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長榮臨床經驗

一、系統研究傷寒原著強調學習診治大法俞氏治傷寒學，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以熟讀精讀而登仲景之堂，旁參剖析而入仲景之室。至于融會貫通則靠不斷的臨床實踐。唯物辯證法是學習指導的指南針，診治大法是學習研究的重心，既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是學習應用的一貫要求。”其成就主要表現為：

（一）善于學習，探驪得珠俞氏學習本論，主要采取直讀、橫讀、綜合讀三種方法。這是由淺入深，由初學到獨立思考而至進行探討研究的三個步驟。

直讀即按原條文順序讀，要求理解條文，清理條文。理解條文是指對每條條文從詞、句到文法、文義以及條文要旨等都要理解；清理條文則是在細心研讀的前提下，參閱各家校勘意見，弄清條文文字有否錯簡、缺漏、衍文，并分析條文有否臨證指導意義。讀完一遍，再將該篇條文分為若干段，理解段落大意，這樣對本論就有個較系統的印象。

橫讀有幾種方式。一種是前后對比，即類似條文之間的前后對比。因本論條文中，省文、舉賓略主的很多，也有錯簡、脫漏、衍文的，須前后對比，才能理解深透。此外，還有類證對比與類方對比。

綜合讀，一是讀與傷寒學有關的經典著作，上溯《內經》，旁通《金匱》，下及溫病專著，將本論的辨證施治法則及方藥與之聯系對比，從而悟出仲景在承先啟后方面有哪些貢獻，哪些突破，哪些不足。二是讀傷寒學派專著，重點是成無己、張隱庵、柯韻伯、徐大椿、方有執、喻嘉言、陳修園、尤在涇、丹波元簡等名家注本，以及近現代有關本論研究的專論專著，從而領會前人治傷寒學的思路、方法和學術特點，了解《傷寒論》歷代研究概況以及當代的研究進展動向。此外，還應學習現代醫學知識，以“取彼之長，補我之短”。

（二）重視實踐，糾偏補缺《傷寒論》因流傳年代久遠，原本散佚，累經翻刻傳抄，各種版本條文多有互異。同時，由于歷代注家因學術觀點和臨床經驗各有特長，對條文理解也互有出入。因此就不可避免地有部分校勘不夠完善，有些注解因循衍飾，甚至錯誤曲解。而對于某些較重大的實質性問題，歷代注家雖有爭議，但無定論，有的則采取婉轉回避態度，使后學者無所適從。

俞氏為《傷寒論》糾偏補缺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糾補原則是：尊重原著，運用歷史唯物和辯證唯物觀點，證于臨床事實。既要經過縝密考證，又要擺脫舊觀念，因而能夠提出許多獨特的見解。主要的有如下幾方面。

１對條文校勘：在運用校勘學基本方法的基礎上，側重本校和理校。本校即尊重原著精神，理校則根據臨床事實。如第１７６條：“傷寒脈浮滑，此為表有熱，里有寒，白虎湯主之。”（條文序碼據《新輯宋本傷寒論》，重慶市中醫學會編注，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同）。據臨床所見，表熱里寒不能用白虎湯。從本條方后林億原注：“此云脈浮滑，表有熱，里有寒者，必表里字差矣。”再對照第３５０條“傷寒脈滑而厥者，里有熱，白虎湯主之。”可知本條“表有熱里有寒”系“表有寒里有熱”之誤。又如，第１４１條末句“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三物小陷胸湯屬寒涼劑，治寒實結胸，與臨床實踐不合。據本條文后原注“一云與三物小白散。”再旁校《玉函經》、《千金翼方》均作“與三物小白散”，可知本條有衍文，宜作“與三物小白散。”

２對條文注解：是從臨床實踐出發，不隨便附會注家舊說。如第１５條：“太陽病，下之后，其氣上沖者，可與桂枝湯……”此條“其氣上沖”各家注解都很含糊，一般多說是“氣逆”。若是氣逆，已屬桂枝湯變證，再與桂枝湯與臨床實際不甚切合。他認為，本條的“氣”是指病氣（病邪）。其氣上沖，意旨病邪仍有向上、向表趨勢；也就是說，太陽表證仍在，可再用桂枝湯。這樣解釋既切合臨床實際，也與本論桂枝證汗下后表未解，桂枝證仍在者仍可與桂枝湯的經旨相符。又如第１０１條：“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其中“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歷代注家見解各殊。他認為，此條是承接前幾條而來，特別是與第９６條關系密切（實際是９６條的補充）。第９６條指出傷寒、中風五六日邪入少陽，可能出現的柴胡證四大證。這條補充交代，四大證不一定同時出現，只要見到其中主證之一便是。但不可忽略“傷寒中風”這個前提。傷寒中風此處指少陽病，就是說病入少陽，邪在半表半里時，有柴胡證四大證之一者，可以用小柴胡湯。如果避開了少陽病這一前提，單純在“但見一證便是”上推敲，就脫離了臨床實際。再如“少陰病三急下”三條（第３２０～３２２條）以往注家多認為是少陰復傳陽明，俞氏則認為是陽明腑證，與少陰病無關。他說：條文冠“少陰病”三字是提示病人有脈微細、但欲寐現象。

