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稱希臘 49】求真，以科學的名義

【言必稱希臘還是言必稱中國】系列文章之（四十九）

臺伯河是羅馬市的母親河，貫穿市中心。正值枯水季節，河水舒緩，河面較低，不時見到幾人在悠閑地垂釣。我這個外鄉人與周邊的慢節奏極不協調，為趕往梵蒂岡， 不時還要加快腳步，用中國效率在歐洲旅游，結果忙中出錯，錯過一個叫鮮花廣場的景點。它離臺伯河很近，因廣場上矗立著布魯諾的雕像而聞名。

布魯諾（1548-1600）出身于那不勒斯附近一個破落小貴族家庭。那不勒斯也是文藝復興的重鎮之一，布魯諾青年時進該市教會的隱修院學習，因表現出異端思想，于1576年 離開家鄉，開始流浪生涯。此后十幾年，布魯諾周游列國，時而座上賓，時而階下囚，到過瑞士、法國、英國、德國，最后回到意大利。布魯諾繼承和發展哥白尼的 學說，提出宇宙無限論及多個世界論。他的異端思想既不容于天主教，也不被新教接受，最后落于教廷之手，死不悔改，關押七年之后在鮮花廣場被燒死。為避免追 隨者紀念，骨灰被扔進臺伯河，流入大海。

布魯諾畫像和羅馬鮮花廣場上的布魯諾雕像

哥白尼（1473-1543） 在臨終前出版的《天體運行論》中，詳述了自己主張的日心說理論，這在科學史中被稱為“哥白尼革命”，也被視為是科學革命的開端。布魯諾對科學研究所下功夫 不多，如果置身于古希臘，可以稱為科學家，但是因為在哥白尼之后，所以他更像是一位科學思想的傳播者。正由于此，布魯諾的言行非常容易被教會抓住把柄，再 加上寧死不屈的性格，導致慘劇發生。相比之下，伽利略（1564-1642）更幸運一些。

哥白尼和伽利略

依據當時的社會環境，布魯諾和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一樣，也是罪有應得。蘇格拉底之死被民主人士釋為一次失誤，同樣布魯諾之死也被宗教人士釋為一次失誤。辯解都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雅典的民主制度沒有毒死所有的思想家，羅馬教廷也沒有燒死所有的科學人士。布魯諾在科學史中的地位沒有蘇格拉底在哲學史中那樣重 要，但他卻是死于宗教勢力的最著名科學人士。隨著科學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上升，他的死就越發顯得偉大。再加上鮮花廣場的曼妙名稱，烈火中永生的慘烈和壯 烈，都極富藝術感染力，布魯諾逐漸獲得萬眾敬仰的殊榮。

縱觀世界，各地區的主流宗教勢力剿滅異端思想是一種常見的行為，和政治斗爭的道理一樣。但是隨著時光流逝，很多錯殺濫殺已經沒有斤斤計較的必要，而是將事件 置于歷史環境中討論，淡化道德層面的批判。不過布魯諾之死有些特殊，事件本身像一個斗士還在堅持戰斗，讓天主教不時處于尷尬之中。這種尷尬是婆羅門教、佛 教、伊斯蘭教、東正教，甚至儒家所沒有的。

除歐洲以外，世界其他地區是否產生過真正的科學，一直存在爭議。要是嚴格與歐洲比較，不難看出，其他地區沒有形成系統的科學知識體系，只是產生過某些具有科學性的知識。如果據此認為各地區都有古代科學，則在 歐亞大陸，可以分為歐洲、西亞（以伊斯蘭為主）、南亞（以印度為主）、東亞（以中國為主）四個主要地區。古代西亞科學與歐洲科學的關系非常復雜，可以說是 同宗同源，相互影響，共同發展，在歐洲科學的起步和低迷階段都曾發揮過重要作用，有點類似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關系，不過最終分道揚鑣。印度與中國相對孤 立，但是非常令人遺憾，對于科學的發展而言，孤立并非好事。

