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學習中國哲學史，“文王演《周易》”是無法繞過的重要問題。然而，長期以來對“文王演《周易》”的理解，可謂以訛傳訛，積謬成說。自古及今，雖不乏學者考稽辨誤，但此問題現在仍然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根據目前所見資料，“文王演《周易》”是否史有其事，我們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但最近幾十年來發現的考古材料，至少已經證明，《史記》關于“文王演《周易》”的傳統解釋不能成立。姜廣輝先生曾在《“文王演〈周易〉”新說》一文中，提出文王所演的《周易》并非今本《周易》的卦爻辭，也是因為《史記》所記文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說并不可信。(參見姜廣輝，1997年，第64-72頁)
清華簡《保訓》記錄了關于“中”的“周文王遺言”，對此學者們已有充分討論。(參見李學勤，2009年a，2009年b，第76-78頁;姜廣輝，2009年a，2009年b;王連龍;小狐;艾蘭;甘鳳、王進鋒、余佳)清華簡《保訓》(《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第73-75頁)的公布，不僅使我們見到了一篇與周文王關系密切的竹簡文獻，而且也使“文王演《周易》”的問題再次得到關注。不論對《保訓》簡如何認識，周文王與《周易》的關系、“中”在《周易》中的地位、周文王與“中”的關系等，都因清華簡《保訓》的面世而獲得了一個新的認識機會。
二、文王非重卦之人
考古材料表明，周文王并非重卦之人。“文王演《周易》”的說法，可以溯源到《周易·系辭》：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系辭下》)“周之盛德”指的是文王之德。《系辭》說的是：《周易》之興，當殷商之末，大概與周文王的盛德有關，與周文王與商紂的往事有關。原文用了兩個“邪”字，語氣頗為審慎。《系辭》的年代，李學勤先生根據文獻材料、考古材料往復考證，認為不晚于戰國中期。(參見李學勤，1992年，第71-126頁)這就是說，至少在戰國時期，《周易》之興是被認為與周文王有關的。但《系辭》使用了問句，語帶猜測，并沒有指實其事。
《系辭》的這一說法，當與《史記》所記參看：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史記·周本紀》)西伯稱王問題，向有聚訟，學者已有詳考。①(劉國忠，第25-30頁)這里，司馬遷同樣是語帶猜測：“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張守節《正義》：“太史公言‘蓋’者，乃疑辭也。”(《史記正義》，第119頁)然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卻明確提出“文王演《周易》”之說：②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從此，“文王演《周易》”為世所艷稱。《漢志》言之鑿鑿，奉為信史：
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歷三古。(《漢書·藝文志》)這就是傳統上所說的：伏羲氏畫八卦，周文王重六爻，孔夫子作“十翼”，《周易》經傳之成歷經三位圣人、三個歷史時期。
然而，結合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分析，文王重卦六爻、作六十四卦之說，并不能成立。從傳世文獻來看，周文王之前已有六十四卦。《周禮·春官》記“大卜”掌夏、商、周三代的“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周禮·春官·大卜》)這里，雖《連山》尚無足夠的材料深入考證，但至少商代的《歸藏》就已經是八卦相重的六十四卦。《周易》用商③，不待周文王重六爻，這一點已為考古材料所證實。(參見李家浩，第46-52頁;邢文，2000年，第58-63頁)從出土文獻來看，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臺出土的秦簡《歸藏》，存有54種六畫卦，皆與今本《周易》六十四卦對應。④(王明欽，第26-49頁)殷商的卜骨上也有表示六畫卦的筮數。1995年在河南安陽劉家莊殷代遺址出土的95TIJI：4號卜骨上，既刻有表示三畫卦的筮數“九一七”，也刻有表示六畫卦的筮數“一一六六一五”和“六八八八六六”。(《1995—1996年安陽劉家莊殷代遺址發掘報告》)可見，從三畫的八卦，至六畫的六十四卦，至少在殷商時期已經存在。“文王演《周易》”之說，并不像傳統所說的那樣，簡簡單單是一個“重《易》六爻”或“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的過程。
