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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隸書
友人或問：“習楷行草怎能脫俗？”答曰：“兼習隸書。”隸書為承上啟下書體，上窺籀篆古意，下便開楷行筆法。在技法上最具備原始線條變化元素，習之接近古雅。 隸書有三個系列，漢隸、唐隸、清隸。漢人篆、隸并用，人人皆參與隸變，書寫變化出于自然，非有意追求。流傳漢碑以下層文吏書者頗多，筆法約束少而自由發揮多，今人所贊其風格特點者，多為當時書法之缺點也。朝廷書家書法風格相對一致，《熹平石經》為其代表，平直方整循規蹈矩，一派館閣氣象。唐代隸書興于朝廷士大夫層面，多取法于《石經》正體，故成豐腴美觀平滿淺近樣式。擬之楷書，漢隸如魏碑，唐隸如唐楷，唐楷、唐隸皆為后世學習師法，至清碑學興起而有“卑唐”之舉，求隸于石重視兩漢，善隸書家輩出而面目一新。 《張遷碑》、《肥致碑》之真偽皆聚訟紛紜，然前者方勁古雅，后人恐難捉刀；后者奇態逸骨，臨之發人深省。 《曹全》秀麗飄逸，接近簡書筆法，漢之章程書也。 《褒斜道刻石》、《石門頌》奇逸雄肆線條等粗，疑用硬物粗劃而刻之，非書丹所致，其他摩崖大字方法略同，從中尋覓筆法則走入歧途。 《三老諱字碑》分段書寫，字形風格頗異，疑非一時一人所書。然樸茂古雅波瀾不發，最具隸書精神。每當面對，尤嘆西冷諸賢之功。 漢碑與漢簡之隸結體、點畫、章法，乃至精神境界皆有區別。銘石為了長久，點畫形態難免修飾，連綴簡書字遠行密渾然一體，鑄為大碑境界，最能代表漢隸精神的整體形式。簡牘書法字體較小，內容大都為抄寫文稿書籍，書寫時比較輕松隨意，字體略為草率。故而后世習隸以碑為重，大有道理。然簡書為墨跡，漢人筆法于此可得消息。 《書譜》謂“隸欲精而密”，“精”指點畫精致，“密”指結體茂密，漢《熹平石經》、《乙瑛碑》、《華山廟》及魏《受禪表》、《上尊號》、《三體石經》等可為代表。唐隸中興承此書法，故唐書尚法以此為最。 宋、元、明人隸書亦重漢碑，吾丘衍謂“隸書人謂宜匾，殊不知妙在不匾，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深得漢隸書法意趣。豐坊謂“分書以方勁古拙為尚”，亦精辟入理。然世俗審美然專師漢碑法度嚴明者，故免唐隸影響。趙子昂、文征明諸賢雖極力探索，亦僅以蠶頭雁尾字勢擺布點畫而已。 清初遺民鄭簠深得《曹全碑》、《夏承碑》意趣，以行草法出之，名聲大噪。畫家石濤亦以行書筆寫隸，高鳳翰、金冬心、鄭板橋等承之，隸書稍有突破。 布衣鄧石如無功名仕途之累，取舍自如選臨漢碑，以虔誠平常之心作書，方整平實而不板，波磔反復而不單，篆勢異體而不酸，風格獨具一代宗師。之后伊秉綬之大氣、陳鴻壽之奇趣、何紹基之老辣、趙之謙雄勁，諸賢異軍突起自成家數，清隸書百花齊放書蔚為大觀。 地下碑簡帛牘不斷面世，今人獲得前賢難以看到資料，任意采擷吸收，以佐創作。由于審美慣性，漢碑隸書地位牢不可破，簡隸只能是附屬身份。學習簡牘隸書，亦應從碑版入手，先立其骨構其體，然后使之簡牘之筆，才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不然則體內乏勢筆中無物耳。 作隸當有三氣，即正氣、真氣、大氣。當代創作尚情趣、追新奇、重形式，大大減弱了隸書的古樸平實本質，頗有舍本求末之嫌。 或問：“習隸應注意什么？”答曰：“去俗氣。”兼習隸書可去楷行草之俗，若專攻隸書，因其結體扁易穩，蠶頭雁尾易僵，入手容易難脫俗氣。問：“如何脫俗？”曰：“多讀書臨帖，少參加展覽可也。” 贊曰：佐書銘石，節短氣長；臥龍伏虎，天下文章。 論楷書