具有好奇心是人類共有的天性，日出日落，萬物興衰，都能激發人類的求知欲，科學的誕生就是從人類對自然的好奇開始的。但是觀察自然現象只是科學知識積累的第 一步，兩河流域、古埃及都有豐富的遺存。中國在這方面也是佼佼者，像一名善于做筆記的學生，有很多世界第一。例如哈雷彗星，中國春秋時期就有明確記載，之 后連續記載多次。而英國天文學家哈雷（1656-1742）根據歐洲天文紀錄，發現有每隔76年出現彗星的規律，于是推測其為同一顆彗星。哈雷去世后，1759年這顆彗星再次光臨，證明了哈雷的預測。而在中國只是又多了一次掃帚星的記載，沒有進一步的思考，再多的觀測也看不到自己腳下的這個星星，更別說發現萬有引力定律。

哈雷向前多走一步，看似簡單，實際揭示出歐洲科學傳統的另一面。積累知識在世界具有普遍性，但是科學方法的形成唯獨出現在歐洲，最早出現在古希臘（從廣義上 說，科學方法也屬于科學知識，不過在此有必要以示區別）。科學方法的關鍵之一是要把現象的成因和結果給出合理的解釋，必須做到自洽，并且越簡單越好。這一 方法可以稱為邏輯論證。

世界其他地區，借助神話傳說、宗教圖騰、巫師哲人各種各樣缺乏理性邏輯的方法來解釋自然現象，成為共識后，很少再有疑問。而古希臘人比較特殊，他們將大自然 視為一個有規律可循的整體看待，把各種現象聯系起來，由一個問題衍生出多個問題，并且每個問題得出答案后，還要看各答案之間是否有矛盾，再做進一步的邏輯 論證。以今天的標準看，古希臘的科學知識只能屬于小兒科，科學方法在細節上也多有謬誤。但是宏觀層面的科學方法一開始就踏上了正確的道路，簡單來說就是避 免怪力亂神，用理性看待一切。科學方法在古希臘出現的原因討論起來非常復雜，但答案也可以很簡單。考慮到古希臘獨特的商業、政治等等都與地理因素有關，那 么科學方法可能也不例外。古希臘的一群有閑、有錢、有文化的人，面對妻兒思考不出什么科學問題，而面對以愛琴海為主的復雜地理環境，白天遠眺大海，夜晚仰 望星空，也許會有些靈感。

比如觀察太陽的升落，是人類初期認識自然現象的共有經歷，歷法、天文、農業都與此有關。大部分地區的人們生活在內陸，只能看到太陽地升地落的景象，今天也是 如此，古希臘人不同，海洋對于科學的誕生及發展似乎存在某種魔力。希臘城邦米利都和雅典都是當時的經濟、文化中心，分處愛琴海的東西兩端。在米利都可以看 見太陽地升海落，在雅典是海升地落。不僅如此，在某個海島上可以看見太陽海升海落，深入一點陸地是地升地落。相對狹小的時空內可以觀察到四種現象，如此復 雜的局面，如果只給出一個神話般的解釋，恐怕連神仙都不同意。在繼續鉆研，尋找能夠解釋各種現象的過程中，以致于有人得出地球自轉，同時圍繞太陽運轉的超 前結論。而在其他古文明地區，太陽的升落早已有各自的標準錯誤答案，無需再做進一步研究。一群古希臘人就這樣交流討論，尋找答案，還使用數學來測算、驗 證，在沒有商業利益、戰爭硝煙、權力爭奪的平淡過程中，一步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也煉就了神奇的科學方法。古希臘人見多識廣，所提問題的質量非常高。沒有 答案，就將問題留給后人。反觀中國，生活無憂的文化人閑暇時多醉心于琴棋書畫、煉丹養生，雖生于天地間，也能悟到一些奇妙，但是很難形成科學方法。

古希臘衰落之后，科學傳統被羅馬帝國繼承，亞歷山大港、羅馬、君士坦丁堡都擔當過科學中心的重任。中世紀開始，科學發展在歐洲出現停滯。通常認為這一時期的 科學傳統被拜占庭和伊斯蘭繼承，十字軍東征和奧斯曼帝國興起后，才回歸歐洲，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科學在意大利復活。這種認識的偏頗之處在于將科學傳統僅限于 科學知識，而忽視了科學方法。拜占庭和伊斯蘭的科學成就不容否認，但在科學方法上其實是對古希臘的拋棄，否則現代科學更應該出現在亞洲，而不是歐洲。從大 范圍來看，科學傳統中最重要的科學方法并沒有離開地中海，從小范圍來看，直接繼承者就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教。

