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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羅馬帝國前期帝國政權開放之擴大趨勢的特點、原因 ——《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讀書報告 前言 長期以來，本人對古羅馬便有著持續加深的好感。因為那樣一個文明留給全人類的幻想、思考空間和可繼承遺產實在太大太多。比如對政治學，務實而嚴謹的羅馬公民呈現出的共和精神、他們設計的混合均衡制度、共和國的衰亡體現的政治系統維持、變化的原因……其中任何一個問題，都值得一個政治學學者為之思索一生。因為客觀上，現有可找的有關羅馬的資料之中譯本在羅馬文明歷程中的分布數量不均等，相當多集中在內戰時期；主觀上喜歡大亂之時英雄輩出的歷史風云變幻，所以我了解得稍多的是共和國末期、尤其是凱撒橫空出世之年到奧古斯都贏得亞克興海戰一段的歷史。對羅馬文明中不讓共和國的帝國階段，只是在蘇維托尼烏斯的《羅馬十二帝王傳》、愛德華_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中有著非常片面而且半信半疑地了解。 這期偶而淘書，發現這本由俄籍美國人羅斯托夫采夫所著的《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相見恨晚，買回拜讀之后，更是大受啟發，自覺除在對羅馬帝國不同歷史時期、包括帝國各個省份在內的社會全景有了相當多的新知外，更對宏觀歷史與微觀歷史如何緊密聯系、即如何使微觀史料能支撐起宏觀歷史的結論有了自己的思考。作者在序中提到，其通過大量研究帝國時期的經濟現象（主要倚靠著考古學者在發掘帝國時期的遺址的豐碩成果），從而從這些經濟現象的時、空變化中謹慎勾勒出現存史料無法體現出的帝國各地經濟、社會生活風貌的演變路徑，為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演化路徑提供數量不一、但更加可信、而非僅僅建立在邏輯假設上的分析材料。所以，縱然作者的“反科學”（作者將近代語境下的社會形態、階級分析法——如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和社會經濟學概念——如城市化、工業化、科學管理套用到了古代，被蘇聯的一些專家認為是“反科學”）“傾向”一定曾為人所詬病，但是他的的確確地科學分析既豐富又有限的考古成果、嚴密謹慎進行推斷之態度，使得其在這些社會經濟的事實上根據史料推測出來的各時帝國各階層的心態、各個帝王主觀上一些有意無意的決策對帝國的維持之緣由、影響相當有解釋力。畢竟，一個給人感覺不是源于猜測、而是各個部分是由可被無數細枝末節史料和考古資料所合理推導出的宏觀結論會給人不同尋常的震撼。 至少，我讀過這本書后，回望過去讀過的書，感到吉本的論述太過個人中心主義和理想主義，似乎帝國的衰亡是個別帝王的特別舉動一蹴而就，而非可從社會經濟生活的細節所觀察出，這是基于多方原因緩慢發生的。比如，他在評價亞歷山大_塞維魯皇帝的善政時寫道，“元老院的尊嚴、自由和權威已完全恢復了；每一個正直的元老都能有機會毫無畏懼、毫不緊張地親自和皇帝交談”，似乎一個在三世紀已飽受軍事獨裁主義信條的帝王們迫害、添加進東方只知諂媚的奴隸的元老院能簡單因為一個皇帝十幾年的溫和自動恢復到至少是奧古斯都在位時期的元老院，這顯然太過理想化、簡單化。