陽明腑實出現異于尋常的脈證，臨床所見并非偶然。由于燥屎內結，氣機被遏，氣滯血亦滯，血行不暢，故脈沉細；胃中燥實，濁火上蒸，蒙蔽神明，故呈嗜睡狀態。這是陽明實證而現少陰假象，即所謂“大實有羸狀”，故宜大承氣急下。這種解釋得到中醫界眾多同行的贊許。如果沒有豐富的臨證實踐經驗，不可能下此明確斷語。

３關于傷寒的涵義：傷寒有廣義、狹義之分，這是眾所公認的。但廣義的傷寒究竟是什么病，歷代醫家觀點不同，尚乏定論。《素問·熱論》說：“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難經·五十八難》說：“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肘后備急方·卷二》說：“傷寒、時行、瘟疫，三名同一種耳。”可見在漢晉以前，醫家僅認識到傷寒屬熱病之類，有一定傳染性或流行性，而病名概念往往與溫病、時行、瘟疫含混。近代醫家有認為傷寒包括多種熱性傳染病（或多種熱性流行病），俞氏早期也持這種觀點，后經進一步復習有關文獻，從趙刻本和成注本中的“傷寒例”得到啟發，并聯系臨床實際，認為以前所下定義不夠確切。因為傷寒畢竟是傷于風寒之邪，病性原屬寒。初起病在太陽，用麻、桂等辛溫發表藥，若說熱性病是不適合的（溫病才算屬熱性病）。又從臨證所見，許多傳染性、流行性疾病在發病過程中某一階段，所出現的證候雖確與傷寒相類似，但本論所稱的傷寒病并不一定都具傳染性或流行性。所以，他修改了以前的觀點，認為傷寒是指因外感風寒而致的多種發熱疾病（發熱僅是一種癥狀，可發生于多種原因，其性可陰可陽、可虛可實，故說發熱疾病可以，不能說熱性病）。發病多在秋后及初春氣候寒冷季節，但夏秋氣候反常時亦可發生；病情多急重，變化較大，與一般傷風感冒不同。它可能包括現代醫學所稱的流感和呼吸、消化、泌尿、神經等系統的急性感染疾患某一時期或某一階段的病變過程，以及某些敗血癥或急性循環功能衰竭。

４關于六經涵義：《傷寒論》六經涵義是個老問題，至今沒有統一的看法。為了闡明這個問題，俞氏作了大量的糾偏考證。首先，從古代文獻特別是《內經》中歸納分析了六經的多種含義，指出六經同病而異義的甚多。不同的書各有所指；作為各種不同的病證或病證的分類法，又有其不同涵義。《傷寒論》雖援引《內經》六經之名，但內涵已經改變。本論無“六經”一詞。

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只稱“病”，不稱“經”。仲景把傷寒臨床所出現的證候，按陰陽、表里、寒熱、虛實歸納為六個病（證），每個病都有它獨具的某些癥狀和體征，創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辨證論治體系。后人在繼承和不斷實踐中，肯定了這一辨證論治體系的實用價值，從而把它概括稱為“六經辨證”，作為多種外感發熱疾病的辨證綱領。

５關于厥陰病篇：厥陰病篇條文不好理解，這是古今學者所公認的。由于條文不好理解，因而對厥陰病的定義、性質、治法等就有這樣那樣的看法，甚至對是否有厥陰病的存在，也有人懷疑，因而有“千古疑案”的說法。關于這個問題，他在《對厥陰病篇條文的再探討》一文（發表于《湖北中醫雜志》１９８４年４期），全面、鮮明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此文首先分析了厥陰病篇條文不好理解的幾個原因，繼而指出厥陰病的四個辨證要點。認為辨證要點只有在掌握本篇辨證論治精神，根據傷寒病傳變特點的基礎上，進而探討厥陰病可能出現的證候，才能得到解決。根據所定的辨證指征，他對厥陰病篇原條文共５６條進行分析，并加理順，分為三大類：①厥陰病；②厥陰病變證共計２７條；③不是厥陰病而是厥陰類似證（主要的是厥證、下利和嘔噦）計２９條。關于厥陰病的定義、性質、治法，作了如下結論：厥陰病是傷寒末期可能出現的危重綜合證候，是少陰病（寒化或熱化）的進一步發展。病性屬陰、屬虛、屬寒或熱（視少陰寒化熱化而定），病位在里，涉及腎、肝、心及心包。由于它是傷寒病的末期，故其轉歸有好轉與死亡兩途；由于它的病情的特殊性和病位、病性的動搖性，故又有陰陽勝復、寒熱錯雜和變證的出現。

正因本病復雜多變，故厥陰病篇提不出綱領性條文。其治法，厥陰寒化仍以回陽救逆為主，用四逆湯類；厥陰熱化，論中語焉不詳。至于陰陽勝復、寒熱錯雜和變證，因動搖性大，只能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大法處理，沒有主方。

