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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絞胎、絞釉陶瓷器概述

     徐宏空間 2014-01-25

     

    歐陽希君

    前言

    關于絞胎、絞釉陶瓷器的實物資料較少[1],研究的展開也不多。部分專家、學者雖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有益的探求,但部分著文中似有不太重視資料收集、積累,即倉促命筆、潦草將事。不少問題并未獲以真正解決,且自相抵捂之處亦屢見不鮮。資料占有的多少,直接關系到研究的深度,因此資料對研究者至關重要,而收集整理資料又是一項細致而繁瑣的工作。目前筆者所收集的各公私藏品文字圖片及資料(文字紀錄)約250件,剔除了一些記錄不準確(如同一件作品被誤為另一件作品等),共計約200余件絞胎器,約20件絞釉器,標本圖片無數。本文擬以多年收集、積累的資料及標本為基本素材,在盡可能詳盡占有此項研究的所能見到的資料基礎上,作些不成熟地綜述和進一步分析研究,以助于將絞胎、絞釉陶瓷的研究推向更廣深層面。

    一、絞胎、絞釉工藝的起源

         絞胎工藝手法的運用是公元前15~14世紀,實物出現在西亞細亞,哈佛大學閃米特博物館收藏有幾件伊拉克北部努茲古城遺址出土的絞胎“費昂斯”(faience)器殘件。努茲遺址主要是侯利亞人(Hurrian)于公元前15~14世紀在兩河流域北部建立的米坦尼(Mitanni)國的遺存。這幾件絞胎“費昂斯”(上彩釉的陶器)器殘件無論是紋樣、質地及形制都不同于努茲遺址出土器物。據發據者稱,它應是外來器物[2]。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件絞胎器和中國唐代絞胎陶的花紋較相近。它們之間是否存在著淵源關系?只有待今后的考古資料和出土遺物來解答。1唐·絞胎枕殘片

         我國唐代始見一種特殊的陶瓷裝飾工藝——絞胎,又稱“攪胎”。唐代慧琳和尚《一切經音義》釋絞曰:“絞飾上,交效反,《考聲》云:‘絞,謂繒黑黃間色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32《佛說觀音無量壽佛經》1290頁。)指出所謂絞,就是絲綢上的“黑黃間色”。從實物看,不少絞胎器的色彩效果確實如此。盡管尚難查考絞胎命名的時代,但這樣的命名深合唐人本意(尚剛:《隋唐五代工藝美術史》144頁,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何謂“絞胎”?就是利用不同色調的胎土料,分別制成坯泥,并把不同色調的坯泥搟成板塊,相互疊合,再進行特定的絞揉、切片、拼接、貼合、擠壓,制作成型,器胎上便呈現出不同色調相間,盤旋蹙結的紋理。西方學者稱為“大理石紋陶瓷器”,我國學者有的認為其造型紋飾仿自癭木枕[3],“絞胎紋”是仿照南方植物楠榴村上“因病遂成妍”的木癭瘤及其制品。用黃褐、白色瓷土相間絞成的泥片造型燒成后便出現了“遍地皆花,如織錦,然多圓紋,濃淡可挹”的絞胎陶器[4]。也有學者認為是模仿漆器中的犀毗工藝[5]。犀毗,亦稱“犀皮”,是古代一種暗色漆器。明·黃成《髹飾錄》曰:“犀皮或作西皮或犀毗,文有片云、圓花、松鱗諸般,近有紅面者,以光滑為美。”也有認為是仿自玻璃制品[6]。李仲謀支持“玻璃器”說,并從玻璃與陶瓷同屬硅酸制品的共性論證了絞胎器并非玻璃器的簡單仿制,只是借鑒了玻璃工藝的獨特陶瓷品種[7]。這種獨特紋理的構思設計,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應該是受到多方面的啟發,包括紋樣、工藝、材質等綜合而成。因為大唐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多元文化體系,其包容性很強而又善于汲取不同地域和意識形態的文化。絞胎中既有三彩絞胎紋,也有大理石紋、樹木紋及團花、蝶形、菱形等圖案。2元·絞釉盤殘件

         因絞胎工藝繁瑣復雜,聰明的古代陶工一直在思考一種行之有效、簡單易行的方法來體現其天然紋理的絞胎效果,以至出現了半絞胎、絞胎貼面等省時節料的改進方法。經五代、北宋絞胎工藝及燒造技術的不斷進步,金代出現了胎表“絞胎紋”的類似“絞胎”器,它既有絞胎器的天然紋理,而又別于絞胎器的傳統紋理,更細膩而自然。這就是學術界稱之為“絞釉”陶瓷。絞釉工藝的形成是陶工模擬“絞胎”器而成的一種全新裝飾工藝。因絞釉工藝較絞胎工藝簡單,以至經元、明、清至今一直沒有中斷,與傳統的絞胎工藝并行至今。3明·絞釉彩繪盤

         “絞釉”即是用多種不同色釉與化妝土混合稀釋,并晃動將兩種色釉攪拌成不規則的條紋,構成一種有別于絞胎工藝的風格獨異的裝飾紋樣。對于這種“絞釉”裝飾,部分學者形象地稱為“流泥紋”、“流沙紋”或稱“絞化妝土”。而對“絞釉”則提出質疑,認為絞的不是釉,而是釉下化妝土,即把兩種不同顏色的較稀土漿攪拌成的花紋,再將陶坯在土漿表面滾過,便成為流沙紋,其制法很可能與唐宋時的“流沙箋”工藝有關[8]。對于“絞釉”技法,河南禹縣曾試制過“絞釉”器的制瓷師傅邢國政也認為:“絞釉”是一種化妝土藝術,那種白地黑褐紋“絞釉”器的制作方法是把兩種摻有不同量錳、鐵金屬氧化物的泥漿,經攪合后用特殊方法施于器坯上,罩透明釉燒成[9]。因此這類器物以前被學者稱為“絞釉”是錯誤的,它的工藝技法與“絞或攪”沒有關系,是化妝土淋灑而成,屬化妝土裝飾的新工藝,其名稱定為“淋粉”更適合[10]。為避免用詞混亂,本文暫按傳統的“絞釉”稱之。4明·絞釉彩繪瓶殘底

         黃冶窯是我國目前已知的絞胎工藝發源地,窯址位于河南省鞏義市站街鎮的大、小黃冶村的黃冶河兩岸,總面積16萬平方米。考古資料表明,該窯創燒于隋,盛唐、中唐燒造達頂峰,唐末停燒[11]。而鞏義市文物保護管理所則認為:該窯北宋初期持續發展,并出現了如意頭形鑲嵌絞胎枕,表明絞胎器制作工藝萎縮、退化,終于漸趨消逝[12]。廖永民、張毅敏先生著文曰:“五代時期,燒造規模逐漸縮小,到宋、金時期停燒。燒造歷史長達500余年。”[13]5明·絞釉彩繪瓶殘底

         1976年試掘,2002、2003年又兩次發掘,出土大量絞胎器及少量“絞釉”器標本。絞胎標本中無釉坯胎殘片較多,證明絞胎工藝較復雜繁瑣,報廢率較高。歷次對黃冶窯址考古發掘、調查,出土絞胎器標本以枕為最,約占絞胎器總數的90%以上,盤、杯、碗等不足10%。黃冶窯絞胎枕目前所見式樣也不算多,有箱形、長方形、如意形、扇形等幾種。6明·絞釉瓶殘片

    二、絞胎、絞釉器的工藝

    (一)絞胎

         絞胎,也稱“攪胎”、“絞泥”,我國北方民間稱之為“透花瓷”(新鄉地區調查組:《當陽峪宋代陶瓷的初步調查》,《焦作文史資料》2007年第11輯。韓靜、周長明:《當陽峪瓷器紋飾的藝術欣賞》,《焦作文史資料》2007年第11輯。)。也見有人誤為“繆胎”[14]。日本總稱為“練上手”,細分為“鶉手”、“木理手”、“市松手”、“流墨文”等。它是我國唐代創造的一種胎裝飾產品。紋理雖相似于“大理石紋”、“木癭瘤”、“犀皮”,但工藝上是沒有關系的。工藝上和絞胎玻璃相近,如:木理紋是絞胎玻璃和絞胎陶瓷器中最簡單和常見的裝飾手法;陶瓷絞胎團花和絞胎玻璃器類似的紋飾中表現“小人糖”式的花紋,即所謂的“蜻蜒玉”的制作技術近似;陶瓷絞胎羽毛紋在絞胎玻璃器類似的紋飾中是以砂蕊技法制作[15]。絞胎就是利用二種(也見三種,但較稀少)不同色調的胎土料,分別制成坯泥,根據紋理構圖的需要,剪切拼合,使器物顯現各種所需或意想不到的花紋圖案,如菱形紋、羽狀紋、琥珀紋、水波紋、木理紋、朵花紋、回紋、鱗紋等及其順其自然的紋飾,既是花紋圖案,亦為精湛技法。干燥后還要進行打磨、修整,這時部分圓器可用轆轤車修坯,入窯素燒成半成品,最后施透明釉(也見不施釉的三足罐),釉色有白、黃、淡黃、淺綠和三彩釉,再次焙燒后方成正品。宋以后多施高溫透明釉一次燒成,少數低溫色釉還應為二次燒成。蔣華先生認為:絞胎工藝是以醬、黃、綠三色釉與胎土絞合,故胎內外均可見到絞合的紋飾[16]。顯然這種提法是不妥的。7明·絞釉盤殘件

         絞胎器一般常見的有全絞、半絞及局部鑲嵌幾種。全絞胎多用模具壓印成型,內外紋飾相同;半絞胎是將絞泥碾壓并切成薄片,再貼入已成型的素胎表面,但有些器蓋類是先將絞胎泥平貼于模范中,再將坯泥放入范模之中壓制成型,絞胎紋自然沾在坯泥表面;局部鑲嵌與半絞胎的枕之四壁有相似之處,貼片較薄,但紋飾卻很精致。8白釉絞胎瓷口沿殘片

         根據窯口采集和發掘標本觀察,唐代絞胎低溫釉器均為二次入窯燒成。少數人有不同看法,認為:不能僅憑絞胎標本就得出紋胎工藝是分兩次燒成的結論,故宮博物院所采集的唐代絞胎枕殘片(圖1)并非所謂素燒半成品,而是罩有淺黃釉的殘片,只是上面的淺黃釉被磨損,但留有淡談的痕跡,只要仔細觀察,即能看出殘片磨損的刷痕和淡黃色的斑痕。至于絞胎器是否需要兩次燒成難可斷定[17]。但考古調查與發掘中,出土數百件絞胎殘片和未施釉的素燒殘片,無釉坯胎殘片很多[18],可證二次入窯說是正確的。

         對于絞胎器的成型問題,《中國陶瓷史》[19]曰:“所謂絞胎,是用白褐兩色調的瓷土相間揉合在一起,然后拉坯成型”顯然是不正確的。以至誤導一些文章,如“兩種色調的瓷泥揉合在一起,再拉坯成型,出現的紋理變化多樣”[20]、“經過疊壓、絞合,最后拉坯制成”[21]。河南省著名古陶瓷專家也認為:“絞胎瓷器,也是唐代制瓷中的一個新工藝,即用白褐兩種不同的瓷泥相間揉合在一起,然后拉坯成型”[22]。

         我們知道,因要考慮胎紋,故不能用轆轤車拉坯,只能手工或范印成型。如果用陶車拉坯,坯體的絞紋就會順著轆轤車施轉而扭曲變形,影響了胎紋美感,而失去自然之韻[23]。從絞胎圓器絞花表里如一看,其工藝是把加工過的坯泥切片、拼接、手工擠壓成型,絕非輪制拉坯[24]。迄今為止還沒有見到過轆轤陶車拉坯成型的絞胎器[25]。

    (二)絞釉

         絞釉,絞釉工藝是在絞胎裝飾的基礎上,為了避免絞胎的復雜工藝,又能達到紋理自然的效果,而發明的,是在拉坯成形的器物上裝飾出類似絞胎的化妝士色斑,它明顯有別于絞胎紋飾,工藝也全然不同,以至出現了另一種全新的裝飾品種,它的出現時間較絞胎器晚得多,至明代還出現了絞釉彩繪品種,這種絞釉彩繪似中國畫技法中的“潑墨”,色彩自然而無規律。

         關于“攪釉”工藝,前面已大致提及,現就各家觀點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與認識。從各類絞釉標本觀察,“絞釉”、“絞化妝土”提法均有其道理,因為不管是釉或化妝土,首先要加入不同量錳、鐵等金屬氧化物進行攪(絞)合,再設法施于器物上,攪(絞)合是關鍵,施入器物的手段可多種多樣。尤如現代無筆畫(也稱拓意畫)一樣,用各種化學材料浮其不同色于水面,將紙放在上面后揭起,按構思稍加處理即有天成之感。作為陶瓷器亦可在絞合的化妝土上面滾過,亦可用絞合的化妝土澆淋、用筆或其它工具澆灑等。圓器內壁紋飾只能是后兩種手段,不可能浸滾。最后按不同要求施不同色釉(如透明釉、綠釉、黃釉、孔雀藍釉等)燒成。但飾于圓器內壁的絞釉產品年代明顯偏晚,一般見于元代(圖2)(陳永志主編:《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瓷器》208-209頁圖151,文物出版社,2004年。),明代作品稍多。同期尚見一種絞釉紅綠彩標本在河南鄭州、許昌及山西長治等城建工地出土,有人稱之為“淋粉紅綠黑彩”[26]。該類絞釉制品再在釉上繪紅綠等色彩(圖3~5),目前未見窯址出土,也未見傳世完整器,應是作坊購進成品后加彩而成。如圖6、7絞釉器標本即是未加彩者。

         但也有學者錯誤地認為:“絞釉是在修好瓷坯上,用摻有鐵、錳等金屬氧化物的釉漿,以深淺兩種釉按所設計的紋樣進行描繪,然后入窯燒成。歷史博物館藏河南陜縣劉家渠唐墓出土的絞釉枕,除底外均用黃褐兩種顏色釉藥繪出樹木年輪紋,繪畫手法嫻熟,運筆生動,紋理自然流暢,釉色醒目極具裝飾效果,是研究唐代絞釉工藝十分難得的教材。”[27]所附“唐代絞釉枕”圖片實為唐絞胎枕,而且唐墓也不見絞釉器出土。而部分本地窯口專家也持以同樣的觀點,認為:“其制作技法是以兩種不同顏色的釉汁攪和一起,用筆蘸釉汁在坯體上描繪、涂抹而成。”[28]孰是孰非,筆者不便發言。因為本人并未親眼見過現代仿制“攪釉”工藝的過程。不過從出土與傳世的“攪釉器”觀察,不像似“以深淺兩種釉按所設計的紋樣進行描繪”和“用筆蘸釉汁在坯體上描繪、涂抹而成”。

          也見一件黑釉玳瑁罐(黃雄等:《雅昌藏友論文·精品集》124頁,第六屆雅昌藝術論壇北京研討會組委會2006年9月編印)被誤識為“金黑地絞釉罐”,實不應該。

         絞胎器常常被一些博物館、出版物誤識為絞釉器,甚至說成“絞胎又絞釉”。如:宋·絞胎缽碗,口徑14㎝ ,日本小倉武之助。曾見于《陶器圖錄》(《陶器圖錄》,日本雄山閣株式會社,昭和十三年。)的一件北宋絞胎缽碗,在《中國工藝美術史圖錄》(田自秉、吳淑生:《中國工藝美術史圖錄》(下)739頁圖731,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中被稱為“絞釉碗”;臨汝縣博物館一件唐代黃釉絞胎枕被誤名為“三彩絞釉枕”(楊澍:《河南臨汝縣發現一座唐墓》,《考古》1988年2期。);天津市藝術博物館一件唐代絞胎三足盤被誤識為“絞釉三足盤”,且又言“絞胎又絞釉”[29];吉林省博物館將一件絞胎盒誤為“攪釉瓷盒”[30];鎮江市博物館一件唐絞胎盤也誤為“絞釉盤”[31];故宮博物院將一件三彩絞胎枕誤為“通體施絞釉”[32];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一件河南陜縣劉家渠唐墓出土絞胎枕被誤識為“絞釉枕”[33];四川大學博物館藏定名為元代“絞釉碗”的展品,實為絞胎碗等。

    三、絞胎、絞釉器的窯口

    (一)絞胎器的窯口

         “黃冶窯是全國范圍內目前發現的唯一的一處在唐代燒造絞胎制品的窯場”[34]。盛唐時期開始創燒絞胎制品,北宋后絞胎工藝傳到鞏義芝田窯、登封曲河窯、郟縣黃道窯、魯山段店窯、寶豐清涼寺窯、新安城關窯、修武當陽峪窯、禹縣扒村窯、博愛柏山窯及焦作恩村、礦山、王莊、牛店、西王封等窯,省外有山西榆次孟家井窯及渾源青磁窯,山東淄博磁村窯、博山大街窯(劉濤:《宋遼金紀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及棗莊中陳郝窯、寧陽西磁窯[35]等。

         有學者稱:“絞胎瓷器僅見于唐、宋,清代雍正、乾隆時雖有仿制,但已不是兩種色調的胎土絞在一起,而是以釉彩繪畫而成。”(葉哲民:《隋唐宋元陶瓷通論》89頁,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其實,金元時期絞胎器仍大量繼續生產,明清產量較少(詳見“明清的絞胎、絞釉器”節)。如焦作礦山窯址與絞胎器伴出的還有大量黃、綠釉和三彩等剔劃花制品。當陽峪窯是較早發現的一個絞胎器產地窯口,1933年瑞典人卡爾貝克和英國人司瓦洛曾先后調查過該窯。發表了《關于焦作陶瓷的記錄》,指出:當時尚能看到窯址有400余座,并列舉有絞胎、白地繪黑花、白地劃黑花等定窯系白瓷[36]。

