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 駑
陶寺遺址是一個面積為300 余萬平方米的超大型遺址遺址最早是在20 世紀50 年代進行文物普查時發現的。1978 一1987 年對陶寺遺址的普通居住址和早期大貴族墓地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從而確立了陶寺文化。1999 年---2001年，在陶寺發現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約公元前2100---前2000 年），總面積約為280萬平方米，城址北、東、南三面城墻已經確定，城址平面為圓角長方形。2002 年一2003 年，國家科技部啟動了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山西襄汾縣的陶寺遺址作為重點聚落被納入“聚落反映社會組織”的子課題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對陶寺城址進一步進行了發掘。在陶寺中期城址內東北部，確定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約公元前2300 一前2100年），并于近期取得了宮殿區和祭祀區大型建筑等方面的重大發現，對于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有了突破性進展。
陶寺城址，黃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
2000 一2001 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遺址發掘鉆探中發現陶寺城址。城址位于陶寺村、中梁村、宋村、東坡溝村和溝西村之間，在陶寺遺址中心區域之上。其平面為圓角長方形，城址內發現北．東，南三個方向的城墻。城址南北最大距離為2150 米，最小距離1725 米，東西最大距離為1650 米。總體面積在200 萬平方米以上。
北面的城墻有三道。東面城墻一道，南面墻有兩道。但建筑方法不太相同，即使同一道城墻的不同地段的建筑方法也有差異：有的墻體用夾板逐層填土夯筑而成，用此法做成的墻體夯層夯窩清晰；有的墻體內側或下部夯筑而成，外側或上部則用稠泥摻碎石粒拍打增補，有的質地極為堅硬，但不見夯層夯窩；有的墻體內外兩側使用夾板筑起夯土擋土墻，然后在擋土墻之間填土踩踏夯砸而成墻芯。
城址的各道墻體均被陶寺文化晚期地層、灰坑所疊壓或打破，有的墻體還被中期灰坑打破，但有的墻體又疊壓著陶寺文化中期的地層、灰坑、房址。從而椎斷出是城址年代屬于陶寺文化中期。根據當時遺物分析，有的城墻建筑年代有先后，如北面的三道墻體，考古工作者推測大城內有小城或大型建筑群圍墻的可能。2002 一2003 年．在中期城址內的東北部，確定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證實了當時的推斷。
陶寺城址在黃河流域乃至全國同時的城址中都是最大的一座，它結構布局較為復雜，說明已進入城址發展的較高階段。
發現陶寺遺址早中期的宮殿區
從發掘情況看，陶寺文化早期與中期之間，“城市結構”發生了變化。中期城址大規模外擴，總面積是早期城址的5 倍，城墻代替了早期城址的城圈子。中期王級大貴族墓地與早期王級大貴族墓地不在同一區域，而單獨包圍在中期小城鬼神區里。
考古工作者在陶寺早期城址的中南部，發現了約5 萬平方米的宮殿區。在清理宮殿核心建筑區天然生土臺基地北部邊緣，清理出北出入口。其主要建筑遺存由夯土臺階和夯土小橋頭墩組成。臺階頂部系用12 塊大小不等的夯土版塊壘砌建成。臺階表面殘留“之“字形坡道，保留著較好的踩踏路面，從溝底盤桓上至臺階頂部，可進入核心建筑區。
在陶寺文化中期，這個夯土臺階被宮殿建筑垃圾所填埋，形成坡道，有一條路面。說明宮殿核心建筑區北口在此時繼續發揮著出入口的作用，只是將夯土臺階改為建筑垃圾墊土坡道。但是建筑垃圾堆積表明，中期的統治者將早期的宮殿以及核心建筑區北口的夯土臺階一并摧毀廢棄，另行修建中期的宮殿。