以上對厥陰病篇的分析和條文整理意見，突破了千百年來“疏不破注，注不破經”的陳規。

“一石擊起千層浪”，對傷寒學的研究無疑將起到推動作用。

（三）歸納分析，闡明要旨俞氏善于運用歸納分析方法來闡明本論要旨。

１六經歸類：本論原就是按六經歸類，但有的條理尚嫌不清，他將三陽病分經證、腑證，少陰病分寒化、熱化，在前人基礎上，進行較全面的調整，使條理更為明晰。①根據六經病的性質、病位，并歸納了它們的主證、主方，把六經提綱（定義）作了明確規定。如少陽病提綱原條文為“口苦、咽干、目眩”，增加了“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心煩喜嘔”；少陰病提綱原條文為“脈微細，但欲寐”，增加了無熱惡寒，下利，手足逆冷。太陽、陽明、太陰等亦皆如此。②確定了六經提綱之后，將六經病篇次作了調整，如根據六經病位及病勢發展規律，把少陽篇次于太陽篇之后；綜合分析了瀉心湯類證和梔子豉湯類證的病性、病機、病位，把它們分別列入少陽病篇和陽明病篇，等等。

２湯方歸類：這是學習徐大椿《傷寒類方》的研究方法，但更注意各湯方的主證、副證和鑒別證，在徐著的基礎上有較大發展。并制成圖表以示之，可謂匠心獨運。

３證候歸類：這種研究方法前人也已做過，但按現代醫學生理學系統分類歸納，進行辨證施治，尚無先例。還有診法、治法等的歸類研究，都能一目了然、明白曉暢。在歸納的基礎上，他進一步通過聯系、對比、判斷，尋找規律，得到較為正確的結論。如對某些條文不清或有疑義處，就綜合有代表性的注家意見，歸納出幾個觀點，再參考仲景其他著作和其他有關名著進行分析研究。由于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上按證、方匯要分析，使上下條文聯系對比，便于學習和應用。

４強調學習診治大法：《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之說沿襲數百年，前輩醫家除少數存疑者外，大多持默認態度，而后學者則大半不求甚解，人云亦云。俞氏一向反對此說，認為三百九十七法概念不清，邏輯不合理，不利臨床應用。提醒學者“不宜一傳再傳，貽誤后人”。為此，他寫了“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質疑”，闡述他的觀點，并表明他反對三百九十七法，不是否認《傷寒論》，而是為了更加維護《傷寒論》的權威性。那么，本論是否有法？他不但承認有法，而且曾經提出“傷寒論精華在于診治大法”的論點，并主張要把本論的診治大法滲透到中醫各科中去，這種觀點在中醫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

《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質疑》和《傷寒論精華在于診治大法》均見本文“醫論”部分，此處從略。

５理順傷寒與溫病的關系：自溫病學理論體系形成以來，中醫界對傷寒論與溫病學的關系觀點不一，不少人持有“寒溫對立”的說法。俞氏力排眾議，指出傷寒和溫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傷寒學說與溫病學說都是前人在觀察診治外感熱病的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本論作者創證候歸納、分經辨證施治范例于前，溫病學派則繼承發揚、充實于后。他們之間有著相輔相成的關系，不是對立的。因此，學習《傷寒論》，不能排斥溫病學，而學習溫病學，同樣不能排斥傷寒學說。他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證：①傷寒以六經辨證，溫病以衛氣營血或三焦辨證，辨證綱領雖有不同，但臨床診治思維方法是一樣的，都是按陰陽、表里、寒熱、虛實，把臨床出現的主要癥狀和體征歸納為若干證，然后依證立法，依法立方。同時都承認傷寒和溫病都是感受外邪所致，表里可以相傳，寒熱可以轉化，虛實可以變移。所以，從認識論和方法論上說，傷寒論與溫病學是溝通的。②傷寒傷于風寒，溫病傷于溫熱，初起發病不同，但寒熱能夠轉化。當傷寒第一卷３３４病邪入陽明時，與陽明溫病證候基本相同，治療大法并無原則上的差異。《傷寒論》許多主方，如梔豉、柴胡、白虎、承氣、五苓、瀉心、溫中、四逆等，為溫病學家所繼承（從《溫病條辨》一書看得最為清楚）。③溫病學家繼承《傷寒論》，在臨證實踐中，感到論中尚有不足，對許多主方進行加減化裁，如白虎湯、承氣湯，就分化出許多類方，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傷寒論》太陰病記述簡略，基本上只提到寒濕，后來溫病學家關于溫熱、濕溫的論述，彌補了太陰熱化診治的不足。

《傷寒論》厥陰病篇僅總結厥陰寒化的證治，對于厥陰熱化陰液虧竭引動內風，仲景限于歷史條件未能很好總結出治法，后世溫熱學家填補了這一空白。

因此，俞氏強調，傷寒學者必須兼通溫病學，臨證才能拓寬思路；溫病學者必須兼通《傷寒論》，臨證才能游刃自如。

二、潛心唯物辯證法的學習重視用哲理指導醫理長期以來，俞氏堅持學習唯物辯證法，并運用于科研的臨床實踐之中，受到省內外中醫同道的好評。已故著名中醫學家岳美中曾贈五言律詩一首：“瞻韓在廈門，快慰不勝言。志向高峰立，醫從絕頂論；擘經徵舊學，唯物印新痕。吾輩前輩業，滄溟氣可吞。”給予極大的鼓勵。

