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天寧寺作者：不詳揚州天寧寺 天寧寺是清代揚州八大名剎之一。但它的歷史到底始于何時，眾說紛紜。最早的說法，是說唐代柳毅舍宅造寺，這個柳毅就是唐代傳奇《柳毅傳》中的主人公。柳毅是小說中的人物，我們也許不必深究。普通的傳說，是東晉時謝安捐出別墅建寺，以供尼泊爾僧人佛馱跋陀羅在此翻譯《華嚴經》。但是，對這一說法學者也有不同的意見。 比較可靠的說法，應該是《寶佑惟揚志》所記載的，天寧寺始建于武則天證圣元年（695），以年號為名，最初稱為“證圣寺”。《寶佑惟揚志》是宋代編纂的揚州志書，與建寺時間較近，當時寺廟的名聲又很大，當不會有太大出入。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證圣寺改名“興教院”。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全國重要州府均建“天寧寺”，所謂“建寺”也包括將原有的寺廟更名，于是賜予此寺“天寧禪寺”之名，從此沿襲至今。現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天寧寺，來歷就在于此。 天寧寺早期的規模，已經難以考證。據史書記載，南宋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為逃避金軍南下，匆匆離開汴京來到揚州，駐蹕在天寧寺。天寧寺如果規模不大，勢必不能容下宋高宗趙構一行。 到了元末，天寧寺遭到戰爭毀壞。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重建，據說占地六千多畝。準確的記載是，寺廟的山門在今天寧門街的南端路口，門前有華表，俗稱牌樓。華表高入云端，額題“朝天福地”，因有成千上萬的蝙蝠集于牌樓之下，俗稱“萬福（蝠）來朝”。嘉靖三十五年（1556），為防御倭寇進犯，揚州增筑新城，把天寧寺山門即今天寧門街一線劃入新城之中，于是天寧寺只剩下了護城河以北的部分，也即今天的天寧寺所在。 清咸豐年間，天寧寺又毀于太平軍兵火。同治四年（1865），在鹽運使方浚頤的撥款支持下，由僧人真修主持重建，后又陸續增建，最遲的建筑建于民國年間。其規模雖不及往昔，也算是揚州的大剎，故被列為揚州八大叢林之首。至建國前夕，天寧寺仍有寺房一百多間，僧人百余眾。此后，天寧寺先后為步兵學校、文藝學校、招待所等，對寺房多有拆改。其后重新修建，辟為揚州博物館，大體就是現今保存的面貌。 天寧寺歷來有“一寺五門天下少，兩廊十殿世間稀”的說法。“一寺五門”、“兩廊十殿”都是事實，不過“天下少”、“世間稀”不免夸張。也許天寧寺的“大”，主要不在它的建筑規模，而在于它的歷史內涵。 揚州天寧寺最初屬于佛教何宗何派，由于年代久遠，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不過就宋代賜名“天寧禪寺”來看，應該屬于禪宗，至今寺門上還嵌有“敕賜天寧禪寺”的石額。到了清初，天寧寺禪風盛行。清初禪宗最負盛名的有“三峰派”，開山人叫法藏。法藏的弟子甚多，最著名的為弘禮，俗姓張，會稽（今紹興）人，青年時于普陀山出家，后投于法藏門下。弘禮曾經住持揚州天寧寺，由于他的闡揚，江淮間禪風一時大振，此后他還住持過杭州靈隱等寺。弘禮晚年受揚州天寧寺之請，再度前來開示禪法，他來揚之后，各方僧人云集，聽他講法。弘禮針對不同對象，應機說法，尤勝于平時。這樣經過十天，弘禮命全寺設供，當晚他談到半夜方寢。到五更天時分，弘禮起身換上新衣，大呼侍者說：“快隨我上方去！”等到侍者趕至，他已安然而逝。時在康熙六年（1667）冬天，享年68歲。