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7日到1945年8月2日，美、英、蘇三國首腦杜魯門、丘吉爾（1945年7月28日以后是新任首相艾德禮）和斯大林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舉行戰時第三次會晤，史稱“波茨坦會議”。 1945年7月26日，以美、英、中三國宣言形式發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無條件投降，并重申1943年12月1日《開羅宣言》必須實施。后來蘇聯出兵對日作戰時，也宣布加入《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成為四國的對日共同宣言。 在波茨坦觸摸中國命運 文、圖 | 李輝 一、斯大林傲視群雄 我走進波茨坦，是在十年前的2004年10月，德國柏林遠郊，已是秋風冷雨時節。 我在追尋波茨坦會議的蹤影——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決定戰后世界格局的蘇、美、英三國首腦會議在此舉行。同時，作為會議的一個副產品，會議期間的7月26日，中、美、英三國聯合簽署發表《《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向法西斯日本發出無條件投降的最后通牒。繼納粹德國1945年5月戰敗之后，人們在這里看到了法西斯日本也正在走向終結。中國雖然沒有與會，但中國的命運與波茨坦密切相關。毋庸置疑，《波茨坦宣言》發出的最后通牒，正是飽受戰爭痛苦的中國民眾期盼已久的聲音。 早就熟悉波茨坦了——在史著中，在紛繁的回憶錄中。湖泊、樹林、草地、宮殿……感覺中，似乎看到過它的美麗風景，呼吸過曾經彌漫于此的歷史云煙，聽見過一個個歷史人物在此發出的笑聲與嘆息。 關于波茨坦的書太多了。我愛讀回憶錄，丘吉爾、杜魯門等人的回憶錄中，波茨坦會議期間的斗智、交鋒乃至生活細節一一呈現出來。榮獲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丘吉爾，敘述之生動自不待言，即便下筆十分平實、主要側重于事件過程敘述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談到波茨坦會議時，居然也少有地來了一番外景描寫：“塞西林宮曾是前皇太子威廉的行宮。這是一座二層樓四邊帶耳房的褐色石房子，當中有一個院子——現在鋪滿了蘇聯人種植的二十四英尺寬的紅星花壇，由天竺葵、粉紅玫瑰花和紫陽花組成。三個同盟國的國旗在宮殿的正門前飄揚。” 在柏林我買了一本旅游書，其中說，當年之所以選擇在波茨坦的塞西林宮舉行三國首腦會談，乃是因為歐戰剛結束時柏林已成一片廢墟，只有這座建筑因地處遠郊才僥幸地留下了屋頂。波茨坦屬于蘇聯占領區，故由蘇聯負責安排這次會議。杜魯門說，連房間里的家具都是從蘇聯運來的。由此可見蘇聯在戰后地位的崛起。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蘇、美、英三國政府首腦在德國波茨坦舉行會議。圖為會議會場蘇聯在巨大的戰爭災難中挺立而未倒，終于由防御轉為進攻，最終勝利地解放了整個東歐和德國東部，其國際影響力和地位，較之戰前有了空前提高。在納粹德國戰敗、歐洲進入勢力范圍重新劃分之時，希望盡快結束對日戰爭、把人員傷亡盡量降少的美國，也不得不尋求蘇聯在遠東出兵對日作戰。 《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一書的作者寫到，杜魯門在乘軍艦啟程前往歐洲之前，主持了一次重要會議： 杜魯門在6月18日于白宮舉行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上，批準了入侵九州的作戰計劃，盡管為了支撐到1946年春天入侵本州為止，要有大量的人員傷亡和后勤及人力方面的投入。