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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劉熙載《藝概》（上 文概和詩概）
【簡評】《藝概》是劉熙載平日探究書藝的心得。言雖簡短,每每一語中的。如論作篆應“婉而愈勁,通而愈節",這就比孫過庭所論更進一步。論隸書指出其特點是“勢險節短",并應以奮筆作書.其中論作草書如何增減筆畫,移易位置,以及應該吸收其它字體的特點等見解尤有新意.
對于用筆的提按、疾澀他也有很精到的看法.如“重處正須飛提”,“輕處正須實按",“澀非遲也,疾非速也",均為度人金針.
他還強調作書要于變化中求得統一.“整齊,取正應也;參差,取反應也",說的是結構章法上的變化統一；“曲而有直體,直而有曲致",說的是點畫形態；“一于方者,以圓為模棱；一于圓者,以方為徑露",講的是圓筆、方筆的運用。只顧整齊劃一則易死板,只求局部變化則易散亂,因此必須在變化中求得整體真正的統一.能善于處理這兩者間的關系,則書藝可至妙境。
敘
藝者，道之形也。學者兼通六藝，尚矣。次則文章名類，各舉一端，莫不為藝，即莫不當根極于道。顧或謂藝之條緒綦繁，言藝者非至詳不足以備道。雖然，欲極其詳，詳有極乎？若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殫竭無余，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藝，好言其概，今復于存者輯之，以名其名也。莊子取“概乎皆嘗有聞”，太史公嘆“文辭不少概見”，聞、見皆以“概”為言，非限于一曲也。蓋得其大意，則小缺為無傷，且觸類引伸，安知顯缺者非即隱備者哉？抑聞之《大戴記》曰：“通道必簡。”“概”之云者，知為“簡”而已矣。至果為通道與否，則存乎人之所見。余初不敢意必于其間焉。
同治癸酉仲春，興化劉熙載融齋自敘
卷一 文概
《六經》，文之范圍也。圣人之旨，于經觀其大備，其深博無涯涘，乃《文心雕龍》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有道理之家，有義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說見劉劭《人物志》。文之本領，祗此四者盡之。然孰非經所統攝者乎？
九流皆托始于《六經》，觀《漢書·藝文志》可知其概。左氏之時，有《六經》未有各家，然其書中所取義，已不能有純無雜。揚子云謂之“品藻”，其意微矣。
《春秋》文見于此，起義在彼。左氏窺此秘，故其文虛實互藏，兩在不測。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左氏釋經，有此五體。其實左氏敘事，亦處處皆本此意。
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運化之方，斯為大備。
劉知幾《史通》謂《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余謂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后漢書》稱荀悅《漢紀》“辭約事詳”，《新唐書》以“文省事增”為尚，其知之矣。
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史家謂之“五難”。評《左氏》者，借是說以反觀之，亦可知其眾美兼擅矣。
杜元凱序《左傳》曰：“其文緩。”呂東萊謂：“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為然。蓋繇圣人余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此可為元凱下一注腳。蓋“緩”乃無矜無躁，不是弛而不嚴也。
文得元氣便厚。《左氏》雖說衰世事，卻尚有許多元氣在。
學《左氏》者，當先意法而后氣象。氣象所長在雍容爾雅，然亦有因當時文勝之習而觭重以肖之者。后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啴侈靡矣。
蕭穎士《與韋述書》云：“于《穀梁》師其簡，于《公羊》得其核。”二語意皆明白。惟言“于《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認，當知孤質非文，浮艷亦非文也。
《左氏》敘戰之將勝者，必先有戒懼之意，如韓原秦穆之言，城濮晉文之言，邲楚莊之言，皆是也。不勝者反此。觀指睹歸，故文貴于所以然處著筆。
《左傳》善用密，《國策》善用疏。《國策》之章法筆法奇矣，若論字句之精嚴，則左公允推獨步。
左氏與史遷同一多愛，故于《六經》之旨均不無出入。若論不動聲色，則左于馬加一等矣。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以左氏之才之學，而文必范我馳驅，其識慮遠矣。
《國語》，周、魯多掌故，齊多制，晉、越多謀。其文有甚厚甚精處，亦有剪裁疏漏處，讀者宜別而取之。
柳柳州嘗作《非國語》，然自序其書，稱《國語》文“深閎杰異”；其《與韋中立書》，謂“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則《國語》之懿亦可見矣。
《公》、《穀》二傳，解義皆推見至隱，非好學深思不能有是。至傳聞有異，疑信并存，正其不敢過而廢之之意。
公、穀兩家善讀《春秋》本經。輕讀，重讀，緩讀，急讀，讀不同而義以別矣。《莊子·逸篇》：“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灶觚而聽。”雖屬寓言，亦可為《春秋》尚讀之證。
《左氏》尚禮，故文；《公羊》尚智，故通；《穀梁》尚義，故正。
《公羊》堂廡較大，《穀梁》指歸較正。《左氏》堂廡更大于《公羊》，而指歸往往不及《穀梁》。
《檀弓》語少意密，顯言直言所難盡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實。是何神境！
《左氏》森嚴，文贍而義明，人之盡也。《檀弓》渾化，語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之自然無若《檀弓》，刻畫無若《考工》、《公》、《穀》。《檀弓》誠愨頎至，《考工》樸屬微至。
《問喪》一篇，纏綿凄愴，與《三年問》皆為《戴記》中之至文。《三年問》大要出于《荀子》，知《問喪》之傳亦必古矣。
《家語》非劉向校定之遺，亦非王肅、孔猛所能托。大抵儒家會集記載而成書，是以有純有駁，在讀者自辨之耳。
《家語》好處，可即以《家語》中一言評之，曰：“篤雅有節。”《家語》之文，純者可幾《檀弓》，雜者甚或不及《孔叢子》。
《國策》疵弊，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盡之矣。抑蘇老泉《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蓋嘗推此意以觀之，如魯仲連之不帝秦，正矣；然自稱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其非無術可知。然則讀書者亦顧所用何如耳，使用之不善，亦何讀而可哉！
戰國說士之言，其用意類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專于措辭求奇，雖復可驚可喜，不免脆而易敗。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國策》乃沈而快；文之雋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雋，《國策》乃雄而雋。《國策》明快無如虞卿之折樓緩，慷慨無如荊卿之辭燕丹。
《國策》文有兩種：一堅明約束，賈生得之；一沈郁頓挫，司馬子長得之。
杜詩《義鶻行》云：“斗上捩孤影。”一“斗”字，形容鶻之奇變極矣。文家用筆得“斗”字訣，便能一落千丈，一飛沖天，《國策》其尤易見者。
韓子曰：“孟氏醇乎醇。”程子曰：“孟子盡雄辯。”韓對荀、揚言之，程對孔、顏言之也。
《孟子》之文，至簡至易，如舟師執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費力者不覺自屈。龜山楊氏論《孟子》“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可謂探本之言。
《孟子》之文，百變而不離其宗，然此亦諸子所同。其度越諸子處，乃在析義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
集義、養氣，是孟子本領。不從事于此而學孟子之文，得無象之然乎？
荀子明六藝之歸，其學分之足了數大儒。其尊孔子，黜異端，貴王賤霸，猶孟子志也。讀者不能擇取之，而必過疵之，亦惑矣。
孟子之時，孔道已將不著，況荀子時乎！荀子矯世之枉，雖立言之意時或過激，然非自知明而信道篤者不能。
《易傳》言“智崇禮卑”。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大要在禮智之間。
屈子《離騷》之旨，只“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語足以括之。“百爾”，如女媭、靈氛、巫咸皆是。
太史公《屈原傳》贊曰：“悲其志。”又曰：“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志”也，“為人”也，論屈子辭者，其斯為觀其深哉！
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親，一也。屈子《離騷》，若經孟子論定，必深有取焉。
“文麗用寡”，揚雄以之稱相如，然不可以之稱屈原。蓋屈之辭能使讀者興起盡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也。
國手置棋，觀者迷離，置者明白。《離騷》之文似之。不善讀者，疑為于此于彼，恍惚無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蘇老泉謂“詩人優柔，騷人清深”，其實清深中正復有優柔意。
古人意在筆先，故得舉止閑暇；后人意在筆后，故至手腳忙亂。杜元凱稱左氏“其文緩”，曹子桓稱屈原“優游緩節”，“緩”豈易及者乎？
莊子文，看似胡說亂說，骨里卻盡有分數。彼固自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學者何不從“蹈大方”處求之？《莊子》寓真于誕，寓實于玄，于此見寓言之妙。
《莊子》文法斷續之妙，如《逍遙游》忽說鵬，忽說蜩與鸴鳩、斥抃，是為斷；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則上文之斷處皆續矣，而下文宋榮子、許由、接輿、惠子諸斷處，亦無不續矣。
文有合兩篇為關鍵者。《莊子·逍遙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讀者初不覺意注何處，直至《齊物論》“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四句，始見前語正預為此處翻轉地耳。
文之神妙，莫過于能飛。《莊子》之言鵬曰“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烏知非鵬之學為周耶！
《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一段，體物入微。與之神似者，《考工記》后，柳州文中亦間有之。
“意出塵外，怪生筆端”，莊子之文，可以是評之。其根極則《天下篇》已自道矣，曰“充實不可以已”。
老年之文多平淡。莊子書中有莊子將死一段，其為晚年之作無疑，然其文一何掞詭之甚！
《莊子》是跳過法，《離騷》是回抱法，《國策》是獨辟法，《左傳》、《史記》是兩寄法。
有路可走，卒歸于無路可走，如屈子所謂“登高吾不說，入下吾不能”是也。無路可走，卒歸于有路可走，如莊子所謂“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于江湖”、“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而二子之書之全旨，亦可以此概之。
柳子厚《辯列子》云：“其文辭類《莊子》，而尤為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案：《列子》實為《莊子》所宗本，其辭之掞詭，時或甚于《莊子》，惟其氣不似莊子放縱耳。
文章蹊徑好尚，自《莊》、《列》出而一變，佛書入中國又一變，《世說新語》成書又一變。此諸書，人鮮不讀，讀鮮不嗜，往往與之俱化。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為所役，是在卓爾之大雅矣。
文家于《莊》《列》外，喜稱《楞嚴》《凈名》二經，識者知二經乃似《關尹子》，而不近《莊》《列》。蓋二經筆法有前無卻，《莊》《列》俱有曲致，而莊尤縹緲奇變，乃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也。
韓非鋒穎太銳。《莊子·天下篇》稱老子道術所戒曰：“銳則挫矣。”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鑒之也。至其書大端之得失，太史公業已言之。
管子用法術而本源未為失正，如“上服度則六親多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此等語豈申、韓所能道！
周、秦間諸子之文，雖純駁不同，皆有個自家在內。后世為文者，于彼于此，左顧右盼，以求當眾人之意，宜亦諸子所深恥與。
秦文雄奇，漢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談，漢不如秦；本經立義，秦亦不能如漢也。