基督教興盛之后，拋棄與宗教相悖的科學知識，但是由于和古希臘、古羅馬地域相同，不免將部分科學知識吸收入神學知識體系，更重要的是不自覺地將科學方法應用于宗教理論。比如希臘化時代的科學家托勒密（約90-168） 主張地心說，這是錯誤的結論，但是在科學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從某種角度看，他的科學方法正確，基于當時的觀測水平，較好地解釋了望遠鏡發明以前的各種 天文觀測現象。基督教繼承托勒密的地心說理論，將其他恒星、行星都視為在某個軌道上圍繞地球運行。最初的模型非常簡單，隨著觀測資料的增多，神學家們不斷 添加軌道，改進地心說。到15世紀軌道數已多達八十多個，此時的地心說理論和天文觀測矛盾加劇，破綻百出。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 經過多年觀測，化繁為簡，提出日心說，將太陽和地球的位置對調，實現乾坤大挪移，重創天主教的基本觀念。日心說離經叛道，新教領袖路德都斥責哥白尼愚蠢。 但不能否認的是哥白尼本人就是一名教士，觀測地點是教會的天文臺，他是天主教體系內的反叛者。地心說是錯誤的，但日心說也僅限于太陽系，可以說從托勒密到 哥白尼，增長的是科學知識，不變的是科學方法。

天主教由于繼承了科學方法，所以在構建宗教理論時比其他宗教要辛苦。因為一個謊言要用一千個謊言來遮掩，一個神跡要用一千個神跡來輔助，而且還要構造謊言和 神跡之間的邏輯性，甚至用嚴格的邏輯推理來論證上帝的存在。神學家們對于民間和自己提出的“十萬個為什么”都希望能給出標準答案，不僅給許多名詞下嚴格的 定義，而且涉獵廣泛，考證圣物（圣杯、裹尸布）的真實性，研究天使的大小重量，在結論、數字、年份方面留下一連串的荒誕。謊言和神跡重復千萬遍，傳承千百 年也不能成真，但是天主教對于作繭自縛樂此不疲，艱辛論證的最終實際效果是在反駁和推翻理論。

比如世界和人類起源的時間問題，世界其他宗教和哲人們大都回避具體年份，根本不思考或者用幾句深奧的話輕輕帶過。但是在天主教中，這是一個必須有標準答案的 問題。他們依據《圣經》和其他歷史文獻，推算出各種上帝創世紀的具體年代，基本都處于幾千年到一萬年的區間內。因為答案各不相同，所以論證永無休止。認為 地球的歷史只有幾千年，這樣的結論現在看很無知，但當年卻是學者辛苦之后的學術成果。

荒誕的知識只是一面，理性的方法是另一面。神學家兼主教大阿爾伯特（1200-1280）注釋了亞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認為信仰和理性可以并存，極力調和神學與自然哲學之間的矛盾。他的學生，另一位神學家阿奎那（1225-1274） 著有《神學大全》一書，是宗教理論的扛鼎之作，被教廷欽點為經典。書中明確引入亞里士多德的理性邏輯思維，而在此之前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因為過于世俗，長期 被禁止傳播。古希臘的學術成就和天主教神學的結合，只能將荒誕的知識推向極致，而理性的思維無形中為現代科學的誕生埋下伏筆。最終在文藝復興中，經過一批 神學家兼科學家的努力，由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導出了廣義的現代物理學。不過受時代所限，科學革命時期的科學家，不是在否定上帝，而是在完善上帝，或者說是 推翻老上帝，塑造新上帝，區別的標志是構建出不同于神學的知識體系。所以表面上科學與神學還在一個上帝之下，實質已經決裂，因為科學命中注定最終是要告別 上帝的。