         有文章提出:“唐代的越窯、鞏縣窯及耀州窯均生產絞胎陶瓷器”[37]、“唐代鞏縣窯、壽州窯與宋代的磁州窯等窯址中均發現有絞胎瓷片”[38]、“繆胎瓷器……主要產于唐代的鞏縣窯、壽州窯和宋代的磁州窯”[39]、唐代“絞胎器的產地就目前所知,一是河南鞏縣窯,一是陜西耀州窯,都是出的絞胎枕的殘片”[40]、“陜西銅川耀州窯也發現燒造唐三彩品種并且出土了絞胎枕的殘片。最近報道河北內丘邢窯也生產唐三彩,估計也會發現絞胎標本”[41],均未注明資料出處,不知他們從何而得知?也見談到唐代越窯青釉絞胎枕的文章曰“越窯遺址中已找到此類枕的標本”[42]、“唐代北方地區的絞胎器,尚無發現青釉制品,寧波這件青釉絞胎虎枕從遺址情況和器形、工藝特征上判斷,應屬南方制品,浙江學者也認為它可能是越窯產品,據說在慈溪上林湖窯址中可找到同類器物的標本”[43]。學風較嚴謹,注明資料出處,均為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林士民執筆)《浙江寧波和義路遺址發掘報告》。該報告確見一句“執壺、帶鞏(銴之誤)壺、盞馬(與之誤)托、海棠杯、荷花碗、絞胎脈枕等,在慈溪上林湖窯址中都可以找到殘器與標本”[44],可這一句后的引文資料出處為:林士民《越(明)州“貢窯”之研究》。而《越(明)州“貢窯”之研究》[45]壓根兒不見“絞胎”一詞,更未提出窯址中采獲絞胎標本,僅說明和義路遺址出土秘色瓷在窯址中見到。其實,這件青瓷絞胎枕最初從和義路遺址出土時,并未被認定它為越窯絞胎產品,而是被林士民先生當作長沙窯釉下褐彩[46]加以介紹的,可知該青釉絞胎枕與越窯青瓷胎釉不符。也見有不負責任的文章曰:“河南鞏縣窯和陜西銅川耀州窯這兩處燒造唐三彩的遺址實際上也是唐代生產絞胎器的窯口”[47],無中生有的注明引文資料出處為: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禚振西、杜葆仁執筆)《唐代黃堡鎮窯址》,文物出版社1992年。經查,其用詞與霍玉桃等《唐三彩鉛釉陶的研究》[48]一文基本相似,只擅自加上了“才確認河南鞏縣窯和陜西銅川耀州窯……也是唐代生產紋胎器的窯口”一句。其實,書名根本沒有“鎮”字,他人筆誤,其也跟著錯了。這本上下冊的窯址發掘報告筆者早已熟讀,難道有誤,再次將《唐代黃堡窯址》(上下)[49]、《五代黃堡窯址》[50]、《宋代耀州窯址》[51],甚至將《立地坡·上店耀州窯址》[52]又從頭到尾認真看了一遍,實在找不到其所言的“耀州窯只有殘器”的絞胎器。該文[53]又曰:“惟當時制瓷力量較強的鞏縣窯、耀州窯和浙江越窯有產品。但所出的量都不多,耀州窯只有殘器,不見完整件;越窯僅見一例為鑲嵌的青瓷絞胎虎枕”,引文資料出處為范冬青《陶瓷枕略論》[54],而《陶瓷枕略論》原文“由于越窯絞胎枕僅此一例,窯址中也不曾發現它的標本,因此很難有所討論”。其實,黃堡窯自1958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開始發掘,至1959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重點發掘,并出版《陜西銅川耀州窯》[55]一書,1973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又進了第二次發掘,1984、1990年進行了第三次發掘,出版了發掘報告《唐代黃堡窯址》(上下),從未報道過黃堡窯產紋胎器。第三次發掘主持人禚振西僅在其《耀州窯遺址陶瓷的新發現》[56]一文中順便提及“絞胎釉”,文中共出現過2次,如:“唐代的出土物中有……絞胎釉……從釉色上看……還有絞胎”。不見器物描述、器物名稱。以后又在《唐長安京畿黃堡窯的創建與發展》中說有“青釉絞胎”高溫釉瓷品種(禚振西:《唐長安京畿黃堡窯的創建與發展》,《考古文物研究——紀念西北大學考古專業成立40周年文集》418頁,三秦出版社,1996年。)。李仲謀先生在西安、銅川調查時,承禚振西幫助,得見僅有的2片絞胎殘枕,一為二色絞胎朵梅紋,工藝與鞏縣相同,也是鑲嵌貼面,與鞏縣窯產品無明顯區別;二是青釉下白彩絞胎瓷枕,枕面為鑲嵌貼面的絞胎團花,枕壁各面以白彩繪朵花,草率隨意,絞胎團花用灰、黑兩色絞成,灰胎施青釉。由于能夠確認的絞胎標本太少,故《唐代黃堡窯址》一書中未曾提及[57]。我想這是因為尚不能斷定是否為外來產品。以至有人在禚振西文中見到絞胎二字,在不知器物名稱、胎釉及紋樣、尺寸的情況下亦云:“銅川耀州窯址也曾發現過唐代絞胎瓷片。”[58]對嚴謹的古陶瓷研究,特別是絞胎器研究極為不利。

         關于越窯遺址出土過絞胎器標本純屬虛構,如真出土,這么重大的發現為何不見1999年版《青瓷與越窯》[59]和2002年版《上林湖越窯》[60]等加以披露?所以說,道聽途說都是不可靠的,特別是涉及到一些新成果、新發現,資料或引文要有出處,引用相關資料亦應謹慎,并窮究其源。因為科學的事情來不得半點虛假,切不可信口開河。

         對一件陶瓷器,如果能判明準確的窯口,無疑會更有學術價值。對判斷窯口來說,名窯問題較少,有的則和別的窯址具有錯綜復雜的關系。也許有人認為一件陶瓷藏品掛上名窯的名義,就會提高等級。其實,如果判明窯口,從而解決一些學術上的問題,其價值比一件名窯產品不知高多少倍[61]。

         黃堡窯在沒有科學發掘出土絞胎器以前,也不應該將它列入唐代絞胎器生產窯口。

         關于“唐代壽州窯與宋代的磁州窯”,目前未見窯址出土絞胎器報道,寄希望于著文者能再次撰文加以說明。

         有學者2001年考察內蒙古上京窯時,拾到一片白釉絞胎瓷口沿殘片(圖8),在其《遼代陶瓷》一書中認為與吉林、遼寧出土的絞胎瓷極為相似,而與河北彭城窯址采集的絞胎瓷有明顯不同。因此提出:為遼墓出土絞胎瓷器的窯屬問題提供了新的解決線索和思路[62]。具現有資料顯示,遼境出土白釉絞胎瓷僅2件,其一為遼寧朝陽市七道泉子遼寧輪胎廠附屬廠區遼墓出土的白釉絞胎缽(朝陽市博物館:《朝陽歷史與文物》,遼寧大學出版社,1996年。)(原文誤為盒);另為一件白釉絞胎盒(原文為:“瓷盒:形狀大小和我們常用的印色盒相同,徑七.九公分,蓋高二公分,底高二.四公分,外面有彩色卷紋狀的花絞。”)出土于農安塔(農安縣文教科:《吉林省農安塔在修繕工程中發現古物》,《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7期42頁。李文信:《遼瓷簡述》,《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2期18頁。),該塔為磚筑八角十三層實心密擔式建筑,是現存遼塔最北的一座,位于農安縣城西門外約百余米處,1952年修繕時于塔身第十層發現(陳相偉:《四十年來吉林省遼金考古的主要收獲》,《歷史與考古信息·東北亞》1993年1、2期合刊69頁。該注為:《吉林省農安塔在修繕工程中發現古物》,《文物參改資料》1653年6期。“改”為校對不嚴,而“1653年6期”應為1963年,但1963年并無6期,為5、6期合刊,且6期并無注中所言之文。)。這件絞胎盒被眾多學者所引用,但并未徹底弄清其出土情況。如《遼代陶瓷》一書所說的正是這件白釉絞胎盒,曰:出土于農安萬金塔。注釋出處為:“劉振華:《農安萬金塔基出土文物》,《文物》1973年8期”,《農安萬金塔基出土文物》[63]一文中根本未提到有絞胎瓷出土,所謂出土文物亦是當地群眾上繳的,瓷器共11件,而所列青白瓷碗2件、白瓷碗5件、白瓷淺腹小碗2件、白瓷碟1件,共僅10,另一件未見器物描述,缺失了一個整體研究的重要資料。其實農安古塔與農安萬金塔為不同的兩座遼塔。2001年錢芳、黃蘭《宋絞胎瓷罐與瓷盒》[64]言及這件絞胎盒1953年出土于吉林農安縣一座遼代古塔,塔的建筑年代為遼圣宗太平三年至太平十年,與之同時出土的還有銅佛、香爐等物。但未言是否該塔就是萬金塔。而農安萬金塔無絕對紀年物出土,塔基所出銅錢以“天禧通寶”年限最晚,因此推測萬金塔建造于北宋天禧(1017~1021年)年間或以后,上限不早于遼圣宗時期。上下限亦不見得是遼圣宗太平三年至太平十年。彭善國《遼代陶瓷的考古學研究》(彭善國:《遼代陶瓷的考古學研究》64頁,吉林大學出版社,2003年。)亦例舉該盒,但無注;劉濤《宋遼金紀年瓷器》(劉濤:《宋遼金紀年瓷器》40頁及56頁注[42],文物出版社,2004年。)例舉該盒,出處為:錢芳、黃蘭《宋絞胎瓷罐與瓷盒》。查閱原始資料,未見農安塔“建筑年代為遼圣宗太平三年至太平十年”的紀年資料。

         遼墓出土的絞胎瓷缽或盒早得到證實與公認:為河南窯口之產品。這種絞胎盒在焦作礦山窯已見不少出土實物(楊貴金等:《略談當陽峪窯系中的絞胎瓷》,《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中國古陶瓷研究會1999年會專輯”220頁圖四。)不能因為偶拾的一片絞胎殘片而臆測遼墓出土極少的絞胎瓷是上京窯產品,更何況1940年小山富士夫調查過上京窯,1943年黑田源次、李文信曾試掘,至1944年5月正式發掘都不見絞胎瓷出土。又以后歷次文博單位和個人調查均不見該品種,而且上京窯規模小、燒造時間較短,發掘中尚未發現窯爐、窯跡等。再加上遼上京臨潢府故城內窯的年代是遼亡后金人所燒[65],窯址正處于奉安太祖宴寢的日月宮所在地,實難設想遼太祖家廟山門前會設窯燒造陶瓷,這種事只能發生在遼亡后的一段時間以后。

    因此,上京窯這片絞胎瓷殘片與遼墓、遼塔出土的絞胎瓷一樣,均屬外來產品——河南窯瓷。關于“彭城窯址采集的絞胎瓷”問題,是在彭城鎮舊城改造工程中出土,雖然鹽店遺址西側一公里范圍內的八坡窯、老槐樹、碗市街、半壁銜、衙門胡同等建筑工地陸續發現了數座窯爐遺跡,同時出土了數以萬計的瓷片、窯具,但以白釉黑褐彩為主,少量的白釉剔刻和極少絞胎器[66]。但作為遺跡的舊城區改造,早已將窯址和生活遺物混雜,難以區分窯址物與外來生活用品,而且磁州窯也僅見非正式出版物的《中國磁州窯》圖冊文字中有絞胎瓷殘片出土字句,彭城窯是否燒造過絞胎產品,還需更多的發掘資料證實。9界莊窯唐代絞胎器物標本

         據報道,山西渾源界莊窯發現了唐代絞胎盞托及碗等器物碎片[67],但無相關資料及標本。后在刊物[68]中見到界莊窯唐代絞胎器物標本(圖9)圖片,但相關資料不詳。2002年終于見到稍詳實的報道,得知渾源界莊窯出土了赭色、白色相絞的絞胎器,或施青釉,或素胎。器形有碗、盞托、枕等。枕,器身殘,可看出為雕塑器物,枕面為橘紅色、白色相絞的木理紋貼面,枕面以外器身為灰黃胎,高4、殘長11.2㎝;碗,尖唇,敞口,斜腹,通體施青釉,高3.2、口徑15.8、足徑7.2㎝;盞托,整體呈盤式,托口微突,尖唇,環足,通體施青釉,高2、托盤口徑12、足徑6.4㎝。此外尚見三彩器,可辨器形有執壺、缽、碗等。采集有三彩器和帶有三彩釉的三叉支具,還有三彩器物與絞胎器物相粘連的器物,也見三彩及絞胎器的素燒件,可能也是二次施釉的素燒坯[69]。筆者通過對標本圖片(圖10)的仔細觀研,它為灰色胎坯上貼面絞胎產品。若施高溫青釉,絞胎器似大可不必素燒。10界莊窯唐代絞胎器標本

         1988年河南滎陽廣武鄉發現唐代窯址遺跡,出土了一批唐代陶瓷器,其中有一件唐代絞胎枕,高6、長13、寬10㎝,呈長方體,枕面下凹。但末發現瓷窯遺跡,僅發現一些灰土坑和瓷片堆積坑(鄭州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滎陽菇?(造字:草字頭下面一個固字)發現唐代瓷窯址》,《考古》1991年7期。)。但出土陶瓷器皿不似窯址廢棄品,不見黏連、變形物,因此,尚不能確定這是否一處唐代窯址。11金代絞胎缽類殘片

         就目前發現的唐代窯址中,除河南鞏縣外,山西渾源界莊窯也生產絞胎器。

    關于宋金元生產絞胎器的窯口,除上述已知者外。有人提出“河北、河南、山西、山東等地均大量生產絞胎陶瓷器”[70]。亦沒有注明河北那個窯口生產,是否指孫機《絞胎器與癭器》一文所言“宋代的磁州窯”?12“山西榆次窯”孔雀藍絞釉殘片

         山西盂縣磁窯坡窯發現“少量黑瓷及絞胎瓷”[71],不見附圖,也無詳實資料。后見調查簡報[72]稱:僅一件金代絞胎缽類殘片(圖11),厚突唇,芒口,唇下青灰胎和褐色泥片絞合,褐色泥片較薄,內外施白釉,釉泛黃,胎質堅硬,有氣孔。因僅見一片絞胎殘件,還不敢說該窯燒造絞胎產品。13礦山窯址出土絞胎瓷殘件

         雖然只憑個別窯場的調查、發掘資料還遠遠無法了解唐代絞胎產品的生產全貌,也不敢說寧波遺址和陜西唐墓出土的絞胎器是黃冶窯生產。但其中大部分絞胎產品,如杯、碗、枕、爐等可在黃冶窯絞胎器和三彩陶中見到相同器型。很多傳世絞胎產品的器型、胎釉、裝飾紋樣等都與黃冶窯絞胎標本存在著一些差距,筆者確信河南生產絞胎的窯場起碼還有幾處窯場,只是暫時未找到窯口而已。14當陽峪窯址出土宋代絞胎壺殘件標本

    (二)絞釉器的窯口

         從已知可確信資料看,絞釉產品的窯口集中在河南省,主要有:寶豐清涼寺窯、郟縣黃道窯、新安城關窯、禹縣扒村窯、修武當陽峪窯、博愛柏山窯等。有人著文[73]提出山西榆次窯亦生產絞釉器,并附有注明“山西榆次窯”孔雀藍絞釉殘片標本(圖12),并未說明出土具體地點,或是榆次孟家井窯?也可能是城鎮工地出土,但并不代表它是山西榆次窯場產品。從所附標本看,當為瓶類無疑,河南禹縣扒村窯址曾出土元代孔雀藍絞釉瓶標本[74],與所謂“山西榆次窯”標本相雷同。因此可確信“山西榆次窯”孔雀藍絞釉殘片標本的窯口為禹縣扒村。15宋·絞胎水注

    四、絞胎、絞釉器的年代

    (一)絞胎器的年代

         關于我國出土和傳世的絞胎器時代,公認是唐代。目前我國最早的絞胎產品為1972年陜西乾縣的神龍二年(706年)懿德太子李重潤改葬墓出土的2件唐三彩絞胎騎馬射獵俑。1952年陜西咸陽唐楊諫臣墓出土的絞胎水盂,墓志銘的確切紀年為開元二年(714年)[75]。這時的絞胎器已較為精美,因此,絞胎器的產生年代必定早于神龍二年。有確切紀年的出土物中,絞胎器還有多件,詳見表一:紀年絞胎、絞釉器。“※”者為有疑問的器物。16“攪釉”碗殘片

    器名   尺寸    出土地   紀年

    1、三彩絞胎騎馬狩獵俑 通高35.5、長30㎝  1972年陜西乾縣懿德太子墓  唐神龍二年(706年)

    2、三彩絞胎騎馬射獵俑通高36、長29.5㎝  1972年陜西乾縣懿德太子墓  唐神龍二年(706年)

    3、絞胎水盂  高6、口徑3㎝  1952年陜西咸陽唐楊諫臣墓  唐開元二年(714年)

    4、青釉鑲嵌絞胎虎枕  通高7.5~9㎝   1973年浙江寧波市和義路遺址  唐大中二年(848年)

    5、三彩絞胎寶篋形印經式塔  總高47.2、胴高41、腹33.2㎝  河南新密市法海寺塔地宮  宋咸平元年(998年)

    6、絞胎盒※  蓋徑8、高4㎝  吉林農安縣城西八門外遼塔  遼太平三年至十年(1023~1030年)

    7、絞胎盆  高6、口徑28.2、底徑18.4㎝  江西永修縣真如寺僧塔地宮  宋嘉祐四年(1059年)

    8、絞釉罐(殘器)河南焦作電廠金墓  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

    9、孔雀藍釉梅瓶  高23.5、口徑4、底徑8㎝  廣西桂林市朱規良夫婦合葬墓  明嘉靖年間(1522~1566年) 

    10、絞胎文昌像  高17.5㎝  “萬歷丁酉陳文成塑”刻款  明萬歷丁酉年(1597年)

         絞胎“花枕”的年代,過去一直斷為晚唐。自范冬青女士根據其裝飾紋樣、戳印與“咸平元年三彩寶篋形印經式塔”的裝飾風格相似等特點推測,“花枕”年代當為北宋早期[76]。李仲謀先生認為年代為五代~北宋早期,并從造型、裝飾工藝、銘記風格等方面進一步補充了這一觀點[77]。筆者認為僅憑這些還不能充分證明“花枕”年代,因為唐錦上也見團花外飾聯珠的花紋圖案[78];唐三彩貼花蓋罐[79]上的貼花亦與“花枕”上的絞胎團花紋相似,且蓋罐上團花外層的朵花與“花枕”上絞胎朵花紋相似;唐泥塑彩繪鎮墓獸[80]身上也見小圓圈外聯珠紋或小三角紋;黃堡唐窯出土提梁罐[81],所飾團花正是“花枕”四壁上的“戳印”太陽花;唐貼金鎧甲騎馬俑[82]人和馬身上均見5~6瓣團花,團花外圈為聯珠紋。該俑出土于乾縣懿德太子墓,于神龍二年(706年改葬墓)陪葬乾陵。特別是1955年西安王家墳村唐墓出土的三彩絞胎錢柜,柜面鑲貼絞胎五瓣團花紋與河南新密市法海寺塔地宮出土的北宋三彩絞胎寶篋形印經式塔紋飾雷同,該墓同時出土的還有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同式樣唐三彩錢柜,無絞胎紋飾。均為典型唐物。

    筆者開始也贊同范冬青“北宋早期”的觀點,特別是見2000年《黃冶唐三彩窯》“該窯北宋初期持續發展,并出現了如意頭形鑲嵌絞胎枕”和2002年《鞏義黃冶唐三彩》[83]“其年代則晚到北宋時期”的語句,更深信不疑。但2005年《黃冶窯考古新發現》[84]的“唐末停燒”使愚迷惑不解。又有文載:該窯出土扇形花枕殘片,“枕兩側上下邊平直,前后上下邊均為弧形,一長一短,枕平面呈扇面形,前壁上部有一圓孔。枕面鑲嵌絞胎圓形圖案,枕面其他部分與枕的四壁滿飾太陽紋印花。枕表面施綠色或褐色透明釉。1999年5月,鄭州市一北宋墓出土一件完整扇形枕,當系黃冶窯所產,為北宋初年產品。”[85]可見這一“北宋墓”并無紀年,是憑這件扇形絞胎枕類似“北宋初花枕”而得出“北宋初年產品”結論。17“‘咸和’銘絞釉葫蘆酒瓶”

         宋金元時,絞胎產品繼續生產,且燒造絞胎、絞釉器物的窯口已增至幾十處。當陽峪的絞胎器產量不多,但發現較早。上世紀30年代任職于焦作煤礦的英國人司瓦洛曾雇人對窯址盜挖,并寫有《關于焦作陶瓷的記錄》發表。不久北京古玩市場出現該窯瓷片[86]。該窯所獲絞胎器標本雖少,但它作為宋代紋胎器的一個重要產地,已為學術界所廣泛認同。2003年11月至2004年6月文物部門對該窯進行了較大規模發掘,出土了絞胎小碗、缽式平底碗和一種圈足較高的絞胎碗等[87]。值得注意的是,牛莊窯、恩村窯和礦山窯發掘出不少絞胎器,特別是礦山窯,出土可復原絞胎器近300件,其中在一個灰坑內發掘出大量的絞胎殘件,復原器物近200件,器類有碗、缽、盒、盤、罐、壺、枕、瓶、盆,其中碗、盤、罐可分多種型式,品種比原來增多。還發現大型器物,有的碗、盤、盆直徑都在20㎝以上。制作方法是用或白、褐,或白、黑,或白、黃兩種色調的瓷泥揉合在一起,再拉坯成型,出現的紋理變化多樣,有羽毛狀、木紋狀、水波紋狀、蚯蚓走泥狀等,施透明釉一次燒成。同時也見有施綠釉的絞胎器,較珍稀[88]。內蒙古敖漢旗遼墓出土的綠釉絞胎缽[89],應為礦山窯產品。圖13[90]為礦山窯址出土絞胎瓷殘件。胎質細膩、堅硬、較薄,瓷化較佳,制作精良、器型規整,少見整器絞胎,圈足、口沿及壺流等以白胎粘接。其工藝之精,為全國其它同期絞胎窯口所不及。圖14[91]為修武當陽峪窯址出土宋代絞胎壺殘件標本,與礦山窯壺、碗等同類標本基本相同。因此,傳世品中此類器物窯口分辨相當困難。如英國克拉克夫人收藏的一件完整絞胎水注(圖15)[92],高10.8,水注為羽毛狀絞胎紋,而器流、柄、足以及頸、口均為素胎粘接。該水注與當陽峪窯、礦山窯出土宋代絞胎壺殘件標本吻合,可確信為河南產品,但想要縮小范圍,具體確定是其中那一個窯口所產卻不易。18“宋·絞釉玉壺春瓶”

