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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記作者：應(yīng)學俊/引文見相關(guān)資料） 【核心提示】“斯德哥摩效應(yīng)”或稱“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指被害者在極度恐懼的同時，由于犯罪者有意無意施舍的某種可憐的“仁慈”和詭辯“洗腦”等因素，轉(zhuǎn)而對犯罪者即加害者產(chǎn)生產(chǎn)生好感、同情、依賴甚至愛慕等情感，以致反過來幫助犯罪者或為其開脫罪責，或與犯罪者產(chǎn)生“角色認同”而協(xié)助干加害于他人的犯罪。這是每時每刻在發(fā)生著的一種并非個案的社會現(xiàn)象，值得關(guān)注。 1973年，中國正處于“文革”，更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除了“革命”，除了頌揚偉大領(lǐng)袖，一般國人對中國以外世界各國信息無從知曉。后來我們知道，就在這一年，地處北歐的瑞典斯德哥爾摩發(fā)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 Jan Erik Olsson 和 Clark Olofsson，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nèi)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后，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后，因歹徒放棄而結(jié)束。按常理，被害者應(yīng)對犯罪者痛恨至極，會要求嚴懲罪犯，并為自己的平安而感到萬幸且皆大歡喜。但，匪夷所思的正是出現(xiàn)了下面有悖常情的情形——
這件事激發(fā)了社會科學家的興趣，他們想要了解在劫匪與被挾持者之間這份感情的融合，到底是發(fā)生在這起斯德哥爾摩銀行搶案的一宗特例，還是這種情感的融合代表了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yīng)。而后來的研究顯示，這起被研究學者稱為“斯德哥爾摩癥候群”的事件，令人驚訝地普遍。研究者發(fā)現(xiàn)到這種現(xiàn)象產(chǎn)生于各種不同的經(jīng)驗中，從集中營的囚犯、戰(zhàn)俘、受虐婦女、亂倫的受害者等等，都可能發(fā)生。這種現(xiàn)象，后來被社會科學工作者和心理學家稱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或曰“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 【定義】斯德哥爾摩綜合癥（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又稱“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或被稱為“人質(zhì)情結(jié)”或“人質(zhì)綜合癥”，是指被害者在極度恐懼的同時，由于犯罪者有意無意施舍的某種可憐的“仁慈”等因素，轉(zhuǎn)而對犯罪者即加害者產(chǎn)生產(chǎn)生好感、同情、依賴甚至愛慕等情感，以致反過來幫助犯罪者或為其開脫罪責，甚至協(xié)助犯罪者加害于他人。那么，盡管這種現(xiàn)象存在并非個案，但它是否具有普遍、規(guī)律性呢？也未必。有研究表明：大約受害者的20～30%會出現(xiàn)這樣的“效應(yīng)”或曰“綜合癥”——而他們往往存在比較感性、意志不夠堅強而依賴感、依附感較強等心理特征；另一種情形則是一部分人始終沒有走出極度恐懼的心理陰影。 【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產(chǎn)生的機制】還有分析認為，如果同時滿足以下幾個條件，那么“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的產(chǎn)生就會更加普遍： 第一，讓你切實感覺到你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甚至僅僅讓你真實感覺到而已，至于是不是一定實施則是其次的；然后讓你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這么做，且是毫不猶豫的。 第二，施暴者一定會給你施以小恩小惠，這是最關(guān)鍵的條件。如在你絕望的情況下給你水喝，說一些似乎“近人情”的話等等。 第三，除了劫持者所給予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讓你接觸到，進而為你“洗腦”，讓你“理解”他們的加害行為的某些“合理性”和迫不得已，進而使你產(chǎn)生某種“同情”。 第四，讓你切切實實感到除了依附于劫持者無路可逃、無可選擇。
