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車軟件租車補貼撬動政府指令價格

對因有補貼而依賴上嘀嘀、快的兩款打的軟件的人來說，這可不是個好消息：兩大軟件所在企業昨日同時對外宣布，將于今日零時起取消持續了4個多月的對出租車乘客的現金補貼，而對司機端的補貼仍將繼續。

作為互聯網時代的產物，嘀嘀和快的這兩款打車軟件誕生伊始，便煥發出巨大生命力，它們依賴現在很普及的微信等，為消費者叫車提供了便捷服務，而它們能在出租車市場產生巨大影響力，也跟對乘客和司機的補貼有關，這使它們的市場迅速擴展，短短幾個月時間，嘀嘀的用戶數就達到了億量級，快的打車的城市覆蓋面則從40多個擴展到了近300個，每天能夠幫助數百萬人出行。

但是幾個月來，它們提供的補貼也使其產生數以十億元計的財務負擔，這也決定了，結束補貼是遲早的事。兩家企業同時暫停對乘客的補貼，作為經營上的策略調整，是可以理解的。而這兩款打車軟件花費的這部分巨資，已收到良好的市場回報，從廣告學角度來看，這也是個成功的廣告策劃。

嘀嘀和快的的租車補貼退出了，這當然會使它的黏性客戶有所減少，但這兩款打車軟件產生的“鯰魚效應”卻很難就此消失。不必諱言，這兩款軟件之所以有吸引力，主要在于它推出的補貼優惠，對一些出租車使用率很高的乘客來說，可省下一些錢，對司機來說，也是筆不小收入。而它反過來又凸顯出一個冰冷的事實：我國很多城市的出租車租用價格太高。

目前，我國絕大多數城市的出租車價格都是由政府制定指令價格，各家出租車公司統一執行，這種制度并不符合市場化的出租車服務業。政府實施指令定價，應只限于剛性的民生服務行業，如水、電、公交，但出租車不在此列。一個市場化的行業，應允許消費者和經營者通過博弈來達成交易價格，而整個城市鐵板一塊的出租車價格則排除了這種自由議價，使消費者無法享受市場化所產生的紅利。事實上，這種制度只保護了出租車公司的利益，而缺乏靈活性的價格規定也使一些乘客放棄叫車，導致出租車在非高峰時段空駛率高企，司機的利益也沒實現最大化。

租用出租車價格實行政府統一定價，一個理由是避免司機漫天要價。但實質上，充分發育的市場競爭就是通過市場的這種自我調節，來保證乘客、司機乃至出租車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而政府也能通過出租車的滿負荷運行得到更多的稅收。

嘀嘀和快的的租車補貼退出了市場，但它給我們留下的思考是豐富的。作為政府，須從這兩款打車軟件在市場上產生的熱效應中，看到出租車市場管理的待改進之處。對于像出租車這樣的市場消費，政府最多只能推出一個指導價，允許乘客與司機進行自由議價。當兩款打車軟件的租車補貼在很多城市興起時，有些管理部門曾有不滿，認為它擾亂了正常秩序，但如果出租車價格早就可以自由議價，這種補貼優惠又能有多少市場？所以說，租車補貼現象，何嘗不是對這種鐵板一塊的政府指令價格體制的撬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