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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蜀國名將魏延是三國史上頗具爭議的人物之一。有人說他是蜀漢后期最為重要的大將，因“性矜高”而與“平日諸將素不同” ；屢次北伐時，“延每隨亮出，欲請兵萬人，與亮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深為一生謹慎的諸葛亮所“制而不許”。建興12（公元234）年秋，在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因與丞相府長史楊儀爭奪蜀漢最高軍事統帥權，被誣以叛蜀而遭楊儀部將馬岱所追殺，為后人嘆惜不止，深以為冤。如冒鶴亭先生就在《疚齋日記·讀三國志蜀志》中云：
“魏延之反，亦冤辭也。其人過于自負，嘆恨己才，用之不盡，故諸葛卒后，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指長史以下）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約束），作斷后將乎！’。蓋欲遣行者護丞相喪歸，自留渭南，與司馬決斗。其才不及諸葛則有之，其興復漢室之心，與諸葛同也。而楊儀素與延不平，不欲下之，便引諸營相次還，延于是怒，先儀南歸，燒絕棧道，使儀歸不得。此則逞一朝之忿，而忘君國之大事矣。陳壽于延傳末云：‘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就背叛。’斯為得之。蜀中人才本少，橫加延以反名，長城自壞，儀之肉寧足食哉！”
也有人說“魏延腦有反骨，久后必反”，且多次賣主求榮，為“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諸葛丞相而所不容，并在其死后設計除掉之。這種說法常見于流傳甚廣的《三國演義》，但《三國演義》畢竟為小說家之言，且大都人都認為它只是七分史實、三分虛構，不可盡信。況且史書《三國志》中的魏延就看不出反叛蜀漢的意圖，正如《三國志·蜀書·魏延傳》所言：
“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知人論世，斯為得之。魏延有錯，但無反骨，事去千載，言之慨然而又枉然。且考諸史籍，只見其忠義雙全、勇略過人，而無叛蜀之跡。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魏延桀驁不馴的性格和驕傲粗魯的脾氣，導致在關鍵時刻被人誣以謀反，終慘遭滅門之禍。正如蜀人楊戲著《季漢輔臣贊》中云：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沖外御，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因此我們說魏延脾氣固然偏激，但在政治上他絕對忠于蜀漢政權，毫無叛蜀之跡。有問題的只是他性格上的“不協不和”，才導致其身死族滅。下面我們將深入探討魏延所謂的“叛蜀”之說。
二、心存漢室，足見其忠
蜀將魏延是先主劉備最為欣賞和看重的名將之一，也是第一批隨劉備西入益州、力定巴蜀的功勛之臣。《三國志·蜀書·魏延傳》就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戰有功，遷牙門將軍。”可見，在劉備西取益州的戰爭中，魏延多次力戰有功，從軍隊的基層開始，一步一步往上爬，以致最終完全取得先主之信任，將鎮守漢中的重任交給他。《三國志·蜀書·魏延傳》就曰：
“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及撥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
在當時，漢中是蜀國的最前沿陣地，得漢中，可不僅可北爭關隴，而且還能南蔽巴蜀。正如楊洪對諸葛亮云：“漢中則益中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三國志·蜀書·楊洪傳》）。蜀將黃權亦說：“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三國志·蜀書·黃權傳》）。清人顧祖禹曰：“漢中府北瞰關中，南蔽巴蜀，東達襄鄧，西控秦隴，形勢最重。”（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六）。曹魏若是占領漢中，將嚴重威脅巴蜀。當時蜀漢的五虎上將俱在，有“絕倫逸群”的關云長、“雄壯威猛”的張翼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的馬孟起、“老當益壯”的黃漢升及“智勇雙全”的趙子龍。但先主卻把這肩關益州安危的重任交付于魏延，足見其知人善任，對魏延是絕對信任的。故在大會群臣之際，試問說：“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 魏延氣干云霄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 “先主稱善，眾威壯其言。”可見其忠義雙全、勇略過人。但魏延也不辜所負，在他鎮守漢中的十五年里，曹魏從末越過漢中半步。直至蜀漢后期姜維調整軍事部署，采用誘敵深入之術，最終被魏將鐘會長驅直入，導致蜀漢的直接滅亡，深為后人嘆惜不已，如郭允蹈就在《蜀鑒》云：
“蜀之門戶，漢中而已。姜維之退屯于漢壽也，撤漢中之備，而為行險僥幸之計，則根本先拔矣。異時鐘會長驅直入，曾無一人之守，而敵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鄧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見。嗚呼，姜維之亡蜀也。”
以此觀之，在蜀國滅亡的后期階段，若諸葛丞相遺命讓“攻守兼備”魏延統軍漢中、北進中原，魏國終不能越雷池半步，蜀漢政權也不會在很短時間內滅亡，可歷史不容假設。反觀諸葛遺志的繼任者姜伯約雖“忠勤時事，思慮精密”、“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但終因其才疏學淺、難堪重負。正如陳壽在《三國志·蜀書·姜維傳》中評曰：“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于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魏延與姜維軍事才能之高低，一目了然，足可見諸葛亮也有識人不智、所托非人之時。