當時，剛剛過去的沖繩戰役還縈繞在每個人的腦海，杜魯門評論說可以“讓日本從頭到尾都成為沖繩”。到杜魯門抵達波茨坦時為止，美國對計劃于1945年11月1日開始的九州入侵的傷亡預計是，剛開始的三十天里將有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死亡、受傷或失蹤。隨后的三十天里將進一步增加約一萬一千人。（《真相》，第382—383頁） 杜魯門自己回憶時坦率地說，他到波茨坦是對斯大林有求而來的： 我去波茨坦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最迫切的是要得到斯大林個人重申俄國參加對日作戰的決心，這是我們的軍事領袖最急于要得到的一件事。我在會議的最初幾天就從斯大林那里得到這種保證。在戰時我們的一切軍事部署都得保守秘密，為了這個原因，在會議結束時所發表的官方公告中把它略去。這是我們在波茨坦所達成的唯一的秘密協議。（《杜魯門回憶錄》，第312頁） 美國《時代》雜志后來在報道日本投降前后的局勢演變時也這樣寫道： 車輪最近的轉變實際上是在波茨坦開始的。總統在前去出席他的第一次三巨頭會談的途中，已經明確地向隨從表示，他的首要目的是讓俄國在最恰當時機參加太平洋戰爭，以盡快結束戰爭。結果是，總統得到了他所想要的東西：斯大林明確保證在一個確定的日子參戰（據最可靠消息來源稱，這一天是8月15日）。現在，不管今后亞洲將面對什么樣的政治反應，美國軍隊再也不會幫助中國解決日本在滿洲的正規軍了，日本也不再可能延長戰爭了。（《時代》，1945年8月20日） 處在極為有利地位的斯大林，在波茨坦有充分理由感到躊躇滿志，傲視群雄。 就個人而言，二戰爆發后世界上最有影響的美、英、蘇三國首腦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三巨頭，只有斯大林一個人是在領袖位置上親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過程。羅斯福在1945年4月因病去世，沒有親眼看到納粹德國的滅亡，接替他出席波茨坦會議的是新任總統杜魯門。丘吉爾雖然出席了波茨坦會議，但會議期間正逢英國舉行大選，他領導英國取得了戰爭勝利，但他的戰后國內政策和“冷戰”態度受到批評而導致落選。會議中途休會，丘吉爾離開波茨坦回國等待大選結果，這一走他就再也沒有回來。幾天后，接替他來到波茨坦出席會議的，是英國新首相艾德禮。 這是歷史的有趣之處。美、英政壇領袖相繼更迭，蘇聯的斯大林則牢牢地掌握著領導權。遙想當年，在杜魯門和艾德禮兩位新手面前，斯大林這位政治強人坐在波茨坦的會談桌前，想必會鎮定自若。富有政治經驗和外交謀略的他，運籌帷幄，靜看歐戰硝煙消散，凝望遠東風云變幻，尋找著最佳的機會以獲取蘇聯的最大利益。波茨坦——既是盟國間合作的最后舞臺，也是各方博弈的新陣地。得與失，利與弊，是與非，哪怕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也未必能梳理清楚，說個明白。 二、簽署宣言，蔣介石要求排名英國之前 走進波茨坦，秋雨中的塞西林宮竟已有些凄冷。朋友說，這已經不是旅游的好時節了。其實，對于我，能夠站在雨中看看當年的老房子，想象曾經有過的場景，就很知足了。 “這個窗戶是斯大林的房間——這個是丘吉爾的，后來是艾德禮用——這個可能是杜魯門的……”我們瀏覽杜魯門在回憶錄中所說的耳房，窗戶一個接一個，像畫框把歷史定格。窗下是草地，一直延伸到遠處的樹林。撐著傘，佇立草地中央，雨敲打在傘上，像時鐘的滴答聲。在庭院出口處有一個石球，上面隱約可見刻著一個五星。五星旁是一個俄文單詞——我在波茨坦找到的唯一可以觸摸到的、真正屬于五十年前的遺跡……波茨坦會議舊址前刻有五星的石球有哪一座建筑比眼前的塞西林宮對戰后世界更顯得重要？對于來自中國的訪問者，感受尤為強烈。 