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曾成立過三個“三人團”：長征前夕為準備實行戰略大轉移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長征途中，為解決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自發形成了由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組成的“中央隊三人團”和遵義會議后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與長征前夕的三人團有根本區別的新“三人團”。 長征前夕的“最高三人團” １９３４年４月底廣昌戰役失敗后，中央蘇區的形勢日趨惡化，蘇區內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紅軍堅持內線作戰打破敵軍“圍剿”已經十分困難，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紅軍撤離中央蘇區。５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委托李德草擬了《五、六、七三個月戰略計劃》，并將突圍決定向共產國際請示。６月２５日，共產國際復電同意中央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實行戰略轉移。在實施戰略轉移前，為了作好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６月間，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秘密主持籌劃戰略轉移。 奧地利籍 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曾用名卡爾.瓦格勒。他自取中國名李德，意為“姓李的德國人”，還叫過“華夫”，即“中國的男人”。一九一四年加入奧匈帝國軍隊時年14歲，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六年被俄國軍隊俘虜，一九一九年十月加入蘇聯紅軍，作戰勇敢升至旅參謀長。 返回德國后積極參加斗爭，先后三次被捕。一九二八年越獄成功，被德國共產黨派往蘇聯，因戰功顯赫，被派往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一九三二年春畢業后到中國。李德先是在東北，后去了上海，經博古等人的幫助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到達瑞金。德國和日本當時是盟友，日本不殺德國人。所以，蘇聯情報機關就派李德到東北去。當時，東北生活艱苦，活動風險很大。李德在東北呆不住，到上海去游玩。在上海，他見到了中國留蘇學生，談笑之間，李德表示很想在中共中央工作。當時，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負責人博古也是留蘇學生，和留蘇的同學來往較多。博古聽說李德是從德國來的，且學過軍事，便請他為顧問，并逐漸地將中央紅軍的最高指揮權交給了他，和他一起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慘重失敗。一九三九年，李德隨周恩來到莫斯科，共產國際監委會審查他，批評他，說他由東北去上海是怕死逃走，說他冒充共產國際代表對紅軍實行瞎指揮，造成了慘重的損失。 但是，李德的軍事理論還是不錯的，他也能知錯就改。這點應當給以肯定。   毛澤東  張聞天（洛甫） “三人團”是準備長征的中共中央最高領導集團，掌管中央和紅軍的最高權力。其內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負責，軍事上由李德負責，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從分工可以看出，博古和李德是真正的決策核心，周恩來只是一個“管事成員”。博古時任臨時中共中央總書記，“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李德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顧問，博古由于不懂軍事，只好完全依靠李德，把軍事指揮權讓給這個外國人。李德實際上取得了軍事上的最高指揮權。 當時，“三人團”雖屬一臨時性的組織，但實際上是統一指揮蘇區黨、政、軍、民一切事務的最高領導集團，亦稱“最高三人團”。自從成立了“三人團”，中央政治局和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５日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告成立的中革軍委實際上已經沒有了對重大政治和軍事問題的決策權。從此時至長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再也沒有開過會，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的成員也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團”說了算。正如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３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時所談到的：“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政治錯誤……當時‘三人團’處理一切。”１９３５年１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博古和李德失去了對紅軍的最高指揮權。  長征途中的“中央隊三人團” 長征途中，為解決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自發形成了反對最高三人團在五次反“圍剿”和西征以來的錯誤軍事路線的“三人團”，亦稱中央隊“三人團”。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撤出蘇區被迫走上長征的道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率領中央紅軍主力５個團以及后方機關人員共８．６萬人，開始從江西瑞金等地出發，實行戰略大轉移。按戰斗序列，中央紅軍組成兩個縱隊。中央、軍委機關及直屬部隊組成軍委第一野戰縱隊和第二野戰縱隊。第一野戰縱隊代號“紅星縱隊”，第二野戰縱隊代號“紅安縱隊”。