三、屢立功勛，足見其勇
魏延在蜀漢后期軍事行動中，多次隨諸葛亮北伐中原，屢立戰功，被后主封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領漢中太守，南鄭侯。地位僅次于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領司隸校尉，益州牧，武鄉侯的諸葛亮，成為蜀漢晚期最為重要的將領之一。
蜀漢建興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溪，延大破淮等”（《三國志·蜀書·魏延傳》）。此次戰役是由魏延單獨領軍作戰，對手郭淮又是曹魏在關西隴左首屈一指的名將，《三國志》號稱其“方策精詳，垂問秦雍”。郭淮曾在街亭敗馬謖、破高詳，“摧破廖化，擒虜句安”（《三國志·魏書·郭淮傳》）。其深通兵法、神機妙算，即使諸葛亮亦畏懼他三分。如青龍二年，諸葛亮兵出斜谷，屯田于蘭坑，等待時機再伐中原。當時司馬宣王駐兵渭南以防蜀軍，“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但司馬懿采納了他的建議，即刻讓其率軍駐屯北原，“塹壘末成，蜀兵大至，準逆擊之。” 。過了不久，“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準獨以為此見形于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其夜果攻陽遂，有備而不得。”魏延就是面對郭淮這樣的魏之名將，卻能大破之，此足見其具有獨自作戰的統帥才能，實可堪大任也。后來在諸葛亮的幾次北伐中，魏延也多次摧城撥寨，屢立戰功。《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載：“宣王(指司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以此言之，蜀將魏延驍勇善戰、所向披靡，且又心存漢室，可謂蜀之猛將也。然而就是在關張等五虎上將等先后過世的蜀漢后期，對于魏延這樣一個難得的軍事將才，諸葛亮卻始終不肯像先主劉備一樣心懷坦蕩，委以重任，誠為可惜。
四、子午之計，足見其謀
魏延在建興五年（公元227年）第一次北伐時，就曾向諸葛亮提出“（兵）出子午谷”之計，后又多次提出，但諸葛亮均沒有采用。《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
然就魏延所提出的兵出子午、奇襲長安的軍事策略是否可行呢？歷來學者為此爭論不休、莫衷一是，由此而引出了一段歷史公案。下面將就此來略加闡述，以能辨其是非曲直。
首先，諸葛亮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但不是卓越的軍事家，這一點，古來早有定論。如陳壽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后評中曰：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末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對諸葛亮的評語可謂一語中的、所言不虛。我們知道治國與打戰是截然不同的，治國之道，講究的是能行“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之正道。但“運籌帷幄，決勝于千里之外”的軍事行動，決定戰爭勝負關鍵是指揮者的多變的謀略和不盡的智慧。故孫子云：“兵者，詭道也！”，“善出奇兵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古之善于用兵者，大多遵循奇正相合、虛實相間的軍事原則。而諸葛亮之用兵常見其正，不見其奇，在伐魏的軍事戰略上表現為只知“安從坦道”來“平取隴右”之正，看不到兵出子午、奇襲長安之奇。因而一味地固守正道，與強大的魏國在漢中祁山一帶相持對壘，打一場消耗戰，最終導致身亡國滅，真可謂是不知用兵之機者也！
其次，在當時魏強蜀弱的局勢下，蜀國要想生存下來并戰勝強大的魏國，除了出奇制勝以外，別無它途。而“出奇制勝”的關鍵在于要選擇好進攻時機，把握好進攻對象，從而達到出“一招制勝”的目的。如果詳加分析，就會發現在首次北伐時已具備了出奇制勝的條件與形勢。其一，進攻時機的選擇上。在蜀主劉備白帝城托孤死后，大部分魏國人都認為蜀國無力進攻魏國，因此邊界守備松懈、兵懶將惰。故《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曰：
“始，國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所以第一次北伐帶有相當的突然性與隱蔽性，是進攻的最好時機。其二，進攻對象把握上。當時率軍鎮守長安是曹操的女婿夏侯楙，此人是曹魏名將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與楙親，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關中。楙性無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時，多蓄伎妾，公主由此與楙不和。”可見，夏侯楙只知蓄伎納妾，聚斂錢財，憑借“主婿”的裙帶關系而都督關中，完全是一個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內式的人物。對于這樣一個不學無術的紈绔子弟，如果兵出子午、奇襲長安，完全可一戰而定。可正是由于諸葛亮的小心謹慎，失出了奇襲長安、興復漢室的最好機會，每讀史到此，不覺掩卷長嘆，引以為憾！
再者，兵出子午、奇襲長安的軍事謀劃是確實可行的。子午之道雖崎嶇難行，但確實是可以行走的，其中《三國志》就多次提到過它，如《張魯傳》：“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眾。”《曹真傳》：“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鐘會傳》：“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等等。可見在當時子午谷是比較熟悉的一條險道了，但比起魏將鄧艾偷越的陰平小道，應該算不了什么險峻難行。《三國志·魏書·鄧艾傳》就曰：
