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體書法》喜樂至人 編王羲之和王獻之父子，在書法上各有千秋。父親以真行出名，兒子則以破體書為能。王獻之自小就跟隨父親練習書法，非常勤奮，很小的時候就顯露出非凡的才華。他擅長各種書體，不僅以行書、草書聞名，楷書和隸書也有深厚的功底。此外，他的書法藝術主要是繼承父親，骨力雖然不如父親，但能在父親“書圣”的權威之下“改體創制”，綜合諸家之長，自成一家，首創“破體書”，也可以說是十分難能可貴了。王獻之的破體字多是一筆寫成。興之所至，還可以一筆連貫多個字。這也是“破體書法”一個最重要而顯著的特點。在每一幅王獻之的傳世書法神品中，都沒有墨守成規、拘泥形式，都有所突破和創新。因此，王獻之才被公認為“破體書”的開山鼻祖。并且他的破體書還惠澤了歷代無數破體行草書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有懷素、顏真卿、米芾、王鐸等。古代書法評論家們對王獻之的人品和書品，歷來都有很高的評價。著名詩人戴叔倫曾在《懷素上人草書歌》中贊頌道：“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景遲。”李商隱在《韓碑》中寫道： “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土犀。” 但遺憾的是、由于唐太宗的個人喜好，他十分推祟王羲之的書法而不在意王獻之的書法，所以王獻之的破體真跡流傳下來的非常少， 十分罕見。到北宋宣和年間，宋徽宗非常喜歡王獻之的書法，《宣和書譜》所收藏的工獻之書跡多達八十余件。但遺憾的是，這些墨跡大多都沒能保存下來。目前僅存的墨跡本，不超過七件。更可惜的是，現在“破體書”的名稱己被“行草書”所完全取代。
【概念】 破體書法：書體是古今書法作品最直觀的表現形式，篆隸真行草，所謂“各有定體”是也。杰出的書家總能兼善變通，別構一體，其個性化書風即與破體創新密切相關。從這點來看，“書無定體”可視作書法創作及其審美的一項重要原則，定體與破體之間的矛盾消長則是我們探索書法創新的一面鏡子。王獻之所創造的博采眾家之長、兼善各體之美的破體行草對漢字書法作出了獨特貢獻。
破體主要是以書體觀念形成后對相關定體及與這些定體直接聯系的書家風格所進行的變革。“合而裁成、釀成一體”等多是對不同書體形體及特質的化合創造。書無定體，書體雜糅。 所謂“破”字，在此有二義也；其一曰：“碎”也，乃“不完整”；另一為“超出”之意也。即，“破體書法”是多種書體同存于一幅書法作品中的意思。“破體”二字《書法小辭典》（謝德萍、孫敦秀、楊增權等著，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解做：“1、舊時指不合正體的'俗字’或音義相同構成不同的異體字等。”2、行書的變體。晉書法機家王獻之改變字體，別具新法，創造了變體的行書，被稱為'破體’。宋陳思《書苑菁華》中說：“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 “新破體書法”作品給人一種給人清新、秀美的感覺。觀其貌，有如文章、音樂之“抑揚頓挫”之感；謀篇布局又似“鵝卵石”鋪地——錯落有致之韻；在氣勢上，又散而不亂，整體上看又如“行云流水”般的暢快。破體主要是以書體觀念形成后對相關定體及與這些定體直接聯系的書家風格所進行的變革。“合而裁成、釀成一體”等多是對不同書體形體及特質的化合創造。書無定體，書體雜糅。 創作“新破體書法”，需要書者文、史學功底好；真、草、篆、隸、行俱精（碑帖學知識深厚——理解性的博覽群碑、帖）；書法史清晰、了解等文化素養。  《祀三公山碑》[1] 【起源】從蒼頡造字，程邈作隸（“徒隸之輩” ①之書），李斯小篆還多少帶有官方書同文字……；從書體發展來看，隸變時期篆隸雜糅，呈過渡之體，但當隸書已成為定體與篆書分道揚鑣，重新出現的篆隸合一的現象恐怕多少與書者的破體意識相關。如東漢元初四年(117)《祀三公山碑》，以篆為體，卻又夾雜隸書一些字形和方截筆法，以隸入篆可稱得上是趨今為變。