自1945年年初雅爾塔會議以來，圍繞著敦請蘇聯出兵與日作戰，勒令日本無條件投降而進行的大國間的討價還價，是世界外交風云的焦點之一。抗戰中的中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雖因成為美國的盟友而一度被視為“大國”，但卻先后缺席了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正是在中國缺席和不知情的情況下，由三個大國決定了與中國主權相關的事宜。這就難怪，中國外交家顧維鈞雖然沒有親臨波茨坦會議現場，但他在倫敦等地焦急地關注著波茨坦，從不同途徑了解著這里的進展。讀他的回憶錄，讓人感慨萬分。 不過，波茨坦畢竟是決定通牒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地方。中國雖然沒有與會，但仍被邀請聯合簽署了以中、美、英三國名義發表的《波茨坦宣言》（全稱為《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有意思的是，波茨坦會議的一個主角——蘇聯，由于此時尚未對日宣戰，故未列入該宣言的簽署國。蘇聯的參加，要到十二天后的8月8日，這一天蘇聯正式對日宣戰。安排波茨坦會議的蘇聯不是簽署國，沒有與會的中國卻是簽署國。當年歷史的復雜與微妙，至今仍耐人尋味。 在日本投降過程中，《波茨坦宣言》的簽署和發表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可是，在一些相關歷史著作中，除了幾句概括性的敘述外，很難讀到對這一歷史事件的更為具體的細節敘述。譬如，公告是如何起草的？沒有與會的中方是如何參與簽署的？其實，對于有著歷史興趣的讀者來說，了解它們或許更有必要。好在《杜魯門回憶錄》提供了一些歷史細節。 杜魯門回憶說，《波茨坦宣言》的草案，是他從美國帶到波茨坦的： 我來到波茨坦的時候曾攜帶一份號召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的草案，這個草案我想同丘吉爾討論一下。這將成為美國、英國和中國的政府首腦們的聯合公告。在我于7月24日送給他看一份草案的副本之前，我曾等待參謀長聯席會議在我們的軍事戰略方面達成協議。丘吉爾和我一樣渴望俄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和我們的軍事領袖們一樣都認為俄國的參戰將加速日本的潰敗。同時，丘吉爾很快地同意了那個公告的原則，并說他將把那份副本拿去進一步研究它的具體內容。 斯大林當然不能參加發布這項公告，因為他同日本仍保持著和平，可是我考慮到最好是讓他知道我們即將采取的行動。因而在會議開會的期間，我曾私下同他談到過這件事情。 丘吉爾和我都認為蔣介石應被邀參與發布這項文件，而且中國應被列為發起的政府之一。于是我就把這項文件的內容電致在重慶的赫爾利大使，并指示他從速取得蔣委員長的贊同。電報是通過海軍方面發出的，同時也經由陸軍的電訊系統發出。可是經過了二十四小時以上仍未獲得答復或回音。丘吉爾即將回倫敦了解大選的結果去了，不過他在離去前傳話給我，對公告的措詞表示贊同，并同意由我自行處理發布這項文件。（《杜魯門回憶錄》，第286頁） 丘吉爾返回倫敦等待大選結果，重慶方面的答復卻遲遲未到。隨后赫爾利在電文中呈報其中的原委。杜魯門寫道： 當丘吉爾動身返回倫敦時，我們仍未得到蔣介石的答復。送致給他的電報碰到了意外的困難。首先是在檀香山的通訊站傳送時耽擱了。其次是檀香山和關島之間的通訊繁忙也推遲了它的發送時間。但這份電報終于在重慶時間晚上八時三十五分送達赫爾利。 赫爾利大使拍回的無線電報說，給日本的公告已經送給宋院長了，但是蔣委員長卻不在重慶而在長江對岸的山上。他說那份電報將于當晚譯出送給委員長。隨后赫爾利就敘述了要見到蔣氏的困難： “電報的譯文到半夜以后才譯畢。那時我們想找到一條渡船過長江也有困難。院長不愿意在深夜出來，同我一起赴黃山。