鐘繇善章程書，減化隸書修飾而書于縑素者。王羲之再加陶冶，楷體漸成。唐之歐、褚、顏、柳諸賢，各使法術自成面目。科舉生員風騷之士無不研習，以成文人標志。 鐘繇用筆側正兼之，故生動自然；右軍中鋒用筆，以成規矩。后代師法，以鐘為鼻祖，而以王為大宗，以唐賢為別子也。 王僧虔《太子舍人帖》吏筆之作鮮有生氣，后之干祿、中書、館閣等朝體者無不如此，非書家之失，楷書功用居先之故也。 歐、虞并稱，理念大異。繼承規矩，虞優于歐；獨樹一幟，歐遠勝虞，故虞得時名，歐得史傳。歐書方整穩重棱角分明，楷之銘石也；虞書溫和閑雅筋骨內含，楷之章程也。唐太宗善鑒，虞擢近侍以書箋札；而碑碣銘石，多敕歐陽。 褚遂良楷書初繼北碑，體態寬綽雄壯。知遇太宗，深習大王以附圣意，成“美女嬋娟”樣式，可知皇恩能量之大矣。 唐楷以京劇老生擬之：歐陽詢，譚派也；褚遂良，言派也；顏真卿，騏派也；柳公權，楊派也。 唐后楷書罕有創造，唯趙子昂以流麗之筆結疏朗之體，超宋越唐頗得南北朝筆意。故寫圓筆北碑者參之，可湊事半功倍之效。 元朝欲以蒙文取替漢字，趙楷遒麗流便美觀通俗，以成翰墨便利之主，于漢文化傳播貢獻特大。 明吳中市井書家興起，與朝廷士大夫書家分庭抗禮。清揚州八怪繼之，朝野書法審美明顯分疆。 明朝科舉之外以書取仕，故中書體大盛。清帝亦重書法，朝廷形成館閣體。中書體遒媚清勁格調頗高，而館閣體以烏、光、正為基調稍嫌肥濁，顯然朝體亦有高低之分。 朝廷書法樣式與傳播途徑有三：一是大型修書，如明修《永樂大典》清修《四庫全書》，為閣體形成之重要原因；二是以書取士，明、清皆有此舉，而以明代為最；三是科舉考試，校庠之多人數之眾，可想而知。 自清代碑學興起后，楷書的學習范圍極度擴大，康氏所謂“魏碑無不佳者，雖窮鄉兒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異態，構字亦緊密非常，豈與晉世皆當書之會邪？”從此正書不正，真書不真，楷書不楷矣。 包世臣于北碑分“云鶴海鷗”及“龍威虎震”兩派，移評南、北書派最為適當。唐楷法度森嚴，學習者當以無法視之；北碑自然生動，當以有法對待，則為得矣。 學習魏碑應分臨讀兩類，《張猛龍碑》、《鄭文公碑》、《張玄墓志》等體正法具者，可深入臨之；造像題記及民間刻石，稚拙粗獷變形夸張以趣取勝，讀之可增加筆下生機，若臨之則舍本求末走火入魔難以自拔。正如做人，由正入邪易，改邪歸正難。 元氏墓志系列為北魏貴族之物，大都為朝廷書家所為，書刻皆精尤可師法。選其一種深入臨習，觸類旁通便可成家。 泰山《經石峪》及鄒城之四山摩崖，字徑尺數筆畫等粗，決非書丹而刻。信徒們多有撒豆成兵簡略之術，不可于此求筆法。 楷書莊重大方，學之能認大體懂規矩揚正氣，藝道之大者。習楷如習儒學，以入世經用為主。書之載道以楷為最，所謂人磨墨墨磨人者也。 楷書品用兼備雅俗共賞，最受社會重視。張懷瓘云：“真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天下老幼悉習真書，而罕至能，其最難也。”故有不善楷書不能成書家之說，良有以也。 當今毛筆楷書失去應用之途，亦成為純粹藝術形式。習楷者全為創作服務，人們的審美觀點大為改變，觀賞性、趣味性、藝術性成為主要元素，因此法度嚴謹規范的唐楷逐漸被人疏遠。楷書也成了文化快餐，難以用水到渠成論說了。 贊曰：將軍臨陣，學士居朝；負陰抱陽，云淡天高。 論草學
漢興而有草書，標志著漢字書寫具有脫離實用成為欣賞品的一面。草書的產生，是漢字書法最終成為藝術形式的重要轉折點。 章草、藁草、今草、大草源頭一也。習草應從章草入，不僅了解草理淵源，而能沐浴古雅簡約之風。否則徒描字型，難定得失。 “深識書者，唯見神彩，不見字型，”特指草書。草書重才情，善草者須有才氣、膽氣、力氣。才情橫溢方能超凡入圣，毫無顧及方能直抒胸懷，筆力千釣方能紙墨相安。 章草尚質樸古雅；小草求奇逸精妙；大草重氣勢神采。習小草者多用行書筆法，以求簡易便捷之路，大為失趣。章草靜中寓動，與篆籀氣息相通，看之易而學之難也。大草非才識高杰功夫深厚者難得成功，否則便成為野狐禪。 古賢章草真假難辨，經屢經翻逐漸失真。