（一）對《傷寒論》及其作者的評價《傷寒論》集秦漢以前醫學之大成，仲景創立六經辨證法則，不僅為外感發熱疾病制定了綱領性診治大法，而且為中醫臨床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所以，本論被公認為承先啟后的經典著作。張仲景也被推崇為醫中之圣。但是，《傷寒論》并非完美無缺。分述如下：

１從《傷寒論》篇首開題（今人通稱張仲景原序）中可以看出，仲景撰著此書除總結自己臨床經驗外，還參考了大量古代文獻———勤求古訓，并廣為收集他人經驗和民間驗方———博采眾方。其中，仲景臨床經驗（包括六經與他人經驗的重復驗證）是全書的精華。但是，應當指出，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和個人實踐的局限性，《傷寒論》中也難免摻雜一些主觀或不成熟成分。

如把三百九十七條看作“條條皆真理”是值得商榷的。

２《傷寒論》中的“傷寒”、“六經”、“陰陽”、“營衛”、“氣血”等術語，都是援引《內經》、《難經》。《傷寒論》集“內”、“難”理論和仲景實踐經驗于一書。因而書中許多觀點，有的遵循《內經》，有的則與《內經》不盡相同。例如，“陰陽”、“六經”等名詞，仲景原意與《內經》就有差異。

《傷寒論》中三陽三陰病名均承《素問》，但所述病證卻與《素問》大有不同。仲景總結傷寒診治規律，實際是按證候歸類，只是引用三陽三陰定立病名為綱而已。由于各自概念未曾言明，容易使讀者誤解。

３仲景在撰著《傷寒論》之前，對外感熱病，包括當時所稱的傷寒、溫病、時氣、溫疫等曾進行過觀察、研究，原試圖對所有熱病作系統總結。可是由于個人精力、時間以及所能收集、觀察到的病例都有限，加上歷史條件（如藥物品種較少、有病無藥）等多種原因，事實上無法做到。

因此，他既有大量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夠成熟的經驗（如溫病方面的總結還不全面，對厥陰病的認識還不成熟），甚至還有失敗的教訓。正如原序所說：“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此外，文化工具的缺乏（晉唐以前無印刷術，全賴傳抄）、醫學思想的保守（秘本不肯公開），以致各本《傷寒論》就有不少互異之處，給后學留下了一定困難。

俞氏認為，《傷寒論》的可貴之處在于它是從臨床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又用以指導臨床實踐。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難免存在一些不成熟甚至錯誤之處，必須應用唯物辯證法加以整理并在實踐中進一步提高。他在《試以唯物辯證觀點剖析〈傷寒論〉》一文中（見本文“醫論”部分）較全面地闡明了這一觀點。此外，他在《〈傷寒論〉各家注釋校勘意見選評》（《福建中醫藥》１９６２年４～６期）和《試析〈傷寒論〉中的發熱》（見《中醫雜志》１９８１年９期）等文中，也都是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為指導進行研究。

（二）對中醫辨證論治的研究辨證論治是中醫臨床診察病情、采取治療措施的基本法則，是理、法、方、藥有機組合的診治體系。這一診治體系是我們祖先在長期臨證過程中，由實踐到認識，在古代哲學思想影響下逐步形成的，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內容。

俞氏自５０年代后期就開始應用唯物辯證法研究中醫辨證論治，著有《中醫辨證論治與唯物辯證法》一書（由福建省中醫研究所印，１９６１年內部發行）。同一時期，還先后發表《論中醫學術的整體觀》、《中醫辨證論治的精神實質》、《氣、陰陽、營衛、津液》、《我對疾病內外因關系的認識》等文，這些文章都是對《中醫辨證論治與唯物辯證法》的輔翼與補充。

１中醫學術思想的唯物觀。唯物主義首先承認物質（客觀、存在）是第一性。祖國醫學在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指導下，認識到人體內外都是物質存在。俞氏以大量的文獻資料和臨床事實，闡明了氣、陰陽、五行、營衛、精、神、津液、六淫、邪氣、痰、瘀等的物質概念。認為由于它們的客觀存在，才建立了中醫學術體系。如果僅把它們看作中醫“術語”，沒有物質基礎，中醫學就是唯心的了，那么辨證論治也無非是人們的主觀虛構，沒有臨床指導價值了。所以，研究辨證論治，首先要明確唯物觀這一前提。

２中醫辨證論治的整體觀。祖國醫學認為人體是完整統一的有機體。這個完整統一性，一方面是機體內部的完整統一，另一方面是人與外界環境的完整統一。整體觀是中醫辨證論治的核心，主要反映下列幾方面：———陰陽的對立統一。調和陰陽，使之恢復相對平衡，是中醫診療的基本特點。由于陰陽是對立統一的，它們之間有著相互資生、相互依存的關系，任何一方都不能脫離另一方而單獨存在。因此，無論是采取抑陽救陰或抑陰救陽治法時，都要適當照顧到另一方。———臟腑相關。基于對臟腑整體觀的認識，在治療時就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根據經絡與器官組織的主司、傳導及表里相聯等關系，采取整體療法，如肝腎同治、肺脾同治、金水相生、治肝之病必先實脾、肅肺而通大腸、瀉心火而利小便等。———天人相應。基于對“天人相應”的認識，治病時必須“合人形以法四時”，注意結合地理、氣候因時因地制宜。———情志與疾病的關系。生活條件與疾病的發生發展也有很大關系，因此臨床上必須全面考慮問題，從各方面尋找病因，針對病因采取適當的治療措施。

