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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夢龍的生平與性格 馮夢龍(1574—1646)，字猶龍，別號很多，重要的有墨憨齋主人、龍子猶、綠天館主人、茂苑野史、詹詹外史、顧曲散人、香月居主人等。 關于馮夢龍的籍貫，歷代文獻記載不同。郁藍生《曲品》、《福寧府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載馮夢龍是吳縣人。而朱彝尊《明詩綜》、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則記載他是長洲人。《蘇州府志》《人物傳》記載馮夢龍是吳縣人，而《藝文志》又記載他是長洲人。這種混亂的記載事出有因。馮夢龍自著《壽寧待志》卷下《官司》中載：“馮夢龍 長洲、吳縣在明代同屬蘇州府管轄，且一府兩縣同治。馮夢龍除外出坐館、做官幾年之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蘇州度過的，馮夢龍主要的文學作品也是在蘇州創作的。蘇州自古以來就是江南經濟最發達地區，早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流傳，由于該地區優越的天然條件，歷代都是朝廷的的糧倉，只要風調雨順，總能五谷豐登。明中葉以后，蘇州的工商業極為繁盛，成為東南沿海地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特征最明顯的地區。蘇州是明代紡織業中心，朝廷在蘇州設織染局，嘉靖時，織染局有機一百七十多張，各色人匠六百余名。民間機戶更是無計其數。萬歷年間，蘇州是“家杼軸而戶纂組”，染坊工人有幾千人。[1]城東長洲縣，“比屋皆工織作，轉貿四方。”[2]這些機戶雇傭織染工人，形成勞動力買賣關系，即所謂“機戶出資，機工出力。”蘇州又是江南地區的商業中心，城內店鋪密布，生意興隆。“金閶一帶，比戶貿易，負郭則牙儈湊集。”[3]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隊伍的壯大，必然帶來人們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等各方面的變化。趙翼《廿二史札記》載：“明季文苑傳，吳中自祝允明、唐寅輩，才情輕艷，傾動流輩，放誕不羈，每出于名教之外。”從小生活在這一環境中的馮夢龍，受到這種放誕風氣的影響，青年時期也有過一段“逍遙艷冶場，游戲煙花里”[4]的生活，在他早年的著作中，毫不掩飾地記了他與妓女交往的情況。“每見青樓中凡受人私餉，皆以為固然，或酷用，或轉贈，若不甚惜。至自己偶以一扇一帨贈人，故作珍秘，歲月之余，猶詢存否？而癡兒亦遂珍之秘之，什襲藏之。甚則人已去而物存，猶戀戀似有余香者，真可笑已。余少時從狎邪游，得所轉贈詩帨甚多。夫贈詩以帨，本冀留諸篋中，永以為好也。而豈意其旋作長條贈人乎？然則汗巾套子耳，雖扯破可矣。”[5]馮氏說得到轉贈詩帨很多，可見與他往來的妓女不少。在馮氏著作中留下姓名便有十人之多，她們是：侯慧卿、阿圓、董四、馮貞玉、馮喜生、馮愛生、白小樊、來姬、陌花館、王生冬、薛生。 在眾多妓女中，與馮夢龍交往最密、感情最深的要數侯慧卿。侯慧卿是蘇州的一位名妓，色藝雙全，又是一位很有主見的女孩子。馮夢龍在《山歌·多》篇后有這樣一段記載： 余嘗問名妓侯慧卿云：“卿輩閱人多矣，方寸得無亂乎？”曰：“不也。我曹胸中自有考案一張，如捐額外者不論，稍堪屈指，第一第二以至累十，井井有序。他日情或厚薄，亦復升降其間。倘獲奇材，不妨黜陟。即終生結果，視此為圖，不得其上，轉思其次。何亂之有？”余嘆美久之。 馮夢龍與侯慧卿的戀情大約發生在萬歷二十幾年，馮夢龍二十幾歲的時候。這一時間的確定，主要是根據他們失戀的時間來推測的。馮夢龍失侯慧卿之后，寫過一套散曲，題為《怨離詞》（為侯慧卿），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早知這般恁冤債誰肯惹，被人罵著后生無藉。”“只奈何得少年郎，清清捱著長夜”。“這歇案的相思無了絕，怎當得大半世郁結。”馮夢龍自稱“后生”、“少年郎”，此事當發生在青年時期。