其實，傳世文獻已經對“文王演《周易》”的傳統說法存有異辭，只是學者多未予細究。孔穎達《周易正義·卷首》“論重卦之人”，舉世傳重卦之人分別為伏羲、神農、夏禹、文王諸說，詳加考辨，概如下述：
……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犧畫卦，鄭玄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為文王重卦……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得其實，其重卦之義備在《說卦》，此不具敘。(《周易正義·卷首》，第2頁)詳孔穎達之義，《說卦》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周易·說卦》)云云，所謂“作《易》”就是“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周易正義·卷首》，第2頁)。《說卦》又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周易·說卦》)，明確說明“兼三才而兩之”、“六畫而成卦”，所以重卦者必在神農之前，“非神農始重卦矣”(《周易正義·卷首》，第3頁)。孔穎達相信王弼的伏羲重卦之說，倒是與前文所舉考古出土的卜骨、竹簡材料所見相合，但是孔穎達以《說卦》所謂“圣人”必為伏羲氏，似也沒有舉出什么可信的材料加以證明。
孔穎達相信的伏羲重卦說，并不是王弼提出來的。比王弼早三、四個世紀的《淮南子》就有：
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義也，八卦可以識吉兇、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捃逐萬物之祖也。(《淮南子·要略》)這倒是漢初以伏羲作六十四卦的明文，似可用作孔穎達說的證據。
《淮南子·要略》的這一段話非常值得注意，因為它不僅說明是伏羲氏而不是周文王把八卦變成六十四卦，而且指出“周室增以六爻”，肯定了周文王在某種程度上是《周易》六爻的作者。⑤ 其實，細讀《漢志》，可能也是這種意味，只是其后的“上下篇”似指六十四卦的上下篇。換言之，《淮南子》雖以伏羲氏作六十四卦，但并沒有完全否定《系辭》與《史記》推述的“文王演《周易》”之說，而是暗示了另有他說的可能性。
三、文王：“演德”與“演數”
按司馬遷之說，“文王演《周易》”的契機是文王被拘羑里。《左傳》有：
《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這是傳世文獻中年代最早的“文王拘羑里”的記載。可以看到，《左傳》中只談到“紂囚文王七年”，既未提及羑里，也沒談到文王演《周易》之事。至于紂囚文王的原因，見于《戰國策》：
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于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戰國策·趙策三》)鬼侯即是《史記》所記之九侯，有女貌美，入之于紂。《史記》以九侯女不意淫而為紂所殺(《史記·殷本紀》)，《潛夫論》以妲己懼其美貌而進讒于紂殺之(《潛夫論·潛嘆》)，總之是紂先殺九侯之女，再殺九侯及據理力爭的鄂侯。文王聞之，喟然嘆息，因此獲罪被囚羑里。文王被囚的原因，《史記》并有異說：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占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于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史記·周本紀》)所記與九侯女及九侯、鄂侯無關。《史記·周本紀》之說，倒是與《左傳》所記有相通之處：兩者都提到文王德風所被，諸侯皆所歸向，只不過在《周本紀》中這是文王被囚的原因，而在《左傳》中這是囚中的文王被釋放的原因。可見，在司馬遷的時代，文王拘羑里的原委，已經歧說并出了。但“文王演《周易》”的具體內容，在《史記》之前的傳世文獻中，并未見到直接的記載。
然而，從《周易·系辭》到《史記》、《漢書》，從漢初至其后若干主要傳世文獻，都支持“文王演《周易》”的說法，可見其說必有所本。因此，如果文王并非重卦之人，那么，“文王演《周易》”所演的是否是《周易》六爻之數，就應該是我們考察“文王演《周易》”之說的一個重要方向。
傳世文獻仍然是我們考察的線索。《易緯·乾鑿度》：“垂黃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史記正義》，第119頁)姜廣輝先生據此提出“文王演《周易》”乃是“演德”，所演的《周易》是“秘府之《周易》”，而不是世傳的所謂“方術之《周易》”。(參見姜廣輝，1997年，第65-66頁)姜廣輝先生之說，把文王所演的《周易》坐實為《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適魯所見的《易象》，認為這大約就是“今本《周易》大象部分”。這一說法似與《左傳·昭公二年》之說相合。據杜預，韓宣子認為魯大史氏所藏《易象》，表現了文王、周公之德。如果“文王演《周易》”所演的真是所謂“秘府之《周易》”，魯大史所藏、韓起所贊嘆的《易象》確有可能與文王所演的《周易》有關。然而，李學勤先生已經指出：“我們還要注意到，《左》、《國》屢次提到《周易》，有的全稱《周易》，有的簡稱為《易》，絕沒有稱之為《易象》的。由此也可見，把《易象》說成《周易》并不合適。”(李學勤，1992年，第46頁)也就是說，把這里的《易象》視作《周易》，不能得到傳世文獻的支持。