此外，在清理夯土臺階之上垃圾堆積中，出土了大塊裝飾戳印紋白灰墻皮和一大塊帶藍彩的白灰墻皮。同時還清理了一些普通居住區難得見到的器物，當屬宮廷垃圾。如陶甑人形鋬、鸮面盆鋬、大玉石璜、陶鼓殘片、綠松石片、紅彩漆器、建筑材料陶板殘片（板瓦？）、尊形簋、圈形灶等，這些奢華的遺物證明，即便是這里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品質在陶寺城址中也都是最高的，意味著這里的建筑規格最高，居住者的地位等級最高。從而推斷出，陶寺城址中早期的宮殿區都在這里。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文化晚期時，宮殿區被從事石器加工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業者所占據，同時還顯現出很強烈的暴力色彩。一條陶寺晚期的垃圾溝里不僅出土大量石坯剝片，而且還出土了五層散亂人骨，最小個體數總計約32 個，以顱骨為多，骨盆和肢骨較少。人骨明顯被肢解，許多顱骨有鈍刃劈琢痕，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顱就有6 個之多，說明陶寺晚期的宮殿區已經不在這里。
發現中期王級貴族大墓
在陶寺中期小城的西北角鉆探出一處陶寺文化中晚期墓地，面積約1萬平方米左右。大、中、小型墓分布密集。陶寺晚期（約公元前2000 一前1 900 年）只有小墓。
清理的中期大墓墓坑為圓角長方形，發現1 具被腰斬青年男子人牲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在墓葬中心部位有一個陶寺晚期的大擾坑，直搗木棺，正好將棺木上部大半毀壞。原有棺蓋板和紅布棺罩均被擾坑毀壞。擾坑底殘留著隨意拋棄的人顱骨5 個，墓主的頭骨則殘留在棺的襯板尸床上。擾坑底西部斜坡上殘留著被拉上來的棺蓋板，伴隨著擾亂的棺內隨葬品玉鋮1 件、玉鋮殘塊1 片、玉飾品和綠松石嵌片等20 余件。墓棺是由一根整木挖鑿出來的船形棺．墓室里棺周圍的隨葬品沒有擾動痕跡，出土隨葬品72 件（套）。隨葬品反映出中期大貴族的喪葬禮制大為改觀．早期大墓習見的世俗陶器群不再起用．成套木器以及石特馨等禮器群也銷聲匿跡，改而崇尚玉器。彩繪陶器包括折肩罐、圓肩蓋罐、雙耳罐、大圈足盆．深腹盆、簋等，漆器包括豆、箱、標桿、鋮柄等，它們有可能組成陶寺中期新的禮器群．上述變化暗示陶寺早中期之間，盡管陶寺城址繼續作為王都聚落而存在，但是陶寺文化統治集團（家族）有所變化。
中期小城祭祀區內發現可能具有觀象授時功能的大型建筑
在陶寺中期小城祭祀區內發現一座大型建筑。從發掘部分的情況看，該建筑始建和使用年代不晚于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晚期被平毀。目前揭露出來基址共有三道夯土擋土墻，推測原來可能共有三層臺基。
最外圈夯土擋土墻呈月牙狀貼于臺基的正東，捎土墻圓弧距圓心半徑25 米，擋土墻內側填人工花土成為第一層即下層臺基，寬約3 .5 米。附屬于下層臺基的遺跡還有東階、路溝以及路面、東南角門等。第一層臺基東壁和東階第二級臺階東立面上有一些插板的槽痕。
中圈即第二道夯土擋土墻呈大半圓環形，距圓心半徑22 米，清理部分所見由16 塊夯土版塊與正東部的生土半月臺組成。中圈擋土墻內側填土黃褐色花土．構成第二層即中層臺基。中層臺基附有東側生土半月臺和南側看臺等兩個建筑。生土半月臺位于中層臺基正東，與下層臺基擋土墻凸出部分以及東階均在臺基正東向中軸線上，系挖基坑時有意留下的一塊半月形黃生土芯，其南北兩端被中圈夯土擋土墻頂住。生土半月臺因其特定的位置和特殊的土質土色，有可能具有祭祀功能。內圈夯土擋土墻呈大半環形，半徑約12 米．也即第三層（上層）臺基的半徑，清理部分所見由16 塊夯土版塊接縫拼成圓弧，上層臺基生土芯半徑8 米。
