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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問我，為什么你在提籃橋監獄能夠那么淡定？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二千多年前老子說過這么一段話：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這一段話在《老子》第十三章，現在我把它譯成語體文如下： “寵和辱，都是引起人們驚恐的東西。如果你那樣驚恐的話，反而會給你身子留下大的禍患。為什么？因為你心目中受寵為上，受辱為下。這樣的話，一旦寵辱降臨，你得到別人的寵愛會驚而大喜，受辱時也會驚而大悲。這便是寵辱若驚在你身上的表現。我所以有大的禍患，是因為我為自身得失考慮的太多。如果能把個人的得失置之度外，那么無論寵還是辱，都不能禍患于我。如果你把自己的命運與天下的得失聯系在一起，那么便可以寄天下之憂患于其身。如果是為了天下而愛惜自己的身體，那么便可以天下之命運相寄托。” 這一段話，告訴我們不要以個人的得失和榮辱來看待自己的遭遇，那么你才能跳出外人給你設定的巢穴，隨便他們怎么表演。在羞辱你時，他們心目中認為這是你應當遭受的懲罰，從你的窘迫中獲取滿足感。如果你把自己的得失完全置之度外，那么你就能淡然處之，你才能更全面更客觀地考慮自己遭遇的是是非非，因為只有跳開來看，才能明白是非自有公論，歷史會給每個人的所作所為作出公正的評判。對于個人而言，這兩種胸襟大不一樣，如果你寵辱若驚，很容易把你的身子折騰壞了，還要成為別人嘲笑的對象。如果你把個人得失置之度外，冷靜對待外界強加給自己的各種帽子，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只是過眼云煙，若干年后誰是誰非總會有人評論。到哪兒去工作，都是組織上的調遣，去華東局內刊、寫作班都是當時市委調遣。文革中是陳丕顯派我去北京，我被人從北京揪回，紅衛兵逼我造反，我才寫下了這輩子唯一的一張大字報《我要造反》。很多事情都是奉當時中央和市委的指示行事，雖然我身不由己，但我從沒有故意要去傷害過任何一個人，也從未主動下過任何一個指示去批判過任何人。解放初，我弟弟的奶媽將其丈夫（之前在國民黨部隊當過兵）從老家帶來，無處落腳，我父親同情他，同意了他們臨時落腳在我家并遷入戶口，不料文革中其丈夫反而起來造反，將我父母從家中趕出，讓他們掃大街，從而霸占了我家的房屋。我的父母已經年邁，當時我沒有為此找過任何人，也沒有多說什么，唯一做的是讓我的兒子代替我的父母去掃大街。保姆的丈夫從此一直占據我家中的一個房間，雖然他們在外面有了房子，但至今仍然霸占著不肯歸還，并只在其中堆放雜物。像這樣不講道理的事情我都從未想過打擊報復，何況其他！有許多事，如果認真查一下它的來龍去脈，都有它具體相關的責任人，會弄清楚的。我也不責怪那些人在運動中上推下卸自己應負的責任，只要我當時真是善待別人便問心無愧了。也正是這個原因，在我出獄后我原來的老師、同事、學生和朋友，仍然同以前一樣同我交往。 我之所以那么淡定，就是因為我心中坦蕩蕩。至于是是非非，就像老子在二千年前告訴我們的那樣，正確對待自己的榮辱得失，那么自己在心理上就不會有任何問題了。我這個答復，也許只會讓讀者朋友們一笑而已，是耶非耶，就留待后人評說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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