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門“盯梢”孕產婦的女人

9師疾控中心的婦幼保健醫師吳世蘭

　　在9師，總有一雙眼睛，暗地里掃視著每一個人，一旦發現“可疑人物”，便死死盯住不放。

　　有人結婚了，它要盯一眼；有人懷孕了，它要盯得更緊些；要是有年紀較大的婦女準備生二胎，這雙眼睛便會打起十二分精神，一直盯到嬰兒呱呱墜地。

　　這雙喜歡窺探的眼睛，雖說有300多度的近視，卻能