         除河南外,山西、山東均發現燒造此類器物的窯口。上海博物館所藏的幾件宋金絞胎產品,如絞胎鼓釘缽、花口碗、斂口缽等均出自山東淄博博山,為大街窯產品。

         金、元時期,絞胎工藝衰退,質量、數量明顯下降。內蒙古黑城遺址曾出土一件絞胎瓷碗,“已殘缺一半。釉色灰白,花紋黑褐色,呈細密的波折曲線狀,器壁內外圖案渾然一體”[93],從不清晰的黑白圖片看,似為元代遺物。1973年內蒙古大學(呼和浩特市)院內出土一件元絞胎高足杯,高6.3、口徑8.7、足高2㎝,侈口,尖唇,弧腹,喇叭形高圈足,足底外撇,杯腹較深,由褐色和白色胎泥絞合而成,呈木紋狀,施透明釉[94]。從線圖與器物、紋飾等描述看,與元高足杯不太吻合,因未見彩圖或實物,暫作闕疑。集寧路出土的絞胎器有碗、高足杯、器座等,高足杯與黑城所出絞胎碗的紋飾雷同,為連續水波紋裝飾[95]。從內蒙古出土不少的元代絞胎器觀察,元代絞胎器的生產尚未完全衰敗,應還有一定持續。

         內蒙古包頭市燕家梁遺址也出土過青花瓷和攪胎瓷(筆者注:原文為“攬胎瓷”,應為“攪胎瓷”之誤)的器物殘片。據調查者言:“燕家梁遺址應屬一處古代瓷窯址是無容置疑的……燕家梁瓷窯遺址青花瓷器的發現,使我們了解到元代青花瓷器生產的北緣已擴展到了內蒙古地區”[96]。若果真這樣,該窯址也是元代攪胎瓷的產地之一。但這些推論還缺乏足夠的資料加以印證。因為,2米的文化堆積層不見匣缽等窯具,僅此一項即可否定該遺址非古瓷窯。故宮博物院藏元絞胎高足杯和元絞胎盤,已不能與宋代絞胎器同日而語。元代以后,絞胎工藝衰敗,絞胎器再不見生產窯口。但尚見明清絞胎器傳世品,或城市工地出土的明清絞胎殘器。

    (二)絞釉器的年代

         “絞釉”是一種化妝土藝術,不少學者都稱之為絞化妝土。因絞釉器出土和傳世較少,實物標本難得一見,故有人并未認真研究“絞化妝土”(絞釉),便否定“絞釉”,認為“攪釉”之說實為臆測之詞[97]。楊靜榮先生將“絞釉”與“絞化妝土”劃列為不同品種,認為:中國古代陶瓷史只有絞胎和絞化妝土,絞釉產品是建國后才出現的新品種,但產量不大,因為絞釉產品成本太高一桶釉只能生產幾件就報廢了[98]。以至使人誤解其意為:“宋元無絞釉產品”,并列舉部分出土絞釉器證明宋元有絞釉產品[99]。其實“絞釉”即是“絞化妝土”。長期從事絞胎瓷研制的藝人贠榮貴將攪化妝土稱為“絞胎釉”,區別于攪胎瓷,而攪釉就是將兩種不同顏色的不透明釉混合在一起施于坯體上。但這種技法屬現代工藝,就古瓷而言至今不見真正的絞釉瓷器。絞釉也許是絞胎釉(攪化妝土)的簡稱,但工藝操作上概念完全不同(贠榮貴口述、辛文映整理:《我所了解的當陽峪絞胎古瓷》,《焦作文史資料·焦作陶瓷史料專輯》2007年3月第11期。)。為照顧習慣,本文仍按“絞釉”傳統稱謂。

         “絞釉”裝飾的出現可能稍晚。紀年資料中,目前僅見河南焦作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墓出土一件絞釉罐。80年代大、小黃冶窯調查中,僅采集到“攪釉曲線紋枕”殘片一件(傅永魁:《河南鞏縣大、小黃冶村唐三彩窯址的調查》,《考古與文物》1984年1期78砍及圖五:5。),以后大規模發掘中黃冶窯也僅見一些碗類“攪釉”殘片(圖16),平底,圈足,以棕色釉與粉紅釉相攪,見于碗內外壁。曾見鈷藍書“‘咸和’銘絞釉葫蘆酒瓶”(圖17),著文者認為“咸和”為831~857年建都于敖東渤海國國王大彝震年號,該瓶為831~857年間渤海國產品[100]。筆者認為該瓶時代有誤,就算是宋器也不見青料書款者,因此推測該瓶為后仿品。另見一件“唐·絞釉陶執壺”[101],高7.5、口徑3.6㎝,喇叭口,長頸,圓腹,平底,頸腹間有一繩紋拱形柄,對側設短圓管注口,釉僅施至上半腹。從造型看,筆者認為金代產品無疑。鶴壁集窯金代地層出土的一件黑釉執壺[102],高8.5、口徑3、底徑4.1㎝,長頸,圓腹,頸腹間有一繩紋拱形柄,對側設短圓管注口,與這件“唐·絞釉陶執壺”相同,因此可確定所謂“唐·絞釉陶執壺”實為金代物。《旅順博物館藏唐宋瓷枕》(王宇等:《旅順博物館藏唐宋瓷枕》,《遼海文物學刊》1989年2期。)介紹館藏瓷枕中有一件“唐·水紋陶枕”,高5.5~6.5、長21.6、寬15.3㎝,呈腰圓形,胎色微紅,質粗,后面有一孔,枕面巧妙利用低溫釉燒制時的流動,形成黃色水紋,枕面褐色釉,周壁半釉。從圖片看這是一件絞釉枕,這種形制的陶枕多見于金代。“山西省館藏一級歷史文物一覽表”中有一件序號458的白地絞釉玉壺春陶瓶,時代定為宋(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四十四卷·文物志》909頁,中華書局,2002年。)。因未注明藏處,見不到實物,存疑。另外該文還有幾款宋金枕被誤定唐枕。

         在郭良蕙先生著文[103]中,見1980年紐約蘇富比拍出一件柏耐BERNAT夫婦收藏的“宋·絞釉花口瓶”一件,另外還見“宋·絞釉玉壺春瓶”(18)、“宋·絞釉陶梅瓶”各一件。筆者以為,從造型看時代應為金元制品。而絞釉花口瓶、絞釉陶梅瓶筆者也為第一次得見彩圖。1993年7月,山西平朔(現為朔州市朔城區)曹沙會村元墓出土一件絞釉玉壺春瓶[104],高18㎝,頸下及腹部飾褐、白絞釉紋飾,呈行云流水之“流沙紋狀”,與這件“宋·絞釉玉壺春瓶”造型一致,而《中國古陶瓷研究》[105]上介紹的韓先生收藏的一件“元·絞釉玉壺春瓶”則造型有小異,飾紋赭、黑、白三色相同。“宋·絞釉花口瓶”屬澀胎無釉制品,日本東京博物館藏有這類澀胎絞釉玉壺春瓶二件,年代為金~元。著錄上亦見一件定為金代的澀胎絞釉帶座雙耳瓶[106]。

         有學者指出,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的河南陜縣劉家渠唐墓出土絞釉枕[107],從附圖看,為公認的絞胎枕。廖永民、張毅敏先生認為:“攪釉器”與絞胎器一樣,都是在唐代早中期創燒[108],但并未出示令人信服的實物標本和提出理論依據。有人錯誤的將一件絞釉器殘片時代及窯口定為“遼代扒村窯”產品[109]。河南禹縣從來不曾有過遼王朝(916~1125年)政權,西遼、后西遼更與河南禹縣扒村窯扯不上干系。1985年魯山縣大窯店遺址出土的一件攪釉枕雖被作為北宋產品介紹。但紀年資料中,目前僅見河南焦作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墓出土一件絞釉罐。內蒙古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鄉土城子村元代集寧路古城遺址曾出土多件絞釉器標本,有花口盤、敞口盤等,“以黃白兩種顏色的釉泥攪拌,通過釉的流動熔融產生黃白兩種顏色的條帶紋理”(陳永志主編:《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瓷器》11頁圖五,文物出版社2004年)。

          黃冶窯所見碗類“攪釉”殘片絕少,是否為真正的“攪釉器”?年代問題還不能確定,因為目前尚不見唐~宋紀年墓葬中出土,窯址發掘出土的“攪釉器”殘件亦為與其它品種混雜的金元地層。因此,將“攪釉器”的年代暫定為金代是有科學依據的。從山西平朔出土的絞釉玉壺春瓶、河南衛輝市博物館藏絞釉三足爐、中國歷史博物館藏絞釉雞心式碗等各地出土和國內外公私收藏的絞釉制品看,也多屬金、元之物[110]。

         目前已發現“攪釉”或絞釉器物遺存的窯址有:魯山段店、寶豐清涼寺、郟縣黃道、新安城關鎮、禹州扒村、修武當陽峪、焦作西王封、博愛柏山等窯口[111]。

    五、絞胎、絞釉制品的種類

          目前所見窯址、遺跡、墓葬出土與傳世的絞胎共計約140件,品種還是比較豐富的,唐五代以枕為大宗,其次是碗、盤、缽、爐、杯、盒、罐、盂、錢柜、騎馬俑、執壺、海螺、球等。部分箱形枕似乎并非枕的作用,部分學者指出它們可能是器座或壓置文書什物的鎮具使用,與祭祀禮儀有著密切的關聯[112]。關于“花枕”,似為唐末五代至宋初產品,尚有爭論。唐五代絞胎器釉色以黃色透明釉為主,也見三彩釉、綠釉。

          宋元、遼金絞胎器主要有:塔、碗、盤、缽、杯、高足杯(碗)、器座等,尚見扇形抌、貫耳瓶、三足雙耳爐等,真偽存疑。釉色以白色透明釉為主,亦有黃色、青色、綠色和三彩釉。另外曾見元當陽峪窯絞胎花盆殘片[113]。

    明清絞胎器少見,有梅瓶、文昌像、瓷板、陶壺、紫砂六角罐、雙聯筆筒、六棱柱體筆筒,釉色亦以無色透明釉為主,亦見其它釉色。見附表二。“※”者為真贗或年代存疑。

    國內外絞胎器一覽表

    時代名稱  出土地  尺寸  收藏者  資料出處

    1、唐·絞胎箱形枕※  ?  ?  1985年臺灣故宮博物院購藏   陳擎光《唐宋陶瓷——中國陶瓷藝術的黃金時代》,《故宮文物月刊》1985年3卷6期。

    2、唐·三彩絞胎木理紋箱形枕 ? 高5.5㎝  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   屈志仁《絞胎、“絞釉”和流沙箋》,《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4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唐·絞胎箱形枕 ? 高5、長10.7、寬9㎝  汝州市博物館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汝窯的新發現》圖49,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

    4、唐·絞胎木理紋箱形枕 ? 高6.5、長12.5、寬7.5㎝  河南博物院  鞏義市文物保護管理所《黃冶唐三彩窯》,科學出版社2000年。

    5、唐·絞胎木癭紋箱形枕 ? 高5、長10.8、寬9.3㎝  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 《楊永德伉儷捐贈藏枕》,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1993年。

    6、唐·三彩絞胎木癭紋箱形枕 ? 長11.3㎝  日本出光美術館  弓場紀知:《中國の陶瓷·3·三彩》,東京平凡社1995年。

    7、唐·三彩絞胎木癭紋長方形枕 ? 高7.2、面15.4×9.2、底13.1×9.2㎝ 故宮博物院  李輝柄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晉唐陶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

    8、唐·絞胎回紋箱形枕 ? 長10.7㎝  日本根津美術館   劉濤《宋遼金紀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

    唐·絞胎回紋箱形枕  1983年河南臨汝縣紙坊鄉唐墓  高5、長10.6、寬8.9㎝  臨汝縣博物館  楊澍《河南臨汝縣發現一座唐墓》,《考古》1988年2期。

    9、唐·絞胎木理紋枕  1998年吉林和龍市龍頭山渤海墓群   高10.5、寬12、長16.5㎝  延邊博物館   國家文物局等《國之瑰寶:中國文物事業五十年(1949~1999)》,朝華出版社1999年。

    10、唐·黃釉絞胎長方形枕  河南滎陽市薛村遺址唐墓  ? ?  楚小龍、李勝利《配合建設項目的考古發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年報200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年。

    11、唐·綠釉絞胎長方形枕  河南滎陽市薛村遺址唐墓  ? ?楚小龍、李勝利《配合建設項目的考古發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年報200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年。

    12、唐·黃釉絞胎枕  ?高7、長16.4、寬11.3㎝ 河南溫縣博物館  王再建《溫縣博物館館藏陶瓷器介紹》,《焦作文史資料》2007年第11輯。

    13、唐·黃釉絞胎長方形枕 ? ? ?  廖永民、張毅敏《黃冶窯唐三彩的絞胎器》,《中原文物》2003年4期。

    14、唐·黃釉絞胎長方形枕  2003年西安小雁塔東院  高8.1、面長14.4、寬10.2㎝  ?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唐城隊等《西安小雁塔東院出土唐薦福寺遺物》,《考古》2006年1期

    15、唐·黃釉絞胎長方形枕  ?  ?  三門峽博物館 姚江波《古瓷標本》82頁,遼寧畫報出版社2003年

    16、唐·黃釉絞胎長方形枕 ? ? ?  廖永民、張毅敏《黃冶窯唐三彩的絞胎器》,《中原文物》2003年4期。

    17、唐·黃釉絞胎長方形枕  1993年山西朔州火車站5號墓  高7、長13.2、寬8㎝  平朔考古隊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四十四卷·文物志》790頁,中華書局,2002年。

    18、唐·黃釉絞胎長方形枕  ?  高11、寬18.5㎝  上海東華陶瓷博物館  蔡國聲等《鑒陶品瓷》60頁彩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9、唐·黃釉絞胎長方形枕  ?  通高6.9、長14.5、寬10.4㎝  淮北市博物館  楊忠文主編《隋唐大運河出土古陶瓷》30頁圖20,淮北市委宣傳部2007年。

    20、唐·三彩絞胎長方形枕  1955年西安市郊唐墓  高8、長15.5、寬11㎝  陜西歷史博物館  王莉《從館藏陶瓷器看絞胎工藝》,《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7輯,三秦出版社2000年。

    21、唐·三彩絞胎長方形枕  1955年西安市郊唐墓   高7.3、長14.7、寬10㎝  陜西歷史博物館  王莉《從館藏陶瓷器看絞胎工藝》,《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7輯,三秦出版社2000年。

    22、唐·絞胎菱紋長方形枕 ? 高7.4、長15.6、寬10.6㎝  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  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 《楊永德伉儷捐贈藏枕》,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1993年。

    23、唐·絞胎團花紋長方形枕?高8.1、長14.7、寬11㎝  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 《楊永德伉儷捐贈藏枕》,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1993年。

    24、唐·絞胎團花紋長方形枕?高5.9、長11.6、寬8.4㎝  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 《楊永德伉儷捐贈藏枕》,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1993年。

    25、唐·絞胎長方形枕  1956年河南陜縣劉家渠唐墓   高7.5、長14.8㎝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陶瓷編委會《中國陶瓷·唐三彩》,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

    26、唐·絞胎菱形花長方形枕  1959年安徽亳縣  高7、寬10.5㎝  安徽省博物館   安徽省博物館《安徽省博物館藏瓷》,文物出版社2002年。

    27、唐·絞胎菱形花長方形枕  1987年山東兗州市李海村  高8、寬10.8、長16㎝  兗州市博物館  呂常凌主編《山東文物精萃》,山東美術出版社1996年。

    28、唐·絞胎團花長方形枕  1975年揚州市雙橋鄉卜橋村  高8、長14.6、寬10.7㎝  揚州博物館  揚州博物館等《揚州古陶瓷》,文物出版社1996年。

    29、唐·綠釉絞胎長方形枕  1975年揚州市雙橋鄉卜橋村  高7.7、長14.3、寬10.9㎝ 揚州博物館 周長源等《略論揚州出土的唐代陶瓷枕》,《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徐良玉主編《揚州館藏文物精華》,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

    30、唐·絞胎團花長方形枕 ? 高8、長12.5×8.8㎝  故宮博物館故  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故宮博物院藏中國古代窯址標本·河南卷·上》,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31、唐·絞胎枕  陜西西安市青龍寺遺址 ? 西安市青龍寺遺址保管所  西安市政府等《青龍寺》,香港大道有限公司1992年。

    32、唐·黃釉長方形絞胎枕 河南偃師市五岔溝村收集  高7.3、幅15.6×10.9㎝  偃師商城博物館  《唐三彩展——洛陽の夢》,日本朝日新聞社2004年。

    33、唐·黃釉長方形絞胎枕 ? 高8.2、長14.5、寬10.6㎝  上海博物館  李輝柄主編《中國陶瓷全集·隋唐》,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

    34、唐·黃釉長方形絞胎枕 ?高5.8、長12.5、寬9㎝ 上海博物館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35、唐·黃釉菱花紋絞胎枕 ? 高9、長17.8、寬12.7㎝  高阿申  高阿申、錢偉君《唐絞胎器的胎釉、制作工藝研究》,郭景坤主編《′05古陶瓷科學技術6國際討論會論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

    36、唐·黃釉絞胎枕 ? 高11、長18.5㎝  東華陶瓷博物館  蔡國聲、劉春華《鑒陶品瓷》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7、唐·黃釉絞胎枕 ? 前高6、后高7.5、長15、寬10.5㎝  廣東省博物館  宋良璧主編《廣東省博物館藏陶瓷選》圖37,文物出版社1992年。

    38、唐·綠釉木紋絞胎枕  ? 高8.2、長15、寬10.5㎝   高阿申  高阿申、錢偉君《唐絞胎器的胎釉、制作工藝研究》,郭景坤主編《′05古陶瓷科學技術6國際討論會論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

    39、唐·鑲嵌青瓷絞胎枕 1973年浙江寧波市和義路遺址  通高9、長13.8、寬7.5㎝ 寧波市文管會  中國陶瓷編委會:《中國陶瓷·越窯》圖138,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

    40、唐·絞胎盤  鞏義市芝田鎮唐墓  高2.8、口徑12.8㎝  ?  鞏義市文物保護管理所《黃冶唐三彩窯》,科學出版社2000年。

    41、唐·絞胎盤※  鞏義市芝田二電廠89號墓  高2.3、口徑12.4㎝ ?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鞏義芝田晉唐墓葬》,科學出版社2003年。(從兩書彩圖看與上物應同為一物)

    42、唐·絞胎盤 ? 口徑18.3㎝  瑞土包爾  臺灣故宮博物院編委會《海外遺珍·陶瓷》(二),臺灣故宮博物院1989年。

    43、唐·黃釉絞胎盤 ? 口徑14.7㎝ 日本永末新次郎  《陶器圖錄》第七卷支那編(上),日本雄山閣株式會社1938年。

    44、唐·絞胎盤 ?高2.1、口徑17.1、底徑11.8㎝ 山東省博物館 馬自樹主編《中國文物定級圖典·一級品·下卷》112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

