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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漢后期宦官的擅權 東漢的歷史，從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劉秀稱帝算起，到漢獻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代漢截止，總共196年。實際上，從漢靈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率軍進入洛陽開始，東漢皇帝便陷于軍閥的挾制之中，全國一統的局面也隨著瓦解，所以我們說東漢王朝的壽命實際只有165年。 在封建時代，無論哪一個王朝，由于剝削階級的貪婪性和腐朽性，統治集團內部總是矛盾百出，顧此失彼。秦統一中國以后，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廢除分封制，建立郡縣制。秦始皇認為這樣，就可以把皇位傳至子孫萬代。因之驕縱淫侈之心大熾，對人民的役使和榨取無所不用其極，諸如造宮室、修墳墓、求仙藥、盛巡游，鬧得民不聊生，海內愁怨。很快就招致了陳勝領導的農民大起義，秦王朝便短命夭折了。劉邦及其子孫吸取了秦速亡的教訓，在地方上不斷分封同姓王；在朝廷內部經常將政柄交給母后和外戚，結果，外戚王莽篡奪了政權。劉秀統一中國以后，吸收了王莽篡位的教訓，采取了一些加強皇帝專制的措施。可是，東漢的皇帝只有劉秀和明、章二帝能夠做到政由已出；其余各帝由于宮廷生活過于荒淫腐化等原因，差不多都短命而亡，繼位的皇帝年紀都很幼小，因此政權便落在母后及其父兄（即外戚）手里。等到皇帝長大以后，想要收回政權，只有和自己身邊的宦官商量，于是皇帝在宦官的協助下，打倒了外戚。宦官因為掃倒外戚有功，并且又能包圍和愚弄皇帝，所以實權便落在宦宮手里，不久，這個皇帝又短命死了。于是再來一套外戚專權以至宦官擅勢的過程。東漢中后期一百余年的歷史，可以說是外戚和宦官爭奪統治權的歷史。從外戚和宦宮斗爭的事實看，宦官越來越占上風。東漢時宦宮曾經六次打倒外戚（和帝時，鄭眾捕殺竇氏；安帝時，李閏等謀害鄧氏；順帝時，孫程等捕殺閻氏；桓帝時，單超等誅殺梁氏，靈帝時，曹節等誅殺竇氏；少帝時，張讓等誅殺何氏）。宦官為什么這樣囂張？這是因為： （1）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皇帝既和外戚有矛盾，又害怕同姓諸王和大臣篡奪政權，同時也不愿讓他們同士人過多地接近，所以容易信任宦官，因宦宮大都出身子門第低的家庭；本人又是刑余之人，沒有聲望和什么社會地位，使皇帝感到他們沒有篡奪政權的危險，所以對宦官的猜疑最輕。 （2）宦官常在皇帝身邊，他們對皇帝察言觀色，包圍之、愚弄之、迷惑之，使皇帝容易把他們當作最可信任的人。 （3）宦官多自幼生長宮禁，對宮中朝中之事頗為熟悉。特別是在宮中，他們的勢力盤根錯節、耳目眾多，外戚、大臣同太后有什么預謀，往往被他們事先偵知，因而能隨機應變，先發制人。 （4）由于東漢統治者 （5）外戚雖然同宦官有矛盾，但東漢母后臨朝者多，不能不讓宦者傳達政令，因之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井能利用皇帝同太后的矛盾，從中竊取權力。 基于以上各種原因，宦宮勢力逐漸膨脹，形成了“群輩相黨”的政治集團，特別是誅除外戚梁冀以后，“權勢專歸宦官”。單超等五個宦宮因誅梁冀有功，同日被封為侯。當時人稱之為“五侯”，并用“回天”、“雨墜”等字眼形容宦官勢力的強大和猖狂。五侯的“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宦官侯覽，“前后掠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宦宮蘇康和管霸“用事于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桓帝死，靈帝立，外戚大將軍竇武與官僚士大夫領袖人物陳蕃欲盡誅宦宮當權者，但事機不密，反而被宦官所殺。這時靈帝才十三歲，完全是宦宮曹節、王甫、張讓、趙忠等手中的傀儡。靈帝甚至說：“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范曄在《后漢書》卷78《宦者列傳》中敘述宦宮的權勢與為虐情況時說： 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件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子弟支附，過半于州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 由上可知東漢后期宦官之害政禍民已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 二、士人階層的壯大及其與宦官的斗爭 東漢后期宦官的害政禍民，不僅激化了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并且也嚴重堵塞了士人階層的仕進之路，因而引起了他們的抗爭。 中國歷史發展到春秋戰國時代，“士”這一階層已經壯大起來，他們憑借其文化知識積極參預政治，到處游說。各國諸侯對之多加賓禮，或予以重用。有些士人出將入相，縱橫捭合，諸子百家，變法爭鳴。所謂“得士者強，失士者亡”，充分說明了士人在政治舞臺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多數士人為了找到一個可以建功立業的機會，經常“朝秦暮楚”，只顧個人功名利祿，談不上忠于哪個政權。秦統一以后，早已成為顯學的儒家雖然具有廣泛的社會力量，但秦王朝所重用的只是獄吏，對儒家不但不重用，而且還用“焚書坑儒”的辦法加以打擊。秦王朝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統一思想，加 東漢統治者除了積極表彰士節以外，還大力提倡學習儒家經典，給士人開辟廣闊的利祿之途，從而擴大忠于王朝的依靠力量。劉秀時已經恢復太學。明帝崇尚儒學，命令皇太子及王侯大臣子弟都讀經書，連衛士都要讀《孝經》。其他如掌朝政多年的和帝鄧后、順帝梁后，也有類似的勸學措施。