生動而充滿詭變神奇。簡言之，魯文化是典范的中原平原型，齊文化則屬邊地海原與中原平原的結合型。二者的分界大體仍在泰沂山系，而到春秋戰國時期，齊文化也逐步被完全納入到廣義中原文化的范疇。這兩支文化均源出內涵深廣的東夷文化，其豐厚遺產經過先秦諸子的總結、整理、加工和改造，遂成為后世中國文化思想的兩大干流。學者稱“齊魯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微型”，其義足可玩味。倘得仔細追索東夷文化的歷史行程，并進而描述齊魯文化的全貌，則知東夷非夷，微型不微，其遺澤流惠于中國文化者至大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