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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中論述的幾組關系
在《論語》中，孔子論述最多的人格典范是君子。對于君子應具備的種咱行為品格，孔子曾歸納為“三戒”，即：“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衷，戒之在得。”(《論語.季氏》)“得”是貪得無厭的意思。還有“三畏”，即：“畏天命，哺大人，哺對人之言。”(《論語.季氏》)還有“九思”，即：“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仇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孔子認為，最理想的人格是仁、智、勇三者的統一。
“仁”是君子人格所要達的到的最高的道德原則。對于“仁”的內涵，孔子作了多重的界說。如：“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意思是自己希望成功，也幫助他人成功；自己希望提高，也幫助他人提高。這是仁的基本內涵。前者為“忠”，后得為“恕”，合起來稱作“忠恕之道”，即積極為人，寬厚待人。“忠恕之道”是貫穿孔子人格學，乃到整個思想體系的一條主線。
孔子對“仁”的解釋，往往是因人而異的。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在孔子看來，“愛人”應該以“情”為出發點，處理好人與人、人與社會等關系。寬大為懷，“能近取譬”(《論語.雍也》)。“受人”首先要從家庭內部做起，父子、兄弟間的倫理親情是“仁”的根本。只有在此基礎上逐步推廣之，才能愛人及物，達到“泛愛”的境界。
顏問仁孔子的回答是：“克已復禮為仁”。孔子又從道德修養方法的角度講“仁”，并進一步解釋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禮”是各種禮節儀式、典章制度和道德規范的總稱。孔子之所以要濟南市人們如此嚴格地遵照“禮”的規定行事，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持社會整體的和諧與安定，從而形成“有道”的局面。孔子所講的仁是一種道德品質，體現了儒家對人格價值理想的追求和向往。
“知”是君子人格所應達到的最高的知識與思維境界，“知”指認知。在《論語》中，知”具有非常明顯的含義；一是指知識；二是指聰明與智慧，即人們能常所說的思維能力或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孔子曾產“君子不器“(《論語.為政》)，就是說，君子不能像某種器 一樣，吸有一方面的才能，而應該成為具備綜合能力的“通才”。
孔子雖然也說過“生而知之”，但他所反復強調的卻是“學而知之”，并且明確表示自己是“好古敏以求知者也”(《論語.述而》)。他指出，要想成為一個具有“通才”的君子，必須“好”、“多見”、“多聞”，并且要“不恥下問”。孔子所指的學習主要是文化歷史知識、各種典章制度與禮節儀式，還有諸如彈琴、射箭之類的而決非種田、做工之類的知識。當在，君子的學習也決不能停留在掌握一般文化知識、技藝的層面上，因為這不可能成為“通才”，更談不上“知”的境界。所以，他強調“下學而上達”(《論語.憲問》)，“達”于對“天命”的“知”，“達”于“一以貫之”(《論語.衛靈公》)。因為“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所謂“知命”，也就是指對事物的發展趨勢，對個人的“機遇”的了解與把握。而要想達到這一點，就必須對歷史經驗、眼下的客觀環境與條件有深入的分析研究，從而了解事物的發展趨勢與一般規律，達到“一以貫之”的“知”的境界。
孔子對“知”并沒有展開更多的論述，且有很大的局限性，孟子則補充其不足，對“知”作了一定的說明。他認為“是非之心”是“知之端”，這里“是非”顯然是就道德而言的是道德認識。此外，孟子還從其意義上講“知”的作用，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春意 ，先致其知”。強調“知”是誠意、正心、修身的前提和基礎。“知”是一種理性的品格，富有判斷、推理的功能，能自覺地主導和支配行為，在儒家看來，一個人缺乏理性的品格就會受個人私欲、自發的懷感、盲目的意志所驅使，從而背離理想人格的軌道；只有通過合理的認知，才能達到理想人格的理想境界。
勇，即勇敢。是君子人格所應具有的堅定不移的毅力與所應達到的無所懼、勇往直前的精神境界。孔子說，“見義不為，無勇也”。“義”指道德原則，孔子主張見義勇為，反對見義不。勇敢是勇氣、膽略，是一種氣質性的品格。在《論語》中，孔子論勇有十多處。
大體可分為三種：一是對那種“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論語.述而》)的“匹夫之勇”的指評；二是說明“勇”和“仁”、“禮”、“義”、“學”等關系；三是說明“勇”這種內在精神力量的形成。孔子曾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這說明要達到：“仁”的境界本身就要具有勇敢精神。否則便不可能真正 到“愛人”，更不可能幫到“殺身成仁”。他又說，“勇而無禮則亂”(《論語.陽貨》)。這說明君子的勇敢精神，是與其它方面的品格修養相輔相成的。因此，決不能孤立地談“勇”，否則必將給社會帶來禍亂。孔子的觀點是：人生在世，應該有遠大的志向(他本人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有畢生的奮斗目標(他的奮斗是恢復“有道”的社會局面)，有正義感。