還有大半世郁結難當，古人以六十年為一世，大半世應在三十年以上，馮夢龍失侯慧卿應在三十歲之前。 馮夢龍對侯慧卿的感情非常真摯、深沉，這從他失戀后的創作便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馮夢龍失慧卿后，寫了大量思念慧卿的詩歌和散曲，現存詩一首、散曲兩套。在史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文學作品為我們了解馮夢龍的這段感情歷程提供了方便。《太霞新奏》卷七《怨離詞》（為侯慧卿）篇后附錄靜嘯齋的一段評語：“子猶自失慧卿，遂絕青樓之好。有《怨離詩》三十首，同社和者甚多，總名曰《郁陶集》。”《郁陶集》今失傳，《怨離詩》保存下來一首。《掛枝兒》二卷《感恩》篇附記：“余有憶侯慧卿詩三十首，末一章云：詩狂酒癖總休論，病里時時晝掩門。最是一生凄絕處，鴛鴦冢上欲招魂。”從這些記載來看，馮夢龍失慧卿之后，曾大病一場，閉門謝客，專門創作情詞。而且，風流放誕的馮夢龍從此再也不上青樓妓院了，這段戀情改變了馮夢龍的生活習慣和人生態度。在分別一周年紀念日，馮夢龍又作散曲《端二憶別》，思念侯慧卿，請看其中的一支曲子： 蒲休剪，黍莫煎。這些時，不下咽，書齋強自閑消遣，偶閱本《離騷傳》。吊屈原，天不可問，我偏要問天天! 情真意切，如泣如訴，如果沒有真誠的愛戀，決不可能產生如此深沉的作品。 馮夢龍頗受蘇州名妓青睞，究其原因，大約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青年馮夢龍是一個思維敏捷，才情跌宕的風流才子，“早歲才華眾所驚”,[6]決非溢美之詞。二十幾歲便創作了傳奇《雙雄記》與大量散曲詩文，而且多才多藝，牌經、酒令無所不通。“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修詞逼元人，紀事窮纖委。笑罵成文章，燁然散霞綺。”[7]有些事情可能是他中年所為，馮夢龍才華橫溢是毫無疑義的。褚人獲《堅瓠》記載了馮夢龍這樣一件事軼事：“ 馮猶龍先生偶與諸少年會飲，少年自持英俊，傲氣凌人，猶龍覺之。擲色，每人請量，俱云不飲。猶龍飲大觥曰：‘取全色。’連飲數觥曰：‘全色難得，改五子一色。’又飲數觥曰：‘諸兄俱不飲，學生已醉，請用飯。’而別。諸少年銜恨，策曰：做就險令二聯。俟某作東，猶龍居第三位，出以難之，令要花名、人名、回文。曰：‘十姐妹，十姐妹，二八佳人多姐妹，多姐妹，十姐妹。’過盆曰：‘佛見笑，佛見笑，二八佳人開口笑，開口笑，佛見笑。’過猶龍，猶龍曰：‘月月紅，月月紅，二八佳人經水通，經水通，月月紅。’諸少年為自斃，俱三大觥，收令亦無。猶龍曰：‘學生代收之。’曰：‘并頭蓮，并頭蓮，二八佳人共枕眠，共枕眠，并頭蓮。’”一群少年準備好了難度很大的酒令想讓馮夢龍挨罰，沒想到才思敏捷的馮夢龍很快接上，還代為擬作收令，反讓群少受罰。從馮夢龍飲酒的豪俠之氣與酒令的內容來看，此事當發生在馮夢龍的青年時代。 第二，青年馮夢龍是一位極富正義感與同情心的文人。馮夢龍散曲《青樓怨》及傳奇《雙雄記》都是為多情的妓女白小樊而作。《青樓怨序》云：“余友東山劉某與白小樊相善也，已而相違。傾偕余往，道六年別意，淚與聲落，勿勿訂密約而去。去則不復相聞，每瞷小樊，未嘗不哽咽也。世果有李十郎手？為寫此詞。”東山劉某和白小樊都是馮夢龍的明友，兩人相善，白小樊一往情深，而劉某則逢場作戲，馮夢龍見白小樊如此傷心，作《青樓怨》曲，同情白小樊的不幸遭遇，譴責劉某的負心薄情。篇后附記云：“子猶又作《雙雄記》，以白小樊為黃素娘，劉生為劉雙，卒以感動劉生，為小樊脫籍。孰謂文人三寸管無靈也？”馮夢龍將劉某與白小樊的事寫進傳奇《雙雄記》中，最終感動劉某，為白小樊贖身脫籍。此事在青樓一定會傳為美談，馮夢龍當名聲大震。 馮夢龍的這種義舉還有葬名妓馮愛生事。馮夢龍《愛生傳》載其事，愛生十四歲被賣到蘇州馮嫗家做妓女，愛生聰慧美艷，洪飲善謔，一年便名聲大噪。而愛生志厭風塵，有心從良，看上邑子丁仲，丁仲因贖金不足，久拖不成，愛生抑郁成病。老鴇將愛生賣給茸城公子，公子又不甚憐重，而愛生病情加重，公子便將她返還老鴇，不久病死，年僅十九歲。對于愛生的悲劇，馮夢龍給予了深切的同情，記完愛生的遭遇，馮夢龍在傳中寫到：“十四未知名，十九病死，中間衣錦食甘，選勝而游，剪紅浮白，謔浪笑傲于王孫公子之場者，才三四年耳。以生之風調，更得從容旬載，庶幾一遇，可畢此生無憾。即不然而效彼蚩蚩者流，安意風塵而無遠志，則此三四年者，亦可稍占人生萬一之娛。