“紅星縱隊”是黨和紅軍首腦機關，“野戰軍西征”的指揮部。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同志編在第一縱隊，故又稱“中央隊”。 長征出發時，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被敵機炸傷，彈片還在肚子里，所以只好坐擔架隨隊行動。毛澤東由于患瘧疾大病初愈，體虛血虧，走路極為吃力，也配了一副擔架，于是同王稼祥走在了一起。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張聞天身體稍好，主要靠馬行軍。但早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開始后，張聞天對李德的軍事指揮就發生了懷疑。長征出發后，“他從沉痛的教訓中認識到王明路線的錯誤和毛澤東同志主張的正確”，“毅然參加了反對王明路線的斗爭”。在行軍途中，三人有機會經常接觸，議論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這樣，就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隊三人團”。“中央隊三人團”是在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錯誤的斗爭中逐步形成的，它對遵義會議勝利召開和圓滿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遵義會議后的新“三人團” 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在貴州省的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揭發和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最高三人團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并改組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增選毛澤東為中央常委，取消長征初期的“三人團”，仍由最高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 遵義會議之后，中央紅軍仍然處于敵軍的圍追堵截之中，行軍作戰的被動局面并未扭轉。如何指揮部隊打仗，粉碎敵人進攻，仍然是中共中央緊迫的中心工作。２月５日，在云、貴、川交界的雞鳴三省一帶，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同時被撤銷。由于長征戰事頻繁，必須臨機決斷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復雜的戰爭形式和環境，避免在緊急的軍事行動中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而貽誤戰機，毛澤東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７日，紅軍長征途經赤水河畔川黔交界處的陳福村時，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三人指揮小組”，集中領導軍事，加強作戰統一指揮。以“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在新三人團中，實際上以毛澤東為主，“在重要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這表明遵義會議確立的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實際領導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確認。在當時戰爭環境中，新“三人團”是代表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的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是全權指揮軍事的極具權威的統帥部。 新“三人團”的成立改變了領導方式，徹底清除了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軍事錯誤的影響，確保了黨在遵義會議后確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貫徹落實，從而保證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 軍事斗爭是長征中壓倒一切的問題。軍情多變，復雜嚴峻，軍事指揮需要高度集權，果斷處之。遵義會議后，接替博古在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鑒于以前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缺乏民主，獨斷專行，故為加強民主，常召集20多人的中央會議，對軍事行動開會討論，集體決策，懂與不懂軍事的人都參加，常為軍事行動爭論，這樣既牽扯了精力，更與軍情的瞬息萬變、需要集權相矛盾，實際上又妨礙了軍事指揮。特別是在1935年3月10日，開會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時，唯毛澤東一人不主張打，并以辭去“前敵總指揮（3月5日被任命）的職務力爭”，但在“少數服從多數，不干就不干”的情況下，毛澤東的意見被表決否定，還失去了剛被任命不到一星期的前敵總指揮職務。后來事實證明，毛澤東的意見是正確的，還是毛澤東高明。此事后，為適應軍事指揮的需要，毛澤東提議可繼續采用長征初期的 “最高三人團”的方式，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領導小組，以加強和保證軍事的集中指揮。據周恩來回憶說：“這樣，毛主席才說，既然如此，不能像過去那么多人集體指揮，還是成立一個幾人的小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張聞天1943年12月也在筆記中寫道：“在搶渡烏江以前，澤東同志提議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經過打鼓新場之事，張聞天也認識到軍事指揮需要臨機決斷，經常開會來決定，對軍事指揮不利，自己對打仗是外行，成立“三人團”，便于集中，也省掉召集會議的麻煩。