而要完成自己的事業，實現自己的奮斗目標，那就自然要有堅定不移、勇往直前的精神與毅力。在儒家的理想人格觀念中，“勇”是必中可缺的，沒有“勇”這一品格，就不能為仁為義，就不能達到理想的人格境界。
為了說明一個人達到仁、知、勇三者統一的人格標準，孔子曾以自己的一生為例，對自己的修養過程作了這樣的技術：“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不逾箕。”(《論語·為政》從“十有五而志于學”到“四十崦不惑”，可以說是他學習文化知識、提高文化素養、成就事業及成圣成賢的準備階段。從“知天命”到“從心所欲不逾矩”，可以說是他個人道德修養演化的階段，也是他認知世界、成圣成賢的升華和演化階段。“知天命”這一階段孔子仍反“天”只看作是認證的對象。
所謂“耳順”，是“心與耳相從”，達到“不思而得的，即一種直覺的審美，是一種超越經驗的直覺意象。對于“矩”，朱熹解釋為法度之器，“不逾矩”，即“安而行之，不勉而中”。這種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是一種“至善”的境界。孔子要實現的人生境界，就量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儒家的人格學說側重于協調、規范社會人際關系，提倡仁義，以道德品質為人格的基本要素，以道德完善為人格的主要目標，要求個人、家庭絕對服從國家、社稷、君主的利益；提倡把內心修養所得的道德觀念通過實際行動貫徹到人際關系、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之中，企盼一個理想的“大同”的道統社會。在儒家看來，社會是人群組合而成的集合體，人只有在群體中才能生存、發展，因此即要有獨立意志，又要“愛人”、“濟世”以成就健全的人格。
這種學說的價值取向，始終貫穿于社會的政治組織之中。當然，儒家的人格學說還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也具有明顯的局限怕，但是，經由歷代哲人積極整全乃至格物致知的實踐，儒家的人格學說已成為人類文明建設中寶貴的精神財富。科學地揚棄儒家的人格學說對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豐富當代人格的思想內涵，塑造當代社會的理想人格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
“敬”的當代價值
對于孔子思想的認識，學界一般以“禮”和“仁”為核心，認為孔子繼承了周禮，發展出“仁”的思想，因而著重探討兩者的關系及其當代性意義。其實，在“禮”和“仁”之中還有更本質性的精神內涵，這種精神內涵可以用“敬”來概括。
禮最早是祭祀天地神靈的儀式活動。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天”、“神”面前，人自然產生敬畏的心理。其中的敬，出于內心的崇拜仰慕，而畏則是害怕受到懲罰。最早的禮活動即內含著這種敬畏的心情。
禮由祭祀的儀式活動發展為社會政治活動的規范形式時，“敬”作為內質也留存下來。這種“敬”保障了禮的實踐可能性，而且其發自內心，也即出于天賦，由“敬”而發的禮活動也就合乎天理，具有道德價值。因此在國家政治活動中要求“敬”，社會的一切活動和個人的修養也以“敬”為內核。
孔子繼承“禮”的同時，自然吸納了“敬”的精神。在《論語》中，“敬”出現21次，頻率頗高。這些關于“敬”的闡述，有繼承，也有發展。關于祭祀活動，孔子繼承了上古對“天”和“神”的敬仰態度，強調“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思敬”。即使“敬鬼神而遠之”一語，強調實踐理性的重要性，也告誡對于鬼神要有敬畏的心態。關于政治活動，孔子也承傳了西周以來的敬謹精神，故而回答魯哀公說:“治禮，敬為大。”孔子對于“敬”的發展，在于把它擴展為普通人對待物事的敬業精神。“敬”原本主要表現在人對神、臣民對君王等下對上的關系上，孔子以后則成為所有社會成員為人做事的基本原則。《論語》出現的21次“敬”中，關于敬事的即有18次。而且，由“禮”中發展出來的“仁”也以“敬”為本。一般認為,“仁”是“禮”的內核,“禮”是“仁”的形式，故而許多學人著重以“仁”為核心建構孔子的思想體系。其實,“仁”之中也必有“敬”的精神。沒有發自內心的“敬”，也就沒有真切的仁愛之情。
這種“敬”的思想較之“禮”和“仁”更是人類社會的本質需要，具有當代意義。“禮”和“仁”的思想建立在小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小農業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家庭，國家不過是一個家族對其他家族的統治，個人也只是家庭成員，而家庭主要由血緣關系構成。當代社會，已經走出了小農業文明時代，家庭在社會結構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式微。而由于“仁”的觀念是基于血緣關系之上的，有著疏近等差的特性，因而在現代社會中就會帶有一定的局限性。與此不同，“敬”是人類在遠古時期就普遍存在的精神狀態，是人作為有限性的個體，面對無限的自然和社會時必然產生的，從遠古主要對于自然的敬畏，到殷周以后更多對于社會中年長者、位尊者的敬重，再到孔子普遍要求的為人行事的敬業，“敬”的外延在擴大，而所抽象的內涵一直延伸著。 （選自《光明日報》2009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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