    45、唐·絞胎盤 1972年(一說為1973年(《江蘇省志·文物志》411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江蘇江都縣嘶馬公社(邗江) 高4.2、口徑21.6、底徑18㎝ 鎮江市博物館 李輝柄主編《中國陶瓷全集·隋唐》,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

    46、唐·絞胎三足盤2件 陜西高陵縣唐墓 口徑13、高2.4㎝  弋戈:《李重潤墓“絞胎馬”有誤》,《文博》1986年3期。

    47、唐·絞胎盤 ? 口徑13.5㎝ ? 藝術家工具書編委會《漢唐陶瓷大全》,臺灣藝術家出版社1987年。

    48、唐·絞胎三足盤 ? 口徑13、高3、足高1㎝  江西省博物館  彭適凡主編《美哉陶瓷⑤中國古陶瓷》,臺灣藝術圖書公司1994年。

    49、唐·絞胎三足盤 ? 口徑15.9、高3㎝ 上海博物館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50、唐·絞胎三足盤 ? 高9、口徑69㎝※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瓷》,文物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93年。

    51、唐·三彩絞胎三足盤 ? 高3.5㎝ 美國堪薩斯市納爾遜美術館  譚旦冏《中國陶瓷2漢·唐陶瓷》,臺北光復書局1980年。

    52、唐·絞胎高足盤 ? 高5.3、口徑13.2、底徑7.8㎝  林熾基  趙自強主編《民間藏珍》,廣西美術出版社1995年。

    53、唐·絞胎高足盤 傳北京官廳水庫 高7、口徑14.4、底徑10.7㎝  張先得《唐代絞胎高足盤》,《中國文物報》1993年7月18日三版。

    54、唐·黃釉絞胎盤 ? 高3.5、口徑21㎝  鎮江市博物館  王玉國主編《鎮江文物精華》119頁,黃山書社1997年

    55、唐·黃釉絞胎三足洗 ? 高3.7、口徑8.2㎝  上海博物館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56、唐·絞胎盒 ? 直徑8.5㎝  瑞士包爾  臺灣故宮博物院編委會《海外遺珍·陶瓷》(三)118頁,臺灣故宮博物院1992年。

    57、唐·絞胎盒 1985年西安東郊  高3.7、口徑5.5㎝  陜西歷史博物館 楊培鈞主編《陜西歷史博物館珍藏陶瓷器》,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從后移至此)

    58、唐·黃釉絞胎唾壺 ? ? ?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59、唐·絞胎球 安徽宿州隋唐大運河遺址 直徑5.6㎝  合肥百圾齋  李廣寧《古瓷片的收藏及價值評估》(上)126頁圖64,知識出版社2002年。

    60、唐·絞胎球 山東兗州市李海村 直徑5㎝  兗州市博物館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山東卷165頁,科學出版社2008年。

    61、唐·絞胎球 ? 直徑5㎝  鶴煤博物館  李永新主編《鶴煤博物館瓷器精品選》,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

    62、唐絞胎球 ? 直徑5㎝ 高阿申   高阿申、錢偉君《唐絞胎器的胎釉、制作工藝研究》,郭景坤主編《′05古陶瓷科學技術6國際討論會論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

    63、唐·絞胎三足水盂 61953年西安唐墓  通高5、口徑4、腹圍21㎝    陜西歷史博物館  王莉《從館藏陶瓷器看絞胎工藝》,《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7輯,三秦出版社2000年。

    64、唐·黃釉絞胎耳杯 ? 高5、口徑7.2㎝  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館  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委會《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唐三彩》(下),臺北故宮博物院1984年。

    65、唐·黃釉絞胎耳杯 ? 口徑7.5㎝  大英博物館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66、唐·絞胎杯 ? 口徑12、高8㎝  日本大和文華館 《大和文華館所藏中國陶瓷》,奈良大和文華館1973年。

    67、唐·絞胎把杯 ? ?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吳曉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中國名瓷》,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

    68、唐·黃釉絞胎耳杯 ? 高5、口徑7.7、足徑4㎝ 上海博物館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69、唐·絞胎把杯 ? 高7.2㎝ ? 藝術家工具書編委會《漢唐陶瓷大全》,臺灣藝術家出版社1987年。

    70、唐·黃綠釉絞胎把杯  陜西西安唐墓  高5.2、口徑8、底徑3.5㎝  陜西歷史博物館  西安市文物管理處《西安西郊熱電廠基建工地隋唐墓葬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91年4期。

    71、唐·三彩絞胎把杯、托盤 ? 杯高5、盤徑13㎝ ? 趙自強主編《私家藏寶》,廣西美術出版社2001年。

    72、唐·絞胎高足杯 ? 高11.3㎝  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73、唐·絞胎高足杯※ ? 高9、口徑10、足徑7㎝ 鶴煤博物館李永新主編《鶴煤博物館瓷器精品選》,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

    74、唐·三彩絞胎碗  吉林和龍北大渤海墓葬  高5.4、口徑11.6、足徑6.1㎝ ? 延邊博物館等《吉林和龍縣北大渤海墓葬》,《文物》1994年1期。

    75、唐·黃釉絞胎碗 ? 高4.3、口徑10.2、足徑6㎝  鶴煤博物館  李永新主編《鶴煤博物館瓷器精品選》,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

    76、※唐·絞胎碗 ? ? 鶴煤博物館  《鶴煤博物館開館三周年藏寶擷珍》頁6。

    77、※唐·黃釉素口絞胎碗 ? ? 鶴煤博物館  《鶴煤博物館開館三周年藏寶擷珍》頁6。

    78、唐·絞胎碗  1955年陜西西安市東郊王家墳90號唐墓  高5.8、口徑15.3、底徑8.3㎝  陜西歷史博物館  吾健《唐絞胎碗》,《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

    79、唐·絞胎碗  隋唐揚州城遺址  高4.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精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年紀念》,科學出版社1993年。

    80、唐·黃釉絞胎碗 ? 高4.7、口徑10.2、足徑5.4㎝ 上海博物館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81、唐·黃釉絞胎碗 ? 高4.5㎝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世界陶瓷全集》隋、唐、五代,日本小學館1976年。

    82、唐·黃釉絞胎碗 1990年江蘇揚州唐墓 高4.6、口徑10.6 吳煒《唐瓷新品——攪胎碗》,《中國文物報》2002年6月5日5版。

    83、唐·黃釉絞胎碗  高4.2、口徑10.4  底徑5.4  1990年江蘇揚州市汶河北路工地 揚州博物館徐良玉主編《揚州館藏文物精華》,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

    84、唐·綠釉絞胎碗 ? 高4㎝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世界陶瓷全集》隋、唐、五代,日本小學館1976年。

    85、唐·絞胎碗 1984年河南洛陽郊區塔西  高4.5、口徑10.2、底徑5.3㎝ 洺陽博物館  李隨森、張玉芳《洺陽博物館征集到的古代文物》,《中原文物》1996年4期。

    86、唐·黃釉絞胎弦紋碗 ? 高4.1、口徑9.8、足徑5.2㎝  上海博物館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87、唐·三足罐 ? 高11、口徑10.7、足徑15.8㎝  故宮博物院  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故宮博物院藏中國古代窯址標本·河南卷·上》,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88、唐·黃釉絞胎罐 ? 高6.5、口徑4.1、足徑3.4㎝ 上海博物館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89、唐·絞胎水盂 1952年陜西咸陽唐楊諫臣墓  高5.5、口徑3.5㎝  陜西歷史博物館  楊培鈞主編《陜西歷史博物館珍藏陶瓷器》,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

    90、唐·絞胎水盂 ?  ?  ?  黃雄等:《雅昌藏友論文·精品集》129頁,第六屆雅昌藝術論壇北京研討會組委會2006年9月編印

    91、唐·絞胎三足水盂  1976年陜西鳳翔縣高王寺  高5、口徑3.5㎝  鳳翔縣博物館  沐子:《陜西鳳翔縣出土的唐、宋、金、元瓷器》,《文博》1986年2期。

    92、唐·絞胎蓋盂  1955年陜西西安東郊韓森寨  高5、口徑2.2㎝  陜西歷史博物館  王仁波主編《隋唐文化》,學林出版社1991年。

    93、唐·三彩絞胎三足蓋盂  1958年河南三門峽市區唐墓  高7.7㎝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陶瓷編委會《中國陶瓷·唐三彩》,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

    94、唐·三彩絞胎騎馬狩獵俑  1972年陜西乾縣懿德太子墓  通高35.5、長30㎝  乾縣博物館中國陶瓷編委會《中國陶瓷·唐三彩》,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

    95、唐·三彩絞胎騎馬射獵俑  1972年陜西乾縣懿德太子墓  通高36、長29.5㎝  陜西歷史博物館  考古雜志社《20世紀中國百項考古大發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96、唐·絞胎馬俑  1979年鄭州市公安局收繳 ? ?鞏義市文物保護管理所《黃冶唐三彩窯》,科學出版社2000年。

    97、唐·三彩絞胎錢柜 1955年西安王家墳村唐墓  高12.3、長15.5、寬12.1㎝  陜西歷史博物館  楊培鈞主編《陜西歷史博物館珍藏陶瓷器》,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

    98、唐·三彩絞胎托盤爐 ? 高10.7㎝ ? 《世界陶瓷全集》隋、唐、五代,日本小學館1976年。

    99、唐·絞胎罐 ? 高6.5、口徑4.1、足徑3.4㎝ 上海博物館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100、唐·絞胎罐  陝北清澗  高11、口徑4.5、底徑5.2㎝  陜西歷史博物館  韓建武等《陜西歷史博物館征集文物精華》,《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一),三秦出版社1994年。

    101、唐·絞胎三足洗 ? 高3.7、口徑8.2㎝ 上海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所藏“中國陶瓷名品展”》,日本有田V.O.C株式會社,1995年。

    102、唐·黃釉絞胎高足蓋盒 ? 高13.8㎝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委會《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唐三彩》(下),臺北故宮博物院1984年。

    103、唐·絞胎花口雙耳壺※?高17.5㎝臺中市春秋藝術品館《中國文物世界》1987年12月號總27期94頁。

    104、唐·絞胎執壺※  ?  通高27.5、口徑9.6、底徑6.5㎝  民間藏品  楊忠文主編《隋唐大運河出土古陶瓷》131頁圖128,淮北市委宣傳部2007年。

    105、唐末宋初·如意形綠釉花枕 ?面21×12.5㎝ 深圳市博物館劉濤《宋遼金紀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

    106、唐末宋初·如意形“裴家花枕”?高11、長21、寬13.5㎝  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  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 《楊永德伉儷捐贈藏枕》,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1993年。

    107、唐末宋初·如意形花枕 ? 高11、長21、寬13㎝  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 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 《楊永德伉儷捐贈藏枕》,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1993年。

    108、唐末宋初·如意形花枕 ? 高8.4、長18、寬11㎝  金明  耿寶昌主編《金明集瓷選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109、唐末宋初·如意形花枕 ? 高11、長21、寬13㎝  河南博物院鞏義市文物保護管理所《黃冶唐三彩窯》,科學出版社2000年。

    110、唐末宋初·如意形“裴家花枕” ?高9、長21.5、寬14.1㎝揚州博物館  馬自樹主編《中國文物定級圖典·一級品·下卷》111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

    111、唐末宋初·如意形“杜家花枕” ? 高11.2、長22.1、寬13.2㎝  上海博物館  汪慶正等《中國·美の名寶》,日本放道出版協會1991年。

    112、北宋·如意形花枕  湖北安陸縣城關南郊鳳凰山宋墓  ? 孝感地區博物館《孝感地區文物概況》59頁圖九,孝感地區博物館1979年編印。

    113、北宋初·綠釉扇形枕  1999年鄭州市墓葬  ? 廖永民、張毅敏《黃冶窯唐三彩的絞胎器》,《中原文物》2003年4期。

    114、宋初·三彩絞胎寶篋形印經式塔  1966年河南新密市法海寺塔地宮  總高47.2、胴高41、腹33.2㎝河南博物院 《唐三彩展——洛陽の夢》,日本朝日新聞社2004年。

    115、五代·絞胎海螺 ? 高18、口徑2.5㎝ 鶴煤博物館李永新主編《鶴煤博物館瓷器精品選》,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

    116、五代·絞胎執壺※ ? 高29.5、口徑5.9㎝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古代茶具展》,香港市政局1994年。

    117、※北宋·絞胎碗 ? 高8.8、口徑16㎝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古代茶具展》,香港市政局1994年。

    118、北宋·絞胎盤 ? 口徑18.4㎝ 美國波土頓美術館  臺灣故宮博物院編委會《海外遺珍·陶瓷·二》,臺灣故宮博物院1989年。

    119、北宋·絞胎盒 1953年吉林農安縣太平三至十年(1023~1030年)古塔※ 蓋徑8、高4㎝ 吉林省博物館  錢芳、黃蘭《宋絞胎瓷罐與瓷盒》,《中國文物報》2001年6月17日。

    120、北宋·絞胎罐※ ? 高21.2、口徑8.3㎝ 吉林省博物館  錢芳、黃蘭《宋絞胎瓷罐與瓷盒》,《中國文物報》2001年6月17日。

    121、北宋·絞胎缽碗 1996年磚廠工地 ?私人  張汝福《當陽峪窯》,《收藏》2007年2期52頁圖2。

    122、宋·絞胎缽碗 ? 口徑16.8㎝ 美國西雅圖藝術館  臺灣故宮博物院編委會《海外遺珍·陶瓷·三》38頁彩圖,臺灣故宮博物院1992年。

    123、宋·絞胎缽碗 ? 口徑10.8㎝ 日本MOA美術館  臺灣故宮博物院編委會《海外遺珍·陶瓷·四》,臺灣故宮博物院1993年。

    124、宋·絞胎缽碗 ? 高5.9、口徑12㎝ 金明耿寶昌主編《金明集瓷選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125、宋·絞胎缽碗 ? 直徑11㎝  金明  耿寶昌主編《金明集瓷選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126、宋·絞胎缽碗 ? ? 江平  江平《對絞胎瓷器的探討》,《福建文博·東方收藏》2003年增刊。

    127、宋·絞胎缽碗 ? 口徑14㎝ 日本小倉武之助  《陶器圖錄》第七卷支那編(上),日本雄山閣株式會社1938年。

    128、宋·絞胎缽碗 ? ?  美國波土頓美術館  孫機《絞胎器與癭器》,《文物》1988年12期。(原注為唐代)

    129、宋·銀口絞胎缽碗  1975年江蘇鎮江箕家山北宋墓 高6、口徑12.5、底徑5.5㎝ 鎮江市博物館 肖夢龍《介紹鎮江宋墓出土的兩件瓷器》,《文物》1980年9期。

    130、宋·絞胎缽碗 ? 高7、口徑12.5㎝  新鄉市博物館  趙青云《河南陶瓷史》圖版二十二:84,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131、宋·絞胎缽碗 1966年收集高5.7、口徑11㎝  河南博物院  趙青云《河南陶瓷史》彩版十三:54,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132、宋·綠釉絞胎缽碗  1990年內蒙古敖漢旗皮匠溝1號墓  高6.2、口徑12.8㎝  敖漢旗博物館  邵國田主編《敖漢文物精華》,內蒙文化出版社2004年。

    133、宋·絞胎缽碗 ???黃雄等:《雅昌藏友論文·精品集》124頁,第六屆雅昌藝術論壇北京研討會組委會2006年9月編印

    134、宋·絞胎碗 ? 高6、口徑12㎝  新鄉市博物館  趙青云《河南陶瓷史》圖版二十二:84,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135、宋·絞胎碗 2000年焦作市文物工作隊移交 高5.6、底徑4.2㎝  焦作市博物館琚麗萍等《焦作市博物館所藏當陽峪窯瓷器》,《焦作文史資料》2007年第11輯。

    136、宋·絞胎碗 ? 高4、口徑8.5、足徑3㎝ 鶴煤博物館李永新主編《鶴煤博物館瓷器精品選》,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

    137、宋·絞胎盞 ? 高4.3、口徑8.6、底徑3.6㎝  廣州博物館  廣州博物館《中國歷代茶具》,廣西美術出版社1999年。

    138、宋·青釉絞胎碗 ? 高6.8、口徑15.2、足徑6.1㎝ 上海博物館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139、宋·綠釉絞胎壺 ? 高9.5、口徑3、足徑5.4㎝  故宮博物院  李輝柄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兩宋瓷器》(上),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

    140、宋·絞胎罐 ? 高9.8、口徑6、足徑5.5㎝  耿寶昌主編《金明集瓷選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141、宋·絞胎罐 ? 高9、口徑3.6、足徑5.1㎝  故宮博物院  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故宮博物院藏中國古代窯址標本·河南卷·上》,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142、宋·絞胎罐 1989年焦作市公安局收繳高8.2、口徑4.8、足徑5.6㎝  焦作市博物館  琚麗萍等《焦作市博物館所藏當陽峪窯瓷器》,《焦作文史資料》2007年第11輯。

    143、宋·絞胎盆 江西永修縣云山真如寺僧塔地宮  高6、口徑28.2、底徑18.4㎝  吳圣林、魏華東《江西永修縣云山真如寺僧塔地宮出土的文物》,《江西文物》1983年3期。

    144、宋·絞胎水注 ? 高10.8㎝ 英國克拉克夫人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委會《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唐三彩》(下),臺北故宮博物院1984年。

    145、宋·絞胎玉壺春瓶※ ? 高12、口徑4.2、足徑4.6㎝ 鶴煤博物館 同44

    146、宋·絞胎瓷彌勒坐像※?高13.4、底徑21×13.8㎝ 晉江市博物館何振良:《晉江市博物館藏瓷器選萃》,《東南文化》2002年2期52頁圖5

    147、宋·絞胎瓷球1989年焦作市公安局收繳直徑4㎝  焦作市博物館  琚麗萍等《焦作市博物館所藏當陽峪窯瓷器》、焦文志《館藏部分陶瓷器簡介》,《焦作文史資料》2007年第11輯。

    148、宋·絞胎高足杯???黃雄等:《雅昌藏友論文·精品集》124頁,第六屆雅昌藝術論壇北京研討會組委會2006年9月編印

    149、南宋·絞胎杯※ ? 高5.6、口徑8㎝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中國歷代の茶具と陶磁》,日本汎亞細亞文化交流中心1996年。

    150、宋·丁香葉紋仿絞胎瓷碗※ 1981年陜西府谷縣征集  高7、口徑15、底徑6㎝  ? 陳孟東:《榆林地區一批館藏宋、金、元瓷器》,《文博》1986年1期。

    151、宋·水波丁香葉仿絞胎瓷碗2件※ 1981年陜西子洲縣磚廟鄉李家河  高7.4、口徑15.7、底徑5㎝ ?陳孟東:《榆林地區一批館藏宋、金、元瓷器》,《文博》1986年1期。

    152、宋~金·絞胎斂口尊※  ? 高21.9、口徑17.8㎝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153、宋~金·絞胎扇形枕※ ? 高13.4、寬35㎝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154、宋~金·絞胎三足爐※ ? 高8㎝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155、宋~金·絞胎托杯※ ? 杯高8.3、托徑12.8㎝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156、宋·絞胎貫耳瓶※ ? 高21.7㎝  日本大和文華館  臺灣故宮博物院編委會《海外遺珍·陶瓷》(三)137頁,臺灣故宮博物院1992年。

    157、宋~金·絞胎碗 ? 口徑10.5㎝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世界陶瓷全集》,日本小學館1977年。

    158、宋~金·絞胎鼓釘缽 ? 高4.1、口徑11、足徑5.8㎝ 上海博物館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159、宋~金·絞胎花口碗 ? 高5.6、口徑12.2、足徑4.9㎝ 上海博物館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160、宋~金·絞胎斂口缽 ? 高3.4、口徑9.7、足徑5.7㎝ 上海博物館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161、宋~金·絞胎碗 ? 高5.7、口徑17.2、足徑8.7㎝ 濰坊市博物館  朱英、遲延璋《絞胎瓷初探》,《文博研究》第2輯,文物出版社2002年。

