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運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經北京、天津兩市及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四省，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共流過北京、通州、天津、滄州、德州、臨清、聊城、濟寧、臺兒莊、徐州、清江、淮安、揚州、鎮江、蘇州、宣城、湖州、杭州18個市區。 全長1794千米，比蘇伊士運河長10倍，比巴拿馬運河長20 倍，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線路最長的人工運河。
其全程可分為七段：(1)通惠河；(2)北運河；(3)南運河；(4)魯運河；(5)中運河；(6)里運河；(7)江南運河。 京杭大
運河作為南北的交通大動脈，歷史上曾起過巨大作用。運河的通航，促進了沿岸城市的迅速發展。
目前,京杭運河的通航里程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為877千米,主要分布在黃河以南的山東、江蘇和浙江三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大運河的傳統運輸功能已經改變，河道、沿河風貌和人民生活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其歷史遺存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絕好實物資料，是中國悠久歷史文明的最好見證。
春秋戰國時期，鑒于水道交通受到相對封閉的自然水系的制約，人們開始設法開鑿運河，溝通本來不太聯貫的水道，使舟楫得以直接往還。自此以后，歷代皇朝都開挖運河，發展水運，但直到隋朝以前，這些運河的規模都不大，且時興時廢，沒有形成一個水運的系統，因此人們將這個階段的運河稱為早期運河。
最初開鑿運河的是楚國。秦在統一過程中改造了一些河道，并確定了江南運河的基本走向，西漢時期開鑿了從洛陽到長安的漕渠以解決政府的漕運。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也開鑿了多條人工河道，在分裂時代促進了地區間的聯系。
其中著名的有楚國的芍陂，吳國的邗溝和魏國的鴻溝系統。
隋朝大運河的開鑿是我國航運事業的轉折點。中國長期的分裂局面直到隋統一才結束，隋文帝時代開通了從首都長安到潼關的廣通渠，并對古邗溝進行修浚。隋煬帝即位后又相繼開鑿通濟渠、永濟渠，重開邗溝和江南運河，初步形成了以洛陽為樞紐，向東南和東北輻射，全長2700公里的南北運河。南北運河是世界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水利工程，創造了人類運河史上的奇跡。
但開鑿運河真正獲得好處的是后來唐宋兩朝，因為隋朝已將以洛陽為中心的運河網構筑起來。唐代沒有像隋代那樣大規模地開鑿運河，唐代的主要工程是對隋代遺留下來的運河加以疏浚、整理、補綴、擴充。唐代因隋之舊，其政治中心在長安和洛陽，而經濟重心卻在江淮地區，因此通濟渠、邗溝、江南河是唐朝的一條大動脈，影響到唐皇朝的興衰。唐代的漕運是我國漕運史上輝煌燦爛的一頁。
北宋十分重視開發運河交通與運輸，通過先后整治開鑿汴河、惠民河、廣濟河、金水河以及江淮運河、江南運河、兩浙運河等重要運河水道，把江浙、兩淮、荊湖等南方地區與河北、京東、京西及京畿等北方地區連接起來。南宋政權亦大力疏浚江南河道供其所需。
金元兩朝的首都是北京，因經濟、政治與軍事諸方面的需要，更進一步開通河北、山東段運河水道以通江準地區。尤其是元代開鑿通惠河、會通河、濟州河等水道，遂使大運河直接貫通南北，使前代呈多枝型分布的運河至此轉變為單線型運河，把南北方各大經濟區域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
這一時期，不僅在解決運河水源、河堤保護、河道開鑿、利用各種閘堰以調控運河水量等關鍵的技術上有重大創新突破，涌現出一批卓有成就的水運專家，同時完善了各級職責分明的運河管理機構，制訂了較為嚴密可行的規章制度以確保運河的航運通暢，極大地發揮了運河在漕運等各方面的功能。
明清兩代建都北京，在元代京杭運河的基礎上，對運河某些河段進行整治改道，并建立管理機構以保證運河通暢，大運河進入全盛時期。明代永樂年間遷都北京后，為了實現南糧北運，明王朝在元代京杭運河的基礎上，著重對運河某些重要運段進行了多次整治改造，并圍繞運河建立了一套機構管理制度，至此，溝通南北地區的大動脈——京杭大運河始貫通定型。
