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謝瑞五：《我的父親和母親》④回國初期

四，回國初期

父親從日本學成歸國后，先回家鄉拜望離別多年的母親和親朋好友，又花錢在奔牛鎮中街買了房子，該房在運河邊南街，兩開間門面，前后兩進。于是舉家就從南村搬到了奔牛，我估計也就是在這時父親在祖母的操持下與謝朱氏成婚，大約在1920年生下長子，于1922年生下大姐謝瑞琴。祖母與謝朱氏一同生活，父親在省外工作，每年回奔牛住上月余。當時父親每月薪金約一百伍拾大洋，每月要寄給妻子一百大洋，其中有二十大洋是雷打不動要孝敬祖母的。直到父親在湖北利華煤礦工作后，各方面條件都較好了，父親才于1936年回奔牛將謝朱氏和瑞琴大姐接去湖北共同生活，并在奔牛為祖母隆重地舉辦了八十大壽慶典。由于祖母不愿離開故土，留在奔牛隨長孫謝遂誠一家生活，父親還特地在奔牛西街購置了一幢有九個房間的房產供他們居住。

就是這段期間父親在奔牛認識了朱氏大媽的侄子朱福忻，他比父親小十一歲，而且還是父親常州中學的校友。1920年十七歲的朱福忻從常州中學畢業，因家境困難，沒有繼續升學，在奔牛一家布店當學徒。父親覺得他天資聰慧是讀書的料，于是出錢資助他繼續讀書深造。朱福忻不負眾望，當年就考入南京高等師范工科，1924年畢業后又在恩師物理學教授胡剛復的指引下考入東南大學物理系就讀一年，取得物理學學士學位順利畢業，即執教于安徽省立第六中學。1927年起任廈門大學、浙江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抗戰期間隨浙大展轉遷徙到貴州。1943年17歲的李政道從上海流亡到貴州，考入浙大物理系朱福忻門下，1957年與楊振寧同獲諾貝爾物理獎。1980年代初李政道還專程到杭州拜望了恩師朱福忻。1946年至1948年間朱福忻由教育部派遣，在美國加州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從事研究工作。解放后，任之江大學數理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起任杭州大學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教務長、副校長。朱福忻對父親十分尊重，一直以舅父相稱，他從美國回國時，特地買了一條質地優良的美軍軍用毛毯送給父親，這條毛毯既保暖又輕便，父親十分喜歡，一直伴隨他到去世。朱福忻一直和父親、瑞琴大姐保持著聯系，后來又和瑞章姐和我有了聯系。有次瑞章姐去杭州、上海一帶出差，竟把才幾歲的兒子曾鷗放在他家近月。1983年我調到成都工作不久，他從父親的信中知道我愛好集郵后，曾第一次寫信給我，稱他收集的新中國郵票僅差六枚就齊全了，讓我為他尋覓。結果我在我的郵集中找到一枚，又多次去郵市尋購得一枚給他寄去。從此我們斷斷續續有了通信往來，但十分遺憾的是，盡管我與他約有十年的通信，但竟未曾謀面，只是有次我妻出差去杭州時，在他家住了幾天。朱福忻無子女，老伴去世后的一二十年都是那位忠心耿耿的保姆阿姨在照顧他、侍候他，讓他頤養天年至101歲才駕鶴西歸。據說他的遺產除了捐贈部份給浙大、杭大設立“朱福忻獎學金”外，其余基本上都給了那位老阿姨。

父親歸國后，稍事休整就投入了工作。從回國伊始至1926年的八年多的時間里都是在官辦企業工作，計有：湖北大新銅礦、江西萍鄉湘東煤礦、江蘇海州錦屏磷礦、此外還有山西大同煤礦和河北開灤煤礦。下面僅記述這期間中的幾個片斷：

大約是在1921年至1923年父親在江西萍鄉湘東煤礦工作期間，在萍鄉安源結識了中共工人運動的先驅者李立三先生。李是1921年由法國勤工儉學返國后，旋即由陳獨秀介紹入黨并于當年底被派往安源開展工人運動的。他比父親小七歲是鄰近安源的湖南瀏陽人。在這個中國工業文明發祥地之一的安源，兩個年輕的“海歸” 都在為自己所熱愛的國家努力工作著。僅管他們兩人有著不同的信仰和抱負，父親主張走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發展經濟、實業救國；而李立三信奉馬列，主張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武裝奪取政權，但這并不影響他們成為朋友。然而他倆誰也沒有想到，當時(1922年初)李立三在安源創辦并親自任教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子弟小學”中有一位十歲的小女生，七年后竟成了我父親的第二任妻子，即我的生母董紀萍。父親和李立三之間的友誼究竟到何程度，已無從考證。唯一知道的事實是：1954年8月父親去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曾專程拜訪了李立三。兩人曾有信件往來。