松江本《急就章》不存隸意，謂皇象書難以置信。《出師頌》結字檢便筆法古雅，可稱典范。子昂用唐楷法作章草，筆單意淺。宋克以太傅之筆挾豪杰俠氣概，稍為可觀。習章草應目無波磔，方能有得；若著眼于波磔，則等而下之。子昂、宋克雄才博識，難免此俗。 孫虔禮《書譜》草書，“窮變態于毫端，合情調于紙上”，為右軍真正嫡系。然《述書賦》謂其“千紙一類，一字萬同”，可見古人標準之高。歷來學《書譜》成功者少，習氣易得風雅難近之故也。今人學虔禮者較多，更難脫牢籠。 宋太宗喜草書，臣子趨之若鶩，形成草書熱。《淳化閣帖》成，二王草書遍及天下，《草訣歌》產生，草書真身漸亡。 大草稱張旭、懷素、黃山谷鼎足三分。張旭草書流傳極少，殘碑斷札亦令人驚駭，可知草圣非浪得名。懷素草書功夫過人，筆法精致結構天成，如天女散花氣象祥和。然線條變化較少，正如狂僧撒野，而律理敢忘也。山谷草書線條澀勁，大開大合點畫狼藉，慢條斯理歪打正著。張旭草書如短跑，勢足神速；懷素草書如長跑，功力耐久；山谷草書則如競走，不敢飛奔。 黃庭堅草書有金石味，開碑派草書之先河。楊凝式以大草筆法作行書，黃山谷以行書筆法作大草，形神字理，得失自知。 元明人多善草書，融入章草元素，子昂、子山之功也。解縉以狂草筆法作藁草，亦能可觀。祝允明草書氣勢奪人，章法渾然大有創造，然難免敗筆。 張瑞圖草書膽識過人，不忌折疊積薪而新意自出。黃道周、倪元璐偷梁換柱自成面目，人鮮識之。 王鐸、傅山皆俱草書之才。王氏技法嫻熟常人難及，然著意處多而雋逸處少；布衣傅山狂放傲世無所顧忌，無所掛礙直抒胸懷。王鐸中鋒提筆貫徹始終，線條緊而變化小；傅草鋪毫直書大起大落，線條輕松變化豐富。王鐸草書成竹在胸，成功率很高；傅草質量兩極分化，神融筆暢發揮超常，思竭手蒙趨于蠻野。王草近賢近圣，傅草亦圣亦魔。 清人不善草書，前因董書泛濫，后有碑學興起，皆不利于草書馳騁。黃慎為揚州八怪中人物，以畫意作草書，落筆紛披出類拔萃。 近代沈子培以方筆作章草，險勢意奇。門人王蘧常以篆籀之筆參簡牘之體，儒雅古怪自成體系。王世鏜、余紹宋、鄭誦先、高二適輩之章草，各具千秋。于右任標準草書情理相悖，失敗與生俱來。林散之草書，糅合懷素、祝允明、王鐸，以畫意出之，頗為可觀。 大草創作，當選擇生疏詩文書之。胸無成竹字成意后，才能意趣橫生。若書常誦之語，點畫字形極熟于心，則無意外之奇神來之筆矣。 草書為性情中人事，多愁善感浮想聯翩，最易以草書發之，此草書與詩詞相通之故也。 做大草如赤身狂舞無所掛礙，常人難以做到。歷史上善大草者，或對酒當歌以壯膽魄，或裝瘋買傻精神麻醉，張顛、狂素無不如此，長此以往有所依賴。故帝王將相鉅宦大儒不作大草，身份有礙耳。唯當代毛澤東，貴為國家元首，大草不讓前賢，偉人哉。 寫草當求其純，方入高深境界。唐后人做草，加入行書字型，學識功夫不逮之故也。世人學草書多從《歌訣》入，疏于草理，遇有難為草書字形，無奈行書代替，故俗氣滿紙。若草法精熟于心，用之則得心應手，可為無憾，讀右軍《十七帖》可知。 草書開筆難，結尾尤難。草字貴變化，風格類別首字便為基調，其后萬變不離其宗。然草書結尾更難，好的結尾條件有三：一要書盡意不盡，“繞梁三日”余味無窮；二要與開篇呼應變化，渾然整體；三為末字位置難料，款式配合須錦上添花。 贊曰：胸羅萬象，吞吐乾坤；龍騰虎躍，泣鬼驚神。 論行書
行書之名出現較晚，而其體勢產生與正書略同。草體書名出現之前，廣義之草即是行書，正書便捷之體也。 行書為正書之小偽，不象草書另成體系，學之方便，用之無慮，故世人多喜愛之。行書，最宜得書卷氣，文人多以此抄寫熟練之故也。 行書約束較少，可以盡情揮灑馳騁。然終因字體不可過度變形，故抒情達意難比草書強烈。 行書有真行、行草、狂行者。連貫隸楷體勢者，真行也，如王右軍《蘭亭序》；加之草法者，行草也，如顏魯公《祭侄稿》；以大草筆法書寫行草者，狂行也，如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后二者，猶如藁草。 