李學勤先生指出韓宣子所觀《易象》，是今本《易傳》的來源(參見同上，第48頁)，這是很有啟發意義的。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周易》的象數之學，可以溯源到《周易》前史。(參見邢文，1997年，第233頁)尚秉和先生堅信“辟卦在《周易》前”、“后天方位已見于《連山》”等，即為其例。(參見尚秉和，第239-241頁)在象數之學中，象、數本不可分;《易》象的確定，取決于通天下之變、極天下之數。所以，《系辭》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周易·系辭上》)不論魯大史所藏《易象》是魯人所作還是文王、周公所作，既然是《易》“象”之作、韓宣子見而贊嘆，那么一定是“通天下之變”、“定天下之象”的作品，必然反映了“極其數”的成果。
從傳世文獻的角度來看，與文王、周公之德
密切相關的魯大史氏所藏《易象》，至少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王演《周易》”的具體內容;“文王演《易》”的內容，不僅可能包括了“演德”，而且也包括了“演象”。這種對于《易》“象”的推演，反映了“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的過程，也就是說，應該也包括了對于《易》“數”的推演。這一推論是與《漢志》所述相合的。《漢志》曰：
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漢書·藝文志》)什么是文王效法的“天人之占”?“天人之占”的過程，就是包含了數字推演的“極數知來”的過程。《周易·系辭》：“成象之謂乾，效法之為坤，極數知來之謂占。”(《系辭上》)“極數知來”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有著相同的內容。這就是說，商紂逆天暴物，文王“順命而行道”、“極數知來”而效“天人之占”。這也合于《淮南子·要略》所記：“順命而行道”即是“原測淑清之道”，“極數知來”即是“捃逐萬物之祖”的過程。
簡言之，從《左傳·昭公二年》的記載來看，“文王演《周易》”的具體內容應該包括了“演象”，而《易》“象”之得，有著“極其數”的過程。“極數知來”稱作“占”，“天人之占”文王“可得而效”，說明文王演《易》包含了“演數”內容的理解，是為傳世文獻所支持的。
四、文王與河洛之數
《周易·系辭》論演數推爻之詳，以“大衍之數”、天地之數為說，已為人所共知。在宋儒提出簡序調整之前，⑥《系辭》論“大衍之數”后，有論天、地之數：“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同上)這些天、地之數，就是“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同上)的河、洛之數。⑦
河、洛之數曾為宋儒朱熹大加表彰，《周易本義》即以河圖之數(見圖一)、洛書之數(見圖二)兩圖刊于卷首。(《原本周易本義》卷首)這是河圖、洛書的所謂“河十洛九”之說。在圖一中，可見由5個天數、5個地數構成的方圖，以數字5居中，這是河圖。在圖二中，可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的三三幻方，又稱九宮之數，也以數字5居中，這是洛書。河圖、洛書并有“圖九書十”的異說，是易學史上的常識。(參見李學勤、邢文，第225-234頁)需要說明的是，圖一、圖二河圖、洛書之數的黑白點圖雖然晚出，但其名、其實，早見于先秦典籍;河、洛之數，決非晚出之物。
圖一：河圖陰陽之數 圖二：洛書陰陽之數
河圖、洛書之名，見于《周易·系辭》：“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系辭上》)所以，河圖、洛書是圣人據以演《周易》的來源之一。《尚書》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尚書·顧命》)所記“河圖”僅存一名，不便詳論。《論語》記有孔子感慨：“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子罕》)明言“河不出圖”，與《系辭》所述“河出圖”相同。《禮記》：“故圣王所以順……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禮記·禮運》)“河出馬圖”，鄭玄：“龍馬負圖而出也”(《禮記正義》卷二十二，第199頁下)，也是自古相傳的對《系辭》“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的解說。可見，在早期的經典文獻中，河圖、洛書之名的記錄與討論，世所習見，并無可疑。