    162、宋~金·絞胎碗 ? 高6、口徑12、足徑5㎝  安丘市博物館  朱英、遲延璋《絞胎瓷初探》,《文博研究》第2輯,文物出版社2002年。

    163、宋~金·絞胎碗 ? 高5、口徑10、足徑4㎝  張汝福  張汝福《當陽峪陶瓷文飾解讀與酒器酒俗》,《焦作文史資料》2007年第11輯,文物出版社2002年。

    164、遼·白釉絞胎盒  遼寧朝陽七道泉子遼墓 ? 朝陽市博物館 朝陽市博物館《朝陽歷史與文物》,遼寧大學出版社1996年。

    165、遼·綠釉絞胎盒※(似為缽) 1990年內蒙古敖漢旗皮匠溝遼墓  高6.2、口徑12.8㎝ ? 敖漢旗博物館《內蒙古敖漢旗皮匠溝1、2號遼墓》,《文物》1998年9期。(與105綠釉缽應同為一物)

    166、金·攪胎瓷盤※ 內蒙古托克托縣東勝城址  口徑17.5㎝ ? 李逸友《內蒙古托克托城的考古發現》,《文物資料叢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

    167、金·絞胎梅瓶※ ? ? 山西晉祠博物館  劉濤《宋遼金紀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

    168、金·絞胎雙獅形枕???盧夕《漫話古代磁枕》,《收藏家》2007年9期。

    169、金·絞胎缽 ?高6.3、口徑16.4、底徑9.5㎝?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四十四卷·文物志》907頁,中華書局,2002年。

    170、金·黃釉絞胎缽碗 1985年山東淄博市博山區 高4.8、口徑11.3、底徑4.8㎝淄博市博物館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山東卷165頁,科學出版社2008年。

    171、金·絞胎盤, 2001年山西太原晉源區亂石灘金墓  ? 常一民《亂石灘晉陽墓》,《文物天地》2002年11期

    172、金·絞胎玉壺春瓶  ? 高18、口徑3.5、足徑6㎝ ?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四十四卷·文物志》905頁,中華書局,2002年。

    173、元·青釉絞胎碗2件 1991年西安市征集高7.5、口徑19.2㎝ 陜西歷史博物館  王莉《從館藏陶瓷器看絞胎工藝》,《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7輯,三秦出版社2000年。

    174、元·絞胎碗  陜西神木縣出土  高8、口徑16、足徑5㎝ 陜西歷史博物館  楊培鈞主編《陜西歷史博物館珍藏陶瓷器》,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

    175、元·絞胎碗  1992年朔州市朔城區  高9.4、口徑17㎝  平朔考古隊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四十四卷·文物志》905頁,中華書局,2002年。

    176、元·絞胎碗  1990年托克托縣境東勝州故城南 高6.5、口徑14.5、足徑6.3㎝  石俊貴主編:《托克托文物志》(下),中華書局,2006年。

    177、元·絞胎碗殘件  內蒙古察右前旗集寧路古城遺址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陳永志主編:《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瓷器》11頁圖五,文物出版社2004年

    178、元·絞胎碗殘件  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遺址 ?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內蒙古黑城考古發掘紀要》,《文物》1987年7期14頁及圖二三。

    179、元·絞胎高足杯 內蒙古赤峰市元代遺址  高9.5、口徑10.5、底徑4.5㎝  赤峰市博物館  汪慶正主編《中國陶瓷全集·元》,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

    180、元·絞胎高足杯 1973年內蒙古大學(呼和浩特市)院內  高6.3、口徑8.7、足高2㎝  呼和浩特博物館 陳世玖《呼和浩特博物館館藏瓷器選介》,《內蒙古文物與考古》1995年1、2期合刊。

    181、元·絞胎高足杯 ? 高10㎝ 故宮博物院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182、元·絞胎高足碗 ? 高8.8、口徑6.7、足5.8㎝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四十四卷·文物志》905頁,中華書局,2002年。

    183、元·絞胎高足杯  內蒙古察右前旗集寧路古城遺址  高9.4、口徑10.5、足徑4.2㎝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陳永志:《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瓷器》圖版151,文物出版社2004年。

    184、元·絞胎盤 ? ? 故宮博物院   李仲謀《上海博物館藏絞胎陶瓷及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8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

    185、元·絞胎器座殘件  內蒙古察右前旗集寧路古城遺址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陳永志主編:《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瓷器》11頁圖五,文物出版社2004年

    186、明·孔雀藍絞胎梅瓶  1982年廣西桂林市七里店 高23.5、口徑4、底徑8、腹圍43、足圈高0.5㎝ 桂林博物館  桂林博物館《靖江藩王遺粹——桂林博物館珍藏明代梅瓶》,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

    187、明·孔雀藍絞胎梅瓶  1982年廣西桂林市七里店 桂林博物館  桂林博物館所見。

    188、明·絞胎文昌像 ? 高17.5㎝  大英博物館  郭學雷《明代磁州窯瓷器》,文物出版社2005。

    189、明·絞胎瓷板 ? 高45㎝  ?  郭學雷《明代磁州窯瓷器》,文物出版社2005。

    190、明·絞胎陶壺  1981年上海松江縣明嘉靖墓 ? ? 江平《宜興紫砂萌芽期的明星之作》,《收藏快報》2006年4月12日。

    191、明·絞胎陶壺  1989年江蘇泰州市東郊  高10.8、口徑7.7、底徑7.4㎝  ? 黃炳煜《從泰州出土的絞胎罐、壺談絞胎器》,《南方文物》1993年3期。

    192、明·絞胎陶罐  1988年江蘇泰州市西郊 高12.3、口徑9、底徑10㎝ ? 黃炳煜《從泰州出土的絞胎罐、壺談絞胎器》,《南方文物》1993年3期。

    193、明·絞胎陶罐  ? 高13、口徑8㎝ 江平 江平《宜興紫砂萌芽期的明星之作》,《收藏快報》2006年4月12日。

    194、清·絞胎貼面紫砂六角罐  江蘇南京鐵心橋民宅基   高6.5㎝  ? 據王念石先生相告。

    195、清·絞胎貼面紫砂六角罐  江蘇南京鐵心橋民宅基 ? 余光仁 據王念石先生相告。

    196、清·絞胎菱形雙聯筆筒  ? ? 高阿申  高阿申、錢偉君《唐絞胎器的胎釉、制作工藝研究》,郭景坤主編《′05古陶瓷科學技術6國際討論會論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

    197、清·六棱柱體絞胎筆筒 ? 高13㎝  陜西歷史博物館  王莉《從館藏陶瓷器看絞胎工藝》,《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7輯,三秦出版社2000年。

           絞釉制品所見不多,約20件,多為傳世品,出土物僅見1993年山西平朔曹沙會村元墓出土一件絞釉玉壺春瓶[114]及內蒙古察右前旗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元絞釉盤殘件等。見附表三。“※”者為年代或真贗存疑。主要器型有碗、盤、爐、枕、花口瓶、雙耳瓶、長頸瓶、梅瓶、蓋罐等,主要釉色有黃釉、青釉、白釉、黑釉等。

    國內外絞釉器一覽表

    時代名稱  出土地  尺寸  收藏者  資料出處

    1、“咸和”銘絞釉葫蘆酒瓶※ ? 高24.5㎝  ? 李汝寬《關于御土、水東、渤海、汀州和橫峰五個窯若干問題的討論》,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中國古陶瓷研究》,科學出版社1987年。

    2、唐·絞釉陶執壺※ 1989年公安部門查獲 高7.5、口徑3.6㎝ 河南博物院  張建民《河南博物院征集的部分打私文物》,《中原文物》2001年1期。

    3、唐·絞釉枕※,?高5.5~6.5、長21.6、寬15.3㎝,旅順博物館  王宇等:《旅順博物館藏唐宋瓷枕》,《遼海文物學刊》1989年2期。

    4、唐·褐黃釉攪釉瓷枕※武陟縣大封鄉大司馬出土,高9、長17.3、寬13㎝,武陟縣博物館  司洛平《武陟縣博物館館藏陶瓷器精品簡介》,《焦作文史資料》2007年第11輯。

    5、北宋·青釉絞釉碗 ? 高5.7、口徑12㎝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古代茶具展》,香港市政局1994年。

    6、宋·青釉絞釉碗 ? ?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葉佩蘭:《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中國古陶瓷》,《收藏家》1996年6期42頁。

    7、北宋·絞釉枕※  1985年河南魯山縣大窯店遺址  高8.2~9.7、長28.6、寬13.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出土陶瓷》,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1997年。

    8、宋·絞釉花口瓶※ ? ? ? 郭良蕙《短流行·真愛好》,香港《中國文物世界》2003年總197期。

    9、宋·絞釉玉壺春瓶※ ? ?郭良蕙《短流行·真愛好》,香港《中國文物世界》2003年總197期。

    10、宋·絞釉陶梅瓶※ ? ? ?郭良蕙《短流行·真愛好》,香港《中國文物世界》2003年總197期。

    11、宋·絞釉陶玉壺春瓶※ ?高9.2、口徑5.1、底徑9.2㎝ ?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四十四卷·文物志》909頁,中華書局,2002年。

    12、宋·青釉絞釉碗 ??東京國立博物館,葉佩蘭《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中國古陶瓷》,《收藏家》1996年6期。

    13、金·澀胎絞釉玉壺春瓶 ? 高18.1㎝  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 屈志仁《絞胎、“絞釉”和流沙箋》,《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4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4、金·黃釉絞釉蓋罐 ? 通高14.3㎝ 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屈志仁《絞胎、“絞釉”和流沙箋》,《上海博物館集刊》總第4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金·絞釉長頸瓶 ? 高22.2㎝ 英國巴斯東亞藝術博物館  劉濤《宋遼金紀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

    16、金·絞釉三足爐 ? 高8.9㎝ 日本“繭山龍泉堂”劉濤《宋遼金紀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

    17、金·澀胎絞釉帶座雙耳瓶 ? 高20.8㎝ ? 望野《天邊的彩虹——中國10~13世紀釉上多色彩繪陶瓷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

    18、金·黑地絞釉缽※???黃雄等:《雅昌藏友論文·精品集》124頁,第六屆雅昌藝術論壇北京研討會組委會2006年9月編印

    19、金~元·絞釉澀胎玉壺春瓶2件 ? ?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望野《天邊的彩虹——中國10~13世紀釉上多色彩繪陶瓷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

    20、金~元·絞釉三足爐 ? ? ?  張汝福《當陽峪窯》,《收藏》2007年2期52頁圖3。

    21、金~元·絞釉三足爐 ? ? 河南衛輝市博物館  劉濤《宋遼金紀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

    22、元·絞釉玉壺春瓶  1993年山西平朔曹沙會村元墓  高18㎝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平朔考古隊《平朔出土文物》,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3、元·絞釉玉壺春瓶 ? ?韓先生  秦宏偉、馬景龍《芻議山西發現的元代絞釉玉壺春瓶》,《中國古陶瓷研究》第9輯,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24、元·絞釉盤殘件  內蒙古察右前旗集寧路古城遺址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陳永志主編:《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瓷器》11頁圖五,文物出版社2004年

    25、元·絞釉花口盤殘件  內蒙古察右前旗集寧路古城遺址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陳永志主編:《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瓷器》11頁圖五,文物出版社2004年

     

    六、明清的絞胎、絞釉器

          明清絞胎、絞釉產品不見專文論及,僅是附帶的一筆。一般認為元以后絞胎、絞釉器斷燒。1975年北京東華門外明代光祿寺遺址出土有明代絞胎碗殘件(張先得《唐代絞胎高足盤》,《中國文物報》1993年7月18日三版。)。1982年桂林靖江王陵區七里店奉國將軍朱規瑯夫婦合葬墓也出土一件孔雀藍黑彩纏枝牡丹紋梅瓶(圖19)[115],高23.5、口徑4、底徑8、腹圍43㎝,小頸,口稍卷,豐肩圓腹,腹至足呈外弧形漸斂,足底以上一厘米略外凸,足圈高0.5㎝,胎呈紅黃色較疏松,肩內側繪黑彩一周,肩外側繪纏枝牡丹,脛部繪卷草紋,施低溫翠藍釉。最特別之處為,鐘形器蓋為絞胎三彩釉,蓋身為褐黃色,蓋鈕為綠釉,是明代三彩絞胎釉之孤例。墓葬資料未提供準切紀年,僅確認為明奉國將軍朱規瑯夫婦合葬墓,葬于嘉靖年間。因此可確認明代晚期還有低溫絞胎三彩器少量生產。19a明嘉靖孔雀藍黑彩纏枝牡丹紋梅瓶19b明嘉靖孔雀藍黑彩纏枝牡丹紋梅瓶蓋

          大英博物館收藏有一件明代紀年絞胎文昌像(圖20)[116],高17.5㎝,官服前后補子(用以表示官階)為方形絞胎紋,坐像背面下方刻有“萬歷丁酉陳文成塑”銘,這也是明代絞胎瓷的惟一紀年器。2002年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拍品中亦見明中晚期絞胎瓷板(圖21),絞紋似相對而立的人物像。從包鑲瓷板的木質插屏及絞紋精致乖巧觀察,應為明代產品,瓷板最早出現于明代中期,故它不會早于明中期,應為明中晚期。晉江市博物館藏有一件定為宋代的絞胎瓷彌勒坐像,高13.4、底徑21×13.8㎝,光頭,半合眼,長耳垂肩,隆鼻,咧嘴大笑,大肚袒露,半趺座,左腿屈起,右腿盤曲在左腿邊,趺足、足盤和腳趾顯露,著袈裟垂至肩膀下,衣褶細致分明,右手攜乾坤袋,左手端放于左膝上握一捻珠串。全身分為二部分,彌勒所披袈裟部分為絞胎貼面,身軀部分無絞胎,施米黃色釉,開片(何振良:《晉江市博物館藏瓷器選萃》,《東南文化》2002年2期52頁圖5)。該彌勒為局部絞胎貼面,與絞胎文昌像工藝風格相似,應為同一時期產品。

         從這幾件絞胎瓷紋飾看,接近河南宋元絞胎紋飾風格,可以確定為河南明代產品,具體窯屬尚需待更詳盡的調查研究資料。20“萬歷丁酉陳文成塑”絞胎文昌像

         1988年3月、1989年12月,江蘇泰州市西郊、東郊工地陸續出土兩件明代絞胎器,一為絞胎陶罐,高12.3、口徑9、腹徑14.4、底徑10㎝,唇口微外翻,直頸,圓肩,鼓腹,腹下略斂,圜底,內壁素胎紅褐色,外壁為紅褐色和白色相絞的木理紋,器內施薄釉,外釉不及底,頸、肩交接處及下腹部各有一圈胎接痕;另為絞胎陶壺,高10.8、口徑7.7、腹徑12、底徑7.4、圈足高1.1、足墻寬0.5㎝,平口、直頸、圓肩、圓球腹,曲流高于壺口,圓條狀壺把平底,內壁素胎紅褐色,外部系紅褐色和白色相絞的木理紋和水波紋,器內無釉,外釉不及底,頸、肩的連接處及下腹部各有一圈胎接痕,圈足足根有墊燒的粘砂,內壁與流相連處為一圓孔。出土工地原為古墓地。耿寶昌、李輝柄先生均認為它們是明代中期或晚期遺物。據絞胎陶罐、絞胎陶壺的特征,有人認為可能是宜興窯明代產品[117]。1981年上海松江地區一座明嘉靖墓出土1件絞釉紫砂壺,與上述泰州出土的絞胎陶壺如出一轍(江平:《宜興紫砂萌芽期的明星之作》,《收藏快報》2006年4月12日12版。)。南京下浮橋建筑工地出土1件紫砂絞胎器蓋殘件(圖22),出自三味以下土層,與一批明中晚期青花瓷片混雜,應為明代中晚期物,與泰州出土的絞胎陶罐、絞胎陶壺之胎體、紋飾相似。另外南京鐵心橋民宅基中十年前曾出土局部絞胎貼面紫砂六角罐2件,一件完整并帶蓋,另一件缺頸并佚蓋(圖23),殘高6.5㎝,局部以9片絞胎木理紋嵌貼。據王念石先生推測,可能是清中期物[118]。有人著文稱:江蘇揚州出土過1件紫砂絞胎蓋罐,高13、口徑8㎝,器內外全絞胎,屬明正德年間遺物,后被其在該市古玩市場購得(江平:《宜興紫砂萌芽期的明星之作》,《收藏快報》2006年4月12日12版。)。而該文附圖卻注明為:嘉靖紫砂絞泥蓋罐。只否意味著文者也對該蓋罐的“正德說”也有所遲疑?21明中晚期絞胎瓷板

         從江蘇出土的絞胎紫砂器看,可確信明清宜興窯曾少量生產絞胎紫砂產品,只不過宜興窯址迄今尚未發掘出土這類絞胎紫砂陶標本。據文介紹,1963年江蘇宜興生產過紫砂絞胎產品,1975年河南修武縣陶瓷廠成功恢復了傳統絞胎瓷工藝(袁志泉口述、辛文映整理:《說說當陽峪窯與恢復透花瓷》,《焦作文史資料》2007年3月第11輯。),這些紫砂絞胎產品中是否有60年代的作品?需待日后考古證實。22明中晚期紫砂絞胎器蓋

         清代絞胎產品所見更少,葉哲民先生文中曰:“清代的景德鎮窯也能制作絞胎瓷(別名‘花瓷’),而且遠至日本和西洋也曾有所模仿。”(葉哲民:《焦作當陽峪窯淺識》,《焦作文史資料》2007年第11輯。)據王麗先生著文介紹,陜西歷史博物館藏有一件六棱柱體絞胎筆筒,高13、徑13㎝,平沿,直壁,口部貼有一層厚1、寬2㎝的口沿,六棱側面突出,修飾成一種對稱的變形如意狀的絞胎花邊,花邊外圈又飾以一圈細細的墨綠色釉邊,底部有6個“V”形小足,每足的兩端下凹,白胎處胎體潔白、堅硬,通體呈木理紋,施淡黃色透明釉。此絞胎器出現于清代,說明絞胎工藝不但流傳至清,而且還有所發展[119]。曾見絞胎菱形雙聯筆筒,未注明出處,只注為清乾隆景德鎮窯產品[120]。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乾隆年制”官窯款“青釉絞胎搬指”(圖24)[121],小巧玲瓏,紋飾仿癭木。從圖片看,這件“乾隆年制青釉絞胎搬指”更像是手繪仿絞胎產品,因未上手實物,故有此疑。而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件清雍正“仿木紋盆” (圖30-25)[122]正是手繪之作品。不過從清代絞胎產品或仿絞胎木紋產品看,它早已失去了絞胎器的原有意義,但卻與絞釉產品有許多的共同之處,而部分已變成復古之行為而已。23清中期絞胎貼面紫砂六角罐

         關于明代的絞釉產品,所見甚少。據近年來禹州及鄰近的許昌等地舊城改造工程出土的大量瓷器遺存和相關考古資料,目前可以認為明前期的禹州磁州窯類型瓷器的主要品種中有絞化妝土(絞釉)、絞化妝土紅綠彩(絞釉紅綠彩)等[123]。圖26明前期絞釉盤為許昌出土,其除了絞胎之外,胎體、釉色及工藝特征與明代禹州窯同類白地黑花口沿裝飾相同。可確定產地為禹州窯,具體窯口待考。禹州神垕之北乾明山真武廟《祈雨感應之記》碑有如下記載:

       “磁貢委官鈞州醫學典科郡人孫劊明之篆額鈞臺福建莆田后學生姑青囗賓湖撰文  大劉呂洞拱……泉圍于山后  左旋靈泉之古剎  右達王龍之甘泉  山麓乃神后之鎮  耕讀陶冶者千有余家  以……應之靈建其廟于北山之陽  成化己丑(1469年)張諒義又者因果感應神惠復新建圣像……大明成化二十年龍集甲辰秋九月菊日  鈞右神后耆儒王佐書丹立右”24“乾隆年制青釉絞胎搬指”

         明代《如夢錄》中還記有開封:“南薰門外吊橋……往南路西有周、王碗店,乃神垕瓷器碗盞……”[124]25清雍正“仿木紋盆”

         明謝澭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撰《嘉靖鈞州志》亦有:“瓷窯在州西大劉山下,瓦窯在州西關禁溝左右。”[125]的記載。26明·絞釉盤

         以上幾條記載說明,禹州神垕附近已有陶者千余戶,且有官駐負責貢瓷事務。在開封還有劉姓、王氏所設專門經營神垕瓷器的店鋪。可資證明代神垕窯業之興盛,絞胎、絞釉等傳統產品還有所保留和生產。27清道光仿木紋盆

         從以上附圖看,絞胎、絞釉產品的器型還是呈多樣化的。唐時的隨意灑脫,宋時工整秀雅,金、元逐衰落,明清幾乎不見。早已被青花瓷器等品種擠出了市場。清代乾隆的手繪仿絞胎木理紋瓷器完全可替代絞胎、絞釉器,其裝飾雖不及唐宋絞胎器自然,但工藝簡單省事,自然很難見到絞胎、絞釉器了。北京故宮藏有數件仿木紋碗,通體所施釉色一如木質,或見樹心年輪紋,或顯癭痕,和用木材鏇成的碗相比,可謂惟妙惟肖。同形制的木碗是清代西藏向清廷進貢物品之一,藏語稱“扎古扎雅木碗”。清人吳振棫《養吉齋叢錄》載:“扎古扎雅木碗,西藏所貢。云草根結成者,能解諸毒……彼中貢品,此最為珍物也。”故宮所藏扎古扎雅木碗中,有乾隆御制詩文:“草根成木質,西藏著靈奇,既是佛經地,何虞毒物施。足承金鏤虺,口緣鐵蟠螭,面目本來好,多斯文飾為。” 及詩注:“藏中每歲遣使來貢,例于初春,芝丹書以說新喜。”另一件乾隆御制詩文:“木碗來西藏,草根成樹皮,或云能辟毒,藉用祝春喜。枝葉痕猶隱,琳瑯貨匪奇。陡思荊歙地,二物用充饑。”皮套上用漢、滿、藏語記曰:“土爾扈特四等臺吉晉巴恭進木碗一個”。清代御窯廠生產的仿木紋像生瓷亦應與扎古扎雅木碗一樣是作為一種少數民族的禮(禮遇)器[126]。晚清至民國時所見絞胎產品,多為骨董商為了追求商業利潤,而勾結窯技人員的仿古之作,也見臆造品,不倫不類,陜西歷史博物館所藏“清代六棱柱體絞胎筆筒”即是一例。它們只是所謂“古董”,而非一種大眾日常生活之實用品。因此,“絞胎工藝不但流傳至清,而且還有所發展”的提法不妥。28清乾隆仿瑪瑙釉雙聯筆筒

         值得留意的是自清雍正朝始見的仿木紋等天然紋理的陶瓷品種,乾隆時期更是盛行。以往人們僅認為它是仿木理絞,是手繪之作。筆者則認為這類仿天然紋理的陶瓷藝術品正是得益于絞胎、絞釉器的啟發,將絞釉工藝發揚光大之作。這類仿自然物質紋理之作的陶瓷器,大部分為純人為手繪,紋飾呆滯,如清道光仿木紋盆(圖27)[127],高12.4、口徑37、底徑31㎝,折沿,直腹下微斂,平底稍塌,圈足,腹部凸箍以金彩裝飾,器內外仿木理紋。底書雙方框金彩“浴德堂制”楷書款。除仿木理紋外,亦見沈陽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仿瑪瑙釉雙聯筆筒(圖28)[128],高8.2、腹徑7㎝,直口壁,呈雙菱形連體,底有“大清乾隆年制”篆書款。而部分則是運用“絞釉”(絞各類礦物質色料)澆灑之作,觀復古典藝術博物館所藏清乾隆石紋絞釉玉壺春瓶(圖29),高26.4、口徑7.9、足徑9.2、腹徑17.5㎝,以多色釉澆灑壺面,形成天然石紋,因此它是一件“絞釉”作品。西藏博物館藏清康熙三彩絞釉多穆壺(圖30)[129],高43、口徑13.5、底徑13.5㎝,圓筒狀,口緣設僧帽邊,下側有曲流,另面置獸狀雙系,壺體飾四組弦紋。它與其他類三彩釉(唐三彩及遼三彩、金三彩、宋三彩、明清素三彩)不同,屬絞釉(非淋粉)作品,純人為澆淋色釉而成。關于這類絞釉作品目前尚無人述及,筆者僅提出一點拙見,希望引起研究人員的重視。29清乾隆石紋絞釉玉壺春瓶

    七、幾個需澄清的問題

    (一)關于仿絞胎貼面或手繪絞胎紋

         關于絞胎器一般常見的有全絞、半絞(約三分之一,或多或少)及局部鑲嵌幾種。有研究者提出:凡不是全絞者,即是“仿絞胎”,原因是胎體并未全絞,應稱為“貼面仿絞胎器”。如1953年出土于西安唐墓的絞胎三足水盂,高5、口徑4、腹圍21㎝,圓形,鼓腹,口沿外卷,底部有三個矮小乳足,壁較薄,紋飾似樹木年輪和行云流水。乍看似絞胎器,仔細觀察它的頸部無任何紋飾和色彩,顯露土白色胎體。足部外表雖有紋飾,但從底向上看其足的橫斷面并無任何裝飾和紋路。盂內為純淡黃色的冰裂紋,并無木紋痕跡。腹中見接胎痕,上下紋飾不連接。由此得出絞胎三足水盂定名有誤[130]。筆者則認為“仿絞胎貼面”一詞,有誤。首先,絞胎的目的是為了達到其它自然紋理結構,而非為絞胎而絞胎。用于貼面的胎泥已經過絞合,自然不是所謂的“仿”,故可用“絞胎貼面”、“絞胎鑲嵌”一詞。因為它不是仿絞胎,而是仿自然界的木櫻、石理及花卉等紋飾。而手繪者因無絞胎這一傳統手工藝,可稱為“仿絞胎器木理紋”或“仿絞胎器石理紋”等稱謂。30清康熙三彩絞釉多穆壺

         有關絞胎、絞釉陶瓷器與其它類陶瓷器相比,確實是少些,可以說研究工作還未真正展開,以致名稱也較混亂,以致于部分宋、金、元絞胎瓷被誤“仿絞胎瓷”,如《文博》雜志上見介紹3件金~元絞胎碗為:“丁香葉紋仿絞胎瓷碗”,1981年府谷縣征集,高7、口徑15、底徑6㎝,深腹,圈足,通體施黃褐色釉,“碗內外壁刻繪豎真的深褐色丁香葉紋,口沿內外2㎝寬無紋飾,系仿照絞胎碗制作而成”;“水波丁香葉仿絞胎瓷碗”,1981年子洲縣磚廟鄉李家河出土,高7.4、口徑15.7、底徑5㎝,口稍內收,壁呈弧形,小底,低圈足,厚胎,“內外壁上刻繪豎直的丁香葉紋,內外壁下部,刻繪六朵水波渦紋團花。口沿內外有1.5㎝寬無紋飾,施褐色釉。系仿照絞胎碗制作而成。一起出土的共兩件,形制、花紋、色澤基本相同。”[131]從該文所附黑白圖片看,其實這兩件所謂“仿絞胎瓷碗”與上海博物館藏宋·青釉絞胎碗、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元·絞胎碗紋飾、器型等相同,為名符其實的絞胎瓷碗。而絞釉(絞化妝土)也被部分人士命名為“彩紋絞胎、仿絞胎”[132]。這樣勢必會造成名稱混亂,不利于研究。31a唐·三彩絞胎騎馬狩獵俑局部放大圖

         弋戈先生最早指出陜西歷史博物館所藏唐三彩絞胎騎馬射獵俑不是絞胎俑,是“唐代一種與絞胎有關的工藝,即‘仿絞胎’,是絞胎出現以后興起的。是在瓷胎表面繪出絞胎一樣的花飾,然后再上一層透明釉,經過焙燒以后就得到絞胎一樣的效果,其筆鋒之圓潤、線條之流暢均非絞胎的紋理可比。陜西銅川耀州窯址就出土有不少這類殘片。但這僅僅是一種近似釉下彩的作法,比絞胎工藝要簡單得多,并不能稱為絞胎”[133]。部分學者在未仔細研究實物的情況下,“持懷疑態度”[134]。而一些收藏鑒賞類文章更是不負責任,在沒有經過認真研究的情況下,信口雌黃,而且毫為根據的學舌曰:“1971年乾縣唐代懿德太子李重潤墓出土的射箭馬上人俑,即為仿絞胎三彩的代表作……其器身大理石紋實際上不是通過絞胎技術整體成形制作成的,而是用筆畫在胎體上,然后施釉,再入窯燒制而成。其器身紋路顯得更加勻稱得當,且線條流暢,色澤圓潤,其藝術表現力遠勝于絞胎紋。”[135]31b唐·三彩絞胎騎馬狩獵俑局部放大圖

         關于“耀州窯址就出土有不少這類殘片”的“仿絞胎”,原文未注明出處,目前也尚未見諸報道。早年洛陽關林曾出土一件“仿木黃釉碗”(洛陽博物館:《洛陽唐三彩》圖99,河南美術出版社,1985年。),高5、口徑11㎝,內為綠釉,外為黃釉,因釉水流游而略似木紋,是天然之作,決非人為。因此,“仿木黃釉碗”純屬用詞不當。1997年9月鄭州市公安局繳獲一件絞胎馬俑,頭部殘失,周身絞胎,扭頸靜立,造型精美[136]。因頭部殘失,得觀為周身絞胎。可佐證“唐三彩絞胎騎馬射獵俑”非“手繪仿絞胎”制品。筆者曾多年從事美術工作,仔細觀察,認為用筆不可能繪出此種紋理,如系繪上的紋理,為何不繪四腿?又馬鬃之上的紋理如何繪?因此,該俑與乾縣博物館藏的唐三彩絞胎騎馬射獵俑一樣均屬絞胎或部分貼面紋。陜西歷史博物館保館部王莉先生細致觀察了馬的前胸紋飾,發現馬的前胸上半部分有紋飾,馬的前胸下半部分素面無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上半部分紋飾終止得很整齊,紋飾無緩沖,就像一張有圖案的花紋外衣被整齊地裁掉一半(馬臀部與大腿交接處的紋飾也有這種情況)。這種無緩沖紋飾,非手筆所能體現,也完全沒有必要去刻意追求這種收筆效果。只有貼面最易出現這種現象,馬、俑各部位紋飾分別用不同的貼面進行粘貼。關于“手繪仿絞胎”,陜西歷史博物館亦藏有一件“白釉木紋杯”,據研究者稱:來源不祥,似為唐代作品,很可能是手繪,該杯深腹,圈足,口沿外翻,胎質疏松、粗糙,部分釉體脫落,高6、口徑7.5、足徑4㎝,腹外壁有幾個褐色旋紋,紋飾簡單、規正、分散,用手觸摸有明顯突棱感覺,為典型手繪褐釉所致,杯內紋飾亦為手繪,只是黃褐兩種釉色稍有互染,紋飾紊亂[137]。因只見黑白圖片,是否為手繪?因目前亦未見過實物,不便臆測。32絞胎斂口尊

         最能說明唐三彩絞胎騎馬射獵俑不是“仿絞胎”,而是全絞胎的是實物圖片。與陜西歷史博物館所藏唐三彩絞胎騎馬射獵俑同年出于乾縣的還有一件唐三彩絞胎騎馬狩獵俑,由乾縣博物館藏。據言“永泰公主墓里,也出土過類似的絞胎俑。”(尚剛:《隋唐五代工藝美術史》144頁,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圖31為乾縣博物館藏唐代三彩絞胎騎馬狩獵俑局部放大圖[138],俑的頭飾部位殘缺一塊,可見胎內的褐白絞胎紋,事實勝于雄辯,這正是最能說明問題的無可辯駁的事實。關于三彩絞胎騎馬射獵俑是否為“仿絞胎”的爭辯也從此徹底結來了。33絞胎扇形枕

         仿絞胎木理紋器多出現在清代乾隆前后,為釉下或釉上彩繪,多見于盆,雖工藝及繪紋精巧,但缺乏唐宋時絞胎器的那種自然奔放與質樸巧拙的韻味。

    (二)關于唐代絞胎器是瓷是陶的問題

         關于唐代絞胎是瓷是陶的問題,以往多無人注意,或稱陶或叫瓷。《中國陶瓷史》[139]將唐三彩等鉛釉器定性為陶,而同一屬性的絞胎器卻定為瓷;隋唐洛陽城出土的鉛綠釉連體雙鳳柄陶壺,被定名為“連體雙鳳柄瓷壺”[140];隋唐揚州城遺址出土的絞胎碗,被定名為“黃釉絞胎瓷碗”[141];吉林和龍市龍頭山渤海墓群出土的絞胎枕,被定名為“唐攪胎瓷枕”[142]等。而一些非專業書籍報刊更是不足而奇。目前有人提出陶與瓷的分辨,主要是看素燒時的溫度,并用“土辦法”去試其吸水度[143]。筆者請他們回答一個問題,唐三彩是陶器吧?目前尚無人說唐三彩是瓷器。那么從以上三彩絞釉器來看,它們既是三彩釉又是絞胎釉,都是低溫鉛釉,都是同爐燒制的。再看三彩蓋盂,蓋為絞胎釉,盂為三彩釉。三彩絞胎騎馬獰獵俑是局部三彩釉,部分絞胎上施透明黃釉。如果說我們不承認唐代絞胎產品為陶,要視素燒溫度而定,那么說唐三彩的陶或瓷的屬性問題,也要用“土辦法”去試其吸水程度后,才可說陶或者“瓷”。這是沒道理的。部分宋、金、元絞胎器的陶瓷屬性問題,只需從釉即可判定,低溫釉是陶,高溫釉為瓷。因為陶工早已熟悉土與火的關系,知道什么胎用什么釉,那種釉施那種胎。當然,唐代也有絞胎青釉瓷,如寧波和義路出土的絞胎枕,渾源界莊窯出土的絞胎青釉瓷碗、盞托等。關于宋金時期的絞胎器,它與唐代至宋初的產品明顯不同,主要表現為器物造迥異,質地改變,工藝技法與紋飾不同。如唐代絞胎器以局部鑲嵌技法制作團花、菱花等圖案,宋代后逐漸消失,而宋金全絞胎產品的工整規則及羽毛紋、編織紋等則基本不見于唐絞胎器;唐代絞胎器為陶質,器表施低溫色釉,宋金后的胎質改進成瓷質(細膩、潔白),器物以高溫釉為主。34絞胎貫耳瓶

    (三)關于部分海內外藏品的簡單比較

         目前在國內外博物館中收藏了不少被定為宋金元的絞胎器,多種器形不見遺址、墓葬出土,且從高度和寬度看可稱為大型器。如吉林省博物館藏絞胎罐,高21.2、口徑8.3㎝;山西晉祠博物館藏絞胎梅瓶;中國歷史博物館藏絞胎執壺,高29.5㎝,直頸長腹,肩設短流,執柄修長,腹部是八瓣瓜棱形;臺灣春秋藝術品館絞胎花口貼雙耳壺,高17.5㎝,肩貼雙環耳;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絞胎斂口尊(圖32),高21.9、口徑17.8㎝;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絞胎扇形枕(圖33),高13.4、寬35㎝;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絞胎三足爐(高8㎝)、絞胎托杯(杯高8.3、托徑12.8㎝);日本大和文華館藏絞胎貫耳瓶(圖34),高21.7㎝。這批器物具有共同的絞胎特征,即以白、褐兩色胎土絞成,施無色透明釉,紋飾為木理紋,但粗獷繁密,紋理不均勻,散見較大塊的白泥斑,器形笨拙敦實[144]。器物通體絞胎,包括口沿、器足。絞胎器中還出現了類“官樣”貫耳瓶,令人不免有突兀之感[145],與窯址發掘出土標本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這些絞胎產品的燒造窯口及時代應如何定性?從清末至今,民國時期曾有大量的絞胎仿古制品。建國后,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等地陸續開始恢復傳統絞胎器的生產,形式多樣,包括貫耳瓶、扇形枕、三足爐等,并且創新、結合現代工藝創作了不少新產品。1981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梅健鷹教授等陶藝家曾赴焦作實地考察絞胎瓷,并在焦作陶瓷四廠試制,以仿古為主,現在古玩市場流通的絞胎產品多為這一時期的產品(楊峽:《國內外絞胎藝術瓷的創作概況》,焦作文史資料)2007年第11輯。)。特別是隨著文物市場的開放,唯利是圖的古玩商與民間小窯勾結,燒制了大量的以新充古的絞胎、絞釉器。如《元瓷新鑒》一書中所見5件絞釉產品即是河南省民間小窯生產的仿古工藝瓷[146]。高仿品在市場上時見露臉,要價不菲,而低仿品在古玩市場遍地皆是,10~20元一件。如何將晚清至今這批仿制品與國內外傳世品中區分出來,又如何將清末民國產品與現代仿品加以區分?這些工作往往是古陶瓷研究中被忽略的,這是鑒定、鑒賞中重要的一環。35唐·綠釉絞胎碗

         有朋友認為:唐代絞胎碗多仿金銀器,均有“折腰”突棱,且底足為素胎,宋~元絞胎產品底足亦為素胎,凡與之不符合者可視為仿品。筆者認為此說太武斷,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唐·黃釉絞胎碗(高4.5㎝)、唐·綠釉絞胎碗(圖35,高4㎝),如按此說,綠釉絞胎碗無“折腰”突棱,足也非素胎;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宋金絞胎碗(圖36,口徑10.5㎝)圈足也不似素胎。廣州市博物館藏一件宋絞胎碗,高4.3、口徑8.6、底徑3.6㎝,廣口,弧腹,圈足,僅口沿素胎,通體施透明釉。其實,傳世唐宋金元的絞胎(包括圈足)器不少,四川大學博物館等國內外亦收藏有圈足亦為絞胎泥制的絞胎產品。窯址出土物亦見山西渾源縣界莊唐代瓷窯出土圈足絞胎器,墓葬目前尚未見出土。但不能因此而全部否定其為真品,但也不排出這些無折腰一周凸弦紋唐代絞胎器和圈足亦為絞胎泥制的唐~元絞胎產品中有贗品摻雜其中。36宋金絞胎碗

         另外還見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有一件絞胎高足蓋豆[147],高13.8㎝,直口腹,折腹,喇叭形高圈足,足腰細圓。全器飾木理紋,施黃色透明釉,為唐物。絞胎產品從器型看還是比較豐富多彩的,但很多器型在已知窯口不曾發現,因此以斷定,隨著考古調查的不斷深入,還會有更多的尚未發現的窯址浮出水面。37高麗青瓷絞胎碗