行書者，行為之跡也。行書規矩不嚴，如人之日常行為，本身之學識修養、氣質胸次、禮儀規矩、秉性習氣皆寓其中，故“書如其人”，以行為真。 右軍行書不激不厲風規自遠，最能代表魏晉風度。唐人行書步驟二王，唯北海以雄健之筆橫行于碑版，魯公假張顛毫翰融化自家正書，皆獨辟蹊徑屹立書壇。顏氏行書近于天然，北海行書便于功用，二賢得失不言而喻。 古賢行書為楷書之影子，數體風格一致，如右軍之遒勁；歐陽詢之險絕；顏真卿之寬博，黃山谷之清勁皆如此。今人作書為展覽所累，風格朝楚暮秦，正、行大都南轅北轍矣。 李邕以北碑氣質入行書，氣象宏大；山谷以《瘞鶴銘》風韻入行書，亦有碑版氣息。李邕筆方山谷筆圓，異曲同工登峰造極，為開碑派行書之先河者。 宋時行書大有創造，于朝廷禮遇文人有關。文人雅士多有逸興，動輒超越規矩而自見性情。蘇黃米蔡行書之外，王安石之率真，歐陽修之肅整，無不彰顯個性體現自我。明代專制統治，對待文人尤其嚴酷，動輒廷杖系獄，文人墨客皆為中書體束縛而難見真性情，故行書固步自封難有創造。 明李東陽之行書橫平豎直，全以隸勢出。清伊秉綬善隸書，而行書亦從隸化出，似李東陽后嗣。康有為之行書，亦類似之。不盡學得，亦可暗合也。 祝允明善學行書面貌最多，偶爾以豪放粗獷之筆做無稽之談體勢，粗頭亂服以丑為美，陳淳、徐渭繼之，傲骨使氣，最為寫意。 文征明小字行書法《圣教序》，大字行書師山谷，以成習慣。豐坊小文氏兩旬亦有書名，其大、小行書亦分別師法，且與文氏取法相同，當有意仿之。 董其昌行書古淡，為帖學之集大成者。故清初帝王喜愛之，朝野文人追逐之，帖學頹廢不堪。物極必反而碑學興起，如此度之，董氏為興帖之功臣，亦為滅帖之罪人也。 石濤以隸意寫行書，高鳳翰，金壽門、鄭板橋沿波而上名聲雀起。壽門化隸筆為行書，古樸勁拙境界尤高；板橋集隸形為行書，有瑣屑拼湊之嫌。 劉墉行書初習香光，后冶鐘繇、東坡及章草于一爐，對鄧石如之書頗為贊許。晚年書肅穆厚重，隱藏碑版氣象，康有為謂其“集帖學之大成”，走眼之評。 何紹基行書結構多從《爭座位》來，以回腕之筆挾篆籀北碑之氣，點畫勁拙體勢奇古，面目一新。趙之謙自謂不善行書而能藁書，是說有別右軍嫡系，其以婉轉之筆作北碑之體，自謂藁書，不自欺也。康有為能將深厚館閣體功夫隱藏不露，審時度勢改轍換調，可謂精明善變之士，其行書純從《石門銘》化來，為最得捷徑者。 行書可分三大類別：一是右軍系列，影響最大者，至今仍然不衰；二是顏真卿系列，唐后能與右軍分庭抗禮；清代中后期碑學興起，書寫提倡金石氣，或萬毫齊力，或戰筆澀進，行書面貌一新。 行書屬動勢書體，與草略同，“故得之者，先稟于天然，次資于功用。善學者乃學之于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呈自然。”張懷瓘此論千古名言。“異類而求之”“不取原本”最值品味，若學行書只取法行書，每況愈下可想而知。 劉熙載云：“蓋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詳。知真草者之于行，如繪事欲作碧綠，只須會合青黃，無庸別設碧綠料也。”行書秘密，盡泄如此。 當今書壇行書創作最為興盛，百花齊放千姿百態。然形成之即速，而凋謝之亦快，罕有不畏艱難持久攀登者。當代書法資料異常豐富，人們思想活躍手段高明，最具備形成行書高峰的條件，書壇等待著俊賢們的努力。 贊曰：感會無方，鴻戲鶴游；蘊藉宏深，下筆風流。 （按：此為《張金梁書法集》代序） 拙墨《張金梁書法集》付梓在即，例有序言。或求賢哲拔高，或約書友頌揚，不失人生樂事。然求人不如求已，借此抒發胸臆壘塊，不以快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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