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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和古文運動 韓愈（786至824年，字退之，號昌黎，河南孟州人）被后人稱之謂“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古文運動中曾起到中流砥柱之作用，這也是其一生不朽之偉業。故而寫韓愈不得不述及古文運動。 宋代大文學家蘇軾(1036至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在著名的《潮州昌黎伯韓文公廟碑》中贊揚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只有對唐宋古文運動的由來和發展有所了解，才能體會到這句話高度評價了韓愈對中國文學史的貢獻。唐宋古文運動提倡散文，反對駢文，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次文化運動。由于參加的人很多，有共同的要求和目標，形成相當的規模，又經過長期的斗爭，終于取得勝利，從而印證了歷史潮流不可阻擋的真理。 駢文用對稱的字句組成，字句的音韻還講究平仄和協調，是一種難以看懂、理解和應用的文體。由于有很多典故和重復說明，所以也象一種文字游戲。其起源于秦、漢，形成于魏、晉和六朝，占據了八個朝代文壇的重要地位。而古文反對形式主義、文風萎靡和僵化，希望能真實地反映現實、自由描寫事物，使其成為易寫、易看、易懂的俗文化，更好地順應時代要求和人民的需要，所以便由韓愈和柳宗元（773至819年，字子厚，山西永濟人）領導古文運動與駢文作斗爭并取而代之。 古文有兩個含義：一是指古代的文句，如孔子的《論語》和《詩經》的句子都淺顯易懂；一是指古代的散文，如《左傳》和《史記》都是沒有華麗文句修飾的真實性文章。古文和駢文有什么區別，從以下文章便可得知：著名作家庚信（513至581年，字子山，河北新野人）有《謝滕王賚馬啟》：某啟，奉教垂賚烏騮馬一匹，柳谷（張掖有裂開石塊上有五馬圖像，示晉代魏而興）末開，翻逢紫燕（漢文帝劉恒的名馬）；陵源（指陶淵明文章中的武陵源）猶遠，忽見桃花（源，也是馬名）。流電（劉恒的馬名）爭光，浮云（也是劉恒的馬）連影，張敞（漢朝京兆尹）畫眉之暇，直走章臺（京城地名）；王濟（晉朝富翁）飲灑之歡，長驅金埒（用錢圍成的矮墻養馬，以示富有），謹啟。”全文共五十八字，用了九個典故，其意無非是“承你送我一匹良馬，今后我可騎它出游和赴宴。” 而韓愈也收到一匹馬，寫了《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給唐憲宗：“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另一大臣）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之男（名）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御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圣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伏。”全文110字，沒有一個典故，與駢文對比起來，更顯得自然、樸素，實用，易懂。所以韓愈說自己的文章繼承“古代道統（圣賢之道）”，枊宗元也提到“明道”（明白道理）為寫文章和看文章的目的。 韓愈站在古文運動的最前列沖鋒陷陣，以他的“浩然正氣”大聲疾呼、鼓舞其追隨者。他是這一運動的領導者，指出明確的寫作方向和提出具體要求。他的女婿李漢在《韓昌黎集序》中說岳父“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他和柳宗元一同培養了不少青年作家，使古文在群眾中樹起威信。雖然他受到的阻力和打擊不小：“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但柳宗元堅決支持，說韓愈才高他數等，只有司馬遷才能相比，連大文學家楊雄也沒他的“猖狂恣睢（氣勢旺盛）、肆意有所作為”。所以推重韓愈也是為抬高古文的地位。 韓愈所提倡的“道”是“圣人之道”。他在《原道》中有：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子）與佛之道也，（而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王)、武（王)、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柯（子），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所以蘇軾有“道濟天下之溺”之贊。但韓愈所說的“道”是從文藝理論的角度來“明道”，是宣揚社會文明，普及文化知識，它與維持封建統治秩序和儒家倫理道德觀念的“孔孟之道”有所區別。韓愈并反對佛教，而只是反對“迎佛骨”之類的某件具體事。這從他到潮州后與高僧大顛（732至824年，潮陽人,原名陳寶通）的友誼便能看出。韓愈還認為作家的品德也是“道”，文章是作家品德的反映。品德的高低好壞決定著文章的質量。 韓愈還提出“不平則鳴”作為古文運動向社會現實進行批判的理論根據。他在《送孟東野序》中有“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不平者乎。”