河圖、洛書之數，也早見于經典文獻。如前所引，《系辭》早已記錄5天數、5地數，即圖一所見河圖之數。《大戴禮記》：“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大戴禮記·明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就是圖二所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的洛書之數。《明堂》又有：“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可見洛書之數在古人傳說中即與文王有關。
以數為占的用數傳統，可以溯源至數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已多有考古材料證明。(參見邢文，2005年，第11-13頁)河圖、洛書之數，其名其實，肇自上古，并無可疑。自宋儒倡論河圖、洛書，明、清儒者黃宗羲、胡渭等力辨其非(《易學象數論》卷一;《易圖明辨》卷一)，后世從者不加細究，直把宋人河、洛之學等視若怪誕，盲目否定，對此我們不能不辨。
河圖、洛書之數，是中國古代數學對人類社會的重要貢獻，其組合算法是現代組合數學(Combinatorial Mathematics)最古老的算法之一，而組合數學在基礎數學與現代計算機科學中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⑧ 傳為漢人徐岳的《數術記遺》記洛書之數為“九宮算”，其演算特點為“五行參數，猶如循環”，北周數學家甄鸞注以“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數術記遺》，第11頁下)之法，與《易緯》所論“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于十五”相合。(《乾鑿度》)河、洛之數是與計算機編程相似的算法(algorithms)的科學，研究的是離散(discrete)對象，不屬于作數值計算的、研究連續對象的(如分析、代數)的傳統數學。河、洛之數的研究對象的離散特征，決定了它們不以簡單的數值計算為指歸，故有某種神秘的特征;雖然屬于現代組合數學的研究內容，與計算機科學密切相關，但在傳統學者或古人心中，不免被視作魔幻——中文稱之“三三幻方”，英文稱之“魔方陣”(magic square)，可見其例。⑨ 歐陽修于蘇軾有知遇之恩，但即便歐陽修堅決以“河圖、洛書為怪妄”(《經義考》卷十八，第4頁上)乃至“怪妄之尤甚者”(《易學象數論》卷一，第1頁上)，蘇軾也能做到在“吾師”與“真理”之間擇其后者。雖然蘇軾不知現代數學的組合數學或離散數學(Discrete Mathematics)為何物，但他明確認識到：河圖、洛書“著于《易》、見于《論語》，不可誣也。”(《經義考》卷十八，第4頁上)
從上文考察可知，河圖、洛書之說見于先秦典籍，無有可疑，蘇軾之見，信而可從。1977年于安徽阜陽漢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西漢汝陰侯墓所出的太乙九宮式盤上，洛書九宮之數清晰可見(《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圖版參.1、第25頁圖九.2)，是為考古材料的證據。⑩
河、洛之數深藏數理之秘。洛書之數，15為縱、橫、斜各行之和，它之所以能“四正四維皆合于十五”，是因其以數字5居中，為各行的中數。河圖之數的數理之秘，也在于居中的數字5，現試作分析如下。把圖一轉寫成下圖：
可見河圖所見天、地之數有如下特點：
1.天數之中數，為5，居于河圖的中心;
2.河圖的中心位置，為天數5、地數10，中心位置的天地之數之差，為5;
3.上下左右的天、地之數的差，也是5，即：天數7與地數2、天數1與地數6、天數3與地數8、天數9與地數4，其差皆為5，并圍繞中心的天數5、地數10，分布于東南西北四方(因其差數相等，姑且稱之為天、地之數的等差分布);
4.上、下的天數之和，等于上、下的地數之和：天數7與天數1之和，等于地數2與地數6之和(因其和數相等，姑且稱之為天、地之數的等和分布);
5.左、右的天數之和，等于左、右的地數之和：天數3與天數9之和，等于地數8與地數4之和(也是天、地之數的等和分布);
6.上下左右共有4組天數之和與地數之和，共由8個數字構成，4組天、地之數的和其總和為40，除以8，也等于5。
我們知道，天、地關系就是陰、陽關系。在上面對河圖之數的數學分析之中，不論是從上從下，還是從東西南北、上下遠邇;不論是從河圖的中心位置，還是從其上下左右不同的方位易位考察，以天、地陰陽之數的等差、等和關系加以測算，其檢測結果無不與居中的數字5有關。數字5在河圖之數中的這種特點，完全合于《保訓》關于“中”的描述：“它支于上下遠邇，迺易位設稽，測陰陽之物，咸順不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第73頁)
