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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廣銘先生在《十一世紀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中認為：王安石自從躋身于北宋的官僚體系以來，認為北宋王朝許多問題之所以發生，一個主要的原因，乃在于理財無法（或不得其道）。于是，在王安石做了執政大臣之后，他所制定和執行的新法，實際上都是以貫徹實現他認為最正確的那種“為天下理財”（亦即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的主張為唯一目標。而在一系列的新法中，最能集中體現他的這種用意的，則是他作了參知政事之后，立即進行籌劃和調查考核，并于熙寧二年的冬季就命令頒布了農田水利法。
請注意，“他認為最正確”是不是真正的最正確？是需要理性證明的，不然根本沒有說服力。但王安石不可能能證明“最正確”，因為當時的理性水平有限，而且即使有相當的理性水平，也不可能證明，根據現代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的觀點，任何人不可能獲得關于其他人的需求的完備知識。所以，“他認為最正確”只是一廂情愿。
關于理財，現代人并不陌生，都知道是一個具體操作的問題，必須采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晒湃死硇运降?，不可能用科學方法去研究，因而根據推論一，見仁見智，相互爭論，這也是變法派和保守派對立的根源。
《王安石傳》（舒紹平著三秦出版社 2001年）里記載了一段王安石和司馬光關于理財的爭論。鄧廣銘先生的《十一世紀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中也有有關理財的爭論的記載。
一日，司馬光、王安石一同進呈《札子》于延和殿，君臣坐下，神宗道：“朕今日希望眾學士就國家理財一事個人發表自己的高見?！?BR> 司馬光搶先說道：“圣上，據臣所見，如今國家經費不足，不夠開支，如究原因，主要是連年災害所致，使百姓生產的東西少了，為今之計，國家唯有的辦法，應當是節約開支，減少冗費，不浪費，應按丞相府和三司使兩府的分配和懲賞辦法行事?！保ǚ浇駠貌蛔?，災害薦臻，節省冗費當自貴近為始，宜聽兩府辭賞為便。）
王安石說：“圣上，臣以為，國家富有四海，文武百官們的俸祿本也不多，若國家節約經費，連俸祿都不給或裁減，必將影響他們的情緒，是否能精心盡職為國家出力？再則省那么一點俸祿，國家也富不起來，另外，邊關的軍隊，打仗開支，俸祿糧草，武器又如何節省？臣以為國家財政費用不足并不是當今最急的事務?！保▏腋挥兴暮?，大臣郊赍無幾，而惜之不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且國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
司馬光道：“介甫，你所言我不贊同，國家財政困難，處處都要錢用，賦稅卻又收不上來，現在已是一年比一年吃緊，三司使叫苦不迭，滿朝文武均焦心，你為何卻說財政費用不足并不是當務之急呢？”（國家自真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耶？）
王安石說：“國家為什么財用不足，這是因為缺乏善于理財的人的緣故，而今所用的人都不會理財。”（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
司馬光說：“你所指的善于理財的人，不過是那些頭腦奸猾、為人刻薄、搜刮百姓錢財之徒。按你的辦法理財，老百姓只有更加貧困，四處為盜，鬧得國無寧日，這對國家有何益處呢？”（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困窮，流離為盜，豈國家之利耶？）
王安石駁斥道：“你所說的理財者，根本不是我所指的善理財者，善理財者，應是對于百姓，不加重他們的負擔和賦稅徭役，卻又使國家財政富裕有錢有用的人?！保ù朔巧评碡斦咭病Ｉ评碡斦?，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司馬光說：“介甫，你不要用胡言亂語來迷惑圣上，完全是一派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言論，早已被司馬遷在書中進行過譏諷，漢武帝真不圣明。試想，天地所生，財貨百物，都有一定數量，這些財務，不在百姓中間，則藏于國家，桑弘羊能幫漢武帝使國家富裕起來，財富不取之于民，那又從何而來？天上能掉下財富？不可能。若真如你所言，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家富饒，那么，漢武帝末年為何造成群盜蜂擁而起？依我看，都是那些理財者拼命盤剝百姓，使民貧窮無路可走，從而去當強盜?！保ù四松：胙蚱蹪h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漢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于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盜蜂起，遣繡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為盜耶？此言豈可據以為實。）
