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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和諧通達之道 www. |發布日期： 2012-04-24 發布： [摘要]《中庸》作為儒家經典，其思想核心是“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迭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理論主旨在于倡揚和追求方法與本體的圓融、人道與天道的貫通、現實與理想的統一，彰顯的是和諧通達之道。 中國論文網 http://www./4/view-1555289.htm [關鍵詞]中庸之道 致中和 和諧通達 [中圖分類號]B8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539(2012)01-0088-04 中庸的本意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中庸》作為儒家經典，其思想核心是“致中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 中庸》)。其理論主旨在于倡揚和追求方法與本體的圓融、人道與天道的貫通、現實與理想的統一，彰顯的是和諧通達之道。 一、方法與本體的圓融 關于中庸的觀念，早在《尚書 大禹謨》中就有記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在此，舜帝告誡大禹，人心動蕩不安，道心幽味難明，只有精誠專一，執兩用中，才能真正把握和堅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人心對聲色貨利的欲望追求，極大地危害著至善本性(道心)，昧天良于昏暗不明之中，從而喪失理智。只有允執厥中，才能平心靜氣、靜觀執守，不離自性。“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禮記 中庸》)。唯有執其兩端、允執厥中、無過不及，才能使得“道之所以行也州”。 “中”“庸”合稱，成為一個基本范疇則始于孔子。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 雍也》)。在孔子看來，中庸首先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美德：至德。中庸這種至德，民眾缺少它已經很久了，應該大力弘揚。堯在讓位給舜時曾如是說：“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 堯日》意謂堯讓舜在管理國家時要真誠地堅守中道，唯有“允執其中”，才能永享“天祿”。孔子認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 子路》)。“狂”指激進，“狷”指保守。激進與保守都不是“中行”。但如果結交不到合乎中行的人做朋友，只好結交那些激進或保守的人，因為這些人雖然不能中行，但畢竟比“巧言令色”的“鄉愿”要好得多。在此，孔子將“中庸”之美德概括為誠信和時中。無誠信為鄉愿，無時中為狂狷，都非中庸。據此。《中庸》云：“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在孔子看來，中庸作為一種美德，是需要修行與堅守的。其方法則集中體現為“執兩用中”。據《論語 先進》記載，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子貢問孔子，子張和子夏誰更賢能?孔子的回答是：子張處理問題顯得過了一些，而子夏又顯得不足。子貢又問，子張是否更勝一籌?孔子回答是：過和不及的性質是一樣的，過猶不及。因為過和不及都沒有達到中正的標準。孔子主張應“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 子罕》)。只有把握住“過”與“不及”兩種傾向使之不走極端，才能有效地用中道治理國家。就“執兩用中”與“過猶不及”合而言之，即是堅持“中”，戒其“過”，勉其“不及”。叩其兩端而竭焉，方是“時中”，從而揭示了“中庸”作為方法論的基本原則及其意義。由上可見，孔子不僅將中庸視為一種美德，同時亦視作追求美德、達至美德、堅守美德的有效方法。 在子思看來，中庸不僅具有“美德”及“方法”之內涵，而且具有“形上”本體之意蘊。于是，子思把中庸由方法論的層次上升到了本體論的高度，將其視為儒家修己治人、治國安邦的內圣外王之道。 《中庸》開篇即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也許正是在此意義上，子程子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主張：“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朱熹將此詮釋為：“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其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各有其當行之路”，即各有其“分”。各有其分而有序，各有其分而不亂，則在于“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因而，自行、自為、自強、自生、自然不息之謂道。因為離其序則亂，不自行則息，不自為則死，不自強則弱，不自生則無，不自然則滅。“各循其性之自然”，意即各守其共存之道。此共存之道，既非“此道”，亦非“彼道”，而是“中道”――中庸之道。 莊子曰：“庸也者，用也”(《莊子 齊物論》)。許慎《說文》亦云：“庸，用也。”鄭玄的《三禮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用也。”也就是說，“庸”即是關于道的具體運用，與作為道的基本原則之“中”正相對待。“中”是道之體，“庸”是道之用。在具體運用“中”這一道體時，必須根據實際情況而伴之以適當的靈活性，這即是“庸”的功用。子程子所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想必說的就是“庸”雖然有一定的靈活性，但仍不能違背“中”的原則。