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清川 ： 馮小剛的戰爭

馮小剛宣戰了。向全體的影評人。

在中國充滿了鄉愿與矯情的文藝圈里，這種情形并不多見。當然，這也符合中國的國情：在一個發達國家里，一個導演絕不敢這么明目張膽地向整個評論界叫板，因為評論即使說不上握有生殺大權，但負責任的影評人背后所支撐的觀眾群體給導演一個下馬威那是綽綽有余的。負責任的片場老板或者制片人應恨不得當眾下跪了吧；硬幣的另一面是，中國影評人的社會地位可想而知。缺乏專業的電影評論，包括那些生怕得罪演藝圈喪失準入機會的媒體，寵壞了一個除了票房之外基本上沒有什么理想追求的電影圈。

我去年寫過一個痛斥《一九四二》的評論，馮小剛的營銷隊伍馬上電話過來追殺。我的編輯記者們害怕極了，如果不予配合的話，這意味著華誼將會全面封殺我的團隊。這就是我們的土壤、極其變態的生態：老鼠變成了貓。所以當馮小剛痛斥別人是文化納粹的時候，其實也不妨借海南的一汪碧水照照自己的臉。整體國民都有著范偉的那副隱秘的嘴臉和欲望：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可是這并不妨礙我依然認為馮小剛對于《私人訂制》的評價是客觀的：電影完整性5分，娛樂性6分，現實批判性9分。起碼在我看到的影評而言，這些專業不專業的影評人在連馮小剛最起碼的電影意圖都還沒有看清楚的時候，便生吞活剝、雞零狗碎地拿老男人、權力欲、蔑視群眾等等類意識形態話語來扣這部電影的時候，對于一個傾注了思維力量的導演來說，確然并不公平。馮小剛生氣有道理。

在我看來，《私人訂制》就是馮小剛為自己私人訂制的一場戰爭：一場針對體制和社會的戰爭：他全面向官政治、俗文化和假經濟開火，期間穿插的小橋段，每一段都實有所指地針對著一種社會怪現狀：假忠誠、假青春、假孝子、假純情……

如果你剝下范偉、李成儒和宋丹丹平民身份的時候，你所發現的就是一個真實的中國。官員的行事準則，藝術家的人生追求、富有階層的紙醉金迷。這就是今天的中國真相。《私人訂制》是一個幌子，而那個剝離了平民身份的假象，才是真相。他們三個，包括那些小段子里的人造夢全部失敗，你慢慢咂吧一下就明白過來了：當堅硬的現實樹立在那里的時候，所有的夢都必然失敗。

電影的華彩樂章，無論是故事，還是表演，是在宋丹丹聽點歌的時候。這個最低階層的人心里跟明鏡似的：我配合你們演戲，可是我知道那些夢全尼瑪假玩意，只有這個小伙子在那一剎那給我的感動是真的。所以她流淚了。平民的幸福全都在那里了，平民的幸福也只能在那里。夢太高，太遠，不是他們的。宋丹丹蹣跚著走回她的貧民窟。

（圖注：《私人訂制》劇照，宋丹丹扮演的“丹姐”體驗了一天的富人生活，但最終還是要回到她所居住的貧民區。）

作為一個已經擁有了春晚導演身份的成功人士，主流社會的入局者，我不能不說，這一票玩理想，玩深刻，玩得有點大。審查人員都去哪了？

馮小剛說，最后那段道歉和王朔無關，是他“對這個世界僅存的一點敬畏”——或者說是一點得瑟吧。世界都成這樣了，我這么成功，還不慈悲一下？

最后是一個老得要死的梗：您連一億都愿意捐，還在乎一輛車？我真有一輛車啊。翻譯過來是：城市、森林、草原、江河，毀成這樣了，這個世界壞成這樣了，你們說是每一個平民都有責任？你干了多少糟事撈了多少好處，你都不道歉，我就這么點家當，我憑什么道歉啊？

批評電影的確是電影評論人的職責。但是電影批評所建立的基礎，仍然在于對導演心靈世界真實理解的基礎之上。以對于馮小剛的一貫惡意，或者是對于王朔叛變的一種情緒，加上對中國電影怒其不爭的些許失望，或者零敲碎打地尋找電影權力的罪證，于中國電影與觀眾的成長殊無半點裨益。我還是喜歡周黎明的嚴肅勁兒，他把電影評論真的看成了一種職業。

可是當馮小剛到了電影最后忍不住出場布道的時候，我就知道壞了。這是我對馮小剛的一向看法：他的思維深度只有5公分。事實上他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短板，在《集結號》、《天下無賊》、《唐山大地震》和《一九四二》中早就表露無疑。在這些較為嚴肅的大片中，他一直努著力試圖給予觀眾對于一些宏大的主題例如戰爭與和平、人性與世界、個體與時代、公共與社會的深度思考，但他每每是功虧一簣。

體制之惡，并不是官員個人操守所致，而乃是整個制度安排的失序；文化之低劣犬儒，絕非藝術家個人品味左右；而中國經濟的虛假繁榮，更非富豪高消費的結果；青春的喪失，與少年人追求奢靡無關；倫理的喪失，絕非兒女個人所為；忠誠的浮泛，也并非今人虛偽的表露……當批判現實主義的鋒芒被這些淺薄的現象和意念所掩蓋的時候，馮小剛的思考就成了同樣淺顯的影評人筆下的笑料。

馮小剛的能力恰恰在于表達小人物遭逢大時代的一些個人化體驗，例如《集結號》中的張涵予、《天下無賊》中的王寶強、《唐山大地震》中的徐帆，和《私人訂制》中的宋丹丹。每一個個人，當他或她遭逢時代大變異的時候，都是身世飄零若浮萍，但恰是這個體的際遇，方能滄海橫流，照見時代的妖異與殘忍。話能說到如此便罷了。馮小剛偏不是一個知道留白的人，要把故事說滿，到最后全都是個人不是個人，時代不是時代。

這個世界上偉大的導演，都不曾硬著要把個人塞給世界，或者把世界塞進個人。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肖申克的救贖》中的安迪，庫布里克的Lynden Barry，從來都沒有與世界混為一談。

當馮小剛硬要把幾個破碎的人物，范偉也好、李成儒也好、宋丹丹也好，塞給這個時代的時候，他注定只能得到一片破碎無依的價值觀。

馮小剛、王朔和葛優的組合，本是這個國度產生過最有想象力的影像。但是《私人訂制》回光返照式地把這個80年代的黃金搭檔重現人間的時候，頗有在淮海路上看見上海牌縫紉機廣告的感覺：這代的電影人，實在離當下語境太遠了。

早已經不是物質匱乏的年代了。經過西方各種主義的熏陶與教育，和80后90后整體與西方物質消費主義的接軌，互聯網所運行的全民免費教育的流布，審美、反諷、叛逆乃至反社會、反體制和頹廢主義，在這片全民物質主義的土壤中已然茂盛圓潤，那種王朔式的痞子氣和反智主義的機靈，就像上海牌縫紉機和鳳凰牌自行車一樣，僅供懷舊，不宜售賣。今天的少年們所需要的是Eminem那樣的憤怒、中年們所需要的是少年派那樣的殘忍、尖銳、深刻、普世，直達人心。

導演的責任不是抖機靈，也不是刻意深刻，而只是講好故事，用好自己的電影語言。還記得陳佩斯和朱時茂的經典小品《主角與配角》嗎？賀歲片一貫的喜劇，非得把自己弄成一作家電影，或者說，馮小剛非得拍賈樟柯的電影，怎么看，都有一點違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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