王安石說：“我講的善理財者，完全被你歪曲，善理財者，必以天下的力量去生天下的財，依靠天下的勞動力，大力發展生產，去開發自然界的資源，開發得越多越好，生產的財富愈多，人民富裕，國家當然富?！?BR> 現代人讀了以上片斷，自然會想到一個熟悉的寓言：盲人摸象。如果把王安石和司馬光看作盲人的確覺得不可思議，但上面的片斷又的確展現了一幅生動的盲人摸象的圖畫，所以還是客觀地說他們是理性盲人吧。其實他們的爭論可以通過現代經濟學的生產可能性曲線來說明。
生產可能性邊界，表示在技術知識和可投入品數量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經濟體所能得到的最大產量，它代表可供社會利用的物品和勞務的不同組合。用圖象表示如下：
圖象
經濟增長使生產可能性邊界向外移動。王安石所說的就體現了這一點：“善理財者，應是對于百姓，不加重他們的負擔和賦稅徭役，卻又使國家財政富裕有錢有用的人?！?BR> 在存在稀缺的世界上，選擇一種東西意味著需要放棄其他一些東西。一項選擇的機會成本就是相應的所放棄的物品或勞務的價值。司馬光所說的就體現了這一點：“試想，天地所生，財貨百物，都有一定數量，這些財務，不在百姓中間，則藏于國家，桑弘羊能幫漢武帝使國家富裕起來，財富不取之于民，那又從何而來？天上能掉下財富？不可能?！?BR> 現實中的效率是指盡可能有效利用該經濟的資源以滿足人們的需要和愿望。當經濟體無法在不減少一種物品產量的前提下生產出更多的另一種物品時，也即，當選擇點處在生產可能性邊界點上的時候，我們就說該經濟體的生產是有效率的。位于生產可能性邊界點上，意味著生產更多數量的某種物品必然要求放棄一定數量的其他物品。當經濟中存在著未利用的資源時，該經濟體不可能位于其生產可能性邊界上，而是處在邊界之內的某個位置，經濟體便表現為無效率。
王安石頒布實施農田水利法是有現實原因的，當時在北宋王朝統轄的區域內，其有待于用人力加以修整、開拓和疏浚，以使地盡其力并增加產量的，正不知有幾千萬處，用現代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存在大量閑置的資源，只要合理配置，可以使生產可能性曲線向外移動。姑舉當時一個地區的情況為例：蘇撤在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所寫的《論民政（下）》的第三道《進策》中有一段說：
而當今自楚以北，至于唐、鄧、汝、穎、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谷，荊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跡迤邐尤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
鄧廣銘先生認為，以“資之天地”作為“為天下理財”的王安石，不但通過蘇撤了解唐、鄧、汝等地的現實情況，并且還派遣了劉彝、程顥、蘇撤等人到其他許多地方去進行調查和了解。在以上經驗感覺認識的基礎上，制定和頒布了《農田水利法》。
在這道法令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調動一切能調動的積極因素，使社會生產可能性曲線向外移動，使生產效率達到最優狀態。如果民間的財力供應不足，則由有關民戶聯名向政府借貸。
據鄧廣銘先生的《十一世紀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記載，在這道法令公布之后，全國各地的官吏和士民，都很積極地提建議，上條陳，出謀劃策，對當地應當修復或應當創建的水利灌溉工程，提出具體的計劃和方案。其中的大多數，在當地政府審核勘查之后，也大都得到采用，收到了實際效益。例如，在當時的京東路內，在熙寧三年（1070年）冬季之前，就修復了濟州的南李堰和濮州的馬陵泊，排除了長期以來的積水，得到了約四千二百多頃良田，僅熙寧四年的夏秋兩季，便從這片土地上收獲到了二百多萬石小麥和豆子。與此同時，還在京東路修治了曹、單等九州十三處溝洫河道，還把首都開封附近的逐年夏秋積潦分別導入清河和其他河流，使其全能東入于海。這說明，新法在短期內確實取到了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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