試想，倘若“庸”完全喪失了靈活性，則“中”就成了死板的“執一”；反之，如果“庸”可以不受“中”的制約，則“中”就變成“偏”，不成其為“中”了。只有“中”與“庸”的體用不二、圓融通達，才能真正體現中庸之道不偏不倚的基本精神。 中庸之道即是執中之道。《中庸》主張“致中和”，中是內，是本，是體；和是外，是末，是用。由于體用不二、體用一源，于是，“中”與“和”也就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無中，便無本、無體；無和，則中得不到外顯。只有內中，才能呈現出外在的和。致中而后能和，得和而后顯中，致中和，萬物便能生、能成、能久。在此，中庸之道將內外、本末、體用(本體與方法)有機貫通起來。 中庸之道亦是和諧通達之道。漢語“道”的原初含義即“道路”，道之為道，正在于它開通了不同的路徑，并建立起相互的通達。對此。西漢學者揚雄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揚子法言 問道卷第四》)。基于此，明清之際的方以智曾將為道之學命名為“通幾”之學(以別于經驗性的“質測”實證之學)，因為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故能成天下之務。深究天地陰陽動靜的奧妙，是謂通幾。 《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朱熹將此理解為：“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中庸之道作為君子之道，其用之廣，可謂“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其體之微，可謂“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體之微”與“用之廣”相互發明，體用不二之精義，盡在“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即體即用，乃從用上顯體，非用外別有體；即用即體，乃從體上生用，明體用之本末相依。體有其大德性，用有其大德用。體必以用顯，用必以體為本。惟其如此，體用流行浹 化則不滯塞。中庸之道崇尚的體用不二、體用一源的辯證思維模式使方法與本體得以圓融。 二、人道與天道的貫通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誠”是天道的本性，追求“誠”是人道的主旨。因此，“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禮記 中庸》)。“自誠明”是圣人天生具有的性情，“自明誠”則是凡人通過后天學習才能擁有的性情。但無論圣凡，只要致力于“誠”，都能盡心知性。達至人道與天道的貫通。對此，《中庸》引用孔子關于“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的警句作為論據來加以佐證。主張道對于人而言，并非高深莫測，人之于道，也非遙不可及。“天道之誠”向著“誠之”者、“思誠”者敞開。天道是誠，人道是追求誠。這即是原天以啟人，盡人以合天。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即是人道與天道的貫通。 在《中庸》作者看來，人類只有致力于誠，才能通曉天地化育萬物之理，才能將人道與天道貫通起來。“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唯有人與天地相參，才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否則，如果上逆天道，中背人和，下絕地理，就會天不予其時，人不給其利，地不生其財。這樣的結局，自然是人道與天道的背離。朱熹在《中庸章句》中繼承了二程“性即理”的思想，強調人之性受之于天之理，天之理備具于人之性。由于人性會被“氣稟所據。人欲所蔽”，因此需要通過后天求“誠”的努力，以全其性之本體，方能漸入天人合一之境。“誠”與“道”是合二而一的，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禮記 中庸》)。“思誠”者只有既“成己”又“成物”，才能“合內外之道”――貫通人道與天道。 恒卦《彖傳》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豫卦《彖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意即天地按照規律運動(“順動”)，日月周轉就不會偏離軌道，四季更替就不會出現差錯。天地萬物的滿盈損虧，皆應著時光的流轉，或消衰，或生息。這種有序不紊的“順動”，《易傳》稱之為“陰陽不測”之“神”。《說卦傳》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只有“神妙”不測。才能使得“天地以順動”，從而呈現出天時地利人和的圣境。 人道與天道的貫通，也就是《中庸》所憧憬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理想境域。對此，朱熹作出了如下的詮釋：“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為之，以至于至善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只有合于至誠、至善，方能“致中和”；唯有“致中和”，才能“天地位，萬物育”。人如果能把“中和”發揮到極致，就能有助于宇宙萬物的化育。因為“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在此，儒家關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為天地立心等思想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倡揚，凸顯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在“致中和”過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致中和”的“和”，是不同事物之間的協調統一，是統一體內部多種要素、各種關系所達到的和諧通達，是眾物互補的共生共榮，而非無原則的附和、同一。