河、洛之數以數字5為中心，可以推演出無數變化。由洛書九宮之數的“三三幻方”，可以推演出“四四幻方”、“五五幻方”乃至“百子幻方”等。阿拉伯世界至少在13世紀中期，就有了“六六幻方”，1957年我國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遺址也曾有出土。(參見夏鼐，第66-68頁)16世紀歐洲著名的哲學家與神秘學家阿格里帕·馮內特斯海姆(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von Nettesheim)，在他的名著《論神秘哲學》(De occulta philosophia)中，按土星、木星、火星、太陽、金星、水星、月亮之序，列出從“三三幻方”至“九九幻方”共7個“魔方陣”。(von Nettesheim, pp. 244-252)河圖之數也同樣蘊藏種種變化之秘。除上文分析之外，河圖之數去5、去10之后，并有其他數學特征，在此不能詳論。河圖之數詳解七、八、九、六之數與中數五的關系(參見尚秉和，第345頁)，并以十不能變化而不用，解釋了“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道理。以下試以《墨子》所記為例，看河圖之數在守城迎敵之術中的化用：(11)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墨子·迎敵祠》)這段內容可以表格摘要表述如下：
比照圖一可見，《墨子·迎敵祠》所用，正是河圖之數：在圖一中，河圖陰陽之數所取方位為上南下北、左東右西，即河圖之數的分布為：東方八、西方九、南方七、北方六。比較圖一河圖之數與上表《墨子·迎敵祠》的用數、用色，不難看出，《墨子》守城迎敵之數，正是以城為“中”，化用了河圖之數——東方八、南方七、西方九、北方六。
《周易·系辭》說：“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圣人之所以“則之”，不僅因為河、洛之數上記列星之分，下記歷代帝王盛衰興亡之數，而且因為河、洛之數數理精妙，大有神通，可以廣施于天地人事。文王被拘羑里，命懸一線，“其有憂患乎?”(《系辭下》)如果他志存伐紂，那么身陷羑里的文王，上觀天象辨吉兇，下則河、洛演其數，應該是合理的作為。
五、釋“文王演《周易》”
司馬遷以為文王重卦，“文王演《周易》”一說艷稱于世，學者向來且信且疑。《淮南子》、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面卦，鄭玄等人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孔穎達則相信重卦者必在神農之前，與文王無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由考古材料可見，周文王時六十四卦早已存在，“文王演《周易》”并不是指重《易》八卦、演繹出六十四卦。商代之《易》已經使用六十四卦占斷，是以七八不變之數為占;周代之《易》同樣使用六十四卦，卻是以九六變數為占。《易》數之用，由商代之“不變”到周代之“變”，一定有個關鍵性的演變過程，這個關鍵性的演變，可能就是我們耳熟能詳卻長期不知其詳的“文王演《周易》”。
商紂無道，醢鬼侯，脯鄂侯，用炮烙之刑，醢文王之子而命文王食之，無惡不作。所以，文王被拘羑里，環境應該相
當險惡。文王此時演《周易》，大約只能利用最簡單的東西推演最深刻的道理。河、洛之數從1至10或至9，個中之秘在于中數5，可謂至簡。周文王身陷囹圄，徒有四壁，潛心推演，不必借助任何其他條件，即可能悟會河、洛之數的奧義。如果《墨子·迎敵祠》可用河圖七、八、九、六之數守城迎敵，文王面壁圖變，沉潛翦商伐紂大計，從以中數5為中心的河、洛之數中悟出七、八、九、六之數的不變或變化之秘，進而推演出《易》之變數，《周易》自此可以用六用九，以變為占，當屬情理中事，而“文王演《周易》”之說，自此傳為美談也順理成章。
《史記·周本紀》記文王“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一個“蓋”字，說明“文王演《周易》”與六十四卦有關，但并不一定是重八卦為六十四卦;《淮南子·要略》稱“周室增以六爻”，只言“增以六爻”，不稱益作六十四卦，說明文王演《周易》或更與六爻的演數推爻的成卦過程有關，也即通過“大衍之數”的推演，由七、八、九、六之數得《易》之六爻成卦。如果文王拘羑里，潛心推演的是河、洛之數及其中數5，“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系辭上》)，《周易》六爻的九六之數，或即由此而來，那么，《要略》僅言“周室增以六爻”而不言重卦至六十四卦，就記錄了“文王演《周易》”的關鍵所在。如此，《周本紀》言及六十四卦也就不無道理了——荀爽曰：“營者，謂七、八、九、六也”(《周易集解》卷十四，第7頁下);“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引而伸之，以至于六十四卦，文王所演之《易》數，盡在其中。