３中醫辨證論治若干辨證規律：①內因與外因。疾病的內外因概念，歷代醫家見解不一。

他認為內因指正氣虛，外因指六淫以及外在異常事物的刺激，可用“邪氣”兩字概括。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依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祖國醫學也有“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的說法，表明內因在發病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而在治療上強調維護正氣，主要措施包括扶陽氣、保津液、護胃氣、調和營衛等。當然，在外邪強烈的情況下，也注意祛邪以解除外在因素。但有兩個前提，一是祛邪旨在扶正，二是邪盛正虛應顧正氣。②共性與個第一卷３３６性。疾病的發生發展、臨床表現以及治療方法，既有其共性，又有其個性。知道共性，才能掌握其規律，才有診治理法可循；了解個性，才不致被常法機械套住。既知共性，又曉個性，認識疾病、處理疾病才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比如傷寒病，由表入里、由陽傳陰、由經至腑，這是一般規律；但也有不自太陽始而直中太陰、少陰的，還有自陰出陽的，這又是特殊情況。又如，發汗、利小便為治太陽病兩大法門。但太陽病也有不宜發汗或利小便的；清熱，瀉下為治陽明病兩大法門，但陽明病也有不宜下的，這些都是同中有異。溫陽法中，又有溫陽固表、溫陽固澀等細法之別，也是同中有異。③現象與本質。臨床上往往遇到疾病的表面現象并不完全與疾病本質相符，甚或癥狀與疾病性質完全相反；有時性質完全相反的疾病，卻會呈現出若干相似的表象來。因此，他強調臨床上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詳細診察，精心辨證，便能透過現象，抓住本質，辨識疾病的真假。如判別邪之在表在里、屬寒屬熱，以證為主；判別虛實真假，以脈虛從脈、證虛從證；形氣與脈象真假，以脈象為憑。疾病在發展變化過程中，有的僅是量變，有的則是從量變到質變。所以必須用發展的、變化的眼光去認識和處理疾病。如從梔子豉湯證（汗吐下后，虛煩不得眠，心中懊）到梔子厚樸湯證（心煩腹滿，臥起不安），即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由上焦到中焦）。由于性質已變，方藥亦隨之而異。④本與標。中醫標本論含義廣泛，就邪正雙方而言，則正氣為本，邪氣為標；就病因與癥狀而言，則病因為本，見癥為標；就病變次第而言，則先病為本，后病為標；就病所而言，則病在內為本，病在外為標。分清標本，便能抓住主要矛盾予以解決。臨證運用標本指導治療的先后，一般都按照“治病必求其本”的原則，治本為先。但是，由于矛盾可以相互轉化，標本可以相移，在標病危急之時，又應以治標為要務。

俞氏運用唯物辯證法研究中醫辨證論治，提出四診為辨證手段，八綱為辨證綱領，治療原則的選擇為論治關鍵，方藥嚴謹組合為論治的具體措施。臨證中以中醫基本理論為基礎，審證求因，審因論治。從辨證到治療，理法方藥融為一體。

中醫學術理論具有唯物、辨證的成分，但不夠完善。俞氏認為：①中醫對物質與范疇分別不清。例如氣、陰陽、五行和營衛等，有時指物質，有時又作屬性、規律、動力、功能解釋。②中醫對臟腑的認識，有的是器官，有的僅是對它們生理功能的一種假設。同一臟腑有兩種以上的解釋。③中醫應用五行學說來解釋人體內外各種事物的互相聯系、制約的關系，在醫學史上起過進步作用。但由于五行學說的局限性，隨著科學技術知識和方法的不斷發展，曾經是執簡御繁的五行歸類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就表現出它的臆測性。④中醫辨證論治從整體觀念出發，運用邏輯推理方法，確有其鮮明特色。但辨證的根據主要是病人主訴和醫者的直觀感覺，難免夾有一些主觀成分。同一個病人，請幾個中醫會診，常得出幾種不同的結論。有的病在無證可辨的情況下，往往憑經驗施治，等等。

基于以上看法，俞氏提出，要提高和發展中醫，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除了具備堅實的中醫基本理論和實踐能力外，還要掌握有關的現代科技知識（包括現代醫學）。