明代，京杭運河通稱漕河，在長達三千多里的運道中，有的是利用天然河泊，有的則為人工開鑿。運道既不相同，各段名稱亦各相異。大體而言，從通州至天津一段利用潮白河道，又稱白漕；從天津至臨清利用衛河，又稱衛漕；臨清至濟寧以南，是元代開鑿的會通河，有閘漕之稱；徐州至淮安為原泗水運道，后為黃河所奪，故有河漕之稱；從淮安至揚州，多為湖泊運道，故稱湖漕；而長江以南運道通稱浙漕。
清后期，因黃河決溢頻繁，運河出現嚴重的淤塞。咸豐年間黃河北徙，漕糧改行海運，大運河全線斷航。
開鑿大運河，最初是為了軍事目的。公元前486 年，吳王夫差北上爭霸，為了解決交通運輸問題，開鑿了一條南接長江、北入淮水的運河——邗溝，邗溝南起揚州，北到淮水，全長約150公里，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條有確切紀年的大型運河，也是大運河最早開發的一段。吳國的水師沿著這條運河北上，先后打敗了齊國和魯國，成就了短暫的霸業。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為了加強對東南地區的控制，相繼在吳百尺瀆和吳故水道的基礎上開通了從鎮江到蘇州直至杭州的河道，奠定了江南運河的基礎。
三國時期，曹操為了在北方和袁紹爭霸，在堰北開鑿了一條人工渠道，后來這條渠道經過疏浚、改造，稱為白溝，它是三國時期重要的漕運渠道。兩晉南北朝到隋之前，運河很少進行大的改造修建。隋唐之后，大運河的功能更多的體現在經濟方面，比如漕運、鹽運、民間航運、水利灌溉等。
大運河的開發和農田水利建設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在開拓航道的同時，以消除水患和引水灌田為主要內容的南北方農田排灌溉工程在各地大量興建起來，使運河區域的水利田獲得大幅度擴展，各類的水利田以及運河地區的官府屯田和營田制度等，都有顯著的增加。隋唐以后，運河的貫通更直接促成了南北農業生產技術的廣泛交流、南北農作物品種的相互移植與栽培，促進了各地區經濟作物的普遍種植，更加快了南北農業商品經濟的發展，使運河地區的生產力水平獲得顯著提高，也使運河區域成為全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從而推動了農業經濟的穩步發展。
自古以來，歷朝君王常到其統治地區巡游，至今揚州地區還有著隋煬帝為了到揚州看瓊花而修建南北大運河的傳說。但隋煬帝修筑運河的真正目的應當是為了鞏固其政權，加強對江南地區的控制。歷史記載煬帝曾三次到江都。隋煬帝巡行時乘坐華麗的龍舟，隨行大小船只四千多艘，挽船民夫近九萬人，聲勢浩大。
清康熙、乾隆二帝多次沿運河南下江南。康熙下江南的目的主要是察看堤防和了解東南地區的社會現狀與民生疾苦，每次都很儉樸，且多數情況下是微服私訪。乾隆也曾六下江南，他乘船順大運河南下，巡游了濟寧、揚州、無錫、蘇州、杭州、鎮江、南京等許多風光秀麗的城市。
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將征自富庶地區的財物(主要是糧食)經水路（有時輔以陸運）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以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支付軍餉以及民食調劑等，謂之漕運。
漕運起源很早。秦始皇攻匈奴時，自山東向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運糧；攻南越時，令監祿鑿靈渠溝通江、珠水系，亦為漕運軍糧。楚漢相爭時和西漢定都長安后,漕運都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隋唐時，由于全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漕運路線由原來的自東向西，改為主要自東南向西北,從長江流域運輸糧食至長安。
北宋漕線較隋唐縮短近半，又著力整治運河，故運輸能力大增，很快便超過隋唐，其年漕運量為中國漕運史之最。
南宋漕運以臨安(今浙江杭州)為中心，以長江及江南河為運輸主干，以官運為主，商運輔之。
元初漕運利用隋唐運河舊道進行，唯無法溝通全線，只能采取水陸聯運形式。
明初承元之故，以海運為主，河、陸兼運為輔，海運為軍運，余皆民運。永樂年間遷都北京，糧食需求日增，而海運險阻，折損頗多，故修治大運河，于沿岸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和天津五處置倉，并造漕船3000只以資轉運。永樂十三年(1415)，大運河全線修通，于是停海運，漕糧專以河運。