于是，經張聞天同意，報中央政治局批準，大約在1935年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附近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即“新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指揮。從“新三人團”成立看，人選名單是毛澤東提議的，政治局決定的。“新三人團”為什么是這樣的人員組成呢？筆者以為，主要是因為周、毛、王搭配是當時的最合理組合，能充分保證軍事指揮的集中和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 行動是服務于目的的。從“新三人團”成立的背景看，當時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便于軍事指揮集中專斷，故人不能太多；二是為了保障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故人選要有利于此。在當時形勢下，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合應該說是最合理組合，能充分實現這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最重要，但易于實現，因為遵義會議后黨內政治生活正常了，周、毛、王都已是政治局委員（王稼祥此前為候補委員，遵義會議后成為正式委員）。第二個目的的實現就涉及到人選搭配問題，在當時還是很敏感的。三人中，毛澤東自不必說須參加。 就周恩來而言。周恩來和朱德是遵義會議決定的軍事指揮者，特別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又兼紅軍總政委（當時紅軍中政委負最后責任，權力大于同級軍事領導，是各級最高領導），在長征初期實現紅軍“轉兵”和糾正“左”傾軍事錯誤中起到了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不管是在黨內，還是在紅軍中都有深遠的影響和很高的權威性。加之周恩來為人謙和、靈活、易相處，能在紅軍高級指揮員及黨中央的同志中間起到一種特殊的紐帶作用。周恩來在長征初期和遵義會議前后，就對毛澤東予以極大的信賴和堅定的支持。正是他的堅持，毛澤東才得以隨行長征，是他的堅定支持和信賴，毛澤東的一系列主張和建議才得以采納，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更是少不了周恩來的貢獻，如果周在“新三人團”中自然會全力支持毛澤東。所以，以周恩來當時的地位、權力、影響、能力，周參加“新三人團”必不可少。 而選王稼祥，人們的疑問就多一點。因為比王稼祥地位高、職位高、懂軍事的人有的是，而別人都沒有參加，王卻為毛澤東提名，且得到政治局批準。筆者認為，這不僅僅因為王稼祥是毛澤東的支持者，還有更為重要的考慮。一是從策略上可以團結留蘇歸來人員，遵義會議解決的只是最為迫切的軍事路線和領導的局部調整，而組織路線正如周恩來所指出的“并沒有完全解決”，或者說“是勉強解決了”，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沒有時間也不可能當時就得以解決，即使軍事路線在遵義會議上也曾展開激烈的爭論和辯論。當時博古“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則更是“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他的批評”。遵義會議后，“教條宗派主義者們并不服氣，暗中還有不少活動”。凱豐參加遵義會議回去后就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吧!”當時，無論是從政治上考慮，還是從軍事上考慮，都需要團結留蘇歸來人員，需要他們的支持。王稼祥是從“左”的陣營分離出來的留蘇人員，讓王稼祥參加軍事領導，作為代表，就可以團結留蘇歸來人員群體，贏得一大批人的支持，避免思想上的分歧、內部的矛盾影響到軍事指揮。這體現了毛澤東的一種高超的斗爭策略和大局觀念。二是可以解決毛澤東與王稼祥的矛盾。王稼祥在根本上是全力支持毛澤東的，但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戰略戰術原則并不完全理解。在毛澤東就任前敵總指揮后，王稼祥對其指揮“發些議論，經常要求中央開會，討論軍事行動”。在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主持召開過幾次這樣的會議。經過打鼓新場事件后，張聞天認識到這樣會妨礙軍事指揮，就很贊成毛澤東成立“三人團”的建議，希望通過“三人團”使“毛王之間的矛盾可以由他們自己解決”而不影響軍事決策。毛、王的矛盾只是軍事指揮上的具體問題上的矛盾，在一起只要加強交流溝通，增強理解，就可解決，從而有利于軍事指揮。三是毛澤東可獲得強有力的支持。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雖成為常委，但常委分工，毛澤東只是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許多人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并不了解，對其軍事才能信任也不足，毛澤東要充分發揮自己軍事才干，實踐自己的軍事思想，需要強有力的支持。但當時，毛澤東獲得的支持還不夠，有不服氣者、有不信任者、有不理解者。打鼓新場爭論集中說明了這點。張聞天后來曾講，當時一些領導包括他在內對毛澤東的信任“還是不堅定的”。在這種情形下，王稼祥參加“新三人團”，對毛澤東就可獲得強有力的支持。除了加強團結消除矛盾，減少阻力外，王稼祥是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遵義會議上增選為政治局正式委員，本身是長征中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這時，長征途中形成的“中央隊三人團”中，張聞天已在中央負總責，王稼祥再進入“新三人團”就更加強了支持毛澤東的力量。因此，在人員受限的情況下，“新三人團”人選很重要，不能只從單純的軍事觀點出發決定人選，還要從政治上考慮問題，既講根本，也要講究策略，所以，毛澤東提議由周、毛、王組成軍事領導小組是當時最佳的人員搭配結構。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以為，“新三人團”人員組成是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基于當時形勢，全盤考慮后確定的，能最大限度保證軍事指揮的順暢。   紅色根據地——陜西延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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