三、精心剖析各種治法提出氣反反治新說中醫治療學內容豐富，治法名目繁多，但歸納起來，不外大法與細法兩類。大法指中醫通稱的“八法”，細法是八法的衍繹。如汗法有峻汗、輕汗、解肌之分，下法有峻下、輕下、潤下之別，補法有養陰、壯陽、益氣、補血之異，等等。有的細法是大法演繹的形象化，如益火生土實際第一卷３３７是補法之溫陽法，但溫陽法不只限于益火生土。歷代有關大法方面的研究頗多，而對細法的研究則較少見。俞氏注意到這一現象，所以著重于細法的應用研究。他的研究特點，是在傳統理論的基礎上有所發揮，并能緊密結合臨床實踐，切中肯綮，入木三分，這方面的內容主要有：（一）益火生土法益火生土法古已有之，但歷代醫家多局限于益命門之火而生土。俞氏認為，益火生土法尚應包括益脾胃本臟腑之火。曾就這個專題撰寫了《益火生土法則的認識與實踐》一文（發表于《中醫雜志》１９６４年１１期）。

益火生土法臨床應用范圍甚廣，無論何種疾病凡是因脾胃虛寒所致者均可斟酌應用。俞氏認為本法較常用于吐、瀉、腫、喘四證，尤以泄瀉證應用機會最多。脾胃虛寒及脾腎虛寒雖然可產生各種不同病癥，但其臨床表現有一定的共同性，即口淡無味，清涎自涌，甚或吐水，胃中苦冷，腹脹腸鳴，大便溏泄，面色多蒼白，唇舌較淡，舌苔白滑，脈沉細緩弱。脾腎陽虛還可能增見大便溏滑甚或失禁，肢末不溫，或面浮跗腫。這就給益火生土法的應用提示了一定規律。

俞氏應用益火生土法，在選方遣藥方面，脾胃虛寒者常用理中湯，脾腎虛寒者加桂、附，或用理中合四神丸。腎陽虛而有陽損及陰現象者，用金匱腎氣丸（改湯）。有些患者脾胃陽虛而又有陰液虧損者，常取和胃益脾之品別加炮制，意在“以火益火”，如參、術、淮、扁炒令黃或焦，使諸藥存其性而變其氣，既能益火，又能助陰，在臨證上亦有一定意義。

（二）引火歸原法引火歸原法是針對腎火妄游（即“浮火”、“浮陽”）而設立的一種治法。根據俞氏體會，腎陰虧虛容易導致腎火妄浮的病理形成，是由于腎陰虧虛，陽無所附而浮越于上。它所導致的病變是多方面的，如引動肝陽，則為頭暈、耳鳴、面赤；挾胃火上浮，則為口瘡、齒痛、消渴；擾及心神，則為驚悸、失眠；腎氣不納，則為氣喘，等等。腎火妄浮之“火”既非實火、邪火，治法就不宜苦寒直折；同時由于它既有陰虛的一面，又有陽衰的一面，不同于陰寒內盛、陰盛格陽證，也不同于陰液虧損、虛火上炎之證，宜宗前賢“……無根失守之火浮游于上，當以辛熱雜于壯水藥中，導之下行，所謂導龍入海、引火歸原，如八味湯是也。”（《醫學心悟》）俞氏臨床上常用引火歸原法（以金匱腎氣丸為主方），治療內傷發熱、眩暈、失眠、驚悸、消渴、口瘡等病癥，均獲比較滿意的療效。我們曾經階段性總結了他對引火歸原法則的認識與實踐經驗（發表于《云南中醫雜志》１９８２年６期）。根據我們的體會，俞氏應用引火歸原法的規律可歸納為三點：①引火歸原法適用于腎火妄浮的病癥。腎火妄浮的主要病理機制在于腎陰不足，以致龍火上僭。其臨床表現是多方面的。②引火歸原法臨床應用范圍頗廣，舉凡內傷發熱、頭痛、眩暈、耳鳴、鼻血、喘證、消渴、驚悸、失眠、水腫、淋證、癃閉、牙痛、咽痛、口瘡等屬于腎火妄浮者均可應用。這些病癥的臨床表現不同，但有一個共同規律，即既有腎陰虧虛的表現，又有腎火不安其位的表現。③引火歸原法是中醫獨特治法之一，實際上也屬于“反治法”范疇（下文將詳述“反治法”）。它既與苦寒瀉火有異，與扶陽抑陰也有區別，與反佐法也不盡相同。臨床上常用的方劑有金匱腎氣丸、七味地黃丸、滋腎通關丸、景岳右歸丸等，以金匱腎氣丸為代表方。其中肉桂、附子辛熱，能入腎命之間同氣相求，引火歸宅為主藥。

（三）既濟法既濟之名始于《易·既濟》，本義為水火相交，互用互濟。中醫臨證以水火之性比擬解釋人體生理病理現象，并據此原理而推出既濟法。

既濟法的具體應用是以辛溫辛熱藥與苦寒或甘寒藥配伍，使水火相交而達到陰陽調和的目的。其治療作用是交通陰陽，調理氣機升降，因而它是針對上下臟腑器官之間水（陰）火（陽）失濟，表現上寒下熱或上熱下寒或寒熱交錯、氣化失調的病證而設。根據俞氏臨床經驗，既濟法雖非中醫治療常法，但對某些頑癥，用之得當，常可收到奇效。如消渴病，有因無根浮火上越者，用玉女煎養陰清熱，加肉桂一味引火下行；有因下元不足，陰津內耗，陽氣又虛，津液不能升騰于上，用金匱腎氣丸（改湯），助氣化，升津液，使水火既濟，陰陽協和。小便驟然不行，口不渴，下腹脹滿，多因腎與膀胱蘊熱，是無陰則陽無以化，故水不能出。用知母、黃柏苦寒養陰，稍佐肉桂辛熱通陽，使陰陽相交，水火既濟，氣化則能出矣；若膀胱氣化失調，水道不約，小便失禁，須清心滋腎，稍佐肉桂引火歸原而調氣化，使陰陽相交，水火既濟。牙痛有因郁火而致者，用生石膏、知母、細辛、白芷、良姜五味藥（自訂驗方），取甘寒與辛熱配伍，上散火下清熱，相互為用又相互制約，合既濟之義，療效頗佳。