他把古代很多思想家和文學家都稱為“善鳴者”。因不得其平而鳴。而作家對現實生活的感受越是強烈，郁積越深厚，其鳴聲也愈高、愈暢、愈勇。因為文學是從時代和社會生活的矛盾和斗爭中產生的，作家的責任就是反映和記錄社會。韓愈偉大之處就在于他關心人民疾苦，代表人民發言。盡管唐憲宗對他很好，從上面的《事物狀》可知：他為人寫了碑文，不敢接受禮物。皇帝李純便叫中使宜諭，送到他家中。當時只要別因“不平則鳴”而諫迎佛骨，便能青云直上。但他還是“忠犯人主之怒”而被貶潮州，贏得了“江山易姓”“千秋之祀”。 韓愈留下了380多篇古文，成為古文運動的旗幟。我國的古代散文發展經歷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先秦諸子的階段，那時百家爭鳴，其散文百花齊放，各顯異采。象孟子的雄厚、莊子的奇偉、荀子的謹密和韓非子的深峭，都為后人開了新路；第二階段是兩漢史傳如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同樣為傳記文學樹立了不朽的典范，而諸葛亮的文章也充滿正氣。他們在描寫人物形象、活動及環境等方面都取得了驚人成就而影響至今;第三階段是韓愈與柳宗元領導的古文運動，使散文得到進一步的創新和發展，不但在其后主導天下文風之潮流，也為歷史上潮州文士所推崇，如明代狀元林大欽（1511-1545年）就因學“蘇文”有所成就而名聞天下的。 韓愈對文學技巧的掌握和運用都達到古代散文作品的頂峰。其作品可分為雜文、書信、序文和碑志四大類。雜文包括政治和哲學論文、讀書札記、傳記、祭文、雜感、小品文等。政治論文如《原道》、《原毀》、《原性》、《原人》、《原鬼》，世稱“五原”，都是儒家正統觀念和哲學思想的發揮。就是這些政治性強烈的作品，韓愈也顯示出他的文學技巧。文章中有波瀾起伏的結構，也有形象性的用語，用筆精練，描寫生動。而《師說》倡導“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和“圣人無常師”，“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既提出教師的責任，也批評當時士大夫之族“恥相師”的狂妄自大。《進學解》是《師說》的續篇。韓愈寫出自己的勤勞和困厄。《送窮文》以五個窮鬼對主人的嘲笑侮弄，表達了對世俗社會的譴責和對自己遭際的不滿。 傳記《張中丞傳后敘》是色彩鮮明的英雄贊歌，集中表現張巡、雷萬春、南霽云等人的忠義形象和可歌可泣的事跡，著墨不多而壯烈的神情躍然紙上，精煉的筆法得到充分的表現。《毛穎傳》記敘毛筆歷史，帶有傳奇性游戲筆調。《畫記》對一幅畫中幾十人和幾十匹馬、幾十頭野獸、二百多件兵器和幾十個動作做了細致描寫。而全文不過700字，是韓愈寫作技巧高超的表現。 韓愈的祭文代表作除著名的《祭鱷魚文》之外還有《祭十二郎文》，是一篇充滿真誠的悼念親人之文章，給人很大的觸動。文章在激情的往復動蕩中出現很多重疊字句，深深地流露他哀痛不能自己的情感，一字一句都貫注著深厚的真誠。雜著中有《伯夷頌》，贊美了反對戰爭的和平主義者。韓愈的書信分為寫給朋友、青年作家和當朝權貴三類，大都以抒發感情，討論學問和干托請求，但對不同對象運用各種不同筆法，措辭造語能立新意，極盡變化之能事。 序文是唐代文人在朋友離別時寫下的送別文章，以示安慰和勉勵。韓愈創作了不少，也寫得最好，通過各種不同的詠嘆形式，對社會各種不合理現象進行批判，大都具備抒情的意味，讀來感情豐富、韻味無窮。如《送李愿歸盤谷序》就被蘇軾稱為唐朝“第一文章”，因為反映出“朝政昏亂，藩臣驕恣”情況下知識分子對現實不滿，憤慨又企圖逃避的矛盾心情。 碑志也是韓愈文章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分為達官貴人的墓碑、墓表、墓志。另一部份表彰有才能而屈于下位或遭遇坎坷的小人物。里面的人物大都神采飛揚和栩栩如生，如《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志銘》寫了薛公達“以不同俗為主”，揶揄了“讀不識句”的軍隊主帥。突出墓主的磊落多才，盡管他是個小小的國子監助教。《貞矅先生墓志銘》描寫了詩人孟郊的一生，用沉痛的筆調記錄在社會忽視下默默死去的天才的遭遇。《柳州羅池廟碑》記下他的戰友柳宗元的政績，寄托了哀思和敬仰之情，還用浪漫主義的筆調敘述他“死而為神”的神話。可能韓愈自己也沒想到他自己也會“死而為神”，其正氣至今千余年猶存于潮州的山水之間。《柳子厚墓志銘》正確評價柳宗元在文學方面的深厚修養和杰出貢獻，稱贊他“俊杰廉悍（才華出眾，精深過人），議論引證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議論層出不窮），率（經）常屈其座人。”推許他的文章“必傳于后。” 與韓愈、柳宗元同為“唐宋八大家”的還有歐陽修（1007至1072年，字永叔，江西吉安人）、蘇軾、王安石（1021至1086年，字介甫，江西臨川人）、曾鞏（1019至1083年，字子固，江西南豐人）、蘇洵（1009至1066年，字明允，蘇軾之父）、蘇轍（1039至1112年，字子由，蘇軾之弟）。他們的最大功績，就是為后代文章從理論到創作實踐上都指明了正確的發展方向和樹立了可以道循的典式，終于造就古文運動最后階段那波瀾壯闊、蔚為大觀的局面，其余波直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后才告一段落。所以，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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