【注解】 【形成】
“書圣”王羲之之子王獻之，以行書為基調，徘徊于楷書與草書之間，通過雜糅形成經典；在“不經意間”創立“破體書”；這就是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結合的典范，它融合了自然與個人因素，為古今破體的第一種范式。
 王羲之 《圣教序》[2]  王羲之 《快雪時晴貼》[3] “破體”一詞，最早出現于唐徐浩《論書》,原文曰：“鐘（繇）善真書，張（芝）稱草圣，（王羲之）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這里，小令實指王獻之。認為“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藳②行之間。” 句中“偽略”二字，沈尹默先生曾釋之曰：“偽謂不拘六書規范，略謂省并點畫屈折。”的確，王獻之打破了章草常體固有的體式規范，“非行非草，流便于草，開張于行，草又處其中間”，而破體正是這樣一種介乎藳書和行書之間的一種體式。比照被米芾稱之為草書的王獻之《十二月帖》，開頭“十二月”三字作行楷書，后轉為行草，字勢連屬，極草縱之致，這正是王獻之破體的明證。王獻之雖然在“行草之外，更開一門”。  王獻之 《十二月帖》[4] 如《墨藪·續書品第四》就明列羲之“破體”為上品上。《書譜》所言王羲之 “擬草則余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可為破體作一注腳，此足見二王在破體創新這一點上，沒有本質區別。“四賢③”書法之妙，與他們不拘定體，破舊立新的立場和實踐有著重要的關系。
【不斷探求】南北朝以后，諸體兼備，形成以篆隸（包括自隸書而來的章草）為古體和楷行草為今體的格局。當時古今雜體的情況，在十六國北朝至隋時期的一些碑碣造像和墓志中屢見不鮮。有的是碑版字體的滯后，有的是朝代隔閡古體而力不從心，有的是有意無意間地雜糅。如西魏《杜照賢造像記》（公元546年），字體在隸、楷之間，又兼有篆、草寫法。
 《杜照賢造像記》[5]
隋的《曹植廟碑》(593年) ，總體為楷書，個別字形或篆書或分書，甚至一字之中，篆、分、楷偏旁畢俱，真可謂集古今書體之大成。  《曹植廟碑》[6]
顏真卿《裴將軍帖》，此帖兼有真、草、隸等字體，董其昌稱魯公傳世帖中“當以此帖為最”，清代書法家王澍云說道：“書兼楷行草若篆若籀雄絕一世，余題為“魯公第一奇跡”不虛也。”
 顏真卿《裴將軍帖》[7] 《裴將軍詩》或稱《送裴將軍詩》，刻入《忠義堂法帖》，傳為真卿書，也有人認為系偽托。全卷二十七行，九十三字，具有劍拔弩張之勢，雄姿英發之概；神龍變化，氣勢磅礴。且融合各體，顧盼生姿，其間正書則如泰山之鎮，巍然屹立；行草則龍虎振威，不可逼視。 《裴將軍詩》今見有兩種傳世，一為浙江省博物館藏南宋刻留元剛《忠義堂帖》拓本，一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墨跡本。兩種書寫內容無異，書法體勢差別很大。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墨跡本，紙本。無署款及書寫年月，凡21行，93字。評者認為墨跡本顯然不是真跡。沙孟海認為《忠義堂帖》本，“風神胎息于《曹植廟碑》，大氣磅礴，正非魯公莫辦”。
釋文： 裴將軍,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陵何壯哉。將軍臨北荒，恒赫耀英材。劍舞躍游雷，隨風縈且回。登高望天山，白云正崔嵬。入陣破驕虜，威聲雄震雷。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匈奴不敢敵，相呼歸去來。功成報天子，可以畫麟臺。