“文王演《周易》”推爻演數，推演舍一不用的50“大衍之數”，推演以5為“中”的河圖、洛書之數，于“中”數奧秘深有悟會。清華簡《保訓》記周文王“己丑”傳“中”前日，有“戊子，自演”之舉。學者或以“演”為“颒”、“沬”(《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第73頁)，或以“演”為“演水”(李零)，似不能說通。實際上，“自演”之“演”，當即“文王演《周易》”之“演”——文王傳“中”前日，再度推演“中”數之秘;“演”為動詞，事無可疑。近年公布的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傳文的照片，并論及文王與《周易》的關系，也談到文王知“數”——“文王之危，知史□之數”(張政瑯，第26頁，圖版第13行下)。“文王之危”，非文王拘羑里莫屬;文王知數，非文王演《易》數不得。所以，“文王演《周易》”演的并非《周易》之卦，而是《周易》之數。
注釋：
① 王慎行先生嘗辨文王非商紂之西伯，可以參看。(王慎行，第3-20頁)
② 司馬遷記文王之事，向來謹慎，如記文王受命稱王之事，連用4個“蓋”字。張守節《正義》：“然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以下至‘太王興’，在西伯崩后重述其事，為經傳不同，不可全棄，乃略而書之，引次其下，事必可疑，故數言‘蓋’也。”(《史記正義》，第120頁)故司馬遷在此徑言“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史記·太史公自序》)，全無疑辭，是值得關注的。
③ 李過《西溪易說·序》：“以《周易》質之《歸藏》，不特卦名用商，辭亦用商，如《屯》之‘電膏’、《師》之‘帥師’、《漸》之‘取女’、《歸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因商《易》舊文。”
④ 今有學者全盤否定傳世文獻對《歸藏》的記載，貶之為“貨真價實的‘子虛烏有’”。(史善剛、董延壽，第34-41頁)此說不可信，當另文駁之。
⑤ 《淮南子·要略》謂“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說似有悖常理，因為“增以六爻”應該是“六十四變”的基礎，或者說，“六十四變”后“六爻”已經具備，不必再由“周室增以六爻”。我認為，“六十四變”后增以六爻，所增的不是六爻的爻畫，而應該是獲得六爻的方法，詳下。
⑥ 程頤認為，《系辭》“大衍之數五十”在前，后接“天數五，地數五”等，后面又有“天一、地二”云云，系“簡編失其次”所致(《程氏經說》卷一)，朱熹從其說，故在《周易本義》中對“大衍之數”等章的章序作了調整，與《周易正義》不同。(《原本周易本義》卷七)
⑦ 清儒胡渭認為，天地之數非河洛之數，但細讀胡渭所論，并不見實質性的理由，徒有感慨而已，諸如“象中雖有數，而終以象為主;數中亦有象，而以數為主”，天、地之數，“一奇一偶，兩兩相配”，“于五行方何與焉?于天地生成何與焉?于河圖、洛書何與焉?”胡渭以河圖、洛書人所未見，可置不論：“漢景帝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今言《易》不言河圖，亦未為不知道也。”(《易圖明辨》卷一)
⑧ 組合算法不是一種數值計算，而是相當于針對離散對象的一系列的程序，在計算機科學中有著極為重要的應用，是上世紀計算機革命的基礎。正是這種組合算法而不是簡單的數值計算，使得計算機具有思維的特點，故被稱作“電腦”。(cf. van Lint and Wilson; Rosen)
⑨ 李申先生即以河、洛問題為非科學的神學問題，認為：“一般說來，從近代科學意識傳入中國以后，《河圖》的來源及其模樣，已作為一個神學問題而無須嚴重對待了。”(李申，第195頁)幻方的神秘性也為世界各地的宗教所認識：伊斯蘭世界相信幻方可以保護生命與醫治疾病，印度人以刻有幻方的金屬或石片為護身符，現代埃及南部農民用“四四幻方”作為催生或詛咒的符。(參見夏鼐，第67頁)古人傳說河圖、洛書之圖出自道士陳摶，反映了同樣的特征。
⑩ 李申先生指出：“有許許多多的研究者都把這個占盤作為重要證據，說漢代已有了黑白點《河圖》或《洛書》。其實，這是一個最大的誤會。第一，圖上面沒有點;第二，漢代人根本不把它當作《河圖》或《洛書》，漢代人說的《河圖》或《洛書》是另外的一種東西。”(李申，第150頁)此處的分歧在于對河圖、洛書的定義不同。河、洛之數，并不一定就是河、洛黑白點圖。古人所說的洛書九宮之數，作為特定的數的組合，文獻有《大戴禮記》等，實物有阜陽的九宮式盤等為證，它們至少存在于漢初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11) 朱希祖先生認為此節系抄襲“出于漢人偽托”的《黃帝兵法》(參見朱希祖，第269頁)。不過，即便朱說成立，也不影響這里的討論，記此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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