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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南聯大在昆明創辦 抗日戰爭初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千里迢迢到邊陲山城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從1938年初建至1946年結束，這所大學與昆明結下不解之緣。說到西南聯大就使人想到昆明，而一提到四季如春的昆明又使人想起為它頻增了無限文化氣氛的西南聯大。在國難當頭的八年中，西南聯大在物質匱乏，生活條件極其簡陋的環境中，培養了一屆又一屆的優秀學子，成為國家棟梁之才。他們中不少人對國家乃至世界的文化與科學技術做出了重要貢獻。 昆明四季無寒暑的氣候，豐富的物產，對聯大的辦學提供了方便。昆明地處邊陲，在政治上與當時的中央政府保持了相對隔離的形勢，使西南聯大的學術思想自由因而受益。聯大利用了昆明天時、地處、人和的條件，保證了辦學的順利進行。同時聯大純樸的學風受到了云南人民的支持，聯大師生同云南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把云南看成自己的第二故鄉，并對云南的經濟文化、實業發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內遷的三校校長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組成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領導學校工作。由于張、蔣兩位校長常在重慶并另有職務，主持西南聯大校務工作實際上落到先父梅貽琦校長一人肩上。這是先父一生經歷中最艱難的一段時期，也是對他主持校務更嚴厲的一次考驗。1931年他在北平初任清華大學校長時，學校剛由清華學校改制為國立大學不久，處于百事待興的起步階段，又在面臨日本軍國主義威脅華北的形勢下，辦好大學的任務十分繁重。這次到了昆明，抗戰已經爆發，在烽火連天的動蕩時期，全校師生員工背井離鄉來到異地，如何解決他們的食宿、興建起必需的校舍，都是很艱巨的任務。在當時，即使是最簡單的生活，最粗陋的茅舍都是求之不易。父親本著一貫克勤克儉、忠誠于我國教育事業的精神，沒有辜負眾望，使聯大的辦學取得了豐碩成果。這種成績的取得不能不說是由于他曾經歷過的第一次考驗：在30年代他成功地維護并鞏固了清華大學獨立自主辦學的優良傳統，保障了大學學術思想自由及知識分子在學校中應有的地位。 到了抗戰中后期，國民黨政權與地方政府的矛盾不斷加劇，進步思想的影響日漸擴大，與反動勢力斗爭益烈，學校環境很難平靜。同時經過多年的戰爭消耗，后方物資匱乏，物價飛漲，學生與教師的生活愈趨艱苦。再加之敵機對昆明頻繁轟炸，不僅打亂了正常的教學秩序，且使聯大校舍多處受毀，這些事情都需要學校當局明智抉擇和妥善處理。父親為維持學校工作順利運轉，曾花費很多精力和時間與中央政府以及當地領導層保持關系，使得在辦學經費、物質供應、運輸工具、學生校外活動，乃致就業安排等方面均取得了有關方面的支持。 每年父親必需去重慶奔走一次或幾次，那時由昆明到重慶乘飛機是件難事，要半夜起床，很早到機場去等候，飛機說不定什么時間起飛，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來等。1941年春夏父親和鄭天挺、羅常培兩先生到重慶辦事，以后去四川敘永分校看望師生，又到李莊北大文科研究所了解情況，最后到成都訪問了武漢大學和四川大學。途中飽嘗了敵機轟炸、陰雨饑寒及車船不便的艱辛，在旅途中耽擱了近3個月才回到昆明。 針對當時艱苦的環境，他在一次會上說：“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敢告無罪”。當時這段話雖然是對清華同人說的，但最充分地表現了他在昆明辦學的深重心情，也顯示了他對前途的希望。 二、西南聯大的辦學體制 在抗戰以前，清華有—個比較民主的領導體制，它包括三個機構：一是承擔學校日常行政責任的校務會議，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和各學院院長組成；二是教授會，由全體教授和副教授組成，對學校的各項事務進行討論；三是評議會，由校務會議的成員加上教授會選舉的7位(后來發展成9位)代表組成，凡學校的重要事務，如聘請教師、學校規劃、制度改革等，都需評議會決定才能施行。這種領導體制體現了“教授治校”的指導思想。這種“自訂制度”，和當時政府的法令和規定是有某些不一致的。 在抗戰時期，國家的政治形勢和戰前不同，所以西南聯大的辦學體制和抗戰前清華的體制不完全一致。西南聯大也有教授會，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但主要為一咨詢機構。另由常委、教務長、總務長、訓導長、各院院長及教授代表組成校務會議，是決策機構。西南聯大沿襲了三校用人精簡的制度，校長、教務長、總務長、各院院長以及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沒有副職，職工人數也比較少，常是一人兼任數職。學校很多的專門性任務都交給由教授組成的委員會去研究和辦理，委員會根據需要有常設的，也有臨時性的(任務完成后即結束，有新任務時再另組織)，這是一種很好發揮教授主導作用的辦法。 西南聯大由三個已有相當傳統的大學聯合在一起，是一種新生事物，在過去是沒有的。實際上三校的教學力量和設備條件有一定差別，為使三校在聯大體現較好的平衡，各校按條件另外建立獨立的研究所，而沒有把所有南遷的人員都列入聯大編制，這些研究所在整個抗戰時期在科學研究上也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昆明時期，聯大教職工的工資雖隨生活指數有一定調整，但遠遠趕不上飛漲的物價，教職人員的生活均極困難，曾有教授家人以自制物品到外面販賣，來彌補生活的不足。