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詔書也。《周書·呂刑》，論者以為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然彼文至而實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
西漢文無體不備，言大道則董仲舒，該百家則《淮南子》，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辭章則司馬相如。人知數子之文純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當于其原委窮之。
賈生陳政事，大抵以禮為根極。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云：“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一“儒”字下得極有分曉。何太史公但稱其明申、商也？
賈生謀慮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經制之文，非經生所能道。漢臣后起者，得其一支一節，皆足以建議朝廷，擅名當世。然孰若其籠罩群有而精之哉！
柳子厚《與楊京兆憑書》云：“明如賈誼”，一“明”字體用俱見。若《文心雕龍》謂“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語雖較詳，然似將賈生作文士看矣。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湝遺楊遵彥書曰：“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輩。”此重美德林之兼長耳。然可見馬、揚所長在研煉字句，其識議非賈、晁比也。
晁家令、趙營平皆深于籌策之文。趙取成其事，不必其奇也；晁取切于時，不必其高也。
董仲舒學本《公羊》，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則其于禮也深矣。至觀其論大道，深奧宏博，又知于諸經之義無所不貫。
董仲舒《對策》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其見卓矣。揚雄“非圣哲之書不好”，蓋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
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漢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無秦氣。
馬遷之史，與《左氏》一揆。《左氏》“先經以始事”，“后經以終義”，“依經以辯理”，“錯經以合異”；在馬則夾敘夾議，于諸法已不移而具。
文之道，時為大。《春秋》不同于《尚書》，無論矣。即以《左傳》《史記》言之，強《左》為《史》，則噍殺；強《史》為《左》，則緩。惟與時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文之有左、馬，猶書之有羲、獻也。張懷瓘論書云：“若逸氣縱橫，則羲謝于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太史公于敘《伯夷列傳》發之。而《史記》全書重義之旨亦不異是。書中言利處，寓貶于褒。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貧賤”，宜后人之復譏固與！
太史公文，精神氣血，無所不具。學者不得其真際，而襲其形似，此莊子所謂“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者也。
太史公文，疏與密皆詣其極。密者，義法也。蘇子由稱其“疏蕩有奇氣”，于義法猶未道及。
太史公時有河漢之言，而意理卻細入無間。評者謂“亂道卻好”，其實本非亂道也。史記敘事，文外無窮，雖一溪一壑，皆與長江、大河相若。敘事不合參入斷語。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稱微妙。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處。至讀者或謂之悲，或謂之憤，又可以自征器量焉。
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第論其惻怛之情，抑揚之致，則得于《詩三百篇》及《離騷》居多。
學《離騷》，得其情者為太史公，得其辭者為司馬長卿。長卿雖非無得于情，要是辭一邊居多。離形得似，當以史公為尚。
“學無所不窺”，“善指事類情”，太史公以是稱莊子，亦自寓也。
文如云龍霧豹，出沒隱見，變化無方，此《莊》《騷》太史所同。
尚禮法者好《左氏》，尚天機者好《莊子》，尚性情者好《離騷》，尚智計者好《國策》，尚意氣者好《史記》，好各因人，書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損焉。
太史公文與楚、漢間文相近，其傳楚、漢間人，成片引其言語，與己之精神相入無間，直令讀者莫能辨之。
子長精思逸韻俱勝孟堅。或問：逸韻非孟堅所及，固也；精思復何以異？曰：子長能從無尺寸處起尺寸，孟堅遇尺寸難施處，則差數睹矣。
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端便見出奇；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緒乃覘入妙。
《畫訣》：“石有三面，樹有四枝。”蓋筆法須兼陰陽向背也。于司馬子長文往往遇之。
太史公文，如張長史于歌舞戰斗，悉取其意與法以為草書。其秘要則在于無我，而以萬物為我也。
《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
賈長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遺意。若董江都、劉中壘，乃漢文本色也。
司馬長卿文雖乏實用，然舉止矜貴，揚搉典碩，故昌黎碑板之文亦儀象之。
用辭賦之駢麗以為文者，起于宋玉《對楚王問》，后此則鄒陽、枚乘、相如是也。惟此體施之必擇所宜，古人自主文譎諫外，鮮或取焉。
劉向文足繼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對策》，向上封事，引《春秋》并言“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亦可見所學之務乎其大，不似經生習氣，譊々置辯于細故之異同也。
劉向、匡衡文，皆本經術。向傾吐肝膽，誠懇悱惻，說經卻轉有大意處；衡則說經較細，然覺志不逮辭矣。
揚子云說道理，可謂能將許大見識尋求。然從來足于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氣盡力竭耶？
楊子《法言》有些憨意，蓋專己創言，人雖怪且厭之，弗為少動也。
東坡《答謝民師書》謂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子固《答王深甫論揚雄書》云：“鞏自度學每有所進，則于雄書每有所得。”曾、蘇所見不同如此。介甫《與王深甫書》亦盛推雄，如所謂“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于老莊者，揚子而已”是也。
司馬溫公敘《揚子》，謂“孟子好《詩》《書》，文直而顯；荀子好《禮》，文富而麗；揚子好《易》，文簡而奧。”孟、荀、揚并稱無別，與昌黎之論三子異矣。
揚子云之言，其病正坐近似圣人。《朱子語類》云：“若能得圣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此可知學貴實有諸己也。
孫可之《與高錫望書》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云。”余謂子云之史今無可見，大抵已被班氏取入《漢書》。《漢書·揚雄傳》或疑出于雄所自述，亦可見其梗概矣。
班孟堅文，宗仰在董生、匡、劉諸家，雖氣昧已是東京，然爾雅深厚，其所長也。
蘇子由稱太史公“疏蕩有奇氣”，劉彥和稱班孟堅“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勝窮。王充、王符、仲長統三家文，皆東京之矯矯者。分按之，大抵《論衡》奇創，略近《淮南子》；《潛夫論》醇厚，略近董廣川；《昌言》俊發，略近賈長沙。范史譏三子“好申一隅之說”，然無害為各自成家。
王充《論衡》，獨抒己見，思力絕人，雖時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詣。故不獨蔡中郎、劉子元深重其書，即韓退之性有三品之說，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潛夫論》皆貴德義、抑榮利之旨，雖論卜、論夢亦然。
東漢文浸入排麗，是以難企西京。繆襲稱仲長統才章足繼董、賈、劉、揚，今以《昌言》與數子之書并讀，氣格果相伯仲耶？
仲長統深取崔寔《政論》，謂“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按《政論》所言，主權不主經，謂濟時拯世，不必體堯蹈舜。此豈為治之常法哉？而統服之若此，宜其所著之《昌言》，旨不皆粹也。
崔寔《政論》，參霸政之法術；荀悅《申鑒》，明古圣王之仁義。悅言屏四患，崇五政，允足為后世法戒；寔言孝宣優于孝文，意在矯衰漢之斃，故不覺言之過當耳。
遒文壯節，于漢季得兩人焉：孔文舉、臧子源是也。曹子建、陳孔璋文為建安之杰，然尚非其倫比。
孔北海文，雖體屬駢麗，然卓犖遒亮，令人想見其為人。唐李文饒文，氣骨之高，差可繼踵。鄭康成《戒子益恩書》，雍雍穆穆，隱然涵《詩》《禮》之氣。
漢、魏之間，文滅其質，以武侯經世之言，而當時怪其文采不艷。然彼艷者如實用何？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謂幹“能考六藝，推仲尼、孟子之旨”。余謂幹之文非但其理不駁，其氣亦雍容靜穆，非有養不能至焉。
徐幹《中論》說道理俱正而實。《審大臣》篇極推荀卿而不取游說之士，《考偽》篇以求名為圣人之至禁，其指概可見矣。魏文稱其“含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蓋為得之。然偉長豈以是言增重哉？
陳壽《三國志》，文中子謂其“依大義而削異端”，晁公武《讀書志》謂其“高簡有法”，可見“義”、“法”二字為史家之要。
晉元康中，范瑽等上表謂陳壽“文艷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此言殆外矣。相如自是辭家，壽是史家，體本不同，文質豈容并論！
文中子抑遷、固而與陳壽，所言似過。然觀壽書練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極有斤兩，雖遷、固亦當心折。
六代之文，麗才多而練才少。有練才焉，如陸士衡是也。蓋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復足以籠鉅，故其所作，皆杰然自樹質干。《文心雕龍》但目以“情繁辭隱”，殊未盡之。
陶淵明為文不多，且若未嘗經意，然其文不可以學而能。非文之難，有其胸次為難也。
史家學識當出文士之上。范蔚宗嘗自言“恥作文士文”，然其史筆于文士纖雜之見，往往振刷不盡。
《史通》稱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范史自謂《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往往不減《過秦》篇”。《史通》亦言蔚宗參蹤于賈誼。班、范兩家，宗派于此別矣。
酈道元敘山水，峻潔層深，奄有《楚辭·山鬼》《招隱士》勝境。柳柳州游記，此其先導耶？
劉勰《新論》，體出于《韓非子·說林》及《淮南子·說山訓》、《說林訓》。其中格言，如《慎獨》篇“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二語，六朝時幾人能道及此！
王仲淹《中說》，似其門人所記。其意理精實，氣象雍裕，可以觀其所蘊，亦可以知記者之所得矣。
荀子與文中子皆深于禮樂之意。其文則荀子較雄峻，文中子較深婉，可想其質學各有所近。后此如韓昌黎、李習之兩家文，分涂亦然。
荀子言法后王，文中子稱漢七制之主，特節取之意耳。至宋永嘉諸公，遂本此意衍為學派，而一切議論因之，未免偏據而規小矣。
“畏天憫人”四字，見《文中子·周公》篇，蓋論《易》也。今讀《中說》全書，覺其心法皆不出此意。
元次山文，狂狷之言也。其所著《出規》，意存乎有為；《處規》，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雖若憤世太深，而憂世正復甚摯，是亦足使頑廉懦立，未許以矯枉過正目之。
陸宣公文貴本親用，既非瞀儒之迂疏，亦異雜霸之功利。于此見情理之外無經濟也。陸宣公奏議，評以四字，曰：正實切事。
陸宣公奏議，妙能不同于賈生。賈生之言猶不見用，況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辯折有所難行，而紆余委備可以巽入。且氣愈平婉，愈可將其意之沈切。故后世進言多學宣公一路，惟體制不必仍其排偶耳。
賈生、陸宣公之文，氣象固有辨矣。若論其實，陸象山最說得好：“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
獨孤至之文，抑邪與正，與韓文同。《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為文，乃韓則未嘗自言，學于韓者復不言。《唐書》本傳亦僅言“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師事之”，而韓不與焉。要其文之足重，固不系乎韓師之也。