今天早晨，外交部次長吳國楨陪著我到了黃山蔣委員長的官邸。蔣委員長仔細閱讀了譯文，然后吳國楨把我所說的需要立刻同意的理由，翻譯給他聽。委員長自始至終謙恭有禮。在他對我說他同意這項公告之后，宣傳部長王世杰博士來到了。于是又有必要把整個事情再向王世杰解釋一遍。順便提一下，王氏將繼宋院長任外交部長。當蔣介石對這份電報表示了贊同后，我們發覺電話壞了。因此我只有回到重慶才能應用各項設備向你轉達……”（《杜魯門回憶錄》，第 289—290頁） 蔣介石基本同意公告草案，但他提出一個修改意見，希望將自己放在英國首相之前： 蔣介石的同意附有一項保留條件：他要我們把列在上面的三個發起國的政府首腦的名字次序更換一下，他要把他放在英國首相之前，因為這樣做會在國內對他有利。為了迎合蔣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這項改動。（《杜魯門回憶錄》，第290頁） 于是，經過此番磋商改動后，公告第一款的表述最后確定如下：“余等，美國總統、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及英國首相，代表余等億萬國民，業經會商，并同意對日本應予以一機會，以結束此次戰事。”（轉引自《杜魯門回憶錄》，第290頁） 三、歷史之爭：蘇聯有必要出兵東北嗎？ 《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于1945年7月26日簽署并發表，三國向仍在頑強抵抗的日本發出了最后通牒： （甲）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剔除。蓋吾人堅持非將負責之窮兵黷武主義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正義之新秩序勢不可能。 …… （辛）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并對此種行動誠意實行予以適當各種保證，除此一途，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轉引自《日本問題文件匯編》，第6—7頁） 然而，日本當即拒絕了無條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很快日本會發現，這將是使它付出最慘痛代價的頑固與怠慢。他們不會想到，幾天后，人類歷史上最有殺傷力的原子彈，就會相繼轟炸長崎、廣島；與此同時，蘇聯對日宣戰，蘇軍挺進中國東北，日本百萬關東軍一夜之間潰不成軍…… 半個世紀之后的今天，卻有必要跳過戰爭事實本身，從波茨坦會議過程中的美、蘇較量，從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初現端倪的雙方試探、斗智乃至孤注一擲的冒險，再來解讀當年。也許這樣，方有可能更逼近事實真相，看清復雜原因，從而，也就有可能對當時中國的處境，對中國后來的歷史演變有一個較為清晰、較為立體的認識。 杜魯門的回憶錄出版于1956年，從中得知，在波茨坦會議結束后返回美國的途中，因受到斯大林的刺激，他已經決定“不容俄國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他這樣寫道： 和斯大林以及其他俄國人的直接會談對我說來還有更大的意義，因為這使我能直接看出我們和西方國家將來必須面臨什么樣的局勢。 在波茨坦會議上，俄國人已在保證歐洲合作與和平發展的文件上簽了字。我已經看到俄國人是冷酷的交易者，他們永遠為自己的每一點利益在打主意。舉行三國首腦會議的地點，離被戰爭粉碎的納粹政權所在地僅僅幾英里遠，任何政府的首腦不集中全力去尋求真正的和平似乎是不可能的。盡管我發覺俄國人對和平并沒有熱誠的愿望，但是我并不感到完全絕望。很顯然，俄國的外交政策是建筑在我們正要面臨一次嚴重的經濟恐慌的結論上的。