而不幸早慧，洞識青樓風波之惡，故汲汲求事有心人不得，以致銜郁以死。悲夫！”不僅如此，愛生因無墓地，棺材停放郊外不能下葬，馮夢龍聯系愛生生前好友，捐資買墓地，安葬愛生。此事也深受蘇州妓女的好評。 第三，馮夢龍與妓女的交往，與一般文人狎妓并不完全相同。馮夢龍青年時期就開始創作戲曲，搜集整理民歌。而當時的名妓，大多色藝雙全，所謂藝，就是指吹拉彈唱等藝術修養，不少名妓，同時又是優秀的戲曲演員和流行歌曲歌手。馮夢龍與妓女往來，還有共同的藝術追求。馮夢龍的《掛枝兒》、《山歌》中有不少篇章便來源于妓女口中。《掛枝兒》三卷《帳》篇后附記：“琵琶婦阿圓能為新聲，兼善清謳，余所極賞。聞余廣《掛枝兒》刻，詣余請之，亦出此篇贈余，云傳自婁江。其前尚有《訴落山坡羊》，詞頗佳，因附記此。”阿圓知道馮夢龍在搜集掛枝兒，特地將自己得到的一首新掛枝兒《帳》交給馮夢龍，馮氏將它收進集子中并注明來源。 和同時代的其他文人一樣，馮夢龍從小便攻讀四書五經，青年時期開始參加科舉考試。不幸的是，他考到五十七歲，還是個秀才，連個舉人也沒有考中。在后人看來，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他將一生中的黃金時代獻給了通俗文學事業。在五十七歲之前，他編纂了話本小說“三言”，增補、改訂了章回小說《平妖傳》、《忠義水滸全傳》，搜集、整理了民歌集《掛枝兒》、《山歌》，創作了傳奇《雙雄記》，為我們留下了一大筆珍貴的文學遺產。可對于希望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馮夢龍來說，無疑是太殘酷了。馮夢龍并不是沒有學問，讀讀他編的《情史》、《智囊》、《古今譚概》，便可知道，他閱讀面之廣，在古人中也是少見的。因此，戲曲家沈自晉在《望湖亭》中稱“龍子在多聞”，王挺《挽馮猶龍》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這些均非溢美之詞。馮夢龍也不是治經不勤，在幾十年的治經生涯中，他寫成《麟經指月》、《春秋衡庫》、《春秋定旨參新編》、《四書指月》等經學著作，成為遠近聞名的經學家。出版家葉昆池說：“自《指月》(指《麟經指月》)既出，海內麟經家人人誦法猶龍先生矣。”[8]好些人通過讀馮夢龍的著作考中了舉人、進士，可馮夢龍還是位老秀才，其內心的苦悶是可想而知的。他的社友韻社第五人在《題古今笑》中說：“韻社諸兄弟抑郁無聊，不堪復讀《離騷》，計惟一笑足以自娛，于是爭以笑尚，推社長子猶為笑宗焉。”馮夢龍的笑，不僅僅是為了自娛，更重要的是要用笑聲來否定丑惡的社會現實，來表明他在社會底層生活中所形成的憤世嫉俗的思想。他在《古今笑自敘》中說得明白：“一笑而富貴假，而驕吝忮求之路絕；一笑而功名假，而含妒毀譽之路絕；一笑而道德亦假，而標榜倡狂之路絕；推之，一笑而子孫眷屬皆假，而經營顧慮之路絕；一笑而山河大地皆假，而背叛侵陵之路絕。”《古今笑》可以這樣看，《笑府》、《廣笑府》也可以作如是觀。《情史》、“三言”雖然藝術形式與風格不同，但精神上卻是相通的。《情史》就是要讓人“無情化有，私情化公。”[9]編“三言”的良苦用心，顯豁地題于書名之中：“喻世”、“警世”、“醒世”。 按照明朝的規定，多次參加鄉試而又一直未能考中舉人的秀才，可以循資出貢，充任雜職小官。馮夢龍考到三、四十歲時，就資歷、名望而論，應該是能出貢了，可他卻遲遲不愿做貢生。明代是一個科舉時代，要想在仕途上有所作為，必須考中舉人、進士，最好是進一甲前三名。而貢生是從鄉試的落榜中根據應試者的文章與資歷選拔出來的，一旦出貢，可以做訓導、教諭等州、縣學官，不再有機會應舉。一般來說，家境尚好、年齡不大的士子是不愿出貢的。 馮夢龍有一篇小說，題目叫《老門生三世報恩》，是“三言”中唯一一篇可以斷定為馮夢龍所作的話本小說，小說虛構了桂林府興安縣鮮于同八歲舉神童，十一歲游庠，超增補廩。可后來時運不濟，屢試不中，直到五十七歲，鬢發蒼白，還是個秀才。就在當年時來運轉，考中舉人，六十一歲考中進士，得選刑部主事，后升臺州知府、浙江巡撫。鮮于同的恩師蒯遇時少年科甲，聲價甚高。此人有個賤老愛少的毛病，也就是他在縣里錄科、鄉試、會試中鬼使神差地三次錄取這位老門生。而鮮于同任官時三次報答蒯遇時知遇之恩。馮夢龍作這篇小說的動機，在入話中說得明白：“大抵功名遲速，莫逃乎命，也有早成，也有晚達。早成者未必有成，晚達者未必不達。