昌黎接孟子“知言”、“養氣”之傳，觀《答李翊書》，學養并言可見。 昌黎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蘇老泉以孟、韓為溫醇，意蓋隱合。
說理論事涉于遷就，便是本領不濟。看昌黎文老實說出緊要處，自使用巧騁奇者望之辟易。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
八代之衰，其文內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萬怪惶惑，抑遏蔽掩”，在當時真為補虛消腫良劑。
昌黎論文曰：“惟其是爾。”余謂“是”字注腳有二：曰正，曰真。
昌黎以“是”、“異”二字論文，然二者仍須合一。若不異之是，則庸而已；不是之異，則妄而已。
昌黎自言“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旨”字專以本領言，不必其文之相似。故雖于《莊》《騷》、太史、子云、相如之文博取兼資，其約經旨者自在也。陸傪聞李習之論復性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亦不以文似孔子而云然。
昌黎謂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觀此評非獨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長處。
論文或專尚指歸，或專尚氣格，皆未免著于一偏。《舊唐書·韓愈傳》“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二語，推韓之意以為言，可謂觀其備矣。
昌黎文兩種，皆于《答尉遲生書》發之：一則所謂“昭晰者無疑”、“行峻而言厲”是也；一則所謂“優游者有余”、“心醇而氣和”是也。
昌黎自言其文“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揚子云便不肯作此語。此正韓之胸襟坦白高出于揚，非不及也。
昌黎《送窮文》自稱其文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東坡嘗與黃山谷言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曰：“此人怪怪奇奇，亦三端中得一好處也。”“亦”字言外寓推韓微旨。
“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此姜白石《詩說》也，是境常于韓文遇之。
昌黎《與李習之書》，紆余淡折，便與習之同一意度。歐文若導源于此。
昌黎言“作為文章，其書滿家”。書非止為作文用也。觀所為《盧殷墓志》云：“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曾是惜人者，而自蹈之乎？
李義山《韓碑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涂改《清廟》《生民》詩。”其論昌黎也外矣。古人所稱俳優之文，何嘗不正如義山所謂。
昌黎尚“陳言務去”。所謂“陳言”者，非必剿襲古人之說以為己有也。只識見議論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頭，深入一境，自“結撰至思”者觀之，皆陳言也。
文或結實，或空靈，雖各有所長，皆不免囿于資學。試觀韓文，結實處何嘗不空靈，空靈處何嘗不結實。
昌黎曰：“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又曰：“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東坡稱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文與道，豈判然兩事乎哉！
張籍謂昌黎“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柳子厚盛稱《毛穎傳》，兩家所見，若相徑庭。顧韓之論文曰“醇”曰“肆”，張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賞，皆韓志也。
呂東萊《古文關鍵》謂柳州文“出于《國語》”，王伯厚謂“子厚非《國語》，其文多以《國語》為法”。余謂柳文從《國語》入，不從《國語》出，蓋《國語》每多言舉典，柳州之所長乃尤在“廉之欲其節”也。
柳文之所得力，具于《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東萊謂柳州文“出于《國語》”，蓋專指其一體而言。柳州《答韋中立書》云：“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報袁君陳秀才書》亦云：“《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
東萊謂學柳文“當戒他雄辯”，余謂柳文兼備各體，非專尚雄辯者。且雄辯亦正有不可少處，如程明道謂“孟子盡雄辯”是也。
柳州自言“為文章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未嘗敢以矜氣作之。”余嘗以一語斷之曰：柳文無耗氣。凡昏氣、矜氣，皆耗氣也。惟昏之為耗也易知，矜之為耗也難知耳。
柳文如奇峰異嶂，層見疊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種筆法：突起、紆行、峭收、縵回也。
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為“牢籠百態”，固宜。
柳子厚《永州龍興寺東邱記》云：“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袁家渴記》云：“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此等語，皆若自喻文境。
文以煉神煉氣為上半截事，以煉字煉句為下半截事。此如《易》道有先天后天也。柳州天資絕高，故雖自下半截得力，而上半截未嘗偏絀焉。
柳州系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讀《捕蛇者說》《送薛存義序》，頗可得其精神郁結處。
文莫貴于精能變化。昌黎《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可謂變化之至；柳州《送薛存義序》，可謂精能之至。
昌黎論文之旨，于《答尉遲生書》見之，曰“君子慎其實”。柳州論文之旨，于《報袁君陳秀才書》見之，曰“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
昌黎屢稱子云，柳子厚于《法言》嘗為之注。今觀兩家文，修辭煉字，皆有得于揚子。至意理之多所取資，固矣。
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曠如”、“奧如”，二公殆各有會心。
朱子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此原專指柳州《論鹖冠子》等篇，后人或因此謂一切之文精密概出韓上，誤矣。
學者未能深讀韓柳之文，輒有意尊韓抑柳，最為陋習。晏元獻云：“韓退之扶導圣教，鏟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于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此論甚為偉特。
李習之文，蘇子美謂“辭不逮韓而理過于柳”。蘇老泉上《歐陽內翰書》取其“俯仰揖讓之態”。合“理”與“態”，而其全見矣。
昌黎答劉正夫問文曰：“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李習之《答王載言書》曰：“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于此見兩公文一脈相通矣。
李習之文氣似不及昌黎，然傳稱其“辭致渾厚，見推當時”。由一“致”字求之，便可隱知其妙。韓文出于《孟子》，李習之文出于《中庸》。宗李多于宗韓者，宋文也。
韓昌黎不稱王仲淹《中說》，而李習之《答王載言書》稱之。今觀習之之文，俯仰揖讓，固于《中說》為近。
皇甫持正論文，嘗言“文奇理正”。然綜觀其意，究是一于好奇。如《答李生書》云：“意新則異常，異于常則怪矣；詞高則出眾，出于眾則奇矣。”此蓋學韓而第得其所謂“怪怪奇奇，只以自嬉”者。
或問持正文于揚子云何如？曰：辭近《太玄》，理猶未及《法言》。問較李元賓之尚辭何如？曰：“不沿襲前人”似之。
文得昌黎之傳者，李習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練于辭。習之一宗，直為北宋名家發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則自孫可之后，已罕聞成家者矣。
杜牧之識見自是一時之杰。觀所作《罪言》，謂“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又兩進策于李文饒，皆案切時勢，見利害于未然。以文論之，亦可謂不“浪戰”者矣。
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云：“詞必高然后為奇，意必深然后為工。”如斯宗旨，其即可之得之來無擇，無擇得之持正者耶？
廣明時，詔書謂孫樵有揚、馬之文。樵《與高錫望書》，自稱“熟司馬遷、揚子云書”。然則詔所云“馬”者，殆亦指史遷，非相如耶？
劉蛻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書》十八篇，《古漁父》四篇，辭若僻，而寄托未嘗不遠。學《楚辭》尤有深致，《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雖止三章，頗得《九歌》遺意。
李習之《與陸傪書》盛推昌黎文，謂“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孫可之《與王霖書》稱《進學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今觀兩家文，信乎各得所近。
《宋史·柳開傳》稱開“始慕韓愈、柳宗元為文”，《穆修傳》亦言“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為古文”。今觀伯長所為《唐柳先生文集后序》云：“天厚余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可知其所學與仲涂一矣。
尹師魯為古文先于歐公，歐公稱其文“簡而有法”，且謂“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當”。蓋師魯本深于《春秋》，范文正為撰文集序嘗言之。錢文僖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尹、歐皆為作記。歐記凡數千言，而尹只用五百字。歐服其簡古。是亦“簡而有法”之一證也。
范文正貶饒州，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愿得俱貶”，其為國重賢如此；而于文正所為《岳陽樓記》，則曰“傳奇體耳”，其不阿所好又如此。固宜能以古學振起當時也。
歐陽公文，幾于史公之潔；而幽情雅韻，得騷人之指趣為多。
歐陽公《五代史》諸論，深得“畏天憫人”之旨。蓋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于己，不言無以懲于世。情見乎辭，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惻隱之意。
屈子《卜居》《史記·伯夷傳》，妙在于所不疑事，卻參以活句。歐文往往似此。
歐公稱昌黎文深厚雄博，蘇老泉稱歐公文紆余委備。大抵歐公雖極意學韓，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習之。不獨老泉于公謂“李翱有執事之態”，即公文亦云“欲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所尚，蓋可見矣。
謝疊山云：“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鍔，韜光沈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按：歐之奇不如韓固有之，然于韓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詎相遠乎？
蘇老泉迂董詐晁，謂賈生有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謂老泉文，取徑異于董，而用意往往雜以晁。迂董，于董無損；詐晁，恐晁不服也。
昌黎《答劉正夫書》曰：“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曾南豐稱蘇老泉之文曰：“修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與韓量長較短也。
論文鮮有極稱《穀梁》《孫》《吳》者，獨柳州曰：“參之《穀梁》以厲其氣。”老泉曰：“《孫》《吳》之簡切。”殆好必從其所類耶？
蘇老泉云：“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余謂大蘇文一瀉千里，小蘇文一波三折，亦本此意。
東坡文，亦孟子，亦賈長沙、陸敬輿，亦莊子，亦秦、儀。心目窒隘者，可資其博達以自廣，而不必概以純詣律之。
東坡文只是拈來法，此由悟性絕人，故處處觸著耳。至其理有過于通而難守者，固不及備論。
東坡文雖打通墻壁說話，然立腳自在穩處。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舵未嘗不定，視放言而不中權者異矣。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東坡文不乏信言可采，學者偏于美言嘆賞之，何故？