傳統的既濟法是應用于心腎水火二臟不交所出現的病癥。俞氏在實踐中還推廣用于脾腎不交，他在《談既濟法的臨床應用》（載于《新加坡中醫學院１９８９年特刊》）一文中曾闡明了這個觀點。他指出，中醫書中尚未列“脾腎不交”正名，但臨床確見到脾腎不交之證。眾所周知，脾之主運化要靠腎陽（命火）的溫燠，若腎陽不足或命火浮越，不能上交于脾，則精微不運，痰濕內生；而脾虛水濕不運流注下焦，又可累及腎的氣化功能。又脾居中而溉諸臟，腎之陰精有賴脾之化生轉輸。脾陰不足亦可導致腎陰不足；腎陰不足又使腎陽不安其位，造成火衰不能燠土，因果循環不休。可見脾腎相交是客觀存在。脾腎不交，治以健脾溫腎為常法。但在水濕內停，陽氣不布，寒熱錯雜的情況下，亦可使用既濟法。曾治林某，胃脘脹，漉漉有聲已４０余日。知饑但多食則脹甚，伴噯氣食臭，清涎自涌。小便頻而量不多，下肢微腫。近３日來兼牙齦浮腫，咽痛。脈小弦，舌質紅苔薄黃。此乃脾虛不能運濕，腎虛不能勝濕，氣化失調，水停心下，注入下焦，陽用不布，虛火上浮。擬健脾以利水，溫腎以壯陽，并反佐苦寒以成既濟，庶幾脾腎相交。

并春澤、腎著、交泰三方為一方：潞黨參、茯苓各１５克，澤瀉１２克，白術、豬苓各９克，干姜、黃連各６克，甘草３克，肉桂心２４克（另沖）。服三劑，諸癥解除，一個月后隨訪未再發。

既濟法具有寒熱并用內容，但不等于所有的寒熱并用都屬既濟法。據我們體會，既濟法的原義是水火相交，從狹義說，水火相交即心腎相交。但火有君火、相火、五志之火，故從廣義而言，水火相交不單限于心腎相交，但也不是漫無邊際。其要點在于水能上，火能下，而腎為水臟，兼司水火，所以不論是心之君火或五志之火以及浮越于上的命門之火，都要與腎水（陰）交通，離此即不屬既濟法。或問既濟法與引火歸原法有何不同？俞氏指出，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引火歸原是在腎陰虛陽無所附而浮越于上的情況下，引龍雷之火返歸其位。從這一點說，引火歸原與既濟法同一道理。但既濟法不僅限于招龍雷之火歸宅這一面，還有使腎水與心、脾、肺、胃之火交通的一面。引火歸原與既濟法都以金匱腎氣丸為主方，又有相同的一面，但一方屬多法、一法有多方，是常有的現象，即以腎氣丸而言，它既是既濟法與引火歸原法的主方，又是補法中作為補腎（陰陽兩虛）的主方，有的方劑書將它列入溫陽法（包括益火生土法），都是大家公認的。而既濟法主方除腎氣丸外，常有交泰丸和清心養陰（如玉女煎、清心蓮子飲）方中配伍肉桂，以及上面所舉脾腎不交所用諸方。另外，引火歸原目的在于“引”，于滋陰藥中必加桂附；既濟法目的在于“濟”，可桂附同用，亦可只加肉桂；亦可不用桂附，如上述自訂牙痛驗方，就是以石膏、知母甘寒養陰，清肺胃之火，細辛辛溫入腎（知母也能入腎養陰），使上下相交水火既濟。

不是腎火上浮，故不屬引火歸原法。由此說明，既濟法的臨床應用范圍較之引火歸原法尤廣。

（四）反治法《素問·至真要大論》（以下簡稱《大論》）有“微者逆之，甚者從之”的記載。其中“甚者從之”意謂病情較復雜或病勢較重者，治療時要順從其病氣。如何順從？《大論》指出：“從者反治”，顯然，順從就是反治。何謂反治？《大論》進一步指出：“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這就是從治法，也叫反治法。

由于疾病的發展過程常呈現一大群矛盾，往往寒熱虛實錯雜，此時從寒從熱從虛從實，必須通過現象，找其本質。甚者，即指錯綜復雜的生理病理矛盾現象；從之，即去偽存真。正如《大論》中所要求的：“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制伏病根，探求病因，正是中醫辨證論治的精華所在。

