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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代士人在其一生難以忘懷的許國忘身的參政意識和內心深處的歷史使命感之外，也在作品中流露出純樸的世俗情懷。古代士人的世俗情懷主要表現在對父慈子孝的推崇，對人倫秩序和“安老愛幼”的崇尚，對推己及人的仁愛精神的弘揚，對愛情忠貞精神的關注和記述，對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奉行，對及時行樂的追捧。古代士人的世俗情懷對構建和諧社會有著積極的啟示作用。 關鍵詞：古代士人；世俗情懷；人倫秩序；和諧社會 中國文學的主流作者均是士人即與仕途有關的人，他們不管是處江湖之遠還是居廟堂之高，均心系社會，著眼于個人地位的浮沉和對民眾的世俗關懷。就古代士人所接觸的世界而言，廟堂和草野兩極是最基本的生活環境，人們常常籠而統之地稱呼整個社會時，就叫“朝野”，即朝廷和草野。朝野兩極的世界對一個現實中的士人來說可能意味著進退裕如的人生道路，但對具有獨立的精神追求的士人而言，則是一種兩難的尷尬處境。[1]但是不愿流俗的終究不能免俗，心比天高的往往命比紙薄。因此，古代士人在其一生難以忘懷的許國忘身的參政意識和內心深處的歷史使命感之外，也在作品中流露出純樸的世俗情懷。如明代顧憲成嘗言：官輦轂，念頭當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當在百姓上；至于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念頭當在世道上。[2]這表現了中國讀書人在學識之外兼重世道人心、世俗情懷的人生態度。 一、古代士人世俗情懷的主要表現 首先，古代士人的世俗情懷突出的表現為對父慈子孝的推崇。古代士人歷來看重父母對晚輩的哺育教養和子女對長輩的尊敬和贍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中國古代士人普遍的信念追求，因此，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奉行“家天下”，愛國先愛家，為小家舍大家。天下沒有不疼愛子女的父母，關鍵在于如何去愛。中國古代關于這方面的文學記錄比比皆是。從系統完整的《顏氏家訓》，袁采的《袁氏示范》到散見于文學史中包括散文、書信、詩歌、格言等各種文學記錄，為后人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家教”遺產。親情友愛還表現為子女對父母長輩的孝敬。“天地君親師”，由此“孝親”成為中國的道德本位，并構成人際關系的準繩。他們籠罩于傳統的中國社會，迷漫于人的意識，并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在家能孝，于國則忠。岳飛的“精忠報國”，既是對國家利益的赤膽忠心，也是對父母嚴教的最好回報，顯示出凜然的民族正氣，更是一種以小見大的道德的高度自覺。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忠孝曾經被發揮至極端，并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然而拋棄雜蕪，取其精華，孝敬父母長輩在任何時代任何民族都應得到提倡。 其次，古代士人的世俗情懷在對待人際關系上，表現出強烈的崇尚人倫秩序和“安老愛幼”的觀念。在儒家的思想體系中，“孝悌”是核心，“仁愛”則是有差等的愛，秩序才是天造地設的根本價值。人的價值僅僅體現在對三綱五常的絕對認可和對秩序的無條件服從上。這無疑有助于保持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在經典文學中則具體而微地集中表現為對親情友愛的頌揚和彰顯。傳統的中國文化非常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仁愛精神源遠流長，是我們的人民親和共處所依憑的準則。千百年來，經過世代哲人先賢的琢磨錘煉，激濁揚清，仁愛思想升華凝聚，成為中華民族構建倫理道德大廈的基準和標尺，并廣為人民所認同。“天行鍵，君子以自強不息”，揭示了人類生活的內在本質，即人必須積極努力，奮發向上；“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則表達了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即人與人之間應該互相關懷，敦厚寬容。從《尚書》中最早提出“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孔子“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輿”，俞吾金先生認為：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孔子希望建立的乃是一種以“孝悌”為基礎的社會。[3]在這人首先是作為兒子和兄弟而出現的，換言之，是作為以自然血緣關系為紐帶、以父權為中心的宗法家族的一分子而出現的。到孟子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都是對“厚德載物”的具體闡述，特別強調在家庭中不同關系的人應該遵守的義務，應該扮演的角色。孟子仁學思想認為為仁需經過親親而愛人，由愛人而愛物的步驟來完成，揭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仁學系統，從而把儒家學說核心范疇和最高道德理想的仁，以一種平實簡易的樣態呈現于世人，人們只要擴充“仁之端”，拓展“親親”之情，“盈科而后進”，則可以成為仁人。 再次，古代士人的世俗情懷表現在對推己及人的仁愛精神的弘揚。針對春秋戰國時期混亂的社會局面，孔子和墨子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前者從人之為人的道德理性尋找理論的依據，而后者把目光投向了經驗世界的“實利”；前者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后者主張“己所欲，施于人”；前者體現了主體間的尊重與平等，后者常常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由此形成的儒家講仁愛，墨家講兼愛兩種主張。儒家把仁愛建立在“親親”的血緣關系的基礎上，比較符合宗法制社會的實際情況，且在儒墨對峙中相對開放，吸收了不少墨家的合理思想，秦漢以后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其所推崇的積極進取精神、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社會關系的和諧穩定等，都展現出超越歷史階段的永恒意義。自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儒家思想特別推崇的“仁”的精神就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古代作品中也就有了突出的表現。在古代作品中描寫的實行“仁”的人物，是能夠推己及人，扶危濟困，助人為樂的人，因而也是能廣泛團結人，得到眾人愛戴的人。他能將仁愛精神作為一種凝聚力，把志同道合的人團結在自己周圍，去實行自己的政治抱負。如《三國演義》中的劉備，除了他是漢室宗親，具有政治上的號召力，主要依持他能以“仁”服人，把諸葛亮、關羽、張飛、趙云等文臣武將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形成一個政治勢力集團，與曹操、孫權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勢。《水滸傳》中的宋江，不過是個縣衙小吏，也是因為他能仗義疏財，在別人有困難的時候，濟危扶困，及時給以幫助，成為江湖上著名的“及時雨”。因此便使眾人歸心，在官逼民反的政治形勢下，使他成為一支擁有強大實力的農民起義軍的領袖。[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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