大約在1923年，父親到江蘇參與創辦海州磷礦。該礦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正式開採的磷礦，礦石完全出口到日本和臺灣，日本人用它生產磷肥。

父親在山西大同煤礦工作時，有次在井下遭遇了瓦斯大爆炸，那次死了五十多人，但所幸父親所在的巷道無瓦斯泄漏而逃過一劫！

當時中國的官辦工礦企業十分稀少，寥寥可數，有關政府官員們都把這些官辦企業當成了搖錢樹，拼命往里面鉆，因此這些廠礦的管理人員不少都是有權勢靠山的不學無術的庸才。他們只顧自己不擇手段地撈錢，不尊重知識技術，也不尊重身為工程師父親的意見，因此父親覺得在這些官辦企業自己的才能得不到充分發揮，又見不慣管理層那些不正之風，干得很不開心，漸生去意。這段時間里長兄謝志霆因患病不治，于1923年病故，遺下寡嫂和兩個侄兒女，整個家庭重擔，落在祖母和他肩上。經受這不幸事件打擊，加之事業不順，父親心灰意懶，情緒跌至冰點。

此時他在日本結識的，在東京帝大留學的好友何熙曾先生，榮任江西萍鄉煤礦專員，得知他處境失意，勸他辭去官礦工作，并相邀為江西萍鄉安源的一個私營集團──通城公司服務。1926年父親接受了何的建議，重返安源，在岐山口籌建協成煤礦，任礦師(即采礦工程師) 。煤礦初創時期不能攜帶家眷，發妻朱氐及一兒一女，留隨老母身邊，合居奔牛。父親只帶了一個堂弟謝德生到江西上任。不久家中又發生一起大事故，大兒子(即瑞琴的哥哥) 在哭鬧時有人為了讓他止哭就往他嘴里塞了一顆花生米，突然那粒花生米囫圇嗆入氣管，窒息夭折。這于父親無疑是晴天霹靂，悲痛萬分！當時正是協成煤礦施工投產的關鍵時期，他強忍悲痛，沒有回家，堅持工作，終于按期出了煤。這一粒花生米啊，不僅僅扼殺了一條幼小的生命，而且也將父親膝下有子的愿望整整推遲了二十一年，直到我的出生。嗚呼！

父親侍母至孝，唯命是從。祖母信奉傳統禮教，氏族傳代觀念濃厚，對父親青年喪子常傷感垂淚。古言：“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復念朱氏媳常病不育，叮囑父親在江西定要遵從她的愿望，選擇健康、善良女為伴侶，違者對祖先不孝，罪莫大焉！父親秉承母旨，于1929年，在江西萍鄉安源鎮與我的母親董紀萍結婚，時年父親三十七歲，母親一十七歲。

協成煤礦，經理營業部門設在漢口，職權用人統由何熙曾介紹，由于通成公司監理用人不當，營業上發生弊端，生產調度失調，礦井內用于通風、排水的設備，因資金短缺無法到貨，甚至職工工資也發不出，形成半癱瘓狀態。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父親仍堅持每天下礦井檢查工作。有一次他發現巷道內瓦斯濃度高，他命令井下人員全部撤退上井，當他最后一個撤退時已中毒昏迷，倒地不起，地面上的一位張姓絞車司機，當機立斷，用濕毛巾捂住嘴，奮勇沖到井底，把父親背出井口，幸免于難。這位張司機救了父親一命，事后父親重謝了他，并讓他跟隨自己多年，直至抗戰時他不愿進川，才與父親分開。

父親自1918年回國后一直在礦山工作，直到1958年退休，前后整整四十年的礦山生涯，這在中國的高級知識份子中可能也算得上是鳳毛麟角了。舊社會科技落后，煤礦的安全主要靠管理人員一絲不茍的責任心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來維系。父親操辦過好幾個煤礦，比較而言，他主管的煤礦安全事故相對是較小的，這也是與他的人品和敬業精神是分不開的。但父親數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歷也讓親人們為之擔憂。瑞琴大姐現在還記得，她小時候祖母就經常嘮叨：以后子子孫孫都不要干(采礦) 這一行了，總是讓人提心吊膽的！其實父親也有這種想法。1960年我報考大學時，征求父親報考專業的意見，父親只說了一句話：除了采礦專業外，你可按自己的興趣報考任何專業。后來我雖學了“工業自動化” 專業，但1965年畢業分配時我險些分配到“煤炭部自動化研究所” ，差點與父親殊途同歸。此是后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