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曾“小心求證”過“包拯是一個有福之人”。包公之福在于，他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參加的距今987年的“公務員考試”，碰到了一個好考官——編纂《冊府元龜》并撰總序的劉筠，盡管他擅長詩詞文賦，卻把原以詩賦為主的傳統考試標準顛覆了，改革為以策論為主的考試新法，比如他出的考題之一《執政如金石論》就是要考生創意出一個“施政綱領”，從而顯示未來進士的政治素質和執政智慧，以定優劣級別。包拯中舉名列前茅，雖未入前3名但入前30名，與文彥博等同列“甲科一等”。這屆貢舉考試得法，選拔出了以“包公”為標桿的一批治國理政的出彩人才，故而開創了歷史有名的“嘉祐盛世”。
包公以策論脫穎而出，詩詞文賦留下的實在鳳毛麟角，他29歲中舉，39歲才出仕當官，有人考證唯一留下的一首五言詩就是他即入不惑之年所作：“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包青天詩言之志就是清心直道，他遺留下來的奏折有171篇之多，將近三分之一是為減輕老百姓沉重負擔而吶喊的，在包公24年任職期間遭其彈劾而罷官、法辦、降職的貪官污吏及無德無才之輩不下30人，有的還是皇親國戚。包公一腳踏入諫院，立馬出手整頓綱紀、端正朝風，向皇帝老子寵愛的張貴妃的親伯伯張堯佐開頭炮。七次上書，歷時兩年，幾經波折，又勇又智地與仁宗面對面“廷辯”，終于促使皇上“稍割愛情”，“斷以大義”。民間傳說、連臺本戲，似乎昏君怕青天，其實，包公之“福”一半來自仁宗寬宏仁厚，否則在廷辯時包拯激動得失態竟把唾沫濺到天子臉上還能保牢烏紗帽？“天下未嘗無包公也，第以仁宗為難遇耳。”明代大臣劉定之“嗟乎！”不無道理嘛。另一半“福”來自包公睿智，他像魏征一樣有超級游說天才和溝通天子的才智，所以同朝的歐陽修、范仲淹一一被貶謫，而沒有包公那般成就“有福之人”。
最近媒體話“家風”，包氏宗親此次返故里祭祖，讓筆者有幸讀到包公留下的一篇奇而特之又言簡意賅的《家訓》，深感此訓百家可訓、人人可風。包拯63歲在審理案子時病倒，臨終時的遺囑即家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詔后世。”姚榮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