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的精髓——因人而異,辨證施治

中醫有它獨特的理論體系，闡述人體機理有藏象、經絡學說，概括疾病原因有六淫、七情之述;診斷依據定四診、八綱;辨證施治有三焦、六經、衛氣營血之論;用藥講求逆、從、反、正、標、本、緩、急;治法分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組方配伍講君、臣、佐、使。

中醫的精神實質“因人而異，辨證施治”是中醫的精髓。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則效，治彼則不效，且不惟無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則以病同而人異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氣體有強弱，質性有陰陽，生長有南北，性情有剛柔，筋骨有堅脆，肢體有勞逸,年力有老少，奉養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憂勞和樂之別，天時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淺之各異，—概施治，則病情雖中，而于人之氣體迥乎相反，則利害亦相反矣。故醫者必細審其人之種種不同，而后輕重緩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

先祖孔伯華說，“凡學醫者都應視此為座右銘”，這是中醫辨證的精神實質。

20世紀50年代初期，針對當時衛生部個別領導對中醫的歧視態度，先祖孔伯華曾經給毛主席寫過一封信，他在信中這樣寫道：“人生于天地之間，受時氣之侵，感情欲之觸，不能無病。病則賴之以生者，醫也”。其意是說我們人類生活在社會上，因外界非正常氣候侵擾及自身情緒變化等，難免不生病，而生了病就離不開醫藥。在中西醫學術問題上，他寫道：“醫之活人，何分中西，其存心一也，第其理發不同耳，然學者喜新棄舊，實則中西皆未達也”。后來毛主席撤掉了衛生部個別領導干部的職務，并做出“中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努力繼承和發揚”的重要批示。針對中醫藥繼承與發展，先祖在信中還有這樣的陳述：“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將發揚數千年之文化，幸何如之，愿努力發揮，以其理法臻于至善，達于全球，然必先從教育人才始”。

50多年過去了，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

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以前是沒有西醫的，在西方醫學進入中國之前，我們賴以生存及祛病治病的方法是我們中華民族所特有的中醫藥學。因而在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中醫藥和西醫藥兩種選擇，本來這樣的選擇對于國人來說應該是件好事，因為中西醫各有所長，若能取長補短，在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方面無疑會多了很多機會。但事與愿違，表面上看，中醫是發展了，繁榮了，實則是一個糠心大蘿卜。這與黨和政府一貫倡導的中西醫并重發展政策顯得極不協調。

首先，對于患者而言，患者就醫選擇常常是被動的，患者本身不能做主，這是因為患者在選擇醫院上，要選擇定點醫院，因此患者是被動的。我們雖然有中醫中藥，但西醫處于壟斷地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所謂的中西醫結合也是西醫處于主導地位，或者說是拿西醫的觀點來改造中醫藥，并不是在治療方法上真正的配合。如在中藥研究領域，完全生物化的研究分析不僅破壞了中藥所獨具的性、色、味氣化功能，且使得本就有限的科研費用全都喂了耗子，實在是可悲。

再說現代醫學教育培養出來的新中醫，根本就是無中醫之實的西化中醫，其診療用藥完全西化，借助現代檢驗儀器本應該是一個提供客觀數據的工具，這些數據在臨床中可作為幫助判斷、參考和分析的數值，但他們卻將這些儀器當作了診療真理，從而完全丟失了中醫傳統的診療方法。

我曾經接觸過不少中醫藥大學的高材生，但他們可以看病嗎?答案是不能。

拿中醫很多高等學府說，絕對最權威了，但為什么很多大教授當他們離開這塊金子招牌后，來到社會上，叫公眾考核實際療效時，怎么就沒有患者了呢，其因有三，一是牌子沒了，二是定點醫院沒了，三是你本來就是搞教學的，怎么能夠看病呢，因而關鍵問題就出來了，沒有療效，療效如果沒有了，無論在哪里全扎不住腳。

中醫學是臨證醫學，也是全科醫學，因為它是由生命全息的角度看待和研究人體所發生的變化，繼而通過八綱辯證，以我們中醫獨有的方劑調整、激發人體自身功能，提高自身免疫力與病邪抗爭，這在中醫術語中叫“扶正祛邪”，與西醫的對抗療法治標不顧本的方法截然不同。

暫且不論中西醫之短長，就非典時期來說，中醫中藥顯現出的無比威力和療效，為世人所公認。那一次，世界的目光被華夏古老的中醫藥所吸引，尤其是當疾病將我們人類驅趕到智慧邊緣的時候，因為中醫藥的介入，奇跡在悄然發生，在非典疫情高發的國家和地區，我們創造了最低的死亡率，香港《亞洲周刊》曾為此大幅篇章介紹，不得不折服于中華醫學的奇麗和壯美。當時，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與在京知名中醫藥專家座談時強調，中醫藥學凝聚著中華民族的聰明智慧，是我國各族人民在長期與疾病斗爭過程中不斷創造、積累、豐富和發展起來的一門科學，在重大疫病防治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是我們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非典治療費用方面，中醫藥花在每位患者身上的費用只相當于現代醫藥費用的1/15，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經濟尚不發達的大國，無論是從國計民生，還是醫療保障等方面，都是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對中醫來說，和癌癥等惡性腫瘤相比，非典不算是什么不得了的病，按照非典的臨床癥狀表現，屬于中醫之溫病范疇。對于非典的治療應以中醫“清熱透邪，解毒化淤”為法。中醫對此病的治療退熱是最重要的。在退燒方面，由病毒引起的發燒是現代醫學最棘手的，因為抗生素對此毫無作用，而中醫在這方面卻有很好的經驗。除了要大力發揮中醫退無名熱的特長以外，中醫治療溫病還有許多歷史上留下來的著名驗方。

我們以現代醫學方法與溫病學做個比較不難看出，溫病就是現代醫學部分傳染病的總稱，而傳染病皆是由病源體傳播，其傳染途徑，多由口鼻侵入。至于“時疫感久而后發”，也等于現代醫學所說的傳染病有一定的潛伏期，由此可見古今病理如出一轍。

《黃帝內經》提倡疾病預防強調早期治療。中國醫學自古就十分重視預防疾病的主導思想，如《內經》強調“虛邪賊風(指致病因素)，避之有時”。同時又強調，一位高明的醫學家，應當治未病之病，而不是治療已病的病。如果等到病已發而后才給予藥物治療，就猶如渴而穿井，戰亂已發才去制造兵器的道理一樣，不是太晚了嗎?又說：治療疾病必須“救其萌芽”，并批評了一些人對一些久病輕易作出“不可治”的結論，指出：“疾雖久，猶可畢也(是可以治愈的)，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本也?！逼渌枷攵际呛芟冗M的。

非典那一年是癸未年，按中醫“五運六氣”學說來講，是“太陰司天”，它的主氣和客氣，都屬于“少陰君火主事”，所以那一年要“瘟癘大行”，要出現傳染病，而且“遠近咸若”，就是沒有區域性。中醫預見性、哲理性的魅力就在這里。暖春之后必有瘟疫，自然規律出現反常，就會出事，充分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和辯證哲學思想。

中醫幾千年前的法則為什么可以治今天的病?它的真正精髓就在于“辨證論治”，人有虛實寒熱，虛則補之，寒者暖之，陰陽寒熱虛實表里，針對各種不同的癥侯群，區別對待，辯證施治。更何況，廣大老百姓的普遍認同是中醫的生存之本，因此，在瘟疫面前，中醫走在防治和阻擊病魔的前列是一種必然。相信在預防疾病方面，中醫藥也一定會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