上層臺基夯土擋土墻與生土臺芯之間有一道由11 個夯土柱組成的半圓形柱列，圓形半徑10.5 米。揭露部分夯土柱自東北方起始，向東南至第十一夯土柱止。第十一夯土柱西壁又與一道夯土墻相連，繼續向西延伸。夯土柱之間有10 道縫，寬O.15一0.2 米，極個別寬0 . 3 米，間隙填充人工花土。這10 道縫中心延長線（也即視線）方向角在74 一139.5 度之間，每兩個縫之間的夾角為7 一8 度，是圓弧7.5 度等分的結果。自北起第6 縫，方向角109.5 度，此縫可看到崇山主峰塔兒山。自北起第9 縫，寬0.25 米，方向角132 度，中心延長線與東南山尖峰相連。經2003 年12 月21 日和22 日實地模擬觀測為冬至日出點。自北起第8 縫，寬0 . 2 米，視線方向角125 度。2004 年1 月21 日實地模擬觀測為大寒日出點．據此我們推測，上層臺基夯土柱縫的主要功能之一可能是觀象授時。
陶寺城址中期小城祭祀區內的這座建筑，面積約1400 平方米，是迄今發現最大的陶寺文化單體建筑，原為三層臺基，其建筑形狀奇特，結構復雜。附屬建筑設施多，可能集觀測與祭祀功能于一體，建筑規模宏大，氣勢宏偉。大基坑地基處理工程浩大，下層臺基東邊包木板等，這些都是陶寺文化前所未有的，也是其他史前文化中罕見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上層臺基夯土柱有觀象授時功能不誤，那么它將使我們得以管窺陶寺文化的天文學知識系統，則可證實《尚書· 堯典》所謂“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真實歷史背景，可將觀象授時的考古實證上推到距今4100 年，這將對中國古代天文歷法研究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堯舜禹所謂的“禪讓”是一個真實的史話？
近年陶寺城址的考古發掘，在城址的布局探索方面邁出了關鍵性的第一步。從“城市結構”的角度看，高規格的宮殿建筑、宗教建筑和與天文歷法有關的建筑設施、由“王權”所獨占和管理的倉儲建筑等，應當是“王都”級都邑所應當具備的標志性建筑要素。陶寺城址己經發掘出了陶寺早期和中期的“王級”貴族大墓，與上述標志性建筑相匹配，再結合陶寺早期和中期的城垣．使陶寺城址作為“王級”都邑的“城市結構”更加完整。陶寺中期城址面積為280 萬平方米，是國內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史前時期最大的城址。其形制規整，城內布局規劃明確，等級差別森嚴，這些都是史前城址中所罕見的。陶寺城址的社會形態和文明化程度呼之欲出。
陶寺城址作為“王都”聚落形態特征日益彰顯，也隨著我們悟到陶寺晚期扁壺朱書“文堯”二字的新認識，《水經注》有關堯都平陽（即今山西臨汾一帶的古稱）這一文獻記載的歷史真實性愈發值得重視。《水經注· 汾水》云：“又南過平陽縣東。… … 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并都之也。… … 晉立平陽郡治此矣。水側有堯廟，前有碑。（《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應劭提出“堯舜并都之“，如果陶寺早期確為堯都，結合陶寺城址統治集團早中期之間的變化，能否暗示著堯舜間所渭的“禪讓”是一個真實的史話？這個問題的確值得探索。由此看來，陶寺城址的發掘與研究，對于引導我們走出堯舜禹“傳說時代“有歷史學意義。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陶寺晚期，陶寺城址不再作為都邑聚落，擾大墓、毀宮殿、廢城垣、砍頭慘殺等一系列野蠻殘酷的行為遺跡突顯出來，手工業者侵占了原來的宮殿區，但是陶寺文化中期與晚期之間并未出現文化上的質變，因而無法確定由外族入侵所引發的大動蕩，對于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城址在功能性質和政治地位上翻天覆地的變化原因何在？這是否正意味著突破血緣關系的階級矛盾所引起的暴力沖突和“政治報復”行為呢？假如陶寺文化晚期席卷陶寺遺址的疾風驟雨確系尖銳的階級對立所導致，那么陶寺文化的國家社會形態便顯露出冰山一角，它將是中國早于二里頭文化夏王朝的最早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