    八、關于絞胎制品的外銷

         關于絞胎制品的外銷,絞胎制品在國外公私博物館及私人手上常得以見到,但它的來源尚不能確定是否為外銷。絞胎產品應該是隨著唐三彩的出口而附帶的產品。揚州唐代遺址曾出土不少唐三彩,包括唐代絞胎枕、碗、杯等殘件,均為北方窯場產品。不排出通過運河運至南方,再從揚州港出口的可能。國外遺址出土的三彩器、絞胎器殘器即是該產品曾外銷的最好依據。據1938年版《陶器圖錄》(長坂金雄:《陶器圖錄》,日本東京雄山閣,1938年。)介紹:木理絞的絞胎器發現較少,僅見十余件,多數是從朝鮮高麗古墳中出土,如小倉氏所藏的木理紋碗赤是高麗古墳中出土。但可靠的報道,國外出土唐三彩的實例僅有日本及韓國,。1966年日本奈良市大安寺遺跡三彩、黃釉絞枕殘片近200片(合50余個),1975年京都市出土黃釉絞胎枕片,1979年太宰府市大字通遺址出土黃釉絞胎枕殘片,1982年京都市出土褐釉絞胎壺殘片,1995年奈良市又出土三彩絞胎枕殘片等。1973年韓國慶州市朝陽洞山二十番地出土唐三彩三足罐,出土時內藏火葬骨。詳見表四。

    附表:日本出土絞胎器一覽表。

    器物名稱  出土地  藏處

    綠釉絞胎枕山形縣酒田市城輪 不詳

    黃釉絞胎枕 京都市中京區西ノ京中御門西町25 京都市考古資料館

    黃釉絞胎壺 京都市下京區鳥丸通花屋町下る常葉町 京都市考古資料館

    黃釉絞胎壺 京都市下京區油小路木津屋町下る北不動堂町521-1 京都市考古資料館

    黃釉絞胎殘片 京都市下京區鹽小路通東入る東鹽小路町579-10 京都市考古資料館

    黃釉絞胎碗大阪府東大阪市若江南町 東大阪市文化財協會

    黃釉絞胎枕奈良市大安寺町 奈良市教育委員會

    黃釉二彩絞胎枕奈良市大安寺町 奈良市教育委員會

    黃釉絞胎枕奈良市法華寺町  奈良文化財研究所

    三彩絞胎枕奈良市管原町  奈良市教育委員會

    黃釉絞胎枕福岡市中央區城內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

    黃釉絞胎枕 福岡縣太宰府市大字通古賀字市ノ上 九州歷史資料館

         目前所見資料,三彩器(包括部分絞胎制品)日本出土最多。韓國、伊朗、伊拉克、埃及、意大利、俄羅斯、敘利亞、印度、印尼、蘇丹、瓜哇等國家和地區的古遺跡亦見唐三彩出土,不排出伴隨唐三彩外銷的同時隨帶有少量絞胎產品。唐三彩是用于陪葬祕器,日常生活器多為青、白、黑瓷等堅質瓷器。因為鉛釉含毒,本不是貿易陶瓷,但隨著唐皇的賞賜各國,深受外域王侯將相、達官貴人的喜好。宗教方面則用于廟宇陳設、祭祀器具使用,從日本各宗教遺跡出土的三彩殘片即可看出大概。日本出土的唐三彩清一色的小型器皿,大型的馬、駱駝、武士等幾乎不見,而數量最多的是枕,約占出土總量的70%。數量極少的曲柄杯、小件俑應是遣唐使們帶回日本的奢侈器了[148]。日本遺跡出土的唐三彩中,除奈良市的壺殘器外,其余遺跡出土的唐三彩包括三足罐、長頸貼花紋瓶和枕形器,并不見任何明器陶俑之類,說明這些唐三彩是經人們有意識的挑選并為適合用于某種目的,才被攜至日本的[149]。并非大宗貿易品。

         從12世紀高麗青瓷絞胎器碗、盒、壺等生產工藝來看,我國絞胎產品及工藝確實銷傳到了朝鮮半島,單從裝飾看,高麗絞胎工藝是一脈相承的。如圖37[150],12世紀高麗青瓷絞胎碗(口徑9.4㎝,漢城國立中央博物館藏),最明顯的特征是口沿接白胎,形制也見明顯中國風格。而且又有自己的特色,表現為:拉坯成形工藝和三色絞胎。那么可以說唐代中國即有絞胎產品外銷到朝鮮半島,因為高麗青瓷絞胎器形成自己特色須要一些時間,另外三色絞胎只出現在唐代黃冶窯,宋代基本為兩色絞胎。

         因此,唐三彩(包括絞胎制品)并不是貿易陶瓷,只是在其他外銷瓷出口的同時夾帶著少量流入國外,本意并非銷售。日本出土唐三彩、絞胎制品最多的是大安寺遺跡。其他遺跡最多出土13片,少則只有1片。大安寺出土的三彩器是大安寺道慈和尚從中國帶回來的,其帶回唐三彩是為了學習技術。正如楢崎彰一教授所言“道慈從中國帶回來的不僅是作為樣品的唐三彩,同時還帶回了唐三彩的生產技術。正如正倉院的三彩瓷缽底部所顯示的那樣,燒制時使用了河南鞏縣窯所使用的三叉支釘等窯具……足以讓我們推測是道慈帶回了唐三彩的生產技術”。出現了“波斯三彩”、“新羅三彩”、“奈良三彩”等,日本也仿制出絞胎產品,著名的有萬古燒(世稱“古萬古”)墨流文梅缽(寶歷年,約1751~1763年),高1寸7分5厘,口徑5寸7分,足底有“萬古”印銘。日本東京藤武英馬藏。)(《陶器圖錄》(第二卷·近畿篇)34頁,雄山閣株式會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鶉燒(京都深草鶉山文政年(1818~1830年)燒制,有“鶉山”印款)手缽等(王玉新、關濤:《日本陶瓷圖典》264頁,遼寧畫報出版社2000年。)。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它雖不是貿易陶瓷,其文化傳播意義遠大于外銷,它促進了我國先進科技在世界各國的擴大與應用。

    九、絞胎器鑒賞

    (一)絞胎枕

    枕為最常見的產品,可分為6式。Ⅰ為長方形委角枕,最普遍的品種;Ⅱ為箱形枕,所見稍少;Ⅲ為長方鞍形枕,分2式;Ⅳ為鑲嵌青瓷絞胎虎枕,目前僅見一例;Ⅴ為如意形花枕,過去多認為其年代為唐代,也有人認為五代,有人指出為北宋初;Ⅵ為扇形枕,僅見一例。

    Ⅰ式長方形委角枕:

    唐·菱形花長方形枕[151],1959年出土于安徽亳縣,高7、寬10.5㎝,此為切片薄貼法,施黃釉,僅枕面表層為大小菱形花紋,周身木理紋未貼完全,角棱修圓,一邊稍長,一邊稍短,一側有小圓孔。這種枕最常見,窯址出土標本最多,一般施黃釉,也見綠釉。安徽省博物館藏。

    唐·菱形花長方形枕(圖38)[152],1987年山東兗州市李海村出土,高8、寬10.8、長16㎝,與上圖相似,底為白胎,施低溫綠釉。兗州市博物館藏。圖38唐·菱形花長方形枕

    唐·團花長方形枕[153],1975年揚州市雙橋鄉卜橋村出土,高8、長14.6、寬10.7㎝,枕面為團狀五瓣朵花,四壁為木理紋,施黃釉,底露胎。揚州博物館藏。

    唐·團花長方形枕[154],高8、長12.5×8.8㎝,枕面前低后高,前側有通氣小孔。枕面為團狀五瓣朵花,四壁局部貼絞胎木理紋,施黃釉,底露胎。故宮博物館藏。

    Ⅱ式箱形枕:

    唐·木癭紋箱形枕[155],高5、長10.8、寬9.3㎝,胎為白褐相絞紋,施黃釉,近正方形,枕面平直,邊棱呈直角,周身飾絞胎木癭紋,器壁絞花內外相連。窯址出土有相同標本。

    唐·三彩木癭紋箱形枕[156],長11.3㎝,全絞胎,胎為白褐相絞紋,施三彩釉,長方形,枕面平直,邊棱呈直角。日本出光美術館藏。圖39唐·三彩木癭紋箱形枕

    唐·三彩木癭紋箱形枕(圖39)[157],高7.2、面15.4×9.2、底13.1×9.2㎝,全絞胎,白褐相絞呈木廮紋,施三彩釉,韻味別具。故宮博物院藏。

    唐·回紋箱形枕[158],長10.7㎝,胎為白褐相絞回紋,枕壁其中一面為“鑲嵌”菱形花瓣紋,施黃釉,長方形幾近正方,枕面平直,邊棱呈直角。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Ⅲ式長方鞍形枕:

    唐·木理紋鞍形枕[159],高6.5、長12.5、寬7.5㎝,胎為白褐相絞紋,施無色透明釉,枕面微弧凹,邊棱分明,周身飾絞胎木理紋,器壁絞花內外相連,胎壁較薄,河南博物院藏。圖40唐·木理紋鞍形枕

    唐·木理紋鞍形枕(圖40)[160],1998年吉林和龍市龍頭山渤海墓群出土,高10.5、寬12、長16.5㎝,胎為白褐相絞木理紋,全絞胎。該枕較高大,枕面造型為鞍凹狀,低面委角,稍別于以上箱形枕。延邊博物館藏。

    Ⅳ式鑲嵌青瓷絞胎虎枕:

    唐·鑲嵌青瓷絞胎虎枕(圖41),通高7.5~9㎝, 1973年浙江寧波市和義路遺址出土,同時出土的青瓷產品中一件青瓷印花碗上印有“大中二年”(848年)楷書銘文。該枕又被定名為“靈芝紋伏獸脈枕”[161],寧波市文管會藏。這是目前所見惟一的青瓷絞胎紋虎枕。關于它的產地,多持越窯說。但越窯迄今不見標本出土。寧波作為歷史悠久的港口城市,自唐代“明州港”即是我國的主要外貿口岸。唐代陜西、河南、山西的外銷陶瓷器有可能部分通過這里入海。陜西黃堡窯、河南黃冶窯都曾有燒造青瓷的歷史,“獸座枕”的造型,兩處窯址均有出土,山西界莊也出土了青釉絞胎器。因此不排出是這幾處窯場的產品。雖然黃堡窯址目前還沒見到絞胎標本,但并不代表以后不會發現。圖41唐·鑲嵌青瓷絞胎虎枕

    Ⅴ式如意形花枕:

    唐末宋初·如意形花枕[162],高11、長21、寬13㎝,胎為白色細陶,僅枕面中部鑲嵌團花絞胎圖案,兩側鑲嵌桃形朵花絞胎紋,以太陽紋印花為地。一側器壁平直,其他各面作弧形彎曲,枕面呈如意頭形,枕面與周壁邊沿各飾兩道弦紋,周壁印滿太陽花紋,河南博物院藏。關于這類如意頭形花枕,上海博物館、蘇州市博物館、深圳市博物館等國內外公私藏品中也有見到,部分有“杜家花枕”、“裴家花枕”銘,部分無銘。

    唐末宋初·如意形花枕,面21×12.5㎝,深圳市博物館藏。與上述花枕釉色、造型、紋飾及尺寸極其相似,惟圖案太工整,顯得拘謹小氣。團花與其它花枕團花明顯不同,團花外圍一為聯珠一為花瓣紋。因此,可能非同一窯場之產品。那么說,即可能是晚于黃冶窯的本省窯場產品。近年來“花枕”的殘片在鄭州、許昌等地老城遺址中多有出土,河南各地古玩市場更屢見不鮮。據當地陶瓷研究者藍普生先生相告,密縣西關和郟縣黃道窯址都有此類殘器出土。因此,可以確信“花枕”產地為河南。歷史的看,豫中古窯場有生產絞胎低溫色釉陶瓷的傳統,“花枕”出自此地,當無疑問[163]。

    唐末宋初·如意形花枕[164],高11、長21、寬13.5㎝,造型、尺寸與其它花枕極其相似,惟釉為黃色,紋飾為左右對稱五瓣團花,上下飾朵花,有陰刻“裴家花枕”銘。

    唐末宋初·如意形花枕(圖42)[165],高8.4、長18、寬11㎝,造型與上述花枕也極其相似,尺寸略小,紋飾為正中五瓣團花,左右飾朵花,地章亦為仿鏨銀工藝,戳印無數細小圓圈、圓點、三角組成的團花,底部有清晰的繩布紋,陰刻“裴家花枕”銘。圖42唐末宋初·如意形花枕

    Ⅵ式扇形枕:

    唐末宋初·扇形枕(圖43)[166],尺寸不詳,1999年鄭州市墓葬出土,枕兩側上下邊平直,前后上下邊均為弧形,一長一短,枕平面呈扇面形,前后壁有通氣孔,枕面鑲嵌絞胎圖案,余部及四周滿飾太陽紋印花,施綠釉。黃冶窯址曾出土此類枕殘片,有綠釉、褐釉。圖43唐末宋初·扇形枕

    (二)絞胎碗

    大宗產品,可分7式:Ⅰ為折腹碗;Ⅱ為缽式碗;Ⅲ為直口素沿碗;Ⅳ為雞心碗;Ⅴ為花口碗;Ⅵ為敞口碗;Ⅶ為侈口碗。

    Ⅰ式折腹碗:

    唐·三彩絞胎碗(圖44)[167],吉林和龍北大渤海墓葬中出土,高5.4、口徑11.6、足徑6.1、胎厚0.5、足高0.8㎝,敞口微外翻,圓唇,內弧腹,外折腹,矮圈足,碗底略平,腹中部有一周凸弦紋,內外施草綠、淺黃、米黃及白色透明三彩釉,足底內無釉。全絞胎,足為素胎。圖44唐·三彩絞胎碗

    唐·絞胎碗[168],1955年3月西安市東郊王家墳90號唐墓出土,高5.8、口徑15.3、底徑8.3㎝,敞口,淺腹“折腰”,圈足無釉。全絞胎,足為素胎。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這種仿金銀器的折腹絞胎碗傳世品見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等都有收藏,釉色有黃釉、綠釉、三彩釉。

    Ⅱ式缽形碗:

    宋·綠釉絞胎缽形碗[169],1990年內蒙古敖漢旗寶國吐鄉皮匠溝1號遼墓出土,高6.2、口徑12.8㎝,斂口,腹微鼓,平弧底。口沿一周為素白胎,碗身絞黑白二色胎,紋飾規則有序,施綠釉,部分脫落。敖漢旗博物館藏。

    宋·絞胎缽形碗(圖45)[170],高5.9、口徑12㎝,直口內斂,弧圓底。口沿一周為素白胎,碗身絞黑白二色胎,紋理清晰,色調對比明朗,施透明釉。據說,其白泥口沿似有銀扣漆器之典雅華貴藝術效果。焦作西王封窯、修武當陽峪窯均見些式缽碗產品。目前所見傳世品中,這種缽形碗有多件。圖45宋·絞胎缽形碗

    Ⅲ為直口素沿碗

    宋·青釉絞胎碗[171],高6.8、口徑15.2、足徑6.1㎝,直口微斂,口沿、圈足為白胎。足端露白胎。碗身絞黑白二色胎,紋理呈羽毛狀,施高溫青釉。當陽峪窯曾出土這類青釉絞胎標本,當為該窯產品。上海博物館藏。廣州博物館亦收藏一件宋絞胎盞[172],高4.3、口徑8.6、底徑3.6㎝,口沿素胎,圈足亦為絞胎泥制。較少見,窯址出土物似未見,僅見素胎圈足標本。四川大學博物館藏有與之相近的元代絞胎碗,高6.5、口徑12、足徑4㎝,絞胎紋為不規則回字紋,圈足亦為絞胎泥制。陜西歷史博物館1991年在西安市征集到元·青釉絞胎碗2件,高7.5、口徑19.2㎝,底足亦為素胎[173]。

    元·絞胎碗[174],高8、口徑16、足徑5㎝,陜西神木縣出土,直口圓唇,圈足。口沿一周為素白胎,碗身絞黑白二色胎。與上述青釉絞胎碗紋飾、形制相似,應為同一窯場、同一時代產品。若青釉絞胎碗為宋代,該碗也就不會是元代產品。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Ⅳ式雞心碗:

    宋·絞胎碗(圖46)[175],高8.8、口徑16㎝,斂口、弧壁、深底、圈足,碗身均用二色瓷泥相絞合而成,呈羽毛狀,圈足素胎盤曲接胎修成。除口沿未見素白胎外,其它均上二圖相似,口均微內斂,應為同一區域產品。年代應為金元間。圖46宋·絞胎碗

    Ⅴ式花口碗:

    宋~金·絞胎花口碗[176],高5.6、口徑12.2、足徑4.9㎝,五瓣花口,弧斜腹較深,圈足較高,花口及圈足為素胎,施透明黃釉較薄,釉面開細小片。為博上大街窯產品。上海博物館藏。

    Ⅵ式敞口碗:

    宋~金·絞胎碗[177],高5.7、口徑17.2、足徑8.7㎝,敞口,尖圓唇,曲壁,腹較深,圈足。濰坊市博物館藏。

    Ⅶ式侈口碗:

    宋~金·絞胎碗[178],高6、口徑12、足徑5㎝,侈口,圓唇,曲壁,腹較深,高圈足。口沿與圈足為素胎。安丘市博物館藏。

     

    (三)絞胎盤

    可分為三足、高足、平底等型,共4式:Ⅰ為平足盤;Ⅱ為三足盤;Ⅲ為高足盤;Ⅳ為素沿盤。

    Ⅰ式平足盤:

    唐·絞胎盤[179],高2.8、口徑12.8㎝,鞏義市芝田鎮唐墓出土,淺式,直口,平底,通體絞胎。也見鞏義市芝田二電廠89號墓出土的唐代絞胎盤[180],高2.3、口徑12.4㎝,侈口,圓唇,淺弧腹,平底,內底平。卻被誤為“內外壁絞釉”。從彩圖看,應同為一物。

    Ⅱ式三足盤:

    唐·絞胎三足盤[181],口徑15.9、高3㎝,折沿上翻,腹較淺,內底平,微弧凹,折沿處絞胎,內底鑲貼7朵絞胎圖案,可見三個支釘痕,底部露白胎,三足承盤。上海博物館藏。這類三足盤黃冶窯址多見。可確信為黃冶窯產品。曾在圖錄[182]上見一件唐“絞釉三足盤”,器型、紋飾、釉色均與以上絞胎盤無區別,可疑之處在于該圖錄文字介紹:該“絞釉”三足盤絞胎又絞釉,而器高為9、口徑69㎝。是否為校印失誤?因為從未聽過如此高大器,也不曾發現過絞釉又絞胎的絞釉器。有報道[183]稱:內蒙古托克托縣東勝城址出土一件金代攪胎瓷盤,口徑17.5㎝,盤口外敞,圈足大而略高,器壁厚重,盤心留有支燒疤痕12個,盤口及腹部呈水波紋,盤心呈7朵卷云紋。是否與上圖盤內朵花紋飾相似,但型制不同,因未見實物圖片,不便比較,是否該盤為金代遺物?又東勝城址是漢唐遼金元遺址,可能出土的攪胎瓷盤為唐物?暫存疑。

    唐·三彩絞胎三足盤(圖47)[184],高3.5㎝,以黑、褐、白三色胎泥相絞合成紋,紋飾清晰,施以三彩釉。美國堪薩斯市納爾遜美術館藏。圖47唐·三彩絞胎三足盤

    Ⅲ式高足盤:

    唐·絞胎高足盤(圖48)[185],高5.3、口徑13.2、底徑7.8㎝,全絞胎,以褐白兩色相絞揉而成,施透明釉不及足底。林熾基收藏。圖48唐·絞胎高足盤

    Ⅳ式素沿盤:

    北宋·絞胎盤(圖49)[186],口徑18.4㎝,折沿上翻,沿邊為素胎,口徑較大,器形規整。北宋生產絞胎產品多集中在河南,以后技術才傳至山西、山東的少數窯場,它應該是河南產品。美國波土頓美術館藏。圖49北宋·絞胎盤

    (四)絞胎杯

    可分為無柄、帶把、高足等幾類,共4式:Ⅰ為無柄杯;Ⅱ為把杯;Ⅲ為仿金銀器高足杯;Ⅳ為元代式高足杯。

    Ⅰ式無柄杯:

    唐·絞胎杯[187],高8、口徑12㎝,敞口,深腹,圈足,施透明黃釉至底足。日本大和文華館藏。

     南宋·絞胎杯(圖50)[188],高5.6、口徑8㎝,侈口,弧壁,圈足素胎,造型與上圖相似,絞胎紋理不如上圖規則,卻清新自然,器罩黃色透明釉。中國歷史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藏。筆者認為其造型及紋理等與宋物截然不同。圖50南宋·絞胎杯

    Ⅱ式把杯:

    唐·絞胎把杯[189],高7.2㎝,敞口,深腹,足根外撤,口沿下加一個環形銴。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館藏。以上兩件相同的絞胎杯殘件黃冶窯曾出土,而相同的褐釉把杯和素燒把杯出土不少,與此件形制完全相同,可確認為黃冶窯產品。西安唐墓中也出土過這類把杯,高5.2、底徑3.8㎝,敞口,圓唇,深腹,矮圈足,惟環耳不是絞胎[190]。

    唐·三彩絞胎把杯、托盤(圖51)[191],杯高5、盤徑13㎝,把杯造型、紋飾等與上圖相同,托盤與江西省博物館藏唐·絞胎盤一樣,均為折沿上翻,淺腹,內底平,微弧凹,飾紋隨意。施三彩透明釉。圖51唐·三彩絞胎把杯、托盤

    Ⅲ式仿金銀器高足杯:

    唐·絞胎高足杯[192],高11.3㎝,全器絞胎,施全釉,足底無釉。造型來自金銀器,金銀器高足由三部分錘揲成形,再相互鉚接。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曾見一“唐·絞胎高足杯”[193],高9、口徑10、足徑7㎝,全器絞胎,喇叭高足不見仿金銀器之鉚接圓餅形裝飾,且施半截黃釉,有多處釉淚。唐代絞胎制品不見此形制高足杯,宋元不同釉色的該式高足杯常見。又唐代三彩器(包括絞胎器)均施滿釉,特別是絞胎產品,不見施半釉之器。多年前筆者在京城古玩市場見過不少此類贗品。因此,我懷疑該“絞胎高足杯”的真實性。

    Ⅳ為元代式高足杯:

    元·高足杯(圖52)[194],高9.4、口徑10.5、底徑4.2㎝,內蒙古察右前旗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直口微斂,圓弧腹,喇叭狀高足,內底有5個支釘痕。絞胎圖案為7朵團花,花紋呈褐色,中心一朵顏色較深。通體施青灰色和,高足內無釉。圖52元·高足杯

    (五)絞胎盒

    僅見二式:Ⅰ為陶盒;Ⅱ為瓷盒。

    Ⅰ式陶盒:

    唐·絞胎盒(圖53)[195],高3.7、口徑5.5㎝,1985年西安東郊出土,盒為扁圓形,由器身、器蓋組成。蓋面微隆,中心貼花部微凹。身、蓋子母口蓋合。施黃釉,底無釉。陜西歷史博物館藏。瑞士包爾先生亦藏有一件唐代黃釉絞胎盒[196],直徑8.65㎝,與此相似。圖53唐·絞胎盒

    Ⅱ式瓷盒:

    宋·絞胎盒(圖54)[197],蓋徑8、高4㎝,出土地點不詳。一說1953年吉林農安縣太平三至十年(1023~1030年)遼代古塔出土[198];一說吉林農安西門外古塔出土[199];也見具體指出吉林農安萬金塔出土[200]。器壁較薄,質地豎硬,羽毛狀絞胎紋黑白相間,施透明釉。屬典型瓷質絞胎器。吉林省博物館藏。此外,遼寧朝陽七道泉子遼墓也出土過白釉絞胎盒,內蒙古敖漢旗皮匠溝遼墓出土過綠釉絞胎盒,它們與河南修武當陽峪絞胎瓷盒工藝、紋飾風格雷同[201]。圖54宋·絞胎盒

    (六)絞胎罐

    一類為三足,一類為平底,另一類為圈足:Ⅰ為三足罐;Ⅱ為平底罐;Ⅲ為平底素口罐;Ⅳ為圈足罐;Ⅴ為圈足罐;Ⅵ為紫砂罐;Ⅶ為紫砂六角罐。

    Ⅰ式三足罐:

    唐·三足罐(圖55)[202],高11、口徑10.7、足徑15.8㎝,口外卷,圓腹,下承以三獸足。用兩色胎泥絞出木理紋,并以團花形式表現。足部無絞胎紋。該罐為素燒器,呈現出的是典雅、潔靜之美。三足罐(也有人稱為爐)是河南黃冶窯常見的器形,以三彩數量較多,此外還有白釉、黑釉、藍釉三足罐,而絞胎三足罐少見,是絞胎器中難得一見的佳作。故宮博物院藏。圖55唐·三足罐

    Ⅱ式平底罐:

    唐·絞胎罐[203],高6.5、口徑4.1、足徑3.4㎝,為盛唐時典型罐式,胎體厚重敦實,腹部中間絞胎紋理不相連,可見明顯接胎痕。外為絞胎而內為白胎。施黃釉,底部分無釉,見支釘痕。上海博物館藏。

    Ⅲ式素口平底罐:

    唐·絞胎罐(圖56)[204],高11、口徑4.5、底徑5.2㎝,陝北清澗出土,頸口部分為素胎無絞紋。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圖56唐·絞胎罐

    Ⅳ式圈足罐:

    宋·絞胎罐[205],高9.8、口徑6、足徑5.5㎝,口沿外翻卷,球腹,淺圈足,胎薄體輕。絞胎紋似大理石紋,口沿及圈足為白胎胎接。

    Ⅴ式圈足罐:

    宋·絞胎罐(圖57)[206],高9、口徑3.6、足徑5.1㎝,直口短頸,球腹,圈足,口、足為胎接素胎。飾絞胎羽毛紋,接胎痕明顯。施透明釉。修武當陽峪窯產品。故宮博物院藏。筆者認為該器為執壺,見口殘被切去后磨平痕,肩上的明顯修補處原有流或柄。國外藏有完整傳世器,定名水注[207]。礦山窯址出土有同類執壺殘件。圖57宋·絞胎罐

    Ⅵ式紫砂罐:

    明·絞胎紫砂罐[208],江蘇泰州市郊工地出土,高12.3、口徑9、腹徑14.4、底徑10㎝,唇口微外翻,直頸,圓肩,鼓腹,腹下略斂,圜底,內壁素胎紅褐色,外壁為紅褐色和白色相絞的木理紋,器內施薄釉,外釉不及底,頸、肩交接處及下腹部各有一圈胎接痕。

    Ⅶ式紫砂六角罐:

    清·絞胎紫砂六角罐2件[209],江蘇南京鐵心橋民宅基出土,紫砂六角罐2件,一件完整并帶蓋,局部絞胎貼面;另一件缺頸并佚蓋,殘高6.5㎝,局部以9片絞胎木理紋嵌貼。

    (七)絞胎盂

    一類為三足,一類為平底:Ⅰ為三足盂;Ⅱ為平底盂;Ⅲ為平底蓋盂。

    Ⅰ式三足盂:

    唐·三足三彩蓋盂(圖58)[210],高7.7㎝,1958年河南三門峽市區唐墓出土,圓口,扁腹,三乳足,器身為三彩釉,錐鈕蓋為絞胎木理紋罩黃釉。黃冶窯有此三足盂殘器出土,該窯產品無疑。通過這件三足蓋盂,可看出三彩器與絞胎器是同爐燒造的,對于研究絞胎器的燒造工藝等提供了難得可貴的實物依據。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圖58唐·三足三彩蓋盂

    Ⅱ式平底盂:

    唐·絞胎水盂(圖59)[211],高5.5、口徑3.5㎝,1952年出土于陜西咸陽唐楊諫臣墓,斂口,圓鼓腹,平底,施黃釉。內壁為白胎,外壁為絞胎紋。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圖59唐·絞胎水盂

    Ⅲ式平底蓋盂:

    唐·絞胎蓋盂[212],高5、口徑2.2㎝,1955年出土于陜西西安東郊韓森寨墓葬,小口內斂,上有蓋,蓋面有圓紐。球腹,平底,全絞胎,施黃釉。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八)絞胎爐

    僅一例:Ⅰ為五足絞胎托盤爐。

    Ⅰ式五足絞胎托盤爐:

    唐·三彩絞胎托盤爐(圖60)[213],高10.7㎝,平折沿,直腹壁微斜,飾五朵素胎貼花,五獸足呈直立的虎身,下為一圈足托盤,盤心中空。通體絞胎,施透明黃釉,5朵貼花施三彩綠釉。圖60唐·三彩絞胎托盤爐

    (八)絞胎壺

    可分三式:Ⅰ為瓜棱執壺;Ⅱ為凹口執壺;Ⅲ為直頸執壺;Ⅳ為紫砂執壺。

    Ⅰ式瓜棱執壺:

    “五代·絞胎執壺”(圖61)[214],高29.5、口徑5.9㎝,口微敞,器身瘦長,腹部呈八瓣瓜棱形,長頸中部見接胎痕,肩、頸接胎粗率,短流,寬平泥柄夸張,大足外撇,紋理以白、褐兩色胎土絞成,施透明釉,紋飾粗獷,紋理不勻,有大塊的白色和褐色斑塊,且器形高大拙劣,總體感覺有異。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圖61“五代·絞胎執壺”

    Ⅱ式凹口執壺:

    宋·綠釉絞胎壺(圖62)[215],高9.5、口徑3、足徑5.4㎝,小口內凹,折肩上有兩周弦紋,短流,柄作三條束帶形,平底微凹,通體施綠釉,底滿釉,有三處支燒露胎痕。絞胎壺特別是宋綠釉罕見。故宮博物院藏。圖62宋·綠釉絞胎壺

    Ⅲ為直頸執壺:

    宋·絞胎執壺[216],高10.8㎝,直頸,折沿,球形腹,圈足。流、柄、足及頸口為素胎,腹為黑白絞胎紋。為河南礦山窯產品,礦山窯址出土有同類執壺殘件。

    Ⅳ式紫砂執壺:

    明·絞胎紫砂壺[217],江蘇泰州市郊工地出土,高10.8、口徑7.7、腹徑12、底徑7.4、圈足高1.1、足墻寬0.5㎝,平口、直頸、圓肩、圓球腹,曲流高于壺口,圓條狀壺把平底,內壁素胎紅褐色,外部系紅褐色和白色相絞的木理紋和水波紋,器內無釉,外釉不及底,頸、肩的連接處及下腹部各有一圈胎接痕,圈足足根有墊燒的粘砂,內壁與流相連處為一圓孔。

    (九)絞胎洗

    僅見一式:Ⅰ為三足洗。

    Ⅰ式三足洗:

    唐·絞胎三足洗(圖63)[218],高3.7、口徑8.2㎝,整器絞胎,三足為白胎。施黃釉在密集的絞胎條紋中均勻分布多個白色斑塊,與同期唐三彩中模仿絲綢上的蠟染圖案有異曲同工的裝飾效果。上海博物館藏。圖63唐·絞胎三足洗

    (十)絞胎缽

    可分二式:Ⅰ為乳釘缽;Ⅱ為斂口缽。

    Ⅰ式乳釘缽:

    宋金·乳釘缽[219],高4.1、口徑11、足徑5.8㎝,翻沿,束頸,折肩,平底,束頸上飾一周乳釘,施透明黃釉,器內外底見三支釘痕。為博上大街窯產品。上海博物館藏。

    Ⅱ式斂口缽:

    宋金·斂口缽[220],高3.4、口徑9.7、足徑5.7㎝,斂口,鼓腹,平底,口沿素胎,施透明黃釉較薄,釉面開細小片,器內外底見三支釘痕。為博上大街窯產品。上海博物館藏。

    (十一)絞胎柜

    僅一式:Ⅰ為柜。

    Ⅰ式柜:

    唐·三彩絞胎錢柜(圖64)[221],高12.3、長15.5、寬12.1㎝,1955年西安王家墳村唐墓出土,呈長方形,柜面兩端有脊棱,折角形柜腿,柜面有蓋,蓋邊設投錢小孔。四面飾寶相花和六瓣花。飾有仿銅環鈕、圓釘。柜面鑲貼絞胎五瓣團花紋。全器飾紅、綠、白等,仿木制品。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圖64唐·三彩絞胎錢柜

    (十二)絞胎塔

    僅一式:Ⅰ為塔。

    Ⅰ式塔:

    北宋·三彩絞胎寶篋形印經式塔(圖65)[222],高46.5、邊座寬28.5㎝,1966年河南新密市法海寺塔地宮出土,由基座、基身、項蓋三部分構成。基身內刻有“咸平元年十一月三日張家記”(998年)銘,蓋內露胎處刻有“咸平元年十一月三日施主仇知訓”銘文。最初發掘時定名為“三彩琉璃舍利匣”,認為褐色釉濃度大,極似攪釉(金戈:《密縣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年10期。)。河南博物院藏。北宋時期的絞胎器或局部帶有絞胎裝飾的器物,有確切紀年者,目前僅見兩件:一是此件局部鑲嵌絞胎團花的寶篋形印經式塔(舍利匣),另一件是全絞胎盒。一陶一瓷,這兩件不同質地、不同工藝的絞胎器,為我們認識和研究北宋絞胎器的發展提供了實物例證[223]。江西永修北宋嘉祐四年(1059)真如寺塔地宮出土一件絞胎盆,從九江市博物館吳永存先生提供的照片觀察,此器剝釉處可見“絞胎”附著于器表,甚薄,類似于“絞釉”,尚待進一步確認[224]。圖65北宋·三彩絞胎寶篋形印經式塔

    (十三)絞胎馬俑

    見二式:Ⅰ為騎馬狩獵俑;Ⅱ為騎馬射獵俑。

    Ⅰ式騎馬狩獵俑:

    唐·三彩絞胎騎馬狩獵俑[225],通高35.5、長30㎝,1972年陜西乾縣懿德太子墓出土,人與馬為全絞胎,馬為靜立狀,馬身施黃褐色釉欠透明,騎士著綠色衣褲,上有絞胎紋飾,頭飾全絞胎,頭部素胎無釉,帽子為黃色、綠色三彩釉。雙手抓著一只白色飛禽,似為信鴿。乾縣博物館藏。

    Ⅱ為騎馬射獵俑:

    唐·三彩絞胎騎馬射獵俑(圖66)[226],通高36、長29.5㎝,1972年陜西乾縣懿德太子墓出土,人與馬為全絞胎,人首及馬足無絞胎紋。馬為靜立狀,騎士的胯刀不用絞胎紋,改用三彩釉,用點睛之色的刀來顯示勇士威猛,對天拉弓射飛禽之態被表現得淋漓盡致。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圖66唐·三彩絞胎騎馬射獵俑

    (十四)絞胎文昌像

    一式:Ⅰ為文昌像。

    Ⅰ式文昌像:

    明·文昌坐像[227],高17.5㎝,文昌前胸及后背各鑲嵌一塊長方形絞胎紋,以此表示官服上顯示官階高低的補子,背下方刻有“萬歷丁酉年陳文成塑”銘文。這是迄今除見唯一的明代紀年絞胎瓷,雖窯口不明,但對于了解明代絞胎瓷器仍面貌具有重要研究價值。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十五)絞胎瓷板

    一式:Ⅰ為瓷板。

    Ⅰ式瓷板:

    明·絞胎瓷板[228],高45㎝,呈正方形,全絞胎。絞胎紋飾似為:上為龍紋云氣,下為游龍海波紋,中立一仙山,左右為兩個站立人物。為有意識的精心安排圖案。為2002年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拍品。

    (十六)絞胎海螺

    一式:Ⅰ為海螺。

    Ⅰ式海螺:

    “五代·絞胎海螺”(圖67)[229],高18、口徑2.5㎝。曾見定窯白瓷海螺,用海螺以絞胎泥做成,同天然貝類,非常形象。用處待考。圖67“五代·絞胎海螺”

    (十七)絞胎梅瓶

    見二式:Ⅰ為梯口梅瓶;Ⅱ為帶蓋梅瓶。

    Ⅰ式梅瓶:

    金·梯口梅瓶[230],尺寸不詳,口呈梯形,束頸,豐肩,斜弧腹修長。全絞胎,紋飾雜亂。山西晉祠博物館藏。真贗存疑。

    Ⅱ式帶蓋梅瓶:

    明·孔雀藍黑彩纏枝牡丹紋梅瓶[231],高23.5、口徑4、底徑8、腹圍43㎝,1982年桂林靖江王陵區七里店奉國將軍朱規瑯夫婦合葬墓出土,小頸,口稍卷,豐肩圓腹,腹至足呈外弧形漸斂,足底以上一厘米略外凸,足圈高0.5㎝,胎呈紅黃色較疏松,肩內側繪黑彩一周,肩外側繪纏枝牡丹,脛部繪卷草紋,施低溫翠藍釉。最特別之處為,鐘形器蓋為絞胎三彩釉,蓋身為褐黃色,蓋鈕為綠釉,是明代三彩絞胎釉之孤例。墓葬資料未提供準切紀年,僅確認為明奉國將軍朱規瑯夫婦合葬墓,葬于嘉靖年間。因此可確認明代晚期還有低溫絞胎三彩器少量生產。有學者考證,它是明代禹州窯產品[232]。

    (十八)絞胎筆筒

    見二式:Ⅰ為六棱柱體筆筒;Ⅱ為菱形雙聯筆筒。

    Ⅰ式六棱柱體筆筒:

    清·六棱柱體絞胎筆筒[233],高13、徑13㎝,平沿,直壁,口部貼有一層厚1、寬2㎝的口沿,六棱側面突出,修飾成一種對稱的變形如意狀的絞胎花邊,花邊外圈又飾以一圈細細的墨綠色釉邊,底部有6個“V”形小足,每足的兩端下凹,白胎處胎體潔白、堅硬,通體呈木理紋,施淡黃色透明釉。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Ⅱ式菱形雙聯筆筒:

    清·絞胎菱形雙聯筆筒(圖68)[234],尺寸不詳,通體絞胎,前后面雙層開光,內貼塑山水圖案,左右側飾鏤空窗花。施藍、白彩遮作部分絞胎坯體,再罩以透明釉。給人以部分絞胎、部分素胎的感覺。圖68清·絞胎菱形雙聯筆筒

    (十九)絞胎盆

    僅見一式:Ⅰ為絞胎盆。

    Ⅰ式絞胎盆:

    宋·絞胎盆[235],江西永修縣宋嘉祐四年(1059年)云山真如寺僧塔地宮出土,高6、口徑28.2、底徑18.4,敞口平折沿,斜弧壁,平底,口沿以下用黃褐色胎泥絞成。

    (廿)絞胎球

    僅見一式:Ⅰ為絞胎球。

    Ⅰ式絞胎球:

    唐·絞胎球(圖69)[236],直徑5㎝,圓球體,用褐白兩色胎泥制成,澀胎無釉。鶴煤博物館藏。山東寧陽西磁窯址也出土過絞胎球,淄博磁村窯址亦出土過素燒絞胎球等[237]。圖69唐·絞胎球

    (廿一)絞胎唾壺

    僅見一式:Ⅰ為絞胎唾壺。

    Ⅰ式絞胎唾壺:

    唐·黃釉絞胎唾壺[238],尺寸不詳, 杯口外翻,束頸,溜肩,扁鼓腹,圈足。整器絞胎,施透明黃釉。國外藏有一件與此類似的唐三彩帶蓋唾壺[239]。鞏義芝田孝北食品公司唐墓曾出土過3件同類唾壺[240]。

    (廿二)絞胎蓋豆

    僅見一式:Ⅰ為絞胎蓋豆。

    Ⅰ式絞胎蓋豆:

    唐·絞胎高足蓋豆(圖70)[241],高13.8㎝,直口腹,折腹,喇叭形高圈足,足腰細圓。全器飾木理紋,施黃色透明釉。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圖70唐·絞胎高足蓋豆

    另外尚見貫耳瓶、扇形抌、三足雙耳爐等,真偽存疑,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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