在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太學迅速擴充，太學生多至三萬余人，那時攻讀儒家經典更成為士人做宮發跡的敲門磚。讀儒家的書，自然要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到東漢后期，忠、孝、節、義等封建道德更進一步浸透于士人的頭腦。 東漢時期，由于太學弟子員日益增多，公私講學之風大開，以及進入太學、郡國學能夠得到免除搖役等特權，因而使屬于中小地主階層的士人隊伍日益擴大，他們的經濟力量和社會政治地位也與日俱增。例如陳寔和郭泰原來都出身寒素，后來都享有很高的名望，當郭泰從京師洛陽返回故里時，“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陳寔老死于家，“海內赴者三萬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數。”說明到東漢后期，士人階層已不只是達官貴人的攀附者，而儼然成為一支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政治力量了。 如上所述，士人力量壯大之時，恰好也是宦宮權勢猖獗之日。順帝初年，李固已反映“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位，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桓帝時，宦官勢盛，“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舉愚。”這樣，士人的仕進便受到阻塞。再者，由于宦官專權等因素所引起的政治腐化，使農民起義事件層出不窮。因此，士人為了挽救垂危的東漢政權和保護自身的利益，便不能不與宦官進行斗爭。 在士人和宦官兩個敵對力量中，前一集團除了一般地主階級出身的士人和太學生以外，還包括許多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吏。因為這些官吏原來也是士人，彼此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東漢所崇尚的名節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和義。那時的忠義行為已不只是忠于皇帝，因為在階級社會里，士人求得仕進，殊非容易，所以士人對選用自己的官吏，常懷知遇之感，因而有報恩和盡忠的道德上的義務。例如名士荀爽被司空袁逢舉為有道，他雖然并未應召，但袁逢死后，荀爽仍為他服喪三年。而州郡長官察舉孝廉，也多取年少能夠報恩的人。至于僚屬與長官的關系，自然更是如此。這樣，便增添了士人與官僚在政治上結合的因素。太學生與朝中大官往來，既然是為了求仕，而大官亦愿諸生為他效力，樂于和太學生交結，如外戚竇武把兩宮賞賜全部分賜給太學生。當時太學生標榜的士人領袖，最高的是“三君”，即以大官僚竇武、陳蕃、劉淑當之。說明有些官僚已經和士人結合起來了，在東漢尚名節和激濁揚清的風氣影響下，太學生、名士和有聲望的官吏的言論，常常能夠影響和指導各地士人的行動，使他們向往并參加這一結合，形成了廣闊的士大夫集團，而與宦官相敵對，于是招致了所謂“黨錮之禍”。 所謂“黨錮”，就是操縱政柄的宦官把對他們進行抗爭的士大夫指為黨人而剝奪其政治權利。在東漢中后期，外戚與宦官輪流把持政權，可是士人反對外戚的時候少，而對宦官則無時不反對，這是因為東漢的外戚多出身于高級世族，他們與士人有政治、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聯系。宦官多出身于非讀書仕宦的家庭，與士人一向缺乏聯系；在外戚里面還有一些比較謹飭的。而宦官有勢者則多肆無忌憚。眾所周知，梁冀是外戚中最壞的，在他被殺以前，士人對外戚、宦官均有斗爭，梁冀被殺以后，權力專歸宦官，士人一直與宦官進行斗爭。士大夫和太學生不僅在輿論上抨擊宦官，許多做地方宮的士人還用實際行動懲治作惡多端的宦官及其黨羽。由于昏庸的皇帝經常袒護宦官，所以許多士人遭到打擊報復，但他們仍不畏縮，為了激勵士氣，他們把孚眾望的官僚士大夫加上各種名號，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名目。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靈帝立，竇太后臨朝，竇太后父竇武與陳蕃共同輔政，于是重新起用遭受禁錮的李膺、杜密等，共同籌謀誅除宦官，但措置不力，遭到失敗。宦官殺死竇武、陳蕃，還制造了一個“鉤黨”之獄，捕殺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并把“天下豪杰及儒學有行義者”都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眥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徒、廢、禁者又六、七百人”。 在黨錮之禍中，被宦官殺害的正是作風比較耿直的士人。實際上，他們還是比較忠于漢朝皇帝的。士大夫看到他們的同伴不斷慘遭殺戮之后，對東漢的腐朽統治逐漸產生厭惡，甚至不復希望其繼續存在。例如當時名士郭泰即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鳥爰止，于誰之屋耳”。從此，名士橋玄公開宣講：“天下將亂”、“漢家將亡”。士人或轉而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或“陰交結豪杰”，準備到天下大亂時，建立一番改朝換代的事業；有的士人更勸說有實力的將領發動兵變，以取代漢室。只是由于土人階級立場的限制，他們不可能直接以武裝行動推倒東漢王朝，只有當農民革命發生及統治階級內部斗爭使皇帝不能行使權力時，他們才出來從事武裝角逐，以重新建立地主階級政權。 元220年（東漢延康元年)，曹操病死，沿襲了魏王爵位的曹丕逼迫漢獻帝讓位，在洛陽稱帝，國號“大魏”，東漢滅亡。從此進入三國時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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