清代前期是運河漕運最繁榮的時期之一。清代后期,由于商品貿易的發展,輪船及鐵路交通逐漸興起，漕運已非必需，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令停止漕運。
漕運在我國歷史上形成過一套較完整的制度，并有相應的一套管理系統。元代海運的最高管理機構是中書省，具體辦事機構是其“左司”下轄“糧房六科”中的“海運科”，主要由分處南北的兩大組織系統承辦。內河漕政的管理機構亦數經變更，江淮都漕司負責江南至瓜州，(在今江蘇六合)段，京畿都漕運司接收前司漕糧，負責中灤(今河南封丘南)至大都糧運。
許多朝代都設專管漕運的官員，如唐朝設置了轉運使，宋朝設置了發運使，元朝設了都漕司二使。
明初曾設漕運使，后又建立糧長制度，負責漕糧的征收和解運。永樂二年以漕運總兵官取代漕運使。景泰二年(1451)始設漕運總督，與總兵官同理漕政。
清代設漕運總督總管漕運，下有各省糧道分管各地漕政，押運有管糧通判及糧道，趲運有沿河鎮漕將領及鎮江道，另有巡河御史等官員沿河稽察。漕運總督駐江蘇淮安，掌魯、豫、蘇、皖、浙、贛、湘、鄂八省漕運。
伴隨著運河的開鑿和通航，橋梁、船舶、碼頭、貨棧、船閘、塔樓等構筑與設施紛紛出現在運河線上。這個關系密切的物質文化群為運河航運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運河文化的內涵。這些運河構筑不僅是中華民族輝煌歷史鮮活的物證，也構成了運河帶上一道壯美的風景線。
大運河猶如一條彩帶，連結著南北文化藝術，使沿河兩岸詩文、繪畫、雕塑、書法、音樂和舞蹈等都比前代有了新的發展，呈現出異彩繽紛的局面。運河開鑿后的交通之便，加速了文化交流。運河區域既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國的文化中心。與大運河有關的詩詞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
隋代文學的主要成就是詩歌。隋代詩歌受南朝浮艷文風的影響較深。開鑿大運河的決策者、指揮者隋煬帝楊廣在政治上雖然殘酷暴虐，文風上卻醉心南朝，“三幸江都”，“好為吳語”，寫下了許多溫情嬌艷的詩作，如“輕身趙皇后、歌曲李夫人”，“步緩知無力、臉曼動余嬌”之類，充斥著濃郁的宮廷脂粉氣味。
唐代開元、天寶年間，詩人崔顥和韋建還直接描寫過大運河上的人事風情。崔顥，汴州(今河南開封一帶)人，其《維揚送友還蘇州》一詩云:“長安南下幾程途，得到邗溝吊綠蕪。渚畔鱸魚舟上釣,羨君歸老向東吳。”韋建，曾任河南令。其《泊舟盱眙》一詩云：“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雁宿，候聽雞鳴。鄉國云霄外，誰堪羈旅情。”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萬年(今西安市)人。宰相杜佑之孫，太和二年(828)進士,歷任監察御史、司勛員外郎等官職。杜牧的詩，風格清新，語言生動，引人人勝。如上面的七絕《江南春》。而《遣懷》中“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和《寄揚州韓綽判官》中的“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生動地反映了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發展下市民的生活氣息。
京杭運河的南北大貫通，在地理上把華北、中原與江淮、江南等幾大文化重心區域聯為一體，因而極大地促進了整個運河區域文化事業的發展，使之成為人才薈萃、文風昌盛之區。大運河也吸納古今中外之文化精華，融會中國南北各地的風情民俗、飲食服飾、節目娛樂、婚喪禮儀等，形成獨特的運河風情和民俗文化，使南北運河區域的廣大城鄉居民，有著若干共同的節日習俗。運河由此變成了一條溝通南北文化交流和傳播的紐帶。
大運河還把中國內陸與海外的世界各國聯系了起來，起著溝通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巨大作用，推動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高麗、日本、波斯商人在寧波、杭州登陸后，沿大運河抵揚州、洛陽和長安；來自歐洲的傳教士與使團也沿著運河前往北京。
[ 本帖最后由 hebe5871 于 2010-10-18 19:50 編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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