弘禮之死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但他的名字應該寫在天寧寺的歷史上。 同治年間，天寧寺得到重建。這時，佛馱跋陀羅在揚州翻譯《華嚴經》傳說的影響愈來愈大，加之這時全國佛教界華嚴宗有所復興，而華嚴宗所信奉的經典即佛馱跋陀羅所譯的《華嚴經》，天寧寺理所當然地以弘揚華嚴宗為標榜。譬如，寺內的“華嚴閣”，寺門前牌樓上的“晉譯華嚴道場”，都是明證。在實際舉措上，天寧寺普通僧學堂也主要以研習華嚴經論為主。 天寧寺的僧學堂是光緒三十二年（1904）天寧寺住持文希和尚所開辦，系揚州佛學教育最早的機構，取名“普通僧學堂”，由文希自任校長。這座僧學堂存在的時間并不長，但在揚州寺院中開風氣之先，在全國也有一定影響。 佛馱跋陀羅之謎 關于尼泊爾僧人佛馱跋陀羅法師在揚州天寧寺翻譯《華嚴經》一事,傳播已久。李斗《揚州畫舫錄》就記載說：“義熙間，梵僧佛馱跋陀羅尊者譯《華嚴經》于此。” 佛馱跋陀羅（359-429），意譯“覺賢”，北天竺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 天寧寺與重寧寺將建成佛教文化博物館，這是揚州博覽城建設的重大舉措。 清代的天寧寺，曾與重寧寺、建隆寺、慧因寺、法凈寺、高 寺、靜慧寺、福緣寺并稱為“揚州八大剎”。而在天寧寺的歷史深處，隱藏著多少秘密呢…… 人。他原是釋迦族甘露飯王的后裔，因祖父在北天竺一帶經商，遷居出來。少年時父母相繼病故，寄養于舅家。青年時出家，在誦經時顯出異常的聰明，一天讀完一個月的功課。受了具足戒后，更加勤學，博通經典，以精于禪定和戒律出名。其后去罽賓，在那里遇中國僧人智嚴。智嚴請他到中國弘法，這正符合他的素愿。他們在旅途中歷盡艱難，先走雪山，繼走海道，輾轉三年，才到達中國青州東萊郡（今山東掖縣）。晉義熙四年（408），他們聽到鳩摩羅什在長安，就前去拜見住長安的宮寺。在學問上，他們互有商量，發揮奧義，但他們的學風不同，師承淵源也各異。羅什專弘經教，特別是龍樹一派的大乘學說，門下有兩千多人，出入宮廷，聲勢顯赫。佛馱跋陀羅則謹守自己的教學規模，修禪習定，聚徒只有數百人，甘于淡泊，不喜繁華。由于這些分歧，發生了隔閡，羅什門下僧指摘佛馱跋陀羅犯了妄語戒，借著群眾的勢力，逼他離開關中。佛馱跋陀羅的門徒一時感到威脅，幾乎全部都散了，只剩下慧觀等四十余人隨從佛馱跋陀羅南下去廬山。那時慧遠住在山中，早就聽到佛馱跋陀羅的聲名，及相見，異常歡喜。佛馱跋陀羅在廬山為慧遠譯出了有關修禪的專著《修行方便禪經》二卷，這對慧遠的修持給予很大幫助。 但是，佛馱跋陀羅的志愿是要往各處弘化。一年后，也即義熙八年（412）秋，他便離開廬山西游，到了荊州，受到當時逗留在那地方的太尉劉裕的尊敬。不久他隨劉裕去揚州。因為他儀表樸質而有涵養，深受當地僧眾欽佩。佛馱跋陀羅到揚州后，依舊傳習禪法。不久，法顯游歷印度歸來，他們開始合作，從義熙十二年到十四年（416－418），先后翻譯了法顯攜歸的梵本經律《大般泥洹經》六卷，《摩訶僧只律》四十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僧只比丘尼戒本》一卷，《雜藏經》一卷。到義熙十四年（418），又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后來改分六十卷。這部經典的梵本非常浩繁，一向無人翻譯，直到佛馱跋陀羅才完成這一大譯事。《華嚴經》對后來佛教的發展關系甚大，所以翻譯地也以“華嚴堂”為名以示紀念。佛馱跋陀羅于劉宋元嘉六年（429）圓寂，年七十一歲。 佛馱跋陀羅的翻譯，除了以上各種之外，現存的還有《出生無量門持經》、《大方等如來藏經》、《文殊師利發愿經》、《觀佛三昧海經》、《凈六波羅蜜經》等。他的翻譯雖有多方面，但專精禪法。他的傳譯為稍后的大乘瑜伽學說東流開了先河，這在中國佛教的歷史上是有意義的。 