大阿爾伯特和阿奎那的壁畫像

天主教和科學有相關性，卻無因果性，科學火種播撒的時間要比天主教早。二者因孕育于同一片地理區域，出現交集并產生糾葛是歷史的宿命，冰與火的對抗遠遠超過 其他宗教那些空泛的辯論。天主教設立神學院，建立大學，本意是希望培養有知識的信徒，沒想到最后培養出一批更有知識的“叛徒”。經歷這一特殊階段后，天主 教從此和其他宗教無異。

文藝復興時期在科學知識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也只是科學大廈的一層基石，而科學方法中實驗驗證的完善才是創造性的核心內因。實驗行為在很多地區的早期歷史 中都曾經出現過，但是方法簡陋，也很難與邏輯論證有效結合，古希臘在科學上裹足不前，一個主要原因是缺少實驗驗證。文藝復興后期，由于重復觀測和數學計算 在天文學上的成功，學者們開始重視模擬研究對象并進行實驗和計算。實驗方法取得突破的關鍵性人物是伽利略。他開始嘗試進行系統的實驗，排除不相關因素的干 擾，反復對照測量，從而獲得某種發現。在這一過程中，伽利略把數學作為描述自然界的語言，并用數學語言來分析和描述實驗的結果，通過數學和實驗的結合，把 抽象的科學知識和具體的事物現象做了有效連接。至此，實驗驗證已經不再是支撐科學大廈的另一根頂梁柱那么簡單了，而是戳破所有非科學知識體系的利器。正如伽利略在《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一書中明確指出的那樣：科學必須立足于觀察和實驗，不能依賴權威和傳統。

自然科學的兩大基石是數學和物理學。對于科學方法而言，邏輯論證的核心是數學，實驗驗證的核心是物理學。二者結合之后的效果驚世駭俗，牛頓于1687年出版的巨著書名就是《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不過在實驗驗證尚不完備、科學知識積累的初級階段，科學與神學還能混在一起內斗。此后科學則暫時被重新納入哲學的范疇，公開與神學對抗。

科學進步離不開技術進步，文藝復興前后一批精密儀器被工匠們發明制造出來，并在科學家的指導下得到改進，如望遠鏡、顯微鏡、鐘表等等。在這些儀器的幫助下， 科學家擴大了觀測范圍，測量更加精準。另外航海業對科學一直有啟迪、助推、驗證的作用，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都是如此。相比于南地中海沿岸的平緩，北地中海 可謂百轉千回，仿佛人的大腦擁有更多的溝回，在海上發生的故事也多。大航海之后，歐洲人地跨大西洋兩岸，甚至繞著地球思考問題，比古希臘人更加見多識廣，也更能促進科學的發展。

從左至右依次為：伽利略的鐘擺擒縱機構、胡克的顯微鏡、牛頓的望遠鏡。

現在可以舉出很多天主教壓制科學的故事，其實當年科學只是多種異端中的一種。天主教也壓制迷信、巫術等等，認為它們都是妖言惑眾，在搶自己的飯碗。燒死布魯諾是天主教犯下的大錯，意大利統一后，政府為紀念這位科學人士，同時出于壓制教廷的目的，于1887年為其建立雕像。教廷于1889年承認錯誤，為布魯諾平反昭雪，一樁歷史公案在程序上終于完結，但是宗教和科學的矛盾永遠不會完結。

宗教是人類為緩解無知和愚昧發明的安慰藥、止疼片、麻醉劑，科學是人類為戰勝無知和愚昧，通過理性發現的超級武器。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宗教的物美價廉是科學不能比擬的。理解科學要更困難，花費更高。科學的魅力如果不經過現代教育加以強化，很多人無法享受，宗教則不然。

有些人以當代布魯諾自居，宣誓要為科學舍生取義，再退一步，自比伽利略，天天訴苦遭受打壓。其實抱怨的事多與科學無關，或者有從事偽科學的嫌疑。科學值得窮 盡生命去探索，卻無需用生命來捍衛。科學家也是人，逃不過死亡。非正常死亡的科學家不少，從阿基米德到拉瓦錫都有令人扼腕嘆息的結局，可是明確為科學就義 的人卻很少。回望歷史，蘇格拉底有無數難友，而布魯諾卻很孤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