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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傳統文化大省的山東，歷史上不乏名門望族。而眾所周知的是，“家風”恰恰是一個家族傳承的核心精神。不過與其他省份的名門望族相比，山東的歷史上還有這樣一類家族式群體，他們的先祖大多出身于社會中下層，是不折不扣的“草根兒”，“讀書改變命運”的科舉制度讓他們一躍成為當時的社會精英，然后逐漸發展成了“仕宦家族”。因此了解他們的家風傳承，也有著別樣的借鑒意義。 齊魯世家 山東家風 “山東自古歷史悠久，名門望族也比較多，因此關于山東地區的家風傳承也獨具特色。”2月17日上午，在山東師范大學地方史研究所的辦公室里，所長朱亞非這樣對記者表示：“事實上從地方史研究的角度出發，一個地區的家風往往與當地當時的社會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系，甚至會推動當地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的發展。” 一個顯見的例子，莫過于明清時期日照丁氏家族的家風。據朱亞非考證，丁氏原籍湖北武昌，起家于元末時期，后于明洪武十三年遷居至日照，并且逐漸的成為了仕宦家族，甚至出現了“一門三進士”、“祖孫父子兄弟叔侄同進士”的盛況。“我們在日照進行調研期間就發現，丁氏家族的家風很有意思，其中明確要求丁氏子孫要為地方多做善事，光是恩澤。”朱亞非表示，在清朝康熙初年，清政府為了防備鄭成功等抗清力量，實施了海禁，嚴謹海外貿易：“當時日照這個地方很特殊，高山多，土地貧瘠，物資匱乏，商路難通，而清政府實施海禁之后，使得日照地區的物資更加匱乏，這個時候丁氏恰巧有個叫丁泰的在朝中做官，于是他向皇帝上《開海禁疏》，要求對日照開海禁，并得到了康熙的允許，使得日照地區的經濟文化政治得到了發展，這對于當時的日照來說，有著很大的貢獻。” 在朱亞非看來，山東地區自古以來不乏名門望族，不過雖然同為名門望族，其中卻有著區別：“在唐朝實施科舉制度之前，山東的名門望族主要以門閥士族和王公貴族為主，他們的起點比較高，屬于有特殊地位的官僚士大夫。在唐朝實施科舉制度之后，山東的仕宦家族多了起來。” 所謂的仕宦家族，是指以科舉起家、入仕為宦，并且持續數代長盛不衰的家族。“與門閥士族或王公貴族相比，仕宦家族最大的特點是多產生于社會中下層，靠科舉起家。”朱亞非表示，也正因為如此，這些家族的家風對于教育和當地的公益事業非常熱心，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帶動了山東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 山東家風獨具特色 馬年春節前后，央視的“走基層·家風是什么”系列報道也引起了朱亞非的興趣，作為一名歷史研究學者，朱亞非曾對于山東歷史上的家風和家族文化有著深入的研究。“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很多受訪者和網友，在談起家風的時候，往往把它當做是家規、家訓或者是家誡，但是事實并非如此。”朱亞非表示，所謂的家風，實際上是一種很靈活的東西：“家風是家族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會隨著時代的變化，家族的變化而產生變化，家規家訓則往往是以文書的形式流傳，因此二者在某種情況下會出現一些不同，而且家風多是以口耳相傳的，因此還原家風的工作是非常龐大的。” 朱亞非曾對于全國各地望族的家風進行過統計，結果發現，大多數望族的家風都有著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重視教育，詩書傳家。 從歷史的角度看，自唐朝開科舉制度之后，“讀書改變命運”或“知識改變命運”就成了社會中下層改變自身社會地位的主要方式：“當一個社會中下層的普通百姓，通過科舉成為精英之后，他會很快意識到知識和讀書的重要性，因此在家風和家族文化中會大力提倡讀書和教育，甚至興辦學校。” 朱亞非曾對省內明清時期的臨朐馮氏、諸城劉氏、日照丁氏、海豐吳氏、黃縣（今龍口）丁氏、（莒南）大店莊氏、高密單氏等多個仕宦家族進行過長期的調查，結果發現這些家族的家風和家族文化有著自己與其他省份不同的特點：“比如說吃苦耐勞、關注公益、與時俱進等等。” 在朱亞非看來，山東歷史上有不少世家最初都是從其他省份移民而來的：“這是一種地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他們既帶來了外地的文化，同時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響。” 