而孟德斯鳩，基于以古諷今的目的所做的《羅馬盛衰原因論》，把帝國的歷史簡單處理成一個倚靠著共和國幌子、不斷衰落的過程，則太過武斷。 所以，我希望寫出這本書對我理解某些問題的幫助，表達我對其的感激。我覺得自己從這本書收獲的東西是多層次的，但基于對本文需和政治學相聯系的自我期望，我的正文想主要根據這本書的提到的史實和推論，試著梳理羅馬帝國由奧古斯都建立到安東尼王朝（五賢帝時期）這一可被稱為帝國前期的時段，帝國政府如何逐漸從只對意大利內部、轉而向各行省開放其政權的史實，總結其特點，并輔以解釋——當然，我的史實分析來源主要來基于《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也包涵有《羅馬十二帝王傳》、《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內容。 選取角度的靈感和論述前必須陳述的相關史實 無論是古典還是現代情境下，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代理機構總是依賴于政治實體內至少是部分階層的支持。支持意味著這些階層有義務為國家機器的運轉負有責任。但使他們向共同體負責的同時，他們的參與了政權，必然享有了相當權力。只要這互惠是較為穩定的狀態，那么，這個政權便是向這一部分階層開放的。鑒于能影響政治決策意味著能使國家機器向利于自身生存、發展的方向運轉，那么，我們可以說，能夠意識到這個邏輯理路的階層都會有參與政權的希望。 所以，在一個有著對共同體的核心價值基本認同的政治實體內、且在操作條件允許的前提下，滿足越多的階層參與到政治實體內的愿望，該共同體就在更多階層的認識內享有合法性。真正希望國家長治久安且智識健全的掌權者也會在能容忍的限度內，盡力擴大對國家政權的開放。至少，向能從經濟、秩序層面支撐起共同體的那些階層開放。 當然，階層的劃分維度有很多。財富、地域、血統甚至知識水平等都能成為依據。羅馬帝國建立之初，實質上只面向意大利人（因為只有祖籍在意大利的人才被賦予羅馬公民權，而只有羅馬公民才被法定為羅馬國家的主人）開放政權，后來（指大致止于五賢帝的時期）卻逐漸將這公民權拓展到帝國內其它行省內的許多人群。我對這一過程十分感興趣，而所讀過的書籍內沒有十分系統而讓人信服的論述。所以，我想試著自己整理這一過程。 鑒于這段歷史內，地域是區分原來羅馬公民和新羅馬公民的首要特點，我也打算主要以地域這個角度為線索進行講述。 當然，在談到帝國歷史時，因為共和國體制（如羅馬公民制度）的影子長時間影響著帝國的形態、脫胎于共和國的各階層也在帝國的構建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故得對羅馬的共和國如何走向帝國、以及帝國建立之初政權參與情況做一個簡扼的概述。 羅馬本是一個城市共和國，其共和體制的存在依賴的是基于生活在羅馬城內及附近鄉村、殖民地的這樣一種公民（貴族+平民）：這個公民集體內的各個階層對任何個人、其它階層謀求政治上的獨霸地位保持警惕，并有著這樣的共識，即不約而同把共和國看做是自己的事業、積極地參與其決策、維護其“公共性”的內核。進一步思考，這是平民有產（一小塊土地）、貴族勢力相對較弱（不過是相對富裕的地主）才能達到的二者力量妥協平衡的結果。