佛馱跋陀羅無疑是一個偉大的翻譯家，問題是他所在的“揚州”究竟是什么地方。有學者指出，當時的“揚州”是指揚州刺史部所在地的建業，即今南京。所以，趙樸初先生主編的《中國佛教》中這樣說：“不久（義熙九年春間），他（指佛馱跋陀羅）隨劉裕去揚都（今南京），住道場寺（在南京中華門外，一稱斗場寺，寺為司空謝石所建，后人又稱謝司空寺）。”這也許就澄清了包括志書在內的多年誤傳。當然，對于約定俗成的說法，我們不妨把它看成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鑒真的后繼者——道彝 天寧寺的歷史上曾經出過許多高僧。明代的道彝，可以說是繼唐代鑒真之后的又一位中日友好使者。 明代的中日關系，在佛教方面表現為雙方都有官派的僧人使者。如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特遣禪僧仲猷祖闡（寧波天寧禪寺住持）、教僧無逸克勤（金陵瓦官教寺住持）等出使日本，并派遣在明的日僧椿庭海壽、權中巽二人為通事隨往。隨后，日本也派遣僧文珪、如瑤相繼出使明朝。 建文四年（1402），明惠帝又派遣禪僧道彝、教僧一庵等出使日本，嗣后日本派遣僧堅中圭密及祥庵梵云、明空等來明朝通商。當時日本和明朝的通商，多以禪僧為使節，而展開雙方海上交通貿易。 日本足利幕府的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曾經正式遣使明朝。日本的使者祖阿、肥富，都受到明廷的款待。回國時，明廷派天倫、一庵為陪送使，并正式冊封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義滿對明朝使節的態度，極盡殷勤。他親赴攝津兵庫歡迎明船，還焚香下跪，三拜后始拜覽明朝國書，并在其表文上自稱“日本國王臣源”。 這里要特別說明的，是作為明朝使節的高僧道彝。明初，揚州天寧寺有一位高僧道彝。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設立佛教管理機構“僧綱司”，道彝和尚出任“都綱”，這是一個僧職兼官職的職務，也是管理全國佛寺和僧眾的總頭領。建文、永樂年間，道彝奉旨以國使的身份出使日本，這是繼唐代鑒真東渡以后，揚州第二位赴日的僧人，同樣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 1402年，明廷派遣道彝和一庵出使日本，兩位法師在日本遇到了中津絕海高僧。中津絕海捧示明太祖朱元璋御賜的詩軸，向兩位中國法師求和詩。道彝和詩道：“采藥秦人舊有祠，春風幾見術苗肥。老僧曾到中華國，御筆題詩賜遠歸。”一庵也和詩道：“掛錫龍河古佛祠，一生高潔厭輕肥。賦詩詔入金鑾殿，攜得天香滿袖歸。” 中日聯珠，堪稱絕唱。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正值倭寇騷擾我國東南沿海，從中可見兩國人民對和平友好的珍重。 道彝詩中所說的“采藥秦人”，是指秦代徐福到海上尋求長生不死藥的故事。有意思的是，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曾與日本朋友談及日本就是以前傳說中的蓬萊國，有長生不老之藥，并說：“仙藥究竟有沒有我不知道，但我這次來，希望帶回去日本優秀的科學技術。”1979年2月，日本友人來華訪問，將早期從浙江天臺山帶去的傳說中的長生不老藥——天臺烏藥的三株樹苗贈給鄧小平，這是由徐福東渡求仙而引出的中日友誼的又一段佳話。 地址：揚州市天寧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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