坡文多微妙語，其論文曰“快”、曰“達”、曰“了”，正為非此不足以發微闡妙也。
“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文家具此能事，則遇困皆通。且不妨故設困境，以顯通之之妙用也。大蘇文有之。
東坡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后人讀東坡文，亦當有是語，蓋其過人處在能說得出，不但見得到已也。
東坡最善于沒要緊底題，說沒要緊底話；未曾有底題，說未曾有底話。抑所謂“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耶？歐文優游有余，蘇文昭晰無疑。
介甫之文長于掃，東坡之文長于生。掃故高，生故贍。
東坡之文工而易。觀其言“秦得吾工，張得吾易”，分明自作贊語。文潛卓識偉論過少游，然固在坡函蓋中。
子由稱歐陽公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東坡《答張文潛書》謂，子由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杰之氣終不可沒”。此豈有得于歐公者耶？
子由曰：“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耳。”余謂百世之文，總可以“奇”、“穩”兩字判之。
王震《南豐集序》云：“先生自負似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爾。”序內卻又謂其“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噫！藉非能自成一家，亦安得為善學劉向與？
曾文窮盡事理，其氣味爾雅深厚，令人想見“碩人之寬”。王介甫云：“夫安驅徐行，摐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二賢，謂正之、子固也。然則子固之文，即肖子固之為人矣。
昌黎文意思來得硬直，歐、曾來得柔婉。硬直見本領，柔婉正復見涵養也。
韓文學不掩才，故雖“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未嘗不自我作古。至歐、曾則不敢直以作者自居，較之韓，若有“智崇禮卑”之別。
王介甫文取法孟、韓。曾子固《與介甫書》述歐公之言曰：“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則其學之所幾與學之過當，俱可見矣。
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為崇、觀間舉子所宗，說見《郡齋讀書后志》。觀介甫《上人書》有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為作文之本意。”是則《解孟》亦豈無意于文乎？
介甫文之得于昌黎在“陳言務去”，其譏韓有“力去陳言夸末俗”之句，實乃心向往之。
曾子固稱介甫文學不減揚雄，而介甫《詠揚雄》亦云：“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息入無倫。”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則必效之惟恐不及矣。介甫文兼似荀、揚。荀，好為其矯；揚，好為其難。
柳州作《非國語》，而文學《國語》；半山謂“荀卿好妄”、“荀卿不知禮”，而文亦頗似荀子。文家不以訾甗為棄取，正如東坡所謂“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也。
荊公文是能以品格勝者，看其人取我棄，自處地位盡高。
半山文善用揭過法，只下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是何簡貴！
謝疊山評荊公文曰：“筆力簡而健。”余謂南人文字失之冗弱者十常八九，殆非如荊公者不足以矯且振之。半山文瘦硬通神，此是江西本色，可合黃山谷詩派觀之。
荊公《游褒禪山記》云：“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余謂“深”、“難”、“奇”三字，公之學與文，得失并見于此。
介甫文，于下愚及中人之所見，皆剝去不用，此其長也；至于上智之所見亦剝去不用，則病痛非小。
介甫《上邵學士書》云：“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于理，理弗顧于事，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又《上人書》云：“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余謂介甫之文，洵異于尚辭巧華矣，特未思免于此斃，仍未必濟用、適用耳。
半山文其猶藥乎？治病可以致生，養生或反致病。半山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
介甫文每言及骨肉之情，酸惻嗚咽，語語自腑肺中流出，他文卻未能本此意擴而充之。
李泰伯文，朱子謂其“自大處起議論，如古《潛夫論》之類”。劉壎《隱居通議》謂其所作《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按：泰伯之學，深于《周禮》，其所為文，率皆法度謹嚴。《宋史》本傳但載其所上《明堂定制圖序》，尚非其極也。東坡謂嘗見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與，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觀是言，其生平之力勤詣卓具見。
劉原父文好摹古，故論者譽訾參半。然其于學無所不究，其大者如《解春秋》，多有古人所未言。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豈曰文焉已哉！即以文論，歐公為作墓志，稱其“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文辭典雅，各得其體”；朱子稱其“才思極多，涌將出來”；亦可見其崖略矣。 李忠定奏疏，論事指畫明豁，其天資似更出陸宣公上。然觀其《書檄志》云：“一應書檄之作，皆當以陸宣公為法。”則知得于宣公者深矣。
朱子之文，表里瑩徹，故平平說出，而轉覺矜奇者之為庸；明明說出，而轉覺恃奧者之為淺。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顧，方遠而近，似斷而連，特其余事。
朱子云：“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愿。”又云：“某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茍作者。”朱子之服膺南豐如此，其得力尚須問耶！
陳龍川喜學歐文，嘗選歐文曰《歐陽文粹》，其序極與歐文相類，然他文卻不盡似之。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原不必字摹句擬，類于執跡以求履憲也。
陳同甫《上孝宗皇帝書》貶駁道學，至謂“今世之儒士，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而其自跋《中興論》，復言“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后可以有為，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可見同甫之所駁者，乃無實之人，非龜山一流也。
陳同甫文，針砭時弊，指畫形勢，自非絀于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書》及《中興五論》之類是也。特其意思揮霍，氣象張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煩持久。試觀趙營平、諸葛武侯之論事，何嘗揮霍張大如此！
陸象山文，《隱居通議》稱其《王荊公祠堂記》，又稱其《與楊守書》及《與徐子宜侍郎書》，且各系以評語。余謂陸文得《孟子》之實，不容意為去取，亦未易評，評之須如其《語錄》中所謂“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乃庶幾焉。
后世學子書者，不求諸本領，專尚難字棘句，此乃大誤。欲為此體，須是神明過人，窮極精奧，斯能托寓萬物，因淺見深，非光不足而強照者所可與也。唐、宋以前，蓋難備論。《郁離子》最為晚出，雖體不盡純，意理頗有實用。
儒學、史學、玄學、文學，見《宋書·雷次宗傳》。大抵儒學本《禮》，荀子是也；史學本《書》與《春秋》，馬遷是也；玄學本《易》，莊子是也；文學本《詩》，屈原是也。后世作者，取涂弗越此矣。
《孔叢子》：“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昌黎雖嘗謂“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而必曰“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陸士衡《文賦》曰：“理扶質以立干。”劉彥和《文心雕龍》曰：“精理為文。”然則舍理而論文辭者，奚取焉？
文無論奇正，皆取明理。試觀文孰奇于《莊子》，而陳君舉謂其“憑虛而有理致”，況正于《莊子》者乎？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闡前人所已發；擴前人所未發。
論事敘事，皆以窮盡事理為先。事理盡后，斯可再講筆法。不然，離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適用而不朽乎？
揚子《法言》曰：“事辭稱則經。”余謂不但事當稱乎辭而已，義尤欲稱也。觀《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數語可見。
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盡，則其文確鑿不可磨滅，如《考工記》是也。《梁書·蕭子云傳》載其“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不盡意，遂不能成”。此亦見實事求是之意。
《易·系傳》謂“易其心而后語”，揚子云謂“言為心聲”，可知言語亦心學也。況文之為物，尤言語之精者乎？
志者，文之總持。文不同而志則一。猶鼓琴者，聲雖改而操不變也。善夫陶淵明之言曰：“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
或問淵明所謂“示己志”者，“己志”其有以別于人乎？曰：只是稱心而言耳。使必以異人為尚，豈天下之大，千古之遠，絕無同己者哉？
“圣人之情見乎辭”，為作《易》言也。作者情生文，斯讀者文生情。《易》教之神，神以此也。使情不稱文，豈惟人之難感，在己先不誠無物矣。
《文賦》：“意司契而為匠。”文之宜尚意明矣。推而上之，圣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正以意無窮也。
《莊子》曰：“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施。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是知意之所以貴者，非徒然也。為文者茍不知貴意，何論意之所隨者乎？
文以識為主。認題立意，非識之高卓精審，無以中要。才、學、識三長，識為尤重，豈獨作史然耶？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以氣論辭之始。至昌黎《與李翊書》、柳州《與韋中立書》，皆論及于氣，而韓以氣歸之于養，立言較有本原。
自《典論·論文》以及韓、柳，俱重一“氣”字。余謂文氣當如《樂記》二語，曰：“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文貴備四時之氣。然氣之純駁厚薄，尤須審辨。
韓昌黎《送陳秀才彤序》云：“文所以為理耳。”《答李翊書》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周益公序《宋文鑒》曰：“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意蓋悉本昌黎。 文要與元氣相合，戒與盡氣相尋。翕聚、僨張，其大較矣。
《孔叢子》曰：“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揚子曰：“事辭稱則經。”韓昌黎則曰：“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此“辭”字，大抵已包理事于其中。不然，得無如荀子所謂“惠子蔽于辭而不知實”者乎？
辭之患不外過與不及。《易·系傳》曰：“其辭文”，無不及也。《曲禮》曰：“不辭費”，無太過也。文中用字，在當不在奇。如宋子京好用奇字，亦一癖也。
文，辭也；質，亦辭也。博，辭也；約，亦辭也。質，其如《易》所謂“正言斷辭”乎？約，其如《書》所謂“辭尚體要”乎？
言辭者必兼及音節，音節不外諧與拗。淺者但知諧之是取，不知當拗而拗，拗亦諧也；不當諧而諧，諧亦拗也。
“書法”二字見《左傳》，為文家言法之始；《莊子·寓言》篇曰：“言而當法”；晁公武稱陳壽《三國志》“高簡有法”；韓昌黎謂“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辭者，悉有法度可觀”；歐陽永叔稱尹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具見法之宜講。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一闔一辟謂之變。然則文法之變，可知已矣。