所以可以說，羅馬共和國SPQR是個農民共和國。雖然羅馬的共和制度從來都是隨著在公民大會、元老院內通過的法令而不斷浮動變化，貴族和平民幾乎不曾間斷過的斗爭也不斷地帶來雙方力量的此消彼長。但是，至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年代前夕，無論共和國如何開疆拓土，其運行邏輯、存在基礎一直大致如上文所述。 但隨著羅馬在三次布匿戰爭中的勝利、隨后征服全地中海地區歷程的開始，人數占公民總體極端少數的共和國貴族和騎士階層（除貴族外，平民中、也是公民中因財產最多等級最高的階層）因軍功和有機會充任行省總督而進行大肆侵占土地搜刮行省（西塞羅一篇指控凱厄斯_威勒斯在西西里總督期間犯下的暴行可以體現），同時，經常趁戰事緊張，兼并戰士的土地。于是，貴族平民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因為土地被無故兼并、農產品無法和使用奴隸進行勞動的貴族大莊園競爭而不得不賣掉土地的大量有產平民，淪為了流氓無產者，涌入意大利各城市，對這變化心存不滿；靠搜刮兼并土地或開始經營工商業急速富裕起來的貴族和騎士（許多騎士是羅馬在意大利各同盟城市的名門），在接觸到希臘化城市文明的奢華與風雅之后，也開始由點到面向縱欲者墮落——盡管羅馬的都會化運動也是這時開始的。這種急速分化動搖的是共和國各階層公民對共同體傳統“均衡”原則認同的基石——無產者不滿他們的生存處境，希望通過保民官打壓暴富的貴族和的騎士；貴族和騎士則懼怕平民的不滿，希望竭力提升元老院的地位。 這時有三件標志性的歷史事件發生了： 貴族出身的提比略_格拉古和蓋烏斯_格拉古兄弟看到這種現實，所以，如同許多希臘城邦革命的綱領般，他們提出一個激進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希望讓無產者重新獲得土地，恢復農民共和國的基礎。他們先后被不愿放棄既得利益的貴族以暴力或法令殺害，于是變化中的羅馬并沒向逝去的傳統靠攏。 羅馬的擴張倚靠的是劍，所以它在行省的秩序維持同樣得靠劍。但是傳統民兵制因有產農民淪為無產者業已崩潰，帝國（此處用的是國家政策意義的帝國含義，指第一次布匿戰爭后、開始獲得海外行省的羅馬國家）的遼闊幅員也需要職業化軍隊來駐守。于是馬略進行了軍隊體系改革，從此，羅馬軍團的士兵是從意大利無產者中招募而來的常備軍。 略晚時，羅馬的意大利同盟者們發動了旨在追求羅馬公民權的社會戰爭。羅馬元老院在倚靠馬略、蘇拉兩位將領取得了這場戰役的勝利后，還是將羅馬公民權普及到意大利其他同盟城市的公民（以前只是個別的授予來自同盟城市的人）。從此，意大利和羅馬合而為一。 這三件事兒為羅馬這個已經是全意大利人參與的共和國在公園前一世紀的劇烈政治動蕩埋下了以下伏筆：一，意大利其它同盟城市的無產者和地主豪商普遍加入到羅馬共和國公民群體內，使原本對立兩大階層的力量同時增強，加劇了對抗規模；二，格拉古兄弟的理念雖然沒有實現，但是更加刺激全意大利的無產者傾向劇烈的反對貴族和騎士階層代表的元老院；三，馬略改革使軍隊常備化，其無產者構成和招募之產生方式使軍隊更加容易將效忠對象由共和國向統帥個人轉變。 于是，我們所見到景象是，野心家們如蘇拉、凱撒、屋大維趁機崛起，利用軍隊，輔以討好無產者平民，用戰爭、屠殺清洗了貴族和騎士中最優秀、有實力的一群人，逼迫僅存的分子表示出對自己的服從，從而將傳統共和國的力量一極毀滅掉。