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棄。”而鮮于同的身上卻有馮夢龍自己的影子，至少是他對自己科舉與仕途的一種美好的夢想。鮮于同五十七歲中舉與馮夢龍五十七歲出貢不該是一種偶然的巧合。鮮于同中舉前的經歷與思想與馮夢龍基本相同，他對明代科舉的看法代表了馮夢龍的真實思想：“只是如今是個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誰說他胸中才學？若是三家村一個小孩子，粗粗里記得幾篇爛熟時文，遇了個盲試官，亂圈亂點，睡夢里偷得個進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門生，稱老師，譚天說地，誰敢出個題目，將帶紗帽的再考他一考么？不止于此，做官里頭，還有多少不平處，進士官就是個銅打鐵鑄的，撒漫做去，沒人敢說他不字；科貢官兢兢業業，捧了卵子過橋，上司還要尋趁他。”年齡不饒人，崇禎三年，五十七歲的馮夢龍最終還是選擇了出貢，隨后做個一任丹徒訓導，崇禎七年，升至福建壽寧知縣，這年馮夢龍已是六十一歲。 壽寧是一個貧窮而又偏僻的山區小縣，在這種地方很難做出顯著的政績，這也意味著很難有遷升的機會，馮夢龍對此非常明白，他在《壽寧待志》中寫到：“自萬歷庚寅，迄于崇禎甲戌，四十五年間，易令凡十有五。其得量擢而去者，僅兩孝廉耳。他豈盡不肖，為一州五十八縣之下流哉？肘掣于地方，而幅窘于資格，其情亦多有凄憤而不敢控者矣！雖然以勤補缺，以慈輔嚴，以廉代匱，做一分是一分功業，寬一分亦是一分恩惠。若夫升沉明晦，則天也。”更何況馮夢龍還是一個年逾花甲的貢生！盡管這樣，馮夢龍還是認真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為壽寧的老百姓辦了不少實事，《福寧府志》、《壽寧縣志》均將他列入《循吏傳》，稱他“政簡刑清，首尚文學，遇民有恩，待士有禮。”僅從他在壽寧任上親手修纂的《壽寧待志》中所記載的施政活動來看，他確實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清官。 馮夢龍初到壽寧，見到的是一片破敗景象，城門崩塌、學宮傾圮、百廢待興。馮夢龍便一件件地做，筑城墻，修城門，建譙樓，設司更。然而壽寧貧窮，縣府乏資，一些必備的設施，也沒錢修建，馮夢龍便帶頭捐俸集資，茲舉幾例： 第一，修學宮。“學宮久傾圮，值廖、呂二師尊同事，皆留意作興。適有詳過修學贖鍰二十八金，余益以二十余金，由是堂宇載整，學門重建，移前十余武，遷泮池于內，駕石為梁，獨欞星門朽腐乏大木。適舊吏葉際高，久負憲贖十余金無措，止存山林一區，路稍遠，求售不得，余仍捐俸代輸，伐其木，摹人致之，鳩工斫削。……門外設木屏，以便行者，泮池亦易木橋，朱丹既飾，視昔加煥焉。”[10] 第二，修關廟。“關圣，縣無廟宇，止肖像于東門之橋亭。后三峰寺僧募建小閣于東門外街，迎像供養。然閣止一間，守僧寢室于神像之側，殊為褻瀆。崇禎九年，圖民柳桂八、葉榆二等合詞以請，醵金建祠。卜地于閣之東，為屋五間，中三間立神像，旁以住僧。余亦少佐俸資，幸落成矣。”[11] 第三，建天地壇。“天地、山川、厲壇，想創縣之初，必有屋宇，今廢為榛莽，逢時祭則削草下拜。余謂事神、治民，有司之責，未有不能事神而能治民者。于崇禎八年，已捐俸建屋二進于天地壇。”[12] 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官吏，能捐俸資來修公共設施，確實難能可貴。另外，像儀仗庫、黃冊庫、四知堂、名宦祠、朝北倉庫等，均是馮夢龍到任后組織修繕的。 馮夢龍確實是一位勤政愛民的清官，作為知縣，他要征收朝廷攤派的各種賦稅，壽寧是一個貧困的小縣，征收就很困難，而馮氏在任的崇禎后期，又是明朝的多事之秋，要加派名目繁多的銀兩。原本征收的總額為四千八百兩，上交的才一千六百余兩，其馀的本縣存支。馮夢龍任上，上交的就增至三千三百多兩，翻一倍有余，捐助、借扣的還不算。對此，馮夢龍感慨萬千，他說：“所存支幾何？而鋼銀、驛站等費俱在其中。民無馀欠，庫無馀財，欲有司之有為于地方，蓋亦難矣！今將萬歷二十年后加裁之數詳著于后，使覽者知壽民之艱與壽令之苦，冀當路稍垂憐萬一云！”[13]馮夢龍在知縣任上作了一首《催征》詩：“不能天雨粟，未免吏呼門。聚斂非吾術，憂時奉至尊。帶青礱早稻，垂白鬻孤孫。安得烽煙息，敷天頌圣恩。”