“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余里，鑿山開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于危殆。”，“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雖為同為險道，卻因人而異，功業各異。魏將鄧艾深通兵法、知曉奇正之術，利用魏將鐘會在劍閣與姜維相持之際，出奇制勝，憑偷越陰平小道之奇謀而一戰定蜀。而諸葛亮固守正道，與強大的魏國在漢中祁山一帶對壘，最終身亡國滅，真可謂同道殊歸。這也從反面證明了魏延提出的兵出子午、奇襲長安的方案是最高明的、切實可行的軍事謀劃。
五、延儀之爭，足見其冤
蜀將魏延與丞相府長史楊儀矛盾由來已久。如《三國志·蜀書·費袆傳》就曰：“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并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倆人之間的矛盾大多都因性格不同所致，史書載魏延雖然“善養士卒，勇敢過人”，但“性衿高”，與同僚關系很差。又其桀驁不馴、性格剛猛，大家都畏避之。但只有長史楊儀卻偏不賣帳，倆人遂成宿怨。諸葛亮在世之時，因“深惜儀之才干，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故常令參軍費袆從中周旋調協，每當二人撥刀相向之時，“袆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才不致于因私害公。故“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實為“袆匡救之力也。”。
建興12（公元234）年秋，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延儀之間的矛盾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倆人為了蜀軍最高軍事指揮權及撤軍布署而大打出手，導致嚴重的內訌。其事情的始末大致如下：諸葛亮在死之前，召開一次最高級的軍事會議，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安排，作為當時僅次于諸葛亮的第二號軍事統帥的魏延卻被排除在外，這是直接導致延儀內訌的導火索，也為魏延不服從諸葛亮生前安排的撤軍布署埋下了深深地禍患。《三國志·蜀書·魏延傳》載道：
“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祎、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后退軍節度，令延斷后，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
當時魏延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領漢中太守，南鄭侯，地位僅次于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領司隸校尉，益州牧，武鄉侯的諸葛亮。按理說諸葛亮死后，最有資格繼承大將軍之位，統帥全軍的應為魏延，但諸葛亮卻撇開魏延只和長史楊儀、司馬費袆及護軍姜維等密議身后之事，這明顯屬于感情用事，有意為之。
諸葛亮亡歿后，楊儀“秘不發喪”，卻命司馬費袆去探魏延之口風，魏延對費袆說：
“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后將乎！”
此語于公于私皆言之有理，但不愿服從撤軍布署之意已溢于言表。司馬費袆虛與委蛇，并和魏延就撤離和留守人員作了大概安排之后，誆騙魏延道：“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便借此機溜出魏延大營，馳馬而去。末幾，魏延發覺上當受騙，派人追之不及。于是魏延大怒，率領所部兵馬先于楊儀之前撤回漢中，并命人燒絕劍閣至成都的棧道，以阻截楊儀撤軍之歸路。延儀各自先后上書后主言對方謀逆，后主不決，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等。允、琬咸皆保儀疑延，后主派長史蔣琬率宿衛諸營北上接應楊儀。魏延先至南谷口，率所部兵馬與楊儀大軍相距，楊儀前部先鋒何（王）平叱散延部，魏延和他的兒子及數人奔逃漢中，楊儀遣部將馬岱追斬魏延，致延首于儀前，楊儀用腳踩延首，并罵道：“庸奴！復能作惡不？” 并下令夷滅魏延三族，足見其恨魏延之深也。后來，楊儀也不得善終。撤軍回成都后，儀自以為臨危受命，有誅討魏延之功，宜代諸葛亮秉理朝政，但諸葛亮平生以其“性狷狹”，早已密表后主以蔣琬為相。從此以后楊儀便“怨憤形于聲色，嘆咤之章發于五內”，時人以其言語不羈，大都敬而遠之，只有司馬費袆多加安慰。但其仍口無遮攔，多次對費袆逆語道：“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訝！令人追悔不可復及。”費袆馬上密奏后主，建興十三年貶儀為民，遷徙于漢嘉郡。后楊儀又多次上書，誹謗朝政，并且言辭激烈，遂下郡收儀，最終其在獄中自殺而亡。
通過了解延儀之爭的全過程，我們認為魏延至始至終并無背叛蜀國之意。只是由于他桀驁不馴的性格和驕傲粗魯的脾氣，導致在關鍵時刻被人誣以謀反，終慘遭滅族之禍。正如《三國志·蜀書·魏延傳》所言：“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倒是諸葛丞相充分信任并在死后委以重任的楊儀卻欲大逆不道，舉大軍以降魏，真是世事難了啊！
六、后語
通過對蜀將魏延叛蜀一說所進行的分析與研究表明：魏延心存漢室，足見其忠；屢立戰功，足見其勇；子午之計，足見其謀；延儀之爭，足見其冤。作為蜀漢后期最為重要的將領之一，只是非功過由于其桀驁不馴的性格和驕傲粗魯的脾氣，才致使身死族滅，誠為可惜！
（編輯：hu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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