宋米芾《戎薛帖》，前行后草，行草相半，動靜節奏對比明顯，是典型的小王（王獻之）破體方法。  米芾 《戎薛帖》[8] 篆隸全面復興雖從元代開始，但于此二種書體上真正有創體之功當屬明代的趙宦光和宋玨。以草書筆法破體自創“草篆”一體，宋師從《夏承碑》，融篆法入隸字，二人對清代篆隸破體創新的書家產生了影響。  《夏承碑》[9] 鄭燮為代表這一類雜糅破體創新意義，一直有二派意見：褒之者認為他“書有別致”，“兼眾妙之長”，“亂古鋪街”，而貶之者說“然失之怪，此欲變而不知變者”。為什么同是不同書體之間的“雜糅”，“子敬（王獻之）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  鄭燮 《題畫詩》[10]
【顧紹驊破體書法創作理念】
藝術在追求完美的同時，也要追求個性特色——“唯一性”。書法藝術發展到今天，他的實用性越來越弱，而藝術欣賞性也就越來越突現；創新、出新永遠是藝術發展的“硬道理”；但需要把握的是：一定要取于傳統，因為離開傳統就是“無根之花、無源之水”。 真正的藝術創作更多的是心靈的宣泄、傾瀉，他既不離陳法，也不守陳法。沒有差異的話，就不符合藝術家的要求。線條、造型在空間中的對比要強烈，其視覺沖擊也越強。 我認為是有所創新的“破體書法”
“世界上有多少藝術家，就有多少種素描與色彩。”——奧古斯特·羅丹（法國）突破中和之規，于某一方面大刀闊斧地探索，亦不失為一種書學之徑。不過，這是一條險徑，是否會墜入魔道，關鍵在于能否把握藝術的本質，是否具有濃厚的藝術功底。這種對常規的突破是一種繼承中的突破，雖有異常規，而不失其本。趙佶的瘦金體工整閑雅雖外露筋骨，卻不失腴潤、挺勁；楊維楨雖入任不羈，奇怪百出，卻步履自高，不失法度；金冬心雖用筆方扁，秉性外露，卻真率質樸，不失厚古之氣。趙之謙的篆、隸用筆，金農的“漆書”。我們要在對書法藝術深刻理解的基礎上，在對傳統廣泛繼承的基礎上，別具慧眼，找準突破口，漸次演化成一種與古人不相上下的獨特風格。 顧氏“破體書法”創作方法 照顧整體：整體風格上是大破體、小破體，又分有“首尾呼應式”、“中露式”、“零星式”； 突出重點：在創作風格上又分有：粗獷豪邁或雄強俊秀，婉約抒情或楚楚動人或者兼而有之等等。 其特點：是作者在真（楷書又稱正書，或稱真書。又分有“歐體“（歐陽詢）、“虞體”（虞世南）、“顏體”（顏真卿）、“柳體”（柳公權）、“趙體“（趙孟頫）等。 ）、草（章草、今草、狂草），篆（大篆：甲骨文（商字）、金文（周字）石鼓文，小篆：），隸（古隸 、今隸、秦隸、漢隸、佐書 、八分、草隸、魏隸 ）、行（行草、行楷）等“比較字體”中根據自己的學識、修養、審美取向等等的再創造；同時，他又是“集字”取歷代名家中其長處，取眾家之長而自出新意——集成自己之品貌，任意發揮，灑脫自如，中宮緊縮、章法勻稱，行距適中，筆法窮極精密，轉換多姿，有放縱傾側之態。他的懸手書是自幼練成的，所以才能如此頤指氣使，縱橫如意。這種寫法人稱顧氏“破體書法”。 顧紹驊破體書法舉例 顧紹驊破體書法《魚我所欲也》（是中國當代具有較大影響的作品之一）規格：四尺整紙，136×68 ㎝.紙本 【作品釋文】：“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孟夫子語錄 中國文字之所以成為世界藝術寶庫中的一支璀璨的奇葩——書法，是因為她具有的“象形、正方結體”等的固有美，加之又有真（楷）、草、篆、隸、行等書體形式，再加之每位書家（書者）的文化素養、審美傾向、創新意識、年齡、性別等的不同而不同，這正是藝術之魅力之所在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加之，一幅書法作品，“疊”字最難處理了，我用“破體書”的形式處理疊字，我認為是妥當的。  顧紹驊破體書法作品《魚我所欲也》[11]
本作品是一幅“破體書法”的標志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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