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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朝代是由外族入侵建立的，一個是元朝，一個是清朝。元朝是由蒙古人建立的，蒙古人精于射騎，驍勇善戰，部落組織與軍事編制合二為一，戰斗力極強，自滅金后，蒙古軍隊的鐵蹄開始一路南下，勢如破竹，最終逼迫陸秀夫背著南宋小皇帝趙昺于厓山投海自盡。元朝的統一，極大地拓展了中國的疆域，據《元史·地理志》載：“蓋嶺北、遼陽與甘肅、四川、云南、湖廣之邊，唐所謂羈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賦役之，比于內陸。” 蒙古人雖然依靠軍事上的優勢建立了元朝，但在經濟形態和意識形態方面都要遠遠落后于宋朝，因此他們在中原地區實行統治，既無階級基礎，也無思想基礎，只能依靠人為地制造民族矛盾，加深民族隔閡來進行統治。元朝統治者按照種族或地域將全國人民分為蒙古人、色目人（包括我國西北地區各民族，以及中亞和東歐來到中國的人）、漢人（指原來金統治下的漢族和女真、契丹、渤海、高麗等族，以及宋、金對峙中四川地區的漢人）和南人（指南宋滅亡后的漢族和其他民族）四等。對于不同的人等，在法律待遇、政治地位和經濟負擔等方面均作出了不同的規定，他們對于漢人和南人特別歧視，經常下令沒收漢人、南人的軍器、馬匹，不許漢人田獵、習武、集會等，甚至夜間點燈也要禁止。 元朝的官方將人分為四等，民間則根據社會職業將人分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農七醫八娼九儒十丐。通過這樣的排序，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到元朝社會的一些基本情況。 “一官二吏”：所謂“官”，是指朝廷任命的命官，隸屬于統治集團，他們替皇上當差，是“吃皇糧的”；所謂“吏”，則是由“官”聘用的助手，他們是替當官的跑腿辦事的，比如“捉刀吏”，就是專門替當官的處理文案的。說得再簡單一點，當官的是管人的，為吏的則是辦事的。現今，當官為吏者仍然高高在上，社會地位沒有變化，他們吃的是“公家飯”，由納稅人供養，養尊處優，衣食無憂。數千年來，這些當官的人一直沒能弄清楚一件事，他們以為領取的俸祿是皇上（黨組織）給的，所以他們只為皇上（黨組織）服務，對老百姓卻麻木不仁，不冷不熱，殊不知老百姓才是他們真正的衣食父母！ “三僧四道”：僧人與道士都是神職人員，是專職的意識形態工作者，他們通過宣傳佛教或道教的宗教信仰來控制人們的思維與行為。蒙古人在統治中原之前，在意識形態領域幾乎是一片空白，他們沒有完整地、獨立的宗教信仰或思想體系（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因此從成吉思汗開始，蒙古族上層就非常重視對各種宗教思想和學術思想的改造和利用，特別是忽必烈執政時期，佛、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宗教得到了政府的保護，享有各種特權，從事宗教活動的專職人員可以不納稅賦，不應差役。此外，政府還設置了專門管理各種宗教的機構，如宣政院管佛教，集賢院管道教，崇福司管也里可溫，哈的司管答失蠻等。在元代，各種宗教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有一定的影響力，其中佛教最盛，道教次之，特別是對于八思巴創建的喇嘛教薩迦教派，元朝歷代統治者“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元史·釋老傳》）。由于統治者的尊崇，元代的“僧”與“道”等神職人員的社會地位也是相當高的，僅次于官吏。現在，僧人與道士雖然仍受到人們的尊崇，但他們屬于“方外之人”，并不能享受多少特權，也難以成為社會的主流，他們充其量只能滿足一部分信徒的某種特殊的精神需求。 “五工六農”：這里的“工”，指的是從事小手工業生產的工匠。“工”與“農”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他們直接為社會創造財富，同時他們也是被剝削的對象。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國度，統治者歷來重農輕商，甚至重農抑商。