兵形象水，文脈亦然。水之發源、波瀾、歸宿，所以示文之始、中、終，不已備乎？
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則后必顧之；在篇末，則前必注之；在篇中，則前注之，后顧之。“顧”、“注”，抑所謂“文眼”者也。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長篇之法，不外“盡而不污”。
《文心雕龍》謂“貫一為拯亂之藥”，余謂貫一尤以泯形跡為尚。唐僧皎然論詩所謂“拋針擲線也”。
章法不難于續而難于斷。先秦文善斷，所以高不易攀。然“拋針擲線”，全靠眼光不走；“注坡驀澗”，全仗韁轡在手。明斷，正取暗續也。
文章之道，斡旋驅遣，全仗乎筆。筆為性情，墨為形質。使墨之從筆，如云濤之從風，斯無施不可矣。
一語為千萬語所托命，是為筆頭上擔得千鈞。然此一語正不在大聲以色，蓋往往有以輕運重者。
客筆主意，主筆客意。如《史記·魏世家贊》，昌黎《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皆是此訣。
義法居文之大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此言“義法”之始也。
長于理則言有物，長于法則言有序。治文者矜言“物”、“序”，何不實于“理”、“法”求之？
文之尚理法者，不大勝亦不大敗；尚才氣者，非大勝則大敗。觀漢程不識、李廣，唐李勣、薛萬徹之為將可見。
東坡《進呈陸宣公奏議札子》云：“藥雖進于醫手，方多傳于古人。”《上神宗皇帝書》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蓋法高于意則用法，意高于法則用意。用意，正其神明于法也。文章一道，何獨不然！
敘事之學，須貫《六經》、九流之旨；敘事之筆，須備五行、四時之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矣。大書特書，牽連得書，敘事本此二法，便可推擴不窮。
敘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氣，有寓識，無寓則如偶人矣。
敘事有主意，如傳之有經也。主意定，則先此者為先經，后此者為后經，依此者為依經，錯此者為錯經。
敘事有特敘，有類敘，有正敘，有帶敘，有實敘，有借敘，有詳敘，有約敘，有順敘，有倒敘，有連敘，有截敘，有預敘，有補敘，有跨敘，有插敘，有原敘，有推敘，種種不同。惟能線索在手，則錯綜變化，惟吾所施。
敘事要有尺寸，有斤兩，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
論事調諧，敘事調澀，左氏每成片引人言，是以論入敘，故覺諧多澀少也。史莫要于表微，無論紀事纂言，其中皆須有表微意在。
為人作傳，必人己之間，同弗是，異弗非，方能持理之平，而施之不枉其實。
傳中敘事，或敘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或敘其無致此之由而竟若此，大要合其人之志行與時位，而稱量以出之。
劉彥和謂“群論立名，始于《論語》”，不引《周官》“論道經邦”一語，后世誚之，其實過矣。《周官》雖有論道之文，然其所論者未詳；《論語》之言，則原委具在。然則論非《論語》奚法乎？
論不可使辭勝于理，辭勝理則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弊且不可勝言也。《文心雕龍·論說》篇解“論”字有“倫理有無”及“彌綸群言，研精一理”之說，得之矣。
有俊杰之論，有儒生、俗士之論。利弊明而是非審，其斯為俊杰也與！論之失，或在失出，或在失入。失出視失入，其猶愈乎？法以去弊，亦易生弊。立論之當慎，與立法同。
論是非，所以定從違也。從違不可茍，是非可少紊乎？人多事多難遍論，借一論之。一索引千鈞，是何關系！
《文賦》云：“論精微而朗暢。”“精微”以意言，“朗暢”以辭言。“精微”者，不惟其難，惟其是；“朗暢”者，不惟其易，惟其達。
論不貴強下斷語。蓋有置此舉彼，從容敘述，而本事之理已曲到無遺者。
莊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圣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圣人議而不辯。”余謂有不論，不議，不辯。論議辯斯當矣。 敘事要有法，然無識則法亦虛；論事要有識，然無法則識亦晦。
文有“辭命”一體，“命”與“辭”非出于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辭。觀展喜犒師，公使受命于展禽，可見矣。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辭命”，則以主意為“命”，以達其意者為“辭”，義亦可通。
辭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卻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辭，蓋因時適變，自有許多衡量在也。辭命亦只敘事、議論二者而已。觀《左傳》中辭命可見。
辭命體，推之即可為一切應用之文。應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辭乃所以重其實也。
陳壽上《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曰：“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皋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晉書·李密傳》中語略與之同。辭命各有所宜，可由是意推之。
文之要，本領氣象而已。本領欲其大而深，氣象欲其純而懿。
老子曰：“言有宗。”墨子曰：“立辭而不明于其類，則必困矣。”“宗”、“類”二字，于文之體用包括殆盡。
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于主腦，而主腦有純、駁、平、陂、高、下之不同。若非慎辨而去取之，則差若毫厘，繆以千里矣。
文之所尚，不外當無者盡無，當有者盡有。故昌黎《答李翊書》云：“惟陳言之務去。”《樊紹述墓志銘》云：“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柳州《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
文有以不言言者。《春秋》有書有不書，書之事顯，不書之意微矣。
文有寫處，有做處。人皆云云者，謂之寫；我獨云云者，謂之做。《左傳》《史記》兼用之。
乍見道理之人，言多理障；乍見故典之人，言多事障。故艱深正是淺陋，繁博正是寒儉。文家方以此自足而夸世，何耶？“白賁”占于《賁》之上爻，乃知品居極上之文，只是本色。
君子之文無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勝信；無欲者，信勝美。文尚華者日落，尚實者日茂，其類在色老而衰，智老而多矣。
文有古近之分。大抵古樸而近華，古拙而近巧，古信己心而近取世譽，不是作散體便可名“古文”也。
文有三古：作古之言近于《易》，則古之言近于《禮》，治古之言近于《春秋》。
文貴法古，然患先有一古字橫在胸中。蓋文惟其是，惟其真，舍“是”與“真”而于形模求古，所貴于古者果如是乎？
文有七戒，曰：旨戒雜，氣戒破，局戒亂，語戒習，字戒僻，詳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實。
《文心雕龍》以“隱秀”二字論文，推闡甚精。其云晦塞非隱，雕削非秀，更為善防流弊。
言外無窮者，茂也；言內畢足者，密也。漢文茂，如西京；密，如東京。
多用事與不用事，各有其弊。善文者滿紙用事，未嘗不空諸所有；滿紙不用事，未嘗不包諸所有。
善書者，點畫微而意態自足，點畫大而氣體不累。文之沈著、飄逸，當準是觀之。
治勝亂，至治勝治。至治之氣象，皞皞而已。文或秩然有條而轍跡未泯，更當躋而上之。誦述古義，針砭末俗，文之正變，即二者可以別之。
文有四時：《莊子》，“獨寐寤言”時也；《孟子》，“向明而治”時也；《離騷》，“風雨如晦”時也；《國策》，“飲食有訟”時也。
文有仰視，有俯視，有平視。仰視者，其言恭；俯視者，其言慈；平視者，其言直。
文有本位。孟子于本位毅然不避，至昌黎則漸避本位矣，永叔則避之更甚矣。凡避本位易窈眇，亦易選懦。文至永叔以后，方以避本位為獨得之傳，蓋亦頗矣。
文之道，可約舉經語以明之，曰：“辭達而已矣”，“修辭立其誠”，“言近而指遠”，“辭尚體要”，“乃言底可績”，“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后語”。
文家得力處人不能識，如東坡《表忠觀碑》，王荊公問坐客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是也。用力處人不能解，如歐陽公欲作文，先誦《史記·日者傳》是也。
《易·系傳》：“物相雜故曰文。”《國語》：“物一無文。”徐鍇《說文通論》：“強弱相成，剛柔相形。故于文，‘人乂’為文。”《朱子語錄》：“兩物相對待故有文，若相離去，便不成文矣。”為文者，盍思文之所由生乎？
《左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后人每不解何以謂之無文，不若仍用《外傳》作注，曰：“物一無文。”
《國語》言“物一無文”，后人更當知物無一則無文。蓋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古人或名文曰筆。《梁書·庾肩吾傳》太子與湘東王書曰：“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筆對詩言者，蓋言志之謂詩，述事之謂筆也。其實筆本對口談而言，《晉書·樂廣傳》：“廣善清言，而不長于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昌黎亦云：“不惟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觀此而筆之所以命名者見矣。然昌黎于筆多稱文，如謂“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是也。
卷二詩概
《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見詩為天人之合。
“詩言志”，孟子“文、辭、志”之說所本也。“思無邪”，子夏《詩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所本也。
《關雎》取“摯而有別”，《鹿鳴》取“食則相呼”。凡詩能得此旨，皆應乎《風》《雅》者也。
《詩序》：“風，風也，風以動之。”可知風之義至微至遠矣。觀《二南》詠歌文王之化，辭意之微遠何如！
變風始《柏舟》。《柏舟》與《離騷》同旨，讀之當兼得其人之志與遇焉。《大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
《頌》固以“美盛德之形容”，然必原其所以至之之由，以寓勸勉后人之意，則義亦通于《雅》矣。
《雅》《頌》相通。如《頌·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近《雅》，《雅·生民》《篤公劉》近《頌》。“穆如清風”，“肅雍和鳴”，《雅》《頌》之懿，兩言可蔽。
《詩序·正義》云：“比與興雖同是附托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后隱，故比居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案：《文心雕龍·比興篇》云：“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正義》蓋本于此。
“取象曰比，取義曰興”，語出皎然《詩式》。即劉彥和所謂“比顯興隱”之意。
《詩》，自樂是一種，“衡門之下”是也；自勵是一種，“坎坎代檀兮”是也；自傷是一種，“出自北門”是也；自譽自嘲是一種，“簡兮簡兮”是也；自警是一種，“抑抑威儀”是也。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此詩人之憂過人也；“獨寐寤言，永矢弗告”，此詩人之樂過人也。憂世樂天，固當如是。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出乎外也；“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入乎中也；“雍雍鳴雁，旭日始旦”宜其始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持其終也。
真西山《文章正宗綱目》云：“《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余謂詩或寓義于情而義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遺意也。
詩喻物情之微者近《風》，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奧者近《頌》。
《離騷》，淮南王比之《國風》《小雅》。朱子《楚辭集注》謂其“語祀神之盛幾乎《頌》”。李太白《古風》云：“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蓋有《詩》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騷》也。
劉勰《辯騷》，謂《楚辭》“體慢于三代，風雅于戰國”。顧論其體不如論其志，志茍可質諸三代，雖謂易地則皆然可耳。