壽寧老百姓沒米下鍋，得割未黃的早稻應急，失去兒子的老人沒法養活孫子，只能將他賣掉，詩中如實地反映了壽寧百姓生活的艱辛，同時也寫出了作為知縣的詩人不愿意卻又不能不催征的痛苦。 馮夢龍到位日久，熟悉了壽寧的情況，發現最為害民者，為大造黃冊與迎新送舊二事。明朝規定，每十年造黃冊一次，審丁查產，事務繁多。壽寧有二十二圖，二百二十甲，而甲長不諳攢造，須雇人承辦，而承辦之人趁機敲詐，費一開十，本一利二。壽寧每次縣令離任到任，送迎之人多至百余人，少則幾十人，均需公費接待。每更一官，則修理衙門一次。衙門所備床屏、桌椅、廚柜之類，全得重新備辦。而離任之時，這些家具用品則被隨便送人，甚至連窗槅也被衙門人搬走。這些費用均攤派到百姓頭上，有窮民典妻賣子猶不能償。為此馮夢龍給上司提出合理建議：“卑職目擊斯苦，思為振救，議責成二十二圖各甲人戶，照依家冊造成細冊，各有應攤、應收，不時改定。至后輪大造，只須審丁，不煩查產，已審大半工程。再諭圖民必須擇慣造之人方許包承，既出工食、謝犒，倘有遲誤差錯，皆包造之人任之，不使派及圖民，如此則總書、算手皆視為切膚干紀，不至于駁罰之多。而二十二圖之困，或可少甦矣。至于迎送之費，所必不免，偏累見年，亦屬不均。而費無定額，使奸民得恣意科斂，在去任者難言遺愛，在新任者先已播毒，甚不安也。合無酌定新任應路費若干，離任應路費若干，畫為定規，通縣均派，竟送本官自行備辦，此外不許需索分毫。在本官費出己手，必然自能裁損，而均派通縣，又眾輕易舉，積役庶無所容其染指乎！其本衙裝摺及備辦家伙，卑職預擬于離任之時，造成一冊申報道府，再交付衙官明白。前官所遺，自足充后官之用，稍有不足，補辦幾何？如此而見年之困又可少甦矣。”[14]馮夢龍的出發點就是節省開支，減少浪費，維護百姓利益，充分體現了馮夢龍簡政輕賦，與民休養生息的思想。 壽寧鬧虎災，傷一百多人，咬死豬犬無數。馮夢龍了解到平溪有位姓周的工匠，會設陷阱捕虎。“其制如小屋一間，分為三直，內外壯欞，閉羊左右以餌虎，空其中設機焉。觸之則兩閘俱下，虎困而吼，眾乃起而斃之。”[15]馮氏捐俸在老虎出沒處造幾處陷阱，半年間，連殺三虎，從此絕跡。在捕虎的過程中，馮夢龍多次親臨現場，他把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放在重要地位。 壽寧窮鄉僻壤，也保存一些惡劣的風俗習慣。該地重男輕女，有生女者，不是溺死，就是遺棄。馮夢龍為設厲禁，又捐俸獎償收養棄嬰者，此風頓息。《壽寧待志》收錄一篇《禁溺女告示》，寫得非常別致，考慮到讀者都是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百姓，他用了自己擅長的白話，現錄存以供欣賞： 壽寧縣正堂馮，以嚴禁淹女以懲薄俗事：訪得壽民生女多不肯留養，即時淹死，或拋棄路途，不知是何緣故？是何心腸？一般十月懷胎，吃盡辛苦，不訪男女，總是骨血，何忍淹棄？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從何而來？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從何而活？況且生男未必孝順，生女未必忤逆。若是有家的，收養此女，何損家財？若是無家的，收養此女，到八九歲過繼人家，也值銀數兩，不曾負你懷抱之恩。如今好善的百姓，畜生還怕殺害，況且活活一條性命，置之死地，你心何安？今后，各鄉、各堡但有生女不肯留養，欲行淹殺或拋棄者，許兩鄰舉首，本縣拿男子重責三十，枷號一月，首人賞五錢。如容隱不報，他人舉發，兩鄰同罪。或者他故必不能留，該圖呈明，許托別家有奶者抱養。其抱養之家，本縣量給銀三錢，以旌其善。仍給照，養大之后，不許本生父母來認。每月朔望，鄉頭結狀中并入“本鄉并無淹女”等語。事關風俗，毋視泛常，須至示者。 告示中明令嚴禁溺殺、拋棄女嬰，有膽敢違抗者，重責三十，枷號一月，兩鄰隱瞞不報者，以同罪懲罰，抱養女嬰者，償銀三錢，鄉首匯報，必須有本鄉是否溺女內容。現代人完全可以從中挑出諸如人治、株連等封建弊政，但他采取這些措施的目的與效果——保護女嬰的生存權，是誰也無法否定的。 壽寧人“信巫不信醫，每病必召巫師迎神，鄰人竟以鑼鼓相助，謂之‘打尪’，猶云‘驅祟’。皆饜酒肉于病家，不打尪則鄰人寂寞，輒謗為薄。當打尪時，或舉家競觀，病人骨冷而猶未知者。”[16]真是巫術害死人。馮夢龍明文禁止打尪，捐俸買藥給病人治病。信巫之風才有所改變。 由于經濟落后，壽寧教育也不發達。“學校雖設，讀書者少。自設縣至今，科舉斬然。