戰國時期的管子學派提出“民分四業”，士農工商，顯然“農”的地位要高于“工”，而“工”的地位又要高于“商”。但是，在元代“農”卻排在“工”之后，這是因為蒙古族在進入中原之前一直是游牧民族，他們對于農業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認識。在現代社會中，工人和農民的身份性質并沒有發生多少變化，他們依然靠自己的勞動換取報酬，養家糊口，但他們的社會地位卻是一落千丈，淪為了社會的最底層，而過去一貫受到統治者打壓和歧視的商人現如今卻是身價倍增，成為社會的新貴與寵兒。 “七醫八娼”：醫者常懷有仁人之心，他們以濟世解困、治病救人為己任，理應受到人們的尊重。但是在醫學并不發達的元代，大多數醫者的醫術并不高明，大病醫不了，小病醫不好，所以社會對這個職業的認同度并不高，難以成為社會的主流。“娼”者，娼妓也。他（她）們雖然從事的是“賤業”，但在古代也屬于正當的合法職業。《說文》中只有“倡”字，沒有“娼”字，梁顧野王《玉篇》中始有“娼”字，明人《正字通》中解釋說：“倡，倡優女樂，別作娼。”古代娼女起源于音樂，所以后世娼女雖以賣淫為生，但音樂歌舞則是她們必須掌握的技藝。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時期，元曲之所以得以興盛，與娼妓有關。據史書記載，元代許多有名的娼妓不僅多才多藝，善于表演，而且自己能夠作曲，當時京師有一個叫“一分兒”的名妓為社會名流丁指揮和才人劉士昌等人佐樽，時有一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丁指揮讓“一分兒”以此為題現場作曲一首，“一分兒”應聲唱道：“紅葉落如龍退甲，青松枯怪蟒張牙。可詠題，堪描畫。喜觥籌席上交雜答剌。蘇頻斟入禮廝麻。不醉呵，休扶上馬。”由此可見，當時的娼妓才藝出眾，有今日之文學家、藝術家的才情和風范，輕視不得！元代的“醫”與“娼”排位在伯仲之間，如今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醫生成為高尚的職業，不僅社會地位高，受人尊敬，而且他們收入高，待遇好，萬人求；而現在的娼妓則是非法職業，嫖客欺，警察抓，鴇母擾，整日東躲西藏，膽戰心驚。 “九儒十丐”：所謂“儒”，主要是指那些靠科舉求功名的讀書人。中國自隋朝開科舉以來，讀書人一直受到社會的尊重，因為他們今后將會成為朝廷的棟梁之才。然而元朝實行的是種族歧視政策，在選拔官員方面實行的是“怯薛”制度，即在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子弟中選拔人才。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子弟到一定年齡后，就可以名列怯薛，充當皇帝的侍從，然后繼承父兄的職位，或提拔擔任其他職務。漢人或南人的子弟基本沒有什么當官的機會，如果一定要走仕途，就必須從當吏開始，熬到一定的年頭，也可以晉升為官員，但比例極低。忽必烈執政時期，曾經有不少漢族地主士大夫建議恢復科舉制度，忽必烈雖然口頭同意，卻始終沒有實行。到元仁宗時，國家才正式開考科舉，但每次錄取不過數十人。由于每年科舉名額太少，當時的文人看不到做官的希望而大發牢騷：“年年去射策，至老猶儒冠。”讀書人在元代受到統治者的壓制和歧視，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極低，僅排在乞丐之前，位列第九，這或許也是元代僅維持一百年統治的原因之一。“丐”是指那些專門以乞討為生的人。在中國古代，乞丐也是一種正當的職業，他們雖然地位卑下，但卻有自己的行業規范和職業操守，他們當中許多人不乏俠義情懷，關于這一點，金庸在他的武俠小說中演繹得淋漓盡致。當今社會，讀書人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高，學歷已成為工作的必要門檻。讀書的根本目的應該是明白事理，可是現在許多讀書人書讀得越多越不明事理，與其這樣，不如不讀書，加入丐幫當乞丐，雖然幫不了人，但也不至于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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