俞氏曾撰寫《略論'甚者從之’》一文（《中醫雜志》１９７９年７期），較全面地論述了反治法的涵義、內容及其具體應用。文中提出三個觀點：①“熱因寒用、寒因熱用”當是“熱因熱用、寒因寒用”之誤，這是根據原書上下文意和臨床實踐修改的。②“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四個短句中的第一個“熱”“寒”“塞”“通”是指藥物的性能，后四個“熱”“寒”“塞”“通”是指病的表現（恰切地說是指表面假象）；因，仍也，依也，也就是隨順、依從之意。把四短句的詞義弄清楚，對反治、從治的含義也就不用多解釋了。③應用反治法，必須通過現象找其本質，即在錯綜復雜的病理現象中，排除假象，尋求真正的病因病位病性。正如《大論》中所說的“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這也正是中醫辨證論治的基本要求。從這個意義說，反治法也是正治法，而且是更加精密的正治法。那么，前人為什么又有反治法的提出？乃因醫者在紛繁錯雜的疾病面前，往往被許多假象所迷惑而造成誤治。它的提出，不過是教醫者臨證中要勤思考，善辨別，避免誤診誤治而已。

臨床應用反治法的機會很多。常見俞氏治療長期發熱或低熱，因脾虛中氣下陷，陰火內生者，用補中益氣湯；氣血不足者，用歸脾湯；營血不足陽氣外瀉者用小建中湯；腎陰虛陽氣外越者，用腎氣丸等，都是屬熱因熱用法。至于傷寒少陰病，陰極似陽，孤陽浮越出現的真寒假熱證，應用四逆湯類方，熱因熱用更是屢見不鮮。有的病者，因熱邪郁閉，陽氣不能透達，而出現真熱假寒現象，就是寒因寒用。如傷寒陽明白虎證和承氣湯證，有時可能出現微惡寒或肢末厥冷等，這是臨床常見的。風熱外感和暑病也是如此，因熱（暑）邪內郁，肌表反而有畏寒或畏風等，宜辛涼宣解。有些慢性病，如肺熱陰虛，肺氣失宣不主皮毛，或肝氣怫郁，陽氣不能外達，都可能出現畏寒怕風癥狀。對此，常分別用沙參麥冬湯合瀉白散養陰清肺，或四逆散加丹皮、白芍、李根皮疏肝解郁，也是寒因寒用法。俞氏治痢疾，初起力戒收澀，主張導滯通腑，即使大便一日達十次以上，只要有里急后重、大便拘急不暢，都在導滯通腑方中加大黃，這是他治痢最常用的通因通用法。高熱神昏、大便熱結旁流者，也是采取通因通用。而對于大便秘結，特別是習慣性便秘則少用瀉下藥。他說長期便秘不是氣虛無力，就是血虛腸燥，不能強通，只能用補（即塞因塞用）。小便不通，也要辨屬虛屬實，若是氣虛或陰虛，用利尿法無效，往往愈利愈不利，只宜用補氣升提或養陰增水，這也是塞因塞用。婦人漏下不止，屢用固攝無效者，須考慮瘀血不去則經血不止；若不腹痛、血色晦暗挾塊者，多是有瘀血征象，宜活血化瘀，通因通用反能止血。閉經，有因氣虛不能行血，或陰虧血少，均不宜通，只宜補，又是塞因塞用。

根據我們從師體會，反治法用之切當，常可收到出奇制勝之效；用之不當，則往往會產生不良后果，故非學驗俱豐、辨證周詳、心細膽大者不足為之。

（五）“氣反”及其治法氣反是一種病理現象，“氣反者，本在此而標在彼也。”（張景岳語）俞氏早在６０年代初，就曾對“氣反”的涵義、病變機理及其治法作了專題探討（《中醫雜志》１９７２年１２期）。

根據他的體會，針對“氣反”這種病理現象，采取從疾病相反的部位去施治，往往能夠取得較為滿意的療效。其具體措施有“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病在上，取之下”如頭痛因胃虛肝逆，濁陰上犯者，用吳茱萸湯泄肝和胃，頭痛隨之消失；耳鳴因腎陰虛肝陽上亢者，用六味地黃丸（改湯）加磁石、石決明滋陰潛陽，耳鳴可得緩解；脫發用補腎益血之脫發飲（系自擬方，詳見下文“經驗方”部分）；內火熾盛迫血上行之鼻衄，用黃土搗鹽敷涌泉穴以釜底抽薪，常見奇效。“病在下，取之上”如氣虛下陷之癃閉、脫肛、子宮脫垂，用補中益氣法以升提中氣；大便秘結，用上焦宣痹湯開其上焦，使上焦暢通，津液得下，氣化通調，不用下藥而大便自行。“病在中，旁取之”多應用于針灸方面。例如，心胸痛針內關、大陵，胃腸病針足三里，這是因經脈貫五臟而絡六腑，行于上下左右，故病在中，亦可從四旁取之。

他強調指出，上述治法是在整體觀念的統一指導下，根據臟腑經絡相互聯系以及全身氣化、血行相互溝通的原理，而采取的一種異乎尋常的治法，其關鍵在于尋找病變的實質部位而進行治療。

除上述益火生土法、引火歸原法、既濟法、反治法、氣反治法之外，俞氏對解表法、養陰法、溫陽法等也有獨到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