此后，野心家再將長期拉攏成本太大的無產者平民從權力體系中完全清除，甚至停止召開平民大會。此時，原本分散在共和國兩個階層、三大機構手中的帝國的各項權力集中到“首席元老”，即皇帝手中，政治體制意義的帝國建立了。 正文 從《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提供的史料來分析，我認為，羅馬帝國在擴展其統治基礎的歷程上可總結出幾個在方式、對象、動機、過程上的特點： 第一，方式。這個過程是伴隨著羅馬公民權向外省的不斷普及而完成的。不同于同樣大一統的中華漢、唐帝國用察舉、科舉法使地方精英能進入到政權中，羅馬帝國采取的是中國人難以理解的“普及公民權”的方法。 簡略的一種解釋邏輯是，地中海地區地形破碎、平原狹小且多山、海岸線極長，故其人口多小規模各自聚居在相互半隔絕的地帶。如此，各個民族獨立發展各自文化的傾向很強，由一個文明在整合起整個地中海地區的文化、人口之難度較平原地區的大得多；希望達至繁榮，發展大規模的農業不如倚靠海洋的商業（以及相伴生的手工業）可行；并且，在此必須一提的是，各個獨立或相對獨立的小規模政治經濟共同體內，其成員不會感到國家機器有太過強大的力量。這樣的共同體如果進入文明社會、其成員的智識已經足以思考政治問題，那么它們顯然容易產生以城市為中心的“公民文化”：被確定為共同體“公民”的人，在對共同體負有較高責任的同時，也享有較大權利。因為一個較小政權對每個居民個體的依賴（軍事、經濟上）顯然大于人口眾多且大一統的農業文明的政權。加之其沒有使其居民太過害怕的力量，所以，其成員與共同體的關系，相較大一統農業文明，要平等得多。上述自然特點相對突出的亞平寧半島、巴爾干半島、西西里島、西班牙、高盧這些地區便都發展出了有著程度不一公民文化的城邦文明。 尤其是，羅馬很長時間內是共和政體。其公民積極參政促成的與共同體特別突出的高頻互動當然使羅馬發展出了非常成熟的公民文化。作為法定意義上羅馬國家主人的羅馬公民，或許面臨著服役、納稅的義務，但我們從諸多史料中可以看到，羅馬公民更有投票、競選國家公職、被權力機構供養、人身和財產被法律保護的權利（比如西塞羅就指控凱厄斯_威勒斯在西西里總督任內無端處死一名羅馬公民屬罪大惡極）。享有公民權的公民家庭是由戶籍官登記在案的，除非元老院授予，不然外邦人，哪怕是羅馬行省內的居民，也無法獲得之。雖然，前文提及，羅馬公民權在社會戰爭后被普及到了全意大利的羅馬盟邦，但是擁有整個地中海沿岸地區的羅馬帝國其它省份的原住民卻沒有得到這一待遇。 所以，如果帝國基于多種原因要擴大帝國的政治根基，那么顯然，利用成熟的公民權體制、將“帝國的主人”這一身份，擴展到那些比羅馬公民甚至負有更多義務卻少得多權利的居民身上，將會是簡單易行而充滿誘惑的方法——就像當初元老院將公民權擴大到意大利使意大利與羅馬合而為一一般。歷史證明，帝國早期的皇帝們，正是這么做的。 第二，對象。新公民的被授予者主要是行省都會中的被羅馬化的上層階層。他們是帝國秩序的最忠誠擁護者。 第三，動機。為選軍（即駐扎在行省的正規軍團）尋找良好兵員是許多皇帝授予外省都市羅馬公民權的重要動因。選軍是帝國秩序維持的支柱。 第四，過程。整個歷程可分為兩個實質一脈相承但速率不同的階段，即尤利烏斯-克勞狄王朝時期和弗拉維王朝——安東尼王朝時期。并且，具體推進政策是由各個王朝比較有作為的皇帝完成。下面綜合闡述二至四三項特點的產生原因。 一，尤利烏斯-克勞狄王朝時期。