這樣的例子為進化心理學提供了佐證——人是可以被馴養(yǎng)的——這便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或稱“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 【“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在中國】“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在當下中國，無論是刑事案件或一般社會現(xiàn)象中，都是存在的，在極度恐懼和尋求自保的前提下，在一些過于感性而缺少理性、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的人群中，在正確的公認道德價值判斷已經(jīng)迷失的人群中，有蔓延之勢。試概括如下—— 1、大約國人皆知的某孕婦為自己的丈夫?qū)ふ摇疤幣被丶夜┘橐⒑Φ男淌掳咐螄L不是“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的范例？此孕婦因婚前的戀愛中曾有性史，婚后向丈夫誠懇坦言卻遭丈夫怨恨和報復(fù)，她無法抗拒丈夫的暴戾，且傳統(tǒng)觀念使其覺得愧對丈夫——這孕婦本身當屬無辜受虐者，但她為了自保，由于被丈夫及社會有關(guān)貞操的長期“洗腦”，最終屈從暴戾而助紂為虐——她除了如嬰幼兒那樣以“身邊強大的力量”為依賴，何嘗有任何道德價值的取舍與判斷？而本文末索引資料“六女性奴爭風吃醋互相毆打致人死命，爭相‘獻身’色魔”，則更是“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的典型案例。此類案例雖不能說普遍，但也絕不是極個別了——人真的是可以“被馴養(yǎng)”的？ 2、當今某些“專家、學者”，一面“思想受虐”，一面千方百計為“施虐”者開脫、辯解、背書。他們被一些人視為“犬儒”，為人所不屑。但細細想來，他們還到底還是被“恐懼”攫住了——他們恐懼既得利益和安寧會突然間被剝奪，因為“身邊的強大力量”完全可以對之隨時予奪，他們必須依附。久而久之，“防衛(wèi)機制”使其逐漸產(chǎn)生“角色認同，感覺“施虐者”與自己所作所為似乎確實都是“正確”的、在理的了，于是自欺欺人，習以為常……”而他們更親眼看到，某些更具獨立性、理性和社會責任感、正義感而少“依附感”的教授確實因此而遭解聘，抑或被剝奪一些權(quán)利和“好處”，而有的確實直接被“專政”，“恐懼”變得更加直接和現(xiàn)實！這是“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在社會生活中的隱性表現(xiàn)，與如前所述“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的產(chǎn)生機制非常吻合——人真的是可以“被馴養(yǎng)”的？ 3、曾經(jīng)飽受“施虐”者之苦而今已獲“營救”者，由于并未走出“極度恐懼”的陰影，由于自己以及家人已經(jīng)獲得了當下“身邊可見之力量強大者”的某種“恩惠和仁慈”，他們享受著眼下的安定和富足，有意無意淡忘了當年的“受虐”之苦，甚至如“斯德哥爾摩銀行劫案”中遭劫持的銀行女職員被營救后那樣，并不感謝營救者，而是站出來為匪徒“開脫罪責”——在當年的“施虐者”并未繩之以法遭到非常肯定的譴責和懲罰的背景下。這就使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這樣的少數(shù)人更加有了為當年“施虐者”開脫罪責的理由和需要，他們眼下的安寧照樣可能隨時予奪——久而久之，“防衛(wèi)機制”也使他們與當年的“施虐者”產(chǎn)生了“角色認同”，他們甚至面對媒體公開表示當年的施虐者所為“是對的”。這是具有“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的另一種典型——人真的是可以“被馴養(yǎng)”的？ 當然，如果以“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的話作為判定“施虐者”無罪甚至“英明偉大”的“證言”，這自然就太過荒唐，荒唐到以斯德哥爾摩銀行劫案中的被劫持者的“證言”為判定劫匪無罪的證據(jù)。法律永遠不是以“證言”為唯一證據(jù)的，依據(jù)的主要還是事實本身。 這些曾經(jīng)的“受虐者”如果不為當年的“施虐者”開脫，我們反倒可以把他們某些“不計前嫌”的舉動視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和對罪惡的“寬恕”。這倒是的確值得提倡的。可惜…… 【社會必須克服“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無疑是應(yīng)當堅決克服的。因為它的擴大和蔓延，犯罪分子必然歡迎，需要專制的“施虐狂”更加求之不得，他們必然更加猖狂而肆無忌憚，因而必然產(chǎn)生助紂為虐的后果。如果曾經(jīng)的“受虐者”、被害者不僅為犯罪者開脫罪責并且真的產(chǎn)生“角色認同”而轉(zhuǎn)為“施虐者”的幫兇，危害之更大可想而知，上面那個孕婦為丈夫?qū)ふ艺T騙處女供其奸淫的例子就很能說明問題了。而如此下去，遭殃的自然是更多的草民百姓、良善弱者。 由于人性的弱點在某些人身上存在較多，故這些人克服“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無疑更加困難，因為要冒人身安全和某些權(quán)利地位喪失、資產(chǎn)縮水的危險。但我們?nèi)绻氲阶约菏恰叭恕薄谴髮懙摹叭恕保氲矫總€人的人格底線、社會責任，強化道德情感，錘煉自己客觀理性的思維品質(zhì)和求真求善的價值堅持，在“施虐者”尚未完全威脅到眼下時，我們完全可以團結(jié)起來，克服“斯德哥爾摩效應(yīng)”而壯大抵抗“施虐者”的力量。邪惡終究要被團結(jié)起來的正義所戰(zhàn)勝——因為社會發(fā)展總體規(guī)律如此；還因為，人畢竟不能淪為可以被貌似強大的施虐者“馴養(yǎng)為動物”的地步。□ 2014年1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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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風臨酒把2 > 《應(yīng)學俊》
在這起事件發(fā)生后的幾個月里，這四名遭受人質(zhì)挾持的受害者，不僅沒有對罪犯義憤填膺，竟對綁架分子顯露出憐憫的情感，
【基于人性求生本能和進化心理分析學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