漢武帝《秋風辭》，《風》也；《瓠子歌》，《雅》也。《瓠子歌》憂民之思，足繼《云漢》，文中子何但以《秋風》為悔志之萌耶？
武帝《秋風辭》《瓠子歌》《柏梁與群臣賦詩》，后世得其一體，皆足成一大宗，而帝之為大宗不待言矣。
或問：《安世房中歌》與孝武《郊祀》諸歌孰為奇正？曰：《房中》，正之正也；《郊祀》，奇而正也。
漢《郊祀》諸樂府，以樂而象禮者也。所以典碩肅穆，視他樂府別為一格。
秦碑有韻之文質而勁，漢樂府典而厚，如商、周二《頌》，氣體攸別。
質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漢詩《風》與《頌》多而《雅》少，《雅》之義，非韋傅《諷諫》，其孰存之？
李陵贈蘇武五言，但敘別愁，無一語及于事實，而言外無窮，使人黯然不可為懷。至“徑萬里兮度沙幕”一歌，意味頗淺，而《漢書·蘇武傳》載之，以為陵作，其果然乎？
《古詩十九首》與蘇、李同一悲慨，然《古詩》兼有豪放曠達之意，與蘇、李之一于委曲含蓄，有陽舒陰慘之不同。知人論世者，自能得諸言外，固不必如鐘嶸《詩品》謂《古詩》“出于《國風》”，李陵“出于《楚辭》”也。
《十九首》鑿空亂道，讀之自覺四顧躊躇，百端交集。詩至此，始可謂其中有物也已。
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子建則隱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之意。鐘嶸品詩，不以“古直悲涼”加于“人倫周、孔”之上，豈無見乎！ 曹子建《贈丁儀王粲》有云：“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此意足推風雅正宗。至骨氣情采，則鐘仲偉論之備矣。公幹氣勝，仲宣情勝，皆有陳思之一體。后世詩率不越此兩宗。
陸士衡詩粗枝大葉，有失出，無失入，平實處不妨屢見。正其無人之見存，所以獨到處亦躋卓絕，豈如沾沾戔戔者，才出一言，便欲人道好耶？
劉彥和謂“士衡矜重”，而近世論陸詩者，或以累句訾之。然有累句無輕句，便是大家品位。
士衡樂府，金石之音，風云之氣，能令讀者驚心動魄。雖子建諸樂府，且不得專美于前，他何論焉！
阮嗣宗《詠懷》，其旨固為淵遠，其屬辭之妙，去來無端，不可蹤跡。后來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風》，猶瞻望弗及矣。
叔夜之詩峻烈，嗣宗之詩曠逸。夷、齊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趣尚乃自古別矣。
野者，詩之美也。故表圣《詩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鐘仲偉謂左太沖“野于陸機”，野乃不美之辭。然太沖是豪放，非野也，觀《詠史》可見。
張景陽詩開鮑明遠。明遠遒警絕人，然練不傷氣，必推景陽獨步。《苦雨》諸詩，尤為高作，故鐘嶸《詩品》獨稱之。《文心雕龍·明詩》云：“景陽振其麗”，“麗”何足以盡景陽哉！
劉公幹、左太沖詩壯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壯。兼悲壯者，其惟劉越石乎？
孔北海《雜詩》：“呂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劉越石《重贈廬諶詩》：“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又稱“小白相射鉤”，于漢于晉，興復之志同也。北海言“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越石言“時哉不我與，去乎若云浮”，其欲及時之志亦同也。鐘嶸謂越石詩出于王粲，以格言耳。
劉越石詩，定亂扶衰之志；郭景純詩，除殘去穢之情。第以“清剛”、“俊上”目之，殆猶未覘厥蘊。
嵇叔夜、郭景純皆亮節之士，雖《秋胡行》貴玄默之致，《游仙詩》假棲遁之言，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乃知識曲宜聽其真也。
曹子建、王仲宣之詩出于《騷》，阮步兵出于《莊》，陶淵明則大要出于《論語》。
陶詩有“賢哉回也”、“吾與點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遺音。其貴尚節義如詠荊卿、美田子泰等作，則亦孔子賢夷、齊之志也。
陶詩“吾亦愛吾廬”，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懷新”，物亦具我之情也。《歸去來辭》亦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陶詩云：“愿言躡清風，高舉尋吾契。”又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可見其玩心高明，未嘗不腳踏實地，不是倜然無所歸宿也。
鐘嶸《詩品》謂“阮籍《詠懷》之作，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余謂淵明《讀山海經》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親切，尤詩之深致也。
詩可數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淵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間作詩九首，其詩之真，更須問耶？彼無歲無詩，乃至無日無詩者，意欲何明？
謝才顏學，謝奇顏法，陶則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為尤上。
陶、謝用理語各有勝境。鐘嶸《詩品》稱“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此由乏理趣耳，夫豈尚理之過哉？
謝客詩刻畫微眇，其造語似子處，不用力而功益奇，在詩家為獨辟之境。康樂詩較顏為放手，較陶為刻意。煉句用字，在生熟深淺之間。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謂“靈運興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所以示學兩家者，當相濟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優劣。
顏延年詩體近方幅，然不失為正軌，以其字字稱量而出，無一茍下也。文中子稱之曰“其文約以則，有君子之心”，蓋有以觀其深矣。
延年詩長于廊廟之體，然如《五君詠》，抑何善言林下風也。所蘊之富，亦可見矣。左太沖《詠史》似論體，顏延年《五君詠》似傳體。
韋傅《諷諫詩》，經家之言；阮嗣宗《詠懷》，子家之言；顏延年《五君詠》，史家之言；張景陽《雜詩》，辭家之言。
“孤蓬自振，驚沙坐飛”，此鮑明遠賦句也。若移以評明遠之詩，頗復相似。
明遠長句，慷慨任氣，磊落使才，在當時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杜少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此雖意重推薛，然亦見鮑之長句，何、劉、沈、謝，均莫及也。
陳孔璋《飲馬長城窟》機軸開鮑明遠。惟陳純乎質，而鮑濟以妍，所以涉其流者，忘其發源所自。
謝玄暉詩以情韻勝，雖才力不及明遠，而語皆自然流出，同時亦未有其比。
江文通詩，有凄涼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詩之多情而人之不濟也。雖長于雜擬，于古人蒼壯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
庾子山《燕歌行》開唐初七古，《烏夜啼》開唐七律，其他體為唐五絕、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勝舉。 隋楊處道詩甚為雄深雅健。齊、梁文辭之弊，貴清綺不重氣質，得此可以矯之。
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觀少陵《戲為六絕句》專論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無意之間，驪珠已得。
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迥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為李、杜開先。人文所肇，豈天運使然耶？
曲江之《感遇》出于《騷》，射洪之《感遇》出于《莊》。纏綿超曠，各有獨至。
太白詩以《莊》《騷》為大源，而于嗣宗之淵放，景純之俊上，明遠之驅邁，玄暉之奇秀，亦各有所取，無遺美焉。
《宣和書譜》稱賀知章草隸佳處，“機會與造化爭衡，非人工可到”。余謂太白詩佳處亦如之。太白詩舉止極其高貴，不下商山采芝人語。
海上三山，方以為近，忽又是遠。太白詩言在口頭，想出天外，殆亦如是。李詩鑿空而道，歸趣難窮，由風多于雅，興多于賦也。
“有時白云起，天際自舒卷”，“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即此四語，想見太白詩境。
太白與少陵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者，有為言之也。屈子《遠游》曰：“悲時俗之迫阨兮，愿輕舉而遠游。”使疑太白誠欲出世，亦將疑屈子誠欲輕舉耶？
太白云“日為蒼生憂”，即少陵“窮年憂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之志也。
太白詩雖若升天乘云，無所不之，然自不離本位。故放言實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托也。
幕天席地，友月交風，原是平常過活，非廣己造大也。太白詩當以此意讀之。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神仙猶古之人耳。故知太白詩好言神仙，只是將神仙當賢友，初非鄙薄當世也。
太白詩言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樂府形體耳。讀者或認作真身，豈非皮相？
學太白詩，當學其體氣高妙，不當襲其陳意。若言仙、言酒、言俠、言女，亦要學之，此僧皎然所謂“鈍賊”者也。
學太白者，常曰“天然去雕飾”足矣。余曰：此得手處，非下手處也。必取太白句意以為祈向，盍云“獵微窮至精”乎？
杜詩高、大、深，俱不可及。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為深。
“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二句，是杜詩全旨。凡其云“念闕勞肝肺”、“弟妹悲歌里”、“窮年憂黎元”，無非離愁而已矣。
頌其詩，貴知其人。先儒謂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濟物，可為看詩之法。
太白早好縱橫，晚學黃、老，故詩意每托之以自娛；少陵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
杜詩云“畏人嫌我真”。又云“直取性情真”。一自詠，一贈人，皆于論詩無與，然其詩之所尚可知。
杜詩只“有”、“無”二字足以評之：有者，但見性情氣骨也；無者，不見語言文字也。
杜陵云“篇終接混茫”。夫篇終而接混茫，則全詩亦可知矣。且有混茫之人，而后有混茫之詩，故《莊子》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意欲沈著，格欲高古”，持此以等百家之詩，于杜陵乃無遺憾。
少陵云：“詩清立意新。”又云：“賦詩分氣象。”作者本取意與氣象相兼，而學者往往奉一以為宗派焉。
杜陵五、七古敘事，節次、波瀾、離合、斷續，從《史記》得來，而蒼莽雄直之氣亦逼近之。畢仲游但謂“杜甫似司馬遷”而不系一辭，正欲使人自得耳。
“細筋入骨如秋鷹”，“字外出力中藏棱”，《史記》、杜詩其有焉。近體氣格高古尤難，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少陵以前律詩，枝枝節節為之，氣斷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攝，實由于古體未深耳。少陵深于古體，運古于律，所以開闔變化，施無不宜。
杜詩有不可解及看不出好處之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少陵嘗自言之。作者本不求知，讀者非身當其境，亦何容強臆耶！
昌黎煉質，少陵煉神。昌黎無疏落處，而少陵有之。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少陵于鮑、庾、陰、何，樂推不厭。昌黎云：“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韓之論高而疏，不若杜之大而實也。
論李、杜詩者，謂太白志存復古，少陵獨開生面；少陵思精，太白韻高。然真賞之士，尤當有以觀其合焉。
王右丞詩，一種近孟襄陽，一種近李東川。清高名雋，各有宜也。 王摩詰詩，好處在無世俗之病。世俗之病，如恃才騁學，做身分，好攀引，皆是。
劉文房詩以研煉字句見長，而清贍閑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盡有法度，所以能斷截晚唐家數。
高適詩，兩《唐書》本傳并稱其“以氣質自高”。今即以七古論之，體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
高常侍、岑嘉州兩家詩，皆可亞匹杜陵。至岑超高實，則趣尚各有近焉。
元道州著書有《惡圓》《惡曲》等篇，其詩亦一肚皮不合時宜。然剛者必仁，此公足以當之。孔門如用詩，則于元道州必有取焉，可由“思狂狷”知之。