族權意識更為開放 在陳忠實的小說《白鹿原》中，白氏與鹿氏是原上的兩大家族，兩大家族都有自己的族地、祠堂、族田、族產，同時，族長還擁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威和對族員生殺予奪的大權，尤其是白孝文被田小娥勾引之后，甚至被綁至祠堂受罰。“其實在明清時期，甚至整個中國的古代，很多省份的家族都是這樣的，族長擁有著極大的權利，族員數代相聚而居。”但是朱亞非表示，從目前山東地區明清時期的仕宦家族來看，厚道的山東人對于族權的意識上是比較開放的，雖然有些族長擁有一定的權威，但是在族規族法的設置上卻并不嚴格：“很多家族都是這樣的，一旦達到一定的規模，就會分家，而家族成員在族中的威望并不是依靠他的輩分，而是他的貢獻，比如說官職的大小，對于家鄉建設的貢獻等等。” 這種開放的族權意識，也使得山東不少仕宦家族的家風具有更為強大的輻射能力：“比如說某一個家族大到一定程度分家了，那么分開的族人會帶著自己的家族文化和家風向其他地方發展，然后影響其他地方的人。” 或許在不少人看來，家風與家族文化的受益者，往往只是家族的內部成員，但是朱亞非表示：“目前看來，山東明清時期的仕宦家族，他們的家風和家族文化不僅惠及家人，還會惠及當地的百姓。比如說我們在調查期間發現，像諸城劉氏、日照丁氏等許多家族往往會興辦家族學校，但是其招生卻是面對當地所有普通百姓的，那這樣一來，對于當地的經濟、文化和教育的發展，就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這樣的開放，也讓山東望族的家風和家族文化得到了更為長遠的發展：“比如說經商，其中中國歷史上一直是重農抑商的，但是我們在調研時發現，山東也有一部分仕宦家族是通過商業起家的，而且他們更喜歡把傳統文化思想作為自己的經商理念。比如說黃縣丁氏家族就是這樣的一個家族。” 據了解，黃縣丁氏家族最早是以經商起家，曾有富甲一縣的說法，主要從事當鋪、藥房、錢莊等生意，但在經商致富之后，丁氏家族以商養學，培養出了不少文化人，“黃縣丁氏從十一世到十六世幾乎每一代都會涌現出一些文化大家，每一代都有人著書立說，而且研究范圍更加廣闊，金石學、詩歌、書法、醫學、史學等等，那么我們研究發現，丁氏的家風就是儒學立家立身，講究兄弟和睦，和氣生財。這也是與南方一些經商的仕宦家族最為不同的地方。” 順應時代 家風更迭 縱觀山東歷史上的名門望族，之所以能夠傳承數代且繁榮昌盛，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來自于他們的家風和家族文化能夠順應時代的變遷。“其實明清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社會各階層分化不斷的一個時期，因此這種動蕩也是在所難免。但是山東許多大的家族卻沒有受到社會大變動的影響，有的甚至傳承長達數百年，甚至到了晚清和民國時期，其勢力和影響依然存在，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能夠順應時代潮流，及時的改變家族文化和家風的傳承。” 一個顯見的例子莫過于臨朐馮氏家族，在明朝中后期時，臨朐馮氏家族的地位已經極為顯赫，并且形成了“忠孝傳家，詩書繼世”的良好家風，但是隨著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建立，馮氏家族也出現了動蕩和分化：“其中有一部分馮氏家族的成員，堅持反清復明，最終選擇了背井離鄉，前往現在的朝鮮半島進行反清復明的大業，并且在那里定居下來，形成了新的家族，而另一部分則選擇了歸隱和出仕為官，因此馮氏的家風在明清更迭之際，有了一個變化，也正是因為這種變化，使得臨朐馮氏在清朝出現了二品大員，備受清朝皇帝的信任。”朱亞非對記者說。 除此之外，像日照丁氏、莒南大店莊氏等仕宦家族，在清末民初時，也能夠順應時代潮流，把家族子女送入新式學堂或者出洋留學，并且大力的投身到工商業中，也使得這些家族能夠得以繼續延續下去。“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新時期我們也需要建立新的家風，讓我們能夠重新適應新的時代。”朱亞非表示。 朱亞非 山東師大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院長、教授、山東地方史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 先后出版《明代中外關系史研究》、《山東通史》（明清卷）、《古代山東與海外交往史》、《明清史論稿》、《明清山東仕宦家族與家族文化》等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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