這一王朝的皇帝們是，奧古斯都、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勞狄、尼祿。這一時期在行省內普及公民權的速度較慢。 原因得從羅馬帝國的建立上找：奧古斯都是靠意大利羅馬公民團體和外省上層階層的支持建立起帝國的，其民權政策是基于滿足雙方要求的妥協。奧古斯都之所以能得到羅馬各個階層公民支持而擊敗安東尼、建立起一種實質獨裁的政體，在于他是順應羅馬人民、甚至外省上層階級的民心來進行這些活動的。經過數十年的內戰——從馬略與蘇拉，凱撒與龐培、小加圖、西庇阿，直至屋大維和安東尼——那時的這兩類人，已經厭倦并害怕了無盡的內戰帶來的混亂與破壞，渴望秩序。 羅馬公民，他們當然對內戰中的長時間的無序、流血感到厭惡。因為參加內戰流血犧牲的，基本上都是羅馬公民們。但是羅馬人就是羅馬人，盡管共和國早已名存實亡，但他們對共和國時代各個階層自己的權利仍然極為在乎。本來已經成為羅馬國家唯一一極力量擁有者的凱撒，因為過于直接地的蔑視了貴族和平民權利（甚至是要把公民權普及給行省的被征服民族），所以，在他死前，不僅貴族中有與他為敵、密謀刺殺他的派系，連他擊敗元老院時倚靠的平民也表達過對他的不滿（如，凱撒給予高盧貴族羅馬公民權、讓他們成為元老后，人民寫了諷刺詩歌；當保民官凱塞奇路斯和馬魯路斯摘除放置在凱撒雕像頭頂的王冠而被凱撒解除了保民官職務后，許多平民在平民大會上投票選舉他們為執政官--《羅馬十二帝王傳_神圣的朱里烏斯傳》P40，LXXXX.）。 另一類人，是生活在行省都市內經營工商業、擁有大地產的上層階級。羅馬的內戰多在行省進行，所以，內戰需要的資源，也多是從行省上層階級手中征調。他們早已不堪重負，希望得到秩序。 屋大維正是看出了這兩類人的普遍心態，所以，他一方面，宣布要向安東尼宣戰，結束內戰，恢復秩序，順應兩類人的愿望；另一方面，把被克婁巴特拉迷倒的安東尼描繪成凱撒政策的繼承者、對羅馬公民權利的侵犯者，并承諾自己將在內戰后保障、甚至增加羅馬公民的權利，這樣他尤其獲得了羅馬公民們的支持。由此，羅馬公民和外省上層階級才整個兒的將屋大維視為結束內戰的最好人選，支持著他擊敗了安東尼，讓他成為了“新羅馬”的締造者。 屋大維是現實主義者、偉大的政治家。他深知自己是靠著承諾保障羅馬公民的權利而獲得他們支持上臺的，帝國政權的實質參與者也是他們，所以，他恢復了許多共和國時期的風俗，給元老院騎士階級最大的尊重和自由，盡量造成一種共和國的印象，不濫用自己的無限權力傷害他們；在行省，因為他已深知，最希望羅馬帝國的秩序得到維持的，是生活在城市內上層階級，所以，他大力推進都會化運動，希望為帝國造就更大的這樣一個階層。當然，他顧忌到當時的羅馬公民們（當時還只是意大利籍的人們）對自己較行省原住民的較高權利的在意，所以，雖然將羅馬公民權給予更多以及羅馬化的外省上層能更好的擴大帝國統治基礎——他是意識到這點的（“……并給予那些打算為羅馬人民效力的城市以拉丁公民權或完全公民權”《羅馬十二帝王傳_神圣的奧古斯都傳》P77,XLVLL），但他還是很謹慎地只將羅馬公民權給予了很少的外省公民，暫時還只能讓他們享受到和平，而非羅馬公民權。提比略和克勞狄皇帝是這個王朝另外兩個希望向外省普及羅馬公民權的皇帝，但是他們的舉動遭到意大利籍的羅馬公民們的強烈反對，所以他們最終只好遵循了奧古斯都的政策。這就是尤利烏斯——克勞狄王朝雖然意識到帝國需要擴大統治基礎，但是沒有快速向行省普及公民權的原因。 二，弗拉維王朝時期和安東尼王朝（即五賢帝時期）時期。