“獨挺于流俗之中，強攘于已溺之后”，元次山以此序沈千運詩，亦以自寓也。
次山詩，令人想見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其疾官邪，輕爵祿，意皆起于惻怛為民，不獨《舂陵行》及《賊退示官吏作》，足使杜陵感喟也。
元、韋兩家皆學陶，然蘇州猶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愛次山以不必似為真似也。
韋蘇州憂民之意如元道州，試觀《高陵書情》云：“兵兇久相踐，徭賦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此可與《舂陵行》《賊退示官吏作》并讀，但氣別婉勁耳。
錢仲文、郎君胄大率衍王、孟之緒，但王、孟之渾成，卻非錢郎所及。
王、孟及大歷十子詩皆尚清雅，惟格止于此而不能變，故猶未足籠罩一切。
詩文一源。昌黎詩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謂“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
昌黎《贈張籍》云：“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儒者之言，所由與任達者異。
太白詩多有羨于神仙者，或以喻超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若昌黎云：“安能從汝巢神山？”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
昌黎詩陳言務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山石》一作，辭奇意幽，可為《楚辭·招隱士》對，如柳州《天對》例也。
昌黎七古出于《招隱士》，當于意思刻畫、音節遒勁處求之。使第謂出于《柏梁》，猶未之盡。
“若使乘酣騁雄怪”，此昌黎《酬盧云夫望秋作》之句也。統觀昌黎詩，頗以雄怪自喜。
昌黎詩往往以丑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體，若用之近體則不受矣。是以言各有當也。
昌黎自言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余謂其取友亦然。觀其《寄盧仝》云：“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薦孟郊》云：“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以盧、孟之詩名，而韓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論詩之極則也哉！
昌黎《送孟東野序》，稱其詩以附于古之作者；《薦士詩》以“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目之。又《醉贈張秘書》云：“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韓之推孟也至矣！后人尊韓抑孟，恐非韓意。
昌黎、東野兩家詩，雖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難爭險。惟中有質實深固者存，故較李長吉為老成家數。
孟東野詩好處：黃山谷得之，無一軟熟句；梅圣俞得之，無一熱俗句。
陶、謝并稱，韋、柳并稱。蘇州出于淵明，柳州出于康樂，殆各得其性之所近。
韋云：“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語。柳云：“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是騷人語。
劉夢得詩稍近徑露，大抵骨勝于白而韻遜于柳。要其名雋獨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尊老杜者病香山，謂其“拙于紀事，寸步不移，猶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驀澗”，似也。至《唐書·白居易傳贊》引杜牧語，謂其詩“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輕之言，未免失實。
白香山《與元微之書》曰：“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余謂詩莫貴于知道，觀香山之言，可見其或出或處，道無不在。
代匹夫匹婦語最難。蓋饑寒勞困之苦，雖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無間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閭閻，目擊其事，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頌其詩顧可不知其人乎？
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樂府，與張文昌、王仲初同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曠而彼峭窄耳。 杜樊川詩雄姿英發，李樊南詩深情綿邈。其后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較無窠臼與？
詩有借色而無真色，雖藻繢，實死灰耳。李義山卻是絢中有素，敖器之謂其“綺密環研，要非適用”，豈盡然哉？至或因其《韓碑》一篇，遂疑氣骨與退之無二，則又非其質矣。
宋王元之詩自謂樂天后進，楊大年、劉子儀學義山為西昆體，格雖不高，五代以來，未能有其安雅。
東坡謂歐陽公“論大道似韓愈，詩賦似李白”。然試以歐詩觀之，雖曰似李，其刻意形容處，實于韓為逼近耳。
歐陽永叔出于昌黎，梅圣俞出于東野。歐之推梅不遺余力，與昌黎推東野略同。
圣俞詩深微難識。即觀歐陽公云：“知圣俞者莫如修，常問圣俞生平所最好句，圣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極賞。”是其苦心孤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況肯徇常人意乎？
梅、蘇并稱，梅詩幽淡極矣，然幽中有雋，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見便擊節。然雄快不足以盡蘇，猶幽淡不足以盡梅也。
王荊公詩學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熱腸，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學韓，同而未嘗不異也。
東坡詩打通后壁說話，其精微超曠，真足以開拓心胸，推倒豪杰。
東坡詩推倒扶起，無施不可，得訣只在能透過一層，及善用翻案耳。
東坡詩善于空諸所有，又善于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悟中來。以辯才三昧而為韻言，固宜其舌底瀾翻如是。
滔滔汩汩說去，一轉便見主意，《南華》《華嚴》最長于此。東坡古詩慣用其法。
陶詩醇厚，東坡和之以清勁。如宮商之奏，各自為宮，其美正復不相掩也。
東坡《題與可畫竹》云：“無窮出清新。”余謂此句可為坡詩評語，豈偶借與可以自寓耶？杜于李亦以“清新”相目。詩家“清新”二字均非易得，元遺山于坡詩，何乃以“新”譏之！
東坡、放翁兩家詩，皆有豪有曠。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東坡雖為詩，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
退之詩豪多于曠，東坡詩曠多于豪。豪曠非中和之則，然賢者亦多出入于其中，以其與齪齪之腸胃，固遠絕也。
遇他人以為極艱極苦之境，而能外形骸以理自勝，此韓、蘇兩家詩意所同。東坡詩，意頹放而語遒警。頹放過于太白，遒警亞于昌黎。太白長于風，少陵長于骨，昌黎長于質，東坡長于趣。
詩以出于《騷》者為正，以出于《莊》者為變。少陵純乎《騷》，太白在《莊》《騷》間，東坡則出于《莊》者十之八九。
山谷詩未能若東坡之行所無事，然能于詩家因襲語漱滌務盡，以歸獨得，乃如“潦水盡而寒潭清”矣。
山谷詩取過火一路，妙能出之以深雋，所以露中有含，透中有皺，令人一見可喜，久讀愈有致也。
無一意一事不可入詩者，唐則子美，宋則蘇、黃。要其胸中具有爐錘，不是金銀銅鐵強令混合也。
唐詩以情韻氣格勝，宋蘇、黃皆以意勝。惟彼胸襟與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傷渾雅焉。陳言務去，杜詩與韓文同。黃山谷、陳后山諸公學杜在此。
杜詩雄健而兼虛渾，宋西江名家學杜幾于瘦硬通神，然于水深林茂之氣象則遠矣。
西昆體貴富實貴清，襞積非所尚也；西江體貴清實貴富，寒寂非所尚也。
西昆體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滅其質也。質文不可偏勝。西江之矯西昆，浸而愈甚，宜乎復詒口實與！
西江名家，好處在鍛煉而歸于自然。放翁本學西江者，其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平昔鍛煉之功，可于言外想見。
放翁詩明白如話，然淺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觀其《齋中弄筆詩》云：“詩雖苦思未名家”，雖自謙，實自命也。詩能于易處見工，便覺親切有味。白香山、陸放翁擅場在此。
朱子《感興詩》二十篇，高峻寥曠，不在陳射洪下。蓋惟有理趣而無理障，是以至為難得。
嬰孩始言，唯“俞”而已，漸乃由一字以至多字。字少者含蓄，字多者發揚也。是則五言、七言，消息自有別矣。 五言如《三百篇》，七言如《騷》。《騷》雖出于《三百篇》而境界一新，蓋醇實環奇，分數較有多寡也。
五言質，七言文；五言親，七言尊。幾見田家詩而多作七言者乎？幾見骨肉間而多作七言者乎？
五言與七言因乎情境，如《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平淡天真，于五言宜；《寧戚歌》“滄浪之水白石粲”，豪蕩感激，于七言宜。
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揮霍。安恬者，前莫如陶靖節，后莫如韋左司；揮霍者，前莫如鮑明遠，后莫如李太白。五言要如山立時行，七言要如鼓軒舞。
五言無閑字易，有余味難；七言有余味易，無閑字難。
七言于五言，或較易，亦或較難；或較便，亦或較累。蓋善為者如多兩人任事，不善為者如多兩人坐食也。
或謂七言如挽強用長。余謂更當挽強如弱，用長如短，方見能事。
潘邠老謂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云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余謂此例何可盡拘？但論句中自然之節奏，則七言可以上四字作一頓，五言可以上二字作一頓耳。
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當四言兩句。如“終日不成章”之于“終日七襄，不成報章”是也。七言上四字下三字，足當五言兩句。如“明月皎皎照我床”之于“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是也。是則五言乃四言之約，七言乃五言之約矣。太白嘗有“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說，此特意在尊古耳。豈可不達其意而誤增閑字以為五、七哉！
詩有合兩句成七言者，如“君子有酒旨且多”、“夜如何其夜未央”是也；有合兩句成五言者，如“祈父亶不聰”是也。后世七言每四字作一頓，五言每兩字作一頓，而五言亦或第三字屬上，上、下間皆可以“兮”字界之。
七言講音節者，出于漢《郊祀》諸樂府；羅事實者，出于《柏梁詩》。
七言為五言之慢聲，而長短句互用者，則以長句為慢聲，以短句為急節，此固不當與句句七言者并論也。
五言第二字與第四字、第三字與第五字，七言第二字與第四字、第四字與第六字、第五字與第七字，平仄相同則音拗，異則音諧。講古詩聲調者，類多避諧而取拗。然其間蓋有天籟，不當止以能拗為古。
善古詩必屬雅材。俗意、俗字、俗調，茍犯其一，皆古之棄也。
凡詩不可以助長，五古尤甚。故詩不善于五古，他體雖工弗尚也。《書譜》云：“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為五古者，宜亦有取于斯言。
七古可命為古、近二體。近體曰駢、曰諧、曰麗、曰綿，古體曰單、曰拗、曰瘦、曰勁。一尚風容，一尚筋骨。此齊梁、漢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別也。
論詩者謂唐初七古氣格雖卑，猶有樂府之意；亦思樂府非此體所能盡乎？豪杰之士，焉得不更思進取！
唐初七古，節次多而情韻婉，詠嘆取之；盛唐七古，節次少而魄力雄，鋪陳尚之。
伏應轉接，夾敘夾議，開闔盡變，古詩之法。近體亦俱有之，惟古詩波瀾較為壯闊耳。
律與絕句，行間字里須有曖曖之致。古體較可發揮盡意，然亦須有不盡者存。律詩取律呂之義，為其和也；取律令之義，為其嚴也。
律詩要處處打得通，又要處處跳得起。草蛇灰線，生龍活虎，兩般能事，當以一手兼之。律詩主意拿得定，則開闔變化，惟我所為。少陵得力在此。
律詩主句或在起，或在結，或在中，而以在中為較難。蓋限于對偶，非高手為之，必至物而不化矣。
律詩聲諧語儷，故往往易工而難化。能求之章法，不惟于字句爭長，則體雖近而氣脈入古矣。
起有分合緩急，收有虛實順逆，對有反正平串，接有遠近曲直。欲窮律法之變，必先于是求之。律詩既患旁生枝節，又患如琴瑟之專一。融貫變化，兼之斯善。
律詩篇法有上半篇開，下半篇合；有上半篇合，下半篇開。所謂半篇者，非但上四句與下四句之謂，即二句與六句，六句與二句，亦各為半篇也。