他們企圖抓住我們的弱點，從中取利。 盡管我們迫切地需要俄國參加對日作戰，但波茨坦的經驗卻使我決定，不容俄國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我們和俄國人在德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波蘭的經驗使我決定決不在和俄國人設立的聯合機構中冒風險。當我在回國途中回顧國際形勢時，我決定在戰勝日本后由麥克阿瑟全權管轄和管制日本。在太平洋，我們決不再受俄國策略的愚弄。（《杜魯門回憶錄》，第312頁） 由此可見，基于防范蘇聯的這種考慮，杜魯門才決定使用原子彈來盡快結束戰爭，使美國在占領日本問題上占據絕對有利的位置。 但斯大林顯然從一開始就提防著美國，并且早有隨時改變其戰略戰術的準備。事實正是，美國使用原子彈轟炸廣島的舉動，促使他做出了提前一個星期出兵中國東北的決定。有史料說原定是8月15日出兵，而此時改在了8月8日，與第二顆原子彈轟炸長崎是同一天。《真相》作者寫到了斯大林的這一反應： 8月7日，東鄉向佐藤發出最后的訓電，仍然指示他探明蘇聯方面的態度。但此時斯大林已經得知了廣島的原子彈轟炸。8月8日晚，當美國大使埃夫里爾·哈里曼在克里姆林宮與他見面的時候，斯大林說：“我認為日本人現在正在尋找以接受投降的政府取代現政府的口實。原子彈也許會成為他們的口實。”美國摧毀了整座日本城市的消息使斯大林解除了提防，他決定第二天正式參戰，比先前的計劃提前了一個星期，也比杜魯門總統所預期的早了一個星期。向廣島投放原子彈，杜魯門不經意間加深了蘇聯獨裁者對美國的疑慮，成為冷戰開始的一個要因。（《真相》，第372頁） 后來，不少專家傾向于認為，實際上是原子彈的威力迫使日本投降，改變了結束太平洋戰爭的方式。既然如此，中國外交家顧維鈞也就有理由質疑美國是否有必要在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上，以犧牲中國主權等作為讓步而爭取蘇聯對日宣戰（參見“封面中國”：《在峭壁之上》，載《收獲》2006年第五期）。顧維鈞甚至認為，蘇聯當時根本就沒有必要出兵中國東北： 現在回憶起來，當時日本人是急切想結束這場戰爭的，俄國參戰實在并無必要。甚至在蘇俄對日宣戰書中，莫洛托夫還提到遠在1945年8月以前日本就曾要求和蘇俄進行會談。8月間，莫洛托夫宣讀對日宣戰書時，他同時第一次透露日本人在6月中旬曾通過天皇個人信函尋求俄國的調停。原子彈投下了之后，俄國人由于已知道日本人要求調停，便迫不急待地參戰。盡管斯大林害怕已錯過了時機，美國和英國卻還急于要俄國加入戰爭。我常常想，如果沒有人促使蘇聯參加這場戰爭，那會出現怎樣的局面。（《顧維鈞回憶錄》，第234頁）
歷史無法假設。中國沒有實力獨立地打敗日本，在歐洲戰場硝煙散盡之后，日本依然在中國駐扎百萬大軍，占領著中國大片領土，其頹勢并不明顯。這些日本軍隊，在接下來進行的戰斗中無疑是極大的威脅。那么，要結束戰爭，除了投擲原子彈和蘇聯出兵之外，還有別的更快捷的方式嗎？而且，在這種情形下，國力衰弱且又陷入潛在的國、共沖突危機的中國，又怎能在大國間的博弈中搶占一個有利位置？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相當無情：作為堅持八年抗戰的中國，在日本被打敗、太平洋戰爭結束之時，盡管是無可爭議的戰勝國，但在美、蘇兩個大國的巨大身影下又顯得瘦弱乏力，沒有什么的主動權和發言權。 于是，在原子彈升騰而起的蘑菇云籠罩下，在蘇聯百萬紅軍突進東北，世界“冷戰”寒氣席卷而來的歷史場景中，中國外交家顧維鈞的質疑，聽起來只能是一聲嘆息：蒼白，細弱，無奈。1945年8月的中國，迎接勝利的同時，也迎來了歷史的苦澀與嚴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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