學校則利用了清華某些教師的技術專長，設立了技術咨詢機構，為國家及地方建設部門服務，將所獲利潤逐季分配給西南聯大同人。 抗日戰爭時期，大敵當前，學生們有強烈的抗敵報國思想。不少學生離開學校，投筆從戎，包括參加軍事機構或技術部隊，報考空軍，擔任美軍翻譯員等。學校對很多優秀學生離開學校感到十分惋惜，但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對他們這種愛國舉動給予了全面支持。 在西南聯大教授們提倡培養學生的獨立判斷能力，使他們靠這種能力去決定自己業務前途與政治方向。對青年學生向政府進行的抗議活動他則盡力給以保護。1942年在昆明發生了學生“倒孔”運動，當時學校領導多次走訪云南省政府領導人，進行疏通工作，才避免了學生游行時發生意外。 三、先父的教育思想 1931年父親在就職演說中談到了他教育思想的幾個重要方面，首先是辦大學的目的。他說：“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個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這主導著他畢生辦學的方向和實踐，無論是在北平的清華，或抗日戰爭中的西南聯大，還是后來在新竹的清華，辦學的目的都是圍繞這樣的核心思想：研究學術與造就有用的人才。他很早就看到學術研究是立國興邦的命脈所系，不學無術將使國家民族陷于愚昧的深淵，招致外侮與欺凌，這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極為慘痛的教訓。 他為此堅持了兩項措施，即保證學術自由和聘請學有專長的學者來校任教。他提出了有名的“大師”說，就是在這次就職演說中，他提出了：“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一主張突出了高層知識分子在大學中的特殊地位，并且把他們的作用提到很高的程度，此后清華大學延聘了一大批學貫中西的知名學者，一時清華教授陣容之強在國內是無與倫比的，他們使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工學院及研究院得以充實并發展。清華當時也很注意教師能力的提高，曾是國內第—個支持教授出國進修的學校。大師的作用不僅在抗日戰爭以前國家形勢相對平靜，學校物質條件較好時的清華得到充分的發揮，即使在抗戰的困難時期，物質極其匱乏，根本不存在“大樓”的西南聯大也起了極其輝煌的作用，其中也包括若干位外籍教授，如溫德等。在清華及后來的西南聯大一屆一屆的畢業生擔負起國家各個方面的工作，對我國的文化及經濟建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幾十年后的今天，他們的影響依然存在。后來在臺灣組建研究所(現在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時，父親也貫徹了同一主張，那時在美國的清華校友(許多已是著名的學者)紛紛來到新竹貢獻他們的力量。父親深知在知識分子身上，既有崇高的愛國心，又有強烈追求學問的愿望。應該說，對知識分子心態了解之深，當時少有如他的人。 對于應用科學，父親同時給予了很大關注。當時有不少學者提倡科學，但是科學對于他們只是尋求真理的一種方法，而父親更強調應用科學(工程教育)對國計民生的重要性。在工學院的建立上父親傾注了最多的精力，使清華成為綜合了兩種體制的新型大學，即兼有以人文科學為主的哈佛大學和以技術科學為主的麻省理工學院的特點，這在我國教育史上是開拓之舉，當時在西方國家也不多先例。 如何辦好中國的教育事業，如何培養一個現代國家所需的人才，使清華成為有自己風格與特點的大學，父親對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與實踐作了研究比較。古希臘哲人自蘇格拉底提出“一己之修明”(know thyself)的主張以來，其門徒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及后來眾多的思想家發展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論和體制，形成近八、九百年的西方學院制度。英美及歐洲大陸的現代大學都是在此基礎上演變而來，其精髓所在是希臘哲學所包含的學術自由與民主思想，這是西方文明與科學技術昌盛發達的關鍵所在，也是他認為我國大學移植西方大學制度所必須保持的精神。他曾寫過：“西洋之大學教育……本源所在實為希臘人之人生哲學，而希臘之人生哲學之精髓無它，即‘一己之修明’，此與我國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嘗有異致?孔子于《論語?究問》曰：‘古之學者為己’，而今之學者舍己以從人”。但是父親也認為儒家思想與促成十九世紀西方個人主義思想的希臘哲學有所不同，他說：“孔子在答子路問君子時曰‘修己以敬’，進而日：‘修己以安人’，又進而日：‘修己以安百姓’”。他說：“日安人安百姓者，則又明示修己為始階，本身不為目的，其歸宿，其最大之效用，為眾人與社會之福利，此則較之希臘人之人生哲學又若更進一步，不僅以一己智理方面之修明為己足也”。 他認為大學教育應具有儒家思想主張的“新民”使命，人才的培養應向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標發展。同時，為“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他推行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力學主張。在清華和西南聯大的校園內始終薈聚著學術思想上的各家各派。有的校友在回憶他時說：“梅校長主長清華，始終以民主思想、學術自由的開明政策為治校原則，他對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從不干涉。” 