律詩一聯中，有以上下句論開合者；一句中，有以上下半句論開合者。惟在相篇法而知所避就焉。
律詩手寫此聯，眼注彼聯，自覺減少不得，增多不得。若可增可減，則于“律”字名義失之遠矣。
律詩之妙，全在無字處。每上句與下句轉關接縫，皆機竅所在也。律有似乎無起無收者。要知無起者后必補起，無收者前必預收。
律詩中二聯必分寬緊遠近，人皆知之。惟不省其來龍去脈，則寬緊遠近為妄施矣。
律體中對句用開合、流水、倒挽三法，不如用遮表法為最多。或前遮后表，或前表后遮。表謂如此，遮謂不如彼，二字本出禪家。昔人詩中有用“是”、“非”、“有”、“無”等字作對者，“是”、“有”即表，“非”、“無”即遮。惟有其法而無其名，故為拈出。
律詩不難于凝重，亦不難于流動，難在又凝重又流動耳。
律體可喻以僧家之律：狂禪破律，所宜深戒；小禪縛律，亦無取焉。
絕句取徑貴深曲，蓋意不可盡，以不盡盡之。正面不寫寫反面，本面不寫寫對面、旁面，須如睹影知竿乃妙。絕句于六義多取風、興，故視他體尤以委曲、含蓄、自然為尚。 以鳥鳴春，以蟲鳴秋，此造物之借端托寓也。絕句之小中見大似之。
絕句意法，無論先寬后緊，先緊后寬，總須首尾相銜，開闔盡變。至其妙用，惟在借端托寓而已。
詩以律、絕為近體，此就聲音言之也。其實古體與律、絕，俱有古、近體之分，此當于氣質辨之。
古體勁而質，近體婉而妍，詩之常也。論其變，則古婉近勁，古妍近質，亦多有之。
論古近體詩，參用陸機《文賦》，曰：絕“博約而溫潤”，律“頓挫而清壯”，五古“平徹而閑雅”，七古“煒煜而譎誑”。
樂之所起，雷出地，風過簫，發于天籟，無容心焉。而樂府之所尚可知。
文、辭、志合而為詩，而樂則重聲。《風》《雅》《頌》之入樂者姑不具論，即漢樂府《飲馬長城窟》之“青青河畔草”與《古詩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其音節可微辨矣。
《九歌》，樂府之先聲也。《湘君》《湘夫人》是南音，《河伯》是北音，即設色選聲處可以辨之。
《楚辭·大招》云：“四上競氣，極聲變只。”此即古樂節之“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也。屈子《九歌》全是此法，樂府家轉韻、轉意、轉調，無不以之。
樂府聲律居最要，而意境即次之。尤須意境與聲律相稱，乃為當行。
樂府之出于《頌》者，最重形容。《楚辭·九歌》狀所祀之神，幾于恍惚有物矣。后此如《漢書》所載《郊祀》諸歌，其中亦若有蚃之氣蒸蒸欲出。
樂府有陳善納誨之意者，《雅》之屬也，如《君子行》便是。
《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由是觀之，后世樂府近《風》之體多于《雅》《頌》，其由來亦已久矣。
樂府是代字訣，故須先得古人本意，然使不能自寓懷抱，又未免為無病而呻吟。
樂府易不得，難不得。深于此事者，能使豪杰起舞，愚夫愚婦解頤，其神妙不可思議。
樂府調有疾徐，韻有疏數。大抵徐疏在前，疾數在后者，常也；若變者，又當心知其意焉。古題樂府要超，新題樂府要穩。如太白可謂超，香山可謂穩。
雜言歌行，音節似乎無定，而實有不可易者存。蓋歌行皆樂府支流，樂不離乎本宮，本宮之中，又有自然先后也。賦不歌而誦，樂府歌而不誦，詩兼歌、誦而以時出之。
詩，一種是歌，“君子作歌”是也；一種是誦，“吉甫作誦”是也。《楚辭》有《九歌》與《惜誦》，其音節可辨而知。
《九歌》，歌也；《九章》，誦也。詩如少陵近《九章》，太白近《九歌》。誦顯而歌微。故長篇誦，短篇歌；敘事誦，抒情歌。
詩以意法勝者宜誦，以聲情勝者宜歌。古人之詩，疑若千支萬派，然曾有出于歌、誦外者乎？
文有文律。陸機《文賦》所謂“普辭條與文律”是也。杜詩云：“晚節漸于詩律細。”使將詩律“律”字解作五律、七律之“律”，則文律又何解乎？大抵只是以法為律耳。
詩之局勢非前張后歙，則前歙后張。古體、律、絕，無以異也。
詩以離合為跌宕，故莫善于用遠合近離。近離者，以離開上句之意為接也。離后復轉，而與未離之前相合，即遠合也。
篇意前后摩蕩，則精神自出。如《豳風·東山》詩，種種景物，種種情思，其摩蕩祗在“徂”、“歸”二字耳。
問短篇所尚，曰：“咫尺應須論萬里。”問長篇所尚，曰：“萬斛之舟行若風。”二句皆杜詩，而杜之長、短篇即如之。杜詩又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余。”其意亦可相通相足。
長篇宜橫鋪，不然則力單；短篇宜紆折，不然則味薄。
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用之長篇，此如黃河之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也。然即短至絕句，亦未嘗無尺水興波之法。
長篇以敘事，短篇以寫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誦。此皆題實司之，非人所能與。
伏應、提頓、轉接、藏見、倒順、綰插、淺深、離合諸法，篇中、段中、聯中、句中均有取焉。然非渾然無跡，未善也。
少陵《寄高達夫》詩云：“佳句法如何？”可見句之宜有法矣。然欲定句法，其消息未有不從章法、篇法來者。
“河水清且漣”，“間關車之牽”，皆是五言，且皆是上二字下三字句法，而意有順倒之不同。
詩無論五、七言及句法倒順，總須將上半句與下半句比權量力，使足相當。不然，頭空足弱，無一可者。
煉篇、煉章、煉句、煉字，總之所貴乎煉者，是往活處煉，非往死處煉也。夫活，亦在乎認取詩眼而已。
詩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數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數句為眼者，有以一句為眼者，有以一、二字為眼者。
冷句中有熱字，熱句中有冷字；情句中有景字，景句中有情字。詩要細筋入骨，必由善用此字得之。
詩有雙關字，有偏舉字。如陶詩“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云”、“鳥”、“水”、“魚”是偏舉，“高”、“游”是雙關。遍舉，舉物也；雙關，關已也。 問韻之相通與不相通以何為憑？曰：憑古。古通者，吾亦通之。《毛詩》，《楚辭》，漢、魏六朝詩，杜、韓諸大家詩，以及他古書中有韻之文，皆其準驗也。
辨得平聲韻之相通與不相通，斯上聲、去聲之通不通因之而定。東、冬、江通，則董、腫、講通矣，送、宋、絳亦通矣。推之：支、微、齊、佳、灰通，則紙、尾、薺、蟹、賄通，寘、未、霽、泰、卦、隊通。魚、虞通，則語、麌通，御、遇通。真、文、元、寒、刪、先通，則軫、吻、阮、旱、纮、銑通，震、問、愿、翰、諫、霰通。蕭、肴、豪通，則筿、巧、皓通，嘯、效、號通。歌、麻通，則哿、馬通，個、飐通。庚、青、蒸通，則梗、迥通，敬、徑通。侵、覃、鹽、咸通，則寢、感、儉、豏通，沁、勘、艷、陷通。陽無通，則養亦無通，漾亦無通。尤無通，則有亦無通，宥亦無通。
入聲韻之通不通，亦于平聲定之。東、冬、江通，則屋、沃、覺通。真、文、元、寒、刪、先通，則質、物、月、曷、黠、屑通。庚、青、蒸通，則陌、錫、職通。侵、覃、鹽、咸通，則緝、合、葉、洽通。陽無通，則藥亦無通。
論詩者或謂煉格不如煉意，或謂煉意不如煉格。惟姜白石《詩說》為得之，曰：“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
文所不能言之意，詩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詩善醉，醉中語亦有醒時道不到者，蓋其天機之發，不可思議也。故余論文旨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論詩旨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詩之所貴于言志者，須是以直、溫、寬、栗為本。不然，則其為志也荒矣。如《樂記》所謂“喬志”、“溺志”是也。“詩之言持”，莫先于內持其志，而外持風化從之。
古人因志而有詩，后人先去作詩，卻推究到詩不可以徒作，因將志入里來，已是倒做了，況無與于志者乎？
《文心雕龍》云：“嵇志清峻，阮旨遙深。”鐘嶸《詩品》云：“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劉越石仗清剛之氣。”余謂“志”、“旨”、“才”、“氣”，人占一字，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其實此四字，詩家不可缺一也。
“思無邪”，“思”字中境界無盡，惟所歸則一耳。嚴滄浪《詩話》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似有得于此意。
雅人有深致，風人、騷人亦各有深致。后人能有其致，則《風》《雅》《騷》不必在古矣。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過曰“春往冬來”耳，有何意味？然“黍稷方華，雨雪載涂”，與此又似同而異，須索解人。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余謂孝弟之性，乃其所以溫雅也；二而言之，安仁于是為不知詩矣。
謝靈運詩：“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下句意須離不得上句，不然，是名教外別有所謂神理矣。
不發乎情，即非禮義，故詩要有樂有哀；發乎情，未必即禮義，故詩要哀樂中節。
天之福人也，莫過于予以性情之正；人之自福也，莫過于正其性情。從事于詩而有得，則樂而不荒，憂而不困，何福如之？
景有大小，情有久暫。詩中言景，既患大小相混，又患大小相隔。言情亦如之。興與比有闊狹之分。蓋比有正而無反，興兼反正故也。
昔人謂激昂之言出于興，此“興”字與他處言興不同。激昂大抵只是情過于事，如太白詩“欲上青天覽日月”是也。
山之精神寫不出，以煙霞寫之；春之精神寫不出，以草樹寫之。故詩無氣象，則精神亦無所寓矣。
詩格，一為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賢不肖也；一為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貧富貴賤也。
詩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樸忠者最上，超然高舉、誅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勞來、從俗富貴者無譏焉。
言詩格者必及氣。或疑太煉傷氣，非也。傷氣者，蓋煉辭不煉氣耳。氣有清濁厚薄，格有高低雅俗。詩家泛言氣格，未是。
林艾軒謂“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涂澤不可”。余謂此論未免誣黃而易蘇。然推以論一切之詩，非獨女態當無，雖丈夫之貴賤賢愚，亦大有辨矣。
詩以悅人為心與以夸人為心，品格何在？而猶譊々于品格，其何異溺人必笑耶？
或問：詩偏于敘則掩意，偏于議則病格，此說亦辨意格者所不遺否？曰：遺則不是，執則淺矣。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后世為詩者，于“碩”、“好”二字須善認。使非真碩，必且迂；非真好，必且靡也。詩不清則蕪，不穆則露。“穆如清風”，宜吉甫合而言之。
凡詩迷離者要不間，切實者要不盡，廣大者要不廓，精微者要不僻。詩要避俗，更要避熟。剝去數層方下筆，庶不墮“熟”字界里。
詩要超乎“空”、“欲”二界。空則入禪，欲則入俗。超之之道無他，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或問：詩何為富貴氣象？曰：大抵富如昔人所謂“函蓋乾坤”，貴如所謂“截斷眾流”便是。詩質要如銅墻鐵壁，氣要如天風海濤。
詩不可有我而無古，更不可有古而無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
鐘嶸謂阮步兵詩“可以陶寫性靈”，此為以性靈論詩者所本。杜詩亦云：“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
元微之作《杜工部墓志》，深薄宋、齊間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其實性靈、光景，自風雅肇興便不能離，在辨其歸趣之正不正耳。
詩涉修飾，便可憎鄙，而修飾多起于貌為有學而不養本體。晉東海王越與阮瞻書曰：“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善夫！
詩一往作遺世自樂語，以為仙意，不知卻是仙障。仙意須如陰長生古詩“游戲仙都，顧愍群愚”二語，庶為得之。抑《度人經》所謂“悲歌朗太空”也。
詩一戒滯累塵腐，一戒輕浮放浪。凡出辭氣，當遠鄙倍，詩可知矣。
詩中固須得微妙語，然語語微妙，便不微妙。須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觸著，乃足令人神遠。花鳥纏綿，云雷奮發，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詩不出此四境。
《詩》“喓々草蟲”，聞而知也；“趯阜蟲”見而知也；“有車鄰鄰”知而聞也；“有馬白顛”知而見也。詩有外于知與聞見者耶？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上四字共知也，下五字獨得也。凡佳章中必有獨得之句，佳句中必有獨得之字，惟在首、在腰、在足，則不必同。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六一賞之。“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賞之。此等處古人自會心有在，后人或強解之，或故疑之，皆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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