經書而外，典籍寥寥，書賈亦絕無至者。父兄教子弟以成篇為能，以游泮為足，以食餼為至。”[17]后來連學宮也倒塌了。馮夢龍到任之后，捐款重修學宮。作為經學家的馮夢龍，專門撰寫《四書指月》，并親自為士子講解，希望他們有進取之志，扭轉壽寧多年來連個舉人也沒考中的落后局面。 綜上所述，馮夢龍確確實實是一位正直清廉、勤政愛民的循吏，深得壽寧百姓愛戴的父母官。 崇禎十一年，馮夢龍壽寧知縣任滿，回到家鄉長洲，已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他還是不能忘懷通俗文學事業，剛離任幾年，主要從事戲曲的改訂與評點工作，馮夢龍一生評改戲曲數十種，現存十幾種，大部分應是晚年所為。蘇州青年劇作家畢魏將馮夢龍的小說《老門生三世報恩》改編成傳奇《三報恩》，馮夢龍曾予訂正，并作序推薦。李玉創作了四種傳奇 “一人永占”，其中《人獸關》、《占花魁》是根據“三言”中的小說改編的，馮夢龍對《人獸關》、《永團圓》作了評改，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馮夢龍晚年為扶持青年劇作家做了大量的工作。 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禎皇帝縊死煤山。四月初，在京官吏與商人陸續逃回江南，馮夢龍得知確切消息，被他稱為“天崩地裂，悲憤莫喻”[18]的甲申之變，徹底攪亂了馮夢龍寧靜的晚年生活。四月，民族敗類吳三桂領清兵入關，李自成兵敗被迫撤出北京。五月朔，清睿親王多爾袞率兵進入北京。同日，明福王朱由崧由馬士英等擁至南京謁陵，越二日稱監國，又十一日即皇帝位，改明年為弘光元年。密切關注時局發展的馮夢龍，再也坐不住了，作為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他已不能上抗清前線一刀一槍的廝殺，作為一位文人，他要用自己手中的筆，為抗清復明而吶喊助威。 就在崇禎十七年，馮夢龍非常及時地編刊了《甲申紀事》，該書收有馮夢龍所作《甲申紀聞》、《紳志略》、《錢議法》等文章及江南文人關于戰事的紀錄、南明官吏的各種奏疏，第一卷便是弘光皇帝的圣諭、圣旨兩道。在序中，馮夢龍動情地寫到：“方今時勢，如御漏稍行江湖中，風波正急，舵師、楫手兢兢業業，協心共濟，猶冀免溺；稍泄玩，必無幸矣！況可袖手而閑詬誶乎？廟堂隱憂，莫大于此！”[19]他呼吁君臣、官兵齊心協力，共赴國難，中興大明。 馮夢龍編《紳志略》，將甲申之變中朝廷命官分辨忠逆，紀錄在案。忠臣分死難諸臣，刑辱諸臣。逆臣有從逆諸臣、出獄從賊。另有幸免諸臣介于二者之間。死難諸臣是指在甲申之變中，或自殺殉國、或戰敗身亡、或被俘遇害。馮夢龍并不一味提倡自殺殉國，他說：“愚謂死者，人臣自了之事，非所以盡職而報國也。……將相大臣，事權在握，安危倚之，如屋有楹，如柱有礎。平時所營何事，乃臨時一無所恃，而僅以捐軀塞責？然則棄此七尺軀，人人可充將相之選乎？”[20]他認為大臣應該盡職盡責，為國分憂，自殺并非報國之正途。另一方面，他又以為，當時“國破君亡，度不能復仇雪恥，除卻一死更無他路。”（同上）死還是比那些貪生怕死者強。他在記錄東閣大學士范景文城破即自縊事之后，特附上一句：“時閣臣濟濟，死者，惟景文一人。”（同上）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守得勝門，不屈而死。刑部侍郎孟兆祥守正陽門，賊至而死。這種死死得其所。令人痛心的是，為國捐軀者有限，而從逆附賊者甚眾，馮夢龍所記載的逆臣比忠臣多出好幾倍。他在“從逆諸臣”前加了一篇案語：“《語》云：‘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夫一念之違，且有常刑，況公然拜舞賊庭，污其偽命者乎！所以然者，以貪生怖死之心，用觀風望氣之智，方其茍且圖活，亦迫于勢之無奈。迄乎周旋匪類，反幾幸賊之有成，肝腸既已全易。要領尚保無恙乎？始焉封疆失事，每每及于寬政。馴致諸臣習于茍免，即靦顏從逆。可幸無誅，人心一變至此。當事者不盡破情私，大伸國法，恐人倫從此遂晦也。”（同上）馮夢龍記錄逆臣事跡，其動機一是待明朝復國之后可據此治罪，二是將其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馮夢龍家鄉長洲有一位書生叫許琰，在明亡后殉國，其事跡馮氏所作小傳比較完整：“吳門許文學琰，字玉重。