這一時期向外省普及公民權的速率較快。主要執行這一政策的有韋斯巴薌皇帝和他的繼任者們。 這些皇帝改變奧古斯都政策的原因主要是：1.地方行省經濟力量的增強造就了一個龐大的而羅馬化的都市有產階級2.意大利經濟的逐漸衰退使意大利籍羅馬公民無法為全帝國提資質供優良的選軍（地方駐扎的正規軍團）。二者一拍即合。 前文提到過，馬略軍事改革，建立常備軍的原因之一是，羅馬行省的征服和保持，必須依靠一支常備軍。這樣對內戰的促進效果在于：由于當時軍團士兵們多數是公民團體中的無產者，所以，他們容易被指揮官的利益承諾所左右，將效忠對象由羅馬國家轉移到軍團的將軍身上。奧古斯都建立帝國之后，他既知道軍隊對帝國的不可或缺性，也知道他們只有不愁衣食并服從于同一個統帥才能斷絕（至少是減輕）通過內戰、掠奪獲取財富的念頭，所以，他的舉措是由他繼續擔任全體軍團的領袖；并且，建立軍事基金，給軍團士兵以較高的工資，在他們兵役期滿后在行省內分配一塊土地。這種構想的順利實現還離不開前文說過的人心所向，即羅馬公民的普遍厭戰情緒、和對奧古斯都本人的真心期待。所以，奧古斯都時期軍隊一直相當穩定的原因實際上是基于這三個要素——使軍隊得到福利、所有軍團真心服從一個統帥、士兵們也深知內戰的痛苦——才得以起作用。 奧古斯都希望自己的家族從凱撒開始得到士兵愛戴的歷史能為其家族增添一種近似于傳統和神權的威望，使其家族成為保持羅馬軍隊穩定團結的力量，但其家族的繼任者卻敗壞了這種成果：提比略在奧古斯都生前雖積攢了耀眼的軍功，所以軍隊在提比略在位時沒有發生騷亂，但其嗜血與荒淫是人盡皆知的；卡利古拉的父親日耳曼尼庫斯深得全羅馬的士兵和公民的一致愛戴，但他在一切方面令人發指，最終落得被禁衛軍謀殺，但地方的選軍仍然沒有在其在位時發生重大騷亂；克勞狄被禁衛軍強行扶上馬，第一個開花錢收買禁衛軍的先河，但地方選軍仍然出于他是日耳曼尼庫斯的弟弟的原因，奉其為帝國領袖。直到弒母弒師作惡上空前絕后尼祿被殺，尤利烏斯—克勞狄王朝所有男性悉數死亡后，地方的選軍對連續幾代皇帝太過不堪而自己又沒法參與到皇帝擁立的不滿才徹底爆發出來。于是，公元69—70，上日耳曼、西班牙、東方的選軍先后各自支持伽爾巴、奧托、維特利烏斯、韋斯巴薌為皇帝，于是爆發了四帝爭立的內戰，直到出身于弗拉維家族的韋斯巴薌成為勝者方止。 這是四帝爭立發生的一個重要背景——奧古斯都的繼任們越來越沒能成為所有軍士一致愛戴和承認的統帥，同時出現了權力真空。 但是韋斯巴薌還從內戰中衍生出來的其他事情意識到，內戰爆發的另一個原因是，現有羅馬意大利籍公民出身的選軍士兵，不是最厭惡內戰、反而可能是希望內戰的一群人。 是的，奧古斯都統領下選軍軍團士兵的構成肯定多半是意大利無產階層，他們當然也有著馬略軍事改革以來野心家手中軍隊的私心。但是基于對長期內戰的厭惡、對奧古斯都本人無一例外的服從、獲得較好的待遇這三個或是特殊時代下因素、或是個人的因素的結合下，他們收斂起了從前的野心。可是，當內戰的記憶逐漸從人們腦中淡去，而提比略時期到尼祿時期，意大利因為農業上大地產的發展、工業因外省經濟復蘇而凋敝之時，其無產階層人數劇增，且對意大利的富人階層重新燃起了仇恨。他們雖然能在服役時、退役之后獲得仍然不錯的待遇，但一旦有機會將內戰戰火燒到意大利本土（前文提到的，內戰爆發第一要素，地方選軍不滿奧古斯都的繼任者們），他們天然對意大利富人的仇恨便爆發出來。于是，意大利的克雷莫納城便被他們的意大利選軍同胞們在內戰爭奪中屠城了。 既然意大利公民群體，尤其是無產階層并非帝國秩序的最堅定擁護者，那么，作為帝國支柱的選軍就不應該——至少不該是大部分的從他們中產生。那么，該由哪個階層來承擔帝國支撐的角色呢？ 韋斯巴薌當然想到了行省內的上層階層。考古發現，自奧古斯都開始，因為秩序的恢復和帝王們大力促進地方的都會化運動，許多行省，尤其是如東方、高盧這些本身農工商業發展潛力好、只是因為被征服和卷入到帝國建立前的內戰中而暫停了發展腳步的地區，極大的繁榮起來，造就了一個數量和勢力極為龐大的城市有產階層。他們不一定全都從事城市中的工、商業，可能只是農場主在城市有地產，但是，當時的有產階層被城市文明吸引或是因行省自治活動在城市進行，所以他們多數集中在原有或新興的城市中。可以說，羅馬帝國前期的走向極度繁盛，與他們的成長狀況成正比。所以，將公民權有選擇的賦予給行省中的城市有產階級——而非如社會戰爭后一股腦將公民權賦予意大利的無產階層和有產階層——讓這些最為支持帝國秩序的分子成為選軍的兵員，規避一支無產者軍隊更加可能給帝國帶來的無序，便成為當時有識之士能看到的最好的解決問題的方式了。韋斯巴薌的擴權政策當然也遭到了意大利籍的羅馬公民團體的激烈反對——尤其是他堅持讓親生兒子提圖斯作為自己的繼承人，使自己看上去像是斯多噶學派定義的僭主，更加重了意大利羅馬公民對他的反感——但是，他把這一政策堅持了下來。雖然他暫時還只是對羅馬化的帝國省份（主要是集中在帝國西部拉丁語區的西班牙、日耳曼尼亞、伊利里庫姆、高盧、阿非利加、不列顛等省份）的上層分子開放公民權，而對東方希臘語區的行省保持戒備，但是，隨著韋斯巴薌的繼承者們，如提圖斯、圖拉真、哈德良皇帝將這一政策逐漸推廣到全帝國，我們便在全盛的羅馬帝國時期，看到這樣的場景： “甚至在兩安東尼時代，那時城市的自由已為它們的大部分臣民所享受，這種自由也附帶有非常具體的利益。” “通過引進殖民地和使那些最忠順、最有成就的省份加入到自由羅馬中來這兩種策略，一個羅馬民族便逐漸在各省形成了。”（愛德華_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章《兩安東尼治下的黃金時代》） 于是，羅馬公民這個羅馬民族的代名詞，可以說不再是僅僅指代祖籍在意大利的那些公民了，而是全帝國真心支持帝國秩序的文明分子們。他們直接構成了羅馬軍團、元老院的主體，在公元三世紀五賢帝時代歷經了許多考驗而秩序井然，造就了愛德華_吉本提到的、人類在世界歷史上“過著的最為幸福、繁榮的生活”的、兩安東尼治下的黃金時代。在這樣一個城市有產階層存在并足夠強大的前提下，羅馬帝國的政治統治基礎被擴充到一個看上去鞏固無虞的基礎上了。 末了體會 對羅馬帝國政權參與階層變化趨勢之特點的分析，我是基于其發生的原因、方式、對象、歷程來確定討論項，從而提煉、論證特點的。這篇文字是讀書報告，這名稱相當正確。因為我只是根據《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作者的海量歷史敘述，抽離出和這個主題相關的零碎史實，再輔以從前對羅馬帝國政治參與擴大之相關史實了解，使它們邏輯化、系統化、連貫化。這實際上只是一個根據現有閱讀面——尤其是所“報告”的這本書的材料——的啟發，自我構建對此問題的解釋模型的過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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