《國語》對“和”與“同”這兩個概念之內涵作了嚴格的區分，并贊成“和”而反對“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異性，求則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昧一無果，物一不講”(《國語 鄭語》)。對此，孔子也明確主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 子路》)，“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 季氏》)。孟子則推崇“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 公孫丑下》)。董仲舒也指出：“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為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于和”(《春秋繁露 循天之道》)。由上可見，“和”乃是天地萬物自然運行的源泉或動力，而“致中和”則是人道與天道得以貫通的基礎或前提。 三、現實與理想的統一 中庸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它不僅是儒家亦是道家、道教和佛教共同向往的理想境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這里的“三”即是非陰非陽的“中”。“中”以道沖(“和”)的形式產生萬物。因此，“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道德經》第二十二章)。莊子云：“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莊子 齊物論》)。強調適宜為度，守中為要。守中，方能以不變應萬變。因而，“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莊子 徐無鬼》)。道教經典《太平經》亦主張：“陰陽者，要在中和。”禪宗的中道智慧亦強調通權達變、圓融無礙，不執兩邊而取中道。可見，道家、道教與佛教信奉的“守中”、“要在中和”、“不執兩邊而取中道”等思想與儒家“致中和”的中庸之道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庸之道不僅是中國文化亦是世界文化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有黃金分割的“中道”思想。印度佛教褒揚中道，認為所述道理，不墮極端，脫離二邊，即為中道。印度佛教的“中觀”學派在闡釋一切事物皆“無自性”和“畢竟空”的觀念時，采用了“二諦”理念，即用“俗諦”說明一切現象是有，是幻有；用“真諦”說明一切現象是空，是真空。以二諦合明“中道”，從而將“空”與“有”兩種對立的觀念融合起來，體現了印度佛學的圓融通達。正由于此，那爛陀寺的佛學家們在講學時，是將佛教視為一個有機整體，而不是以對峙的態度看待各派。 中庸之道追求的理想境界不是虛無縹緲的，而是始終與具體的、可感的現實緊密相連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禮記 中庸》)。中庸之道，不僅僅作為道統、理想、觀念而存在，同時亦作為生存方式存在于人們追求理想的紛繁現實和具體實踐之中。中華民族不僅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了“中庸”的觀念和智慧，而且亦形成了“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思維模式和生存方式，并以之作為行動的準則在實踐中加以運用。據《論語》記載，堯、舜、禹等上古帝王都把“允執其中”作為傳位的授命辭并加以履行，后來的商湯以及周代的文、武、周公都繼承并發展了這一“中”的道統，且親身躬行。圣賢之所以是圣賢，就在于他們既崇奉中庸之道，又踐行中庸之道。《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 爾。”庸之義，常也，用也，謂是不用而寓諸庸者歟!中庸之道亦是日用常行之道，“中”(體)只有在“庸”(用)中，亦即在具體的生存實踐中、在具體的德性踐履中得以顯現。中庸的理想也只有通過實踐，在體用的貫通中與現實勾連、統一。 也許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庸》即是對先秦時期禮壞樂崩、戰亂頻繁、社會動蕩、道德裂變的社會現實的理性反思。正是基于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和對理想境域的向往，《中庸》云：“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茍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朱熹對此的詮解是：“圣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于此，學者宜盡心焉。”并認為，中庸之道“放之則彌六和，卷之則退藏于密……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出于對社會前途和人類命運的深層憂慮，《中庸》為世人勾勒了一幅國泰民安的理想畫卷，并激勵人們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方式去實現理想。 總之，中庸之道凸顯了中華民族在追求現實與理想統一的征程中永不言棄的執著精神、至誠至善的理想人格、和而不同的清醒意識、隨時變易的持中智慧。“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禮記 中庸》)的人生態度和實踐理性，將永遠激勵著炎黃子孫孜孜不倦地去追求理想，并將理想變成真正的現實。 參考文獻 [1]朱熹，四書集注[M]，長沙：岳麓書社，1985；33 [2]熊十力，體用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83 [3]王明，太平經合校[M]，北京：中華書局，1960：20 責任編輯：陳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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