在他孔孟之道的思想中融匯了始終保持不變的希臘及西方學術自由及民主法治思想，甚至希臘人崇尚體育的精神，也在清華得到有力的貫徹。當時規定所有學生體育課必須及格，否則不能畢業，一時清華在華北大學中成為一所體育強校，這種注重體育的校風一直延續到西南聯大以及復員后的清華。對于青年學子，他采取了西方的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liberal deducation)的模式。這種教育要求學生不僅應有專門知識，更應受到貫穿在整個大學課程中的普通教育，使每個學生對于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皆能融會貫通。他曾說過：“學問范圍務廣，不宜過狹，這樣才可以使吾們對于所謂人生觀得到一種平衡不偏的觀念。對于世界大勢文化變遷，亦有一種相當了解。如此不但使吾們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務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這是本校對于全部課程的一種主張……” 四、先父的生平 先父梅貽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自幼家境清貧。1900年全家到保定避庚子之亂，回天津后家境更加困難。作為五個兄弟和四個姊妹中的長兄，他幫助父母撫養弟妹，很早就承擔起家庭的責任。在以后的學習和工作過程中，他鍛煉成為一個謙虛、勤謹、忠誠、敬業和責任心很強的人。1904年父親考入當時屬于新學性質的天津南開學堂，成為張伯苓先生的學生，1908年以優異成績畢業，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學堂。1909年他考取了利用庚子賠款派送留學生的第一批名額，到美國吳斯特理工學院去留學，1914年畢業于電機工程系。歸國后即在清華學校工作，后來利用教師休假年在芝加哥大學學習物理，獲碩士學位。在清華他從教學到行政，擔任過許多不同職務，逐漸堅定了他辦教育的決心。1940年美國吳斯特理工學院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因在昆明任務繁重，未去領受。 1925年清華改制，增辦大學部，父親任教授兼教務長，對如何將清華辦成一所一流大學作了深入的思考，這時他發表了《清華的教育方針》一文，同時發展了清華國學研究院。1929年他到美國任留學生監督，1931年回國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在清華他堅持民主辦學、學術自由的方針，以一貫廉潔奉公、公正嚴明的作風，受到全體師生的歡迎和敬重。 1948年12月父親離開北平南下，在香港停留后，1949年7月到巴黎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年會，并任常駐代表。1950年初由法到美，在紐約華美協進社內管理清華在美基金，臺灣當局曾多次欲動用清華基金，但父親始終堅持了基金必須用于教育的方針。1954年和55年他兩次去臺，和當局商定了在臺灣建立清華研究所，附辦研究生院。當時臺灣急需發展電力以恢復經濟，而原子能在戰后是最新的一種能源，就決定先建原子能研究所，利用美國對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支援渠道建造原子爐(核反應堆)，同時選定了在新竹的新校址。1956年2月父親去日本及美國參觀考察原子能設施，1957年11月與美商洽談原子爐合同，次年正式訂貨。 1956年10月新竹清華第一屆研究生入學，次年9月新竹辦公樓啟用(在1965年，父親去世以后，在新竹成立了清華大學，招收本科生，1969年第一屆學生畢業)。1958年7月經臺灣政府強攬，父親以清華大學校長身份出任教育部長職，還兼任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并主持制訂《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綱領》。在此期間，還定期到新竹過問原子爐工程。因工作繁重，積勞成疾，于1959年9月病倒。次年2月辭去部長職。 父親于1960年7月在臺大醫院作前列腺手術，醫生認為病情嚴重，靠大量輸血延續生命藉能看到原子爐完工。1961年12月在病榻上象征性地按鈕啟動原于爐。以后病情不斷惡化，終于1962年5月19日與世長辭，享年73歲(曾與父親同住臺大醫院的胡適先生先他兩個月辭世而去，對他的心理打擊很大)。他在學校工作近50年，成為清華唯—的終身校長。他的一生，全部精力都獻給了清華事業，可謂鞠躬盡瘁矣。 父親在臺北去世后，葬于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學校修建了墓園，取名為梅園，每年都有師生校友前往吊渴致敬。在臺灣學界以及社會人士均推崇他為教育先導，備受各界的尊敬。 1989年為父親誕辰100年，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了紀念會，由海外校友捐贈的半身銅像同時揭幕，海外不少校友發來紀念函電，《校友通訊》刊印了紀念專欄。 1996年我經過多次努力，才首次得到機會到臺灣訪問。在新竹，由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先生和老教授張昌華先生(當年建造原子爐的總工程師) 陪同，在父親墳墓前行禮致敬，獻上遲到了34年的一束鮮花。 本文選自民國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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