生平敦孝友，割股救親者再。甲申端午，聞神京之變。謂闖黨流言，逢述者輒斥之。已知不誣，欲向貴人求起義不得，號慟求死，自投胥江。值潞藩舟援出，王憐其志，贈以金，不受。至舊徒家一宿，題詩呂仙廟之壁，求環門側，復遇救送歸。家人進餐，先生怒甚，其嚼甌咽之，喉腫。絕粒五日，又作一絕而逝。吳中義焉，私謚曰‘潛忠先生’。”[21]許琰之死在吳中引起極大反響，甲申之難后，多少大臣官吏，茍且偷生，叛國投敵，一介書生許琰，完全可以不死，卻在救國無門的情況，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死，而且死得極為壯烈。許琰臨死之前，作了兩首《絕命詩》，詩中表現了作者死后也要報國殺敵的決心：“一個書生難殺賊，愿為勵鬼效微忠。”馮夢龍對許琰的壯舉極為欽佩，作和詩四首，挽詩四首，小傳一篇。在《甲申紀事》中刻許琰《絕命詩》及時人的和詩、挽詩數十首。馮氏此舉恐怕不只是為了悼念許琰，更重要的是倡導一種忠君愛國的精神，激勵世人為明朝盡忠。 弘光即位之后，馮夢龍作《錢法議》上奏朝廷。奏書寫到：“今天子中興，啟泰弘光之錢，將與日月俱新。主計者能自愛以愛國，必當力矯夙弊，為嘉靖，為萬歷，而不為崇禎。”新皇帝即位，都要鑄新錢，這是關系到朝廷財政、百姓生計的大事，馮氏奏中提出效法古制，興利除弊的主張。且在末尾保證：“行之三年，而司農猶蹙額患貧不能復二宗富庶之舊者，臣請服妄言之誅。”弘光還來不及考慮鑄錢事宜就完蛋了。 弘光元年（1645）亦即隆武元年正月，馮夢龍最后一次遠游，出游路線是經吳江、湖州，到杭州、紹興、臺州。這次出游決不是游山玩水，國難當頭，一直要為國分憂的馮夢龍沒有這份閑心。也非逃避戰亂，馮夢龍出游在正月，清兵是四月破揚州，五月入南京，弘光出逃被俘，六月清兵到蘇州。出游時間與蘇州戰亂時間不一致。從馮夢龍出游路線及所作所為來看，他此次出游顯然與明朝大業有關。 馮夢龍之所以遠走臺州，是因為臺州有一支重要的抗清力量，即魯王朱以海。朱以海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世孫，被封在山東兗州。李自成攻破北京后，他南逃到浙江，住在臺州。南京淪陷后，浙中南明官員及士大夫方國安、張煌言，于弘光元年閏六月在紹興擁立魯王監國。魯王軍后來一度打過錢塘，攻克被清軍占領的州縣，可見有一定的實力。明朝忠臣馮夢龍，此時已到了病急亂投醫的程度，只要誰打明朝的旗號，他都擁護，只要誰愿抗清，他都贊成，馮夢龍到臺州大約就為此事，是否與魯王取得聯系不得而知。 馮夢龍在南游途中，還編撰了鼓勵抗清的最后一本書《中興偉略》。如果說去年馮夢龍編《甲申紀事》，主要目標還是平寇復仇，他在《中興實錄敘》中寫到：“今新天子神圣在御，有臥薪雪恥之誠；諸公卿負荷方新，有投袂滅賊之志。恩詔一頒，士民感泣。商盤再奠，漢鼎重光。……如此而賊不平，亂不彌，未之有也！余草莽老臣，撫心世道，非一日矣。猶望以馀年及睹太平，故因里人輯時事為中興書，而略述所懷如此。”強調的是滅賊雪恥。在南京陷落之后，馮夢龍編撰《中興偉略》目標非常明確地定在抗清復明。他在引言中說：“《中興偉略》者，為南北變故而輯也。我太祖高皇帝逐胡清華，三百年來文治日久，武備廢弛，官軍眼眼相覷，貪生怕死，是以致虜寇兩犯神京，震驚皇陵，莫大之慘，莫大之冤，恨不咀其肉而灰其魂也。”“閩中南安鄭伯芝龍，同諸故老元勛朱公繼祚，黃公道周等恭迓唐王監國，固守閩廣一隅，詔諭彰明，招賢納士，待天下之清，協扶幼主中興大務，恢復大明不朽之基業，在茲舉矣。”書中所收《判虜奇策》，馮氏總結了屢敗于后金的原因，在于“無善將將者，則將不知兵；無善將兵者，則兵必不能戰。”他提出：“自愚觀之，奴虜雖強，吾有人則可敵也。吾有知兵之人，則可與戰也。……勝負之數不在兵，在將兵之人，在將將能知兵之人。豈待言哉！”強調將才、帥才的重要作用。另外，馮夢龍提出，在虜強我弱的情況下，要鼓舞我軍士氣，消磨敵軍銳氣。“吾故欲與虜戰，則必先壓其沖突之勢，使不吾畏。欲壓其沖突之勢，則莫若制奔云之車。”奔云之車為何物，馮氏未作解釋，他以為此法可以阻擋清兵的進攻，給我軍以喘息休整的機會，“迨天下稍平，物力稍寬，方將出塞數千里，撼長白之山，翻混同之江，犁虜庭，殄滅無遺育，為天下萬民復仇焉，此誠今日制虜之良法也。”[22]我們不能據此便認為馮夢龍對抗清充滿必勝信心，至少應該肯定馮夢龍的美好愿望與動機。 隆武元年冬或次年春，馮夢龍可能是健康方面的原因，回到家鄉蘇州，隆武二年夏，含恨離開了人世。馮夢龍的朋友沈自明在《重定南詞全譜凡例續紀》中透露了馮氏去世的時間：“甲申冬杪，子猶送安撫祁公，至江城，即諄諄以修譜促予，予唯唯。越春初，子猶為苕溪、武林游，道經垂虹言別，杯酒盤桓，連宵話榻，兩夜不知倦也。別時，與予為十旬之約。不意鼙鼓動地，逃竄經年，想望故人，鱗鴻杳絕，迨至山頭，友人為余言，馮先生已騎箕尾云。予大驚惋，即欲一致生芻往哭，而以展轉流離，時作獐狂鼠竄，未能行也。”[23]馮夢龍隆武元年春往吳興、杭州時，途經吳江，見過沈自明，且有十旬之約，即計劃十月份回來。不料清兵南下，蘇州一帶戰火紛飛，沈自明躲避戰亂，居無定所，十旬之約未能實現。隆武二年夏僑寓山居，得到馮夢龍已去世的噩耗。吳江、蘇州相距不遠，馮夢龍去世大約就在隆武二年（1646年）夏。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從蘇州到臺州，往返數千里，兩京先后落陷致使馮夢龍心情非常郁悶，沿途還要編撰書稿、宣傳抗清，悲憤、勞累，奪去了這位古稀老人的生命。 [1]參見《神宗萬歷實錄》卷三六一。 [2]嘉靖《吳邑志》卷一四《土產》。 [3]嘉靖《吳邑志》卷一0《風俗》。 [4]王挺《挽馮猶龍》，《馮夢龍集》第11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5]《掛枝兒》“隙部五卷”《扯汗巾》附記，《馮夢龍全集》第18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6]文從簡《贊馮猶龍》，《馮夢龍集》第9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8]《春秋衡庫》梓行附白，《春秋衡庫》，明刊本。 [7]王挺《挽馮猶龍》，《馮夢龍集》第11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9]《情史序》，《馮夢龍全集》第7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10]《壽寧待志》卷上《學宮》，《馮夢龍全集》第17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11][12]《壽寧待志》卷上《香火》，《馮夢龍全集》第17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13]《壽寧待志》卷上《賦稅》，《馮夢龍全集》第17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14]《壽寧待志》卷下《里役》，《馮夢龍全集》第17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15]《壽寧待志》卷下《虎暴》，《馮夢龍全集》第17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16][17]《壽寧待志》卷上《風俗》，《馮夢龍全集》第17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18][19]《甲申紀事敘》，《馮夢龍全集》第17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20]《甲申紀事》第二卷《紳略志》，《馮夢龍全集》第17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21]《和韻二首序》，《甲申紀事》第十三卷，《馮夢龍全集》第17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22]《中興偉略》第13頁，《馮夢龍全集》第17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23]《南詞新譜》，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影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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