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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以來，美元指數一直處于低位震蕩，而且近兩年來震蕩的頻率越來越小，2013年的美元指數僅在78.918—84.753之間波動，2013年美元除了兌日元波動較大以外，與其他主權貨幣之間的匯率都基本保持了相對的穩定，美元匯率的穩定顯然有利于世界經濟的調整，尤其對美歐經濟的恢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果說利率是一國經濟內部調節的主杠桿，那么匯率就是國際間經濟調節的主杠桿，當利率與匯率兩個杠桿同時發揮作用并影響世界經濟時，這樣的主權貨幣就具有了國際貨幣的特質，而美元正是這樣的國際貨幣，所以近些年來美元用利率與匯率雙杠桿配合經濟戰略進一步鞏固了國際貨幣的地位，促使各國央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央行的美元儲備在不斷被動增加，正因如此，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對國際匯率市場有著決定意義的影響。 美國經濟的復蘇加快了腳步，這要求美聯儲減少QE規模，但是從貨幣政策上來看，美聯儲所采用的政策更接近中國央行的穩健貨幣政策，而不是過于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是針對美國就業以及通脹等情況的轉變，緩步調節貨幣政策，目前美國M2的增長已有所減緩，預期美元匯率會適度升值，但2014年總體升值幅度不會很大，繼續保持低位震蕩的概率偏高。 債務是美國經濟的最大問題，為了讓全世界相信美國的債務是安全的并能繼續推銷美國債務，美國經濟就要保持長期穩定增長，同時減少雙赤，而要想達到經濟增長與雙赤字減少的目標，美元匯率的穩定就是必需的條件，所以近幾年來美元匯率減少了波動頻率，這為美國經濟復蘇提供了必要條件。近3年來，美元指數實際上有趨向固定匯率特點，從年線上看，最近6年的美元指數就像平躺在臥榻之上，所以在美國不斷催促人民幣加快浮動匯率腳步的時候，美元趨向固定匯率的態勢是值得業內研究的。 經濟危機之后，歐元在華爾街的”歐債議題”下減緩了擴張的腳步，同時日元與英鎊的國際貨幣地位有所下降，美國在經濟大震蕩的5年中，卻進一步擴大了美元的國際版圖，這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氛圍中顯得非常不協調，也說明國際匯率問題的政治化傾向比較嚴重，所以中國等國家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曾提出“超主權貨幣”“特別提款權”等議題，目的就是想擺脫貨幣的國家符號，建立一個更公平的國際貨幣體系，但事與愿違，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在不斷快速增長，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受到巨大的考驗，美元的鑄幣稅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經濟損失，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以及通脹等問題也深受美元的影響，正因如此，中國加快了人民幣國際化的腳步，加快了利率到匯率的配套改革。 但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環境是非常復雜的，從內部環境上來看，中國經濟當前的問題與日本昔日“廣場協定”的相似度接近80%，而外部在美國主導的一系列安全議題下，中國的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都變得很不平靜，而日本更是借機加強右傾勢力，表面上是針對中國的釣魚島問題，實際明里暗里都指向了人民幣國際化。日本之所以在美聯儲欲收緊貨幣政策之際施以更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實際目的之一就是加強日元的國際地位，積極輸出日元，所以即使日本加大寬松，但是日本內部的通脹依然很低，這與日元的輸出是有密切關系的。顯然日本已經認識到人民幣的國際化會進一步打擊日元的國際地位，所以日本不斷挑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同時想借美日同盟的關系打壓中國，并試圖利用破壞中美關系而漁翁得利，為人民幣國際化設置障礙，同時利用中美的矛盾積極擴張日元的國際版圖，并努力尋找日元新的登陸點，譬如印度。 因此，人民幣國際化不僅僅是個經濟議題，而是一個全面考驗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等的綜合議題。“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上，這種“臥榻之側”的信息傳遞的越來越明確，所以“臥榻上的美元”嘴中咀嚼著“喧囂的日元”，刀叉上插著“擦拭傷口的歐元”，眼中盯著“要下海的人民幣”，在各有訴求的國際貨幣角色中，美元無疑繼續執其牛角，并給其他國際貨幣貼上“政治弱勢”的符號，這就是未來人民幣國際化所要面臨的嚴峻格局。 人民幣兌美元目前已經呈現破6的趨勢，人民幣長期單邊升值，顯然不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長期外升內貶，造成了美元等國際貨幣套利的空間，輸入性通脹打壓了居民的生活質量，即使這是階段性過程，但對中國的稀缺資源分配以及居民收入還有消費等等都構成了不利影響，雖然人民幣升值對產業結構調整、國際貿易均衡等有利，但是人民幣匯率的生成機制并不成熟，所以人民幣匯率單邊波動所產生的利弊很容易出現兩極化的趨勢，日本也正是在這樣的兩極化問題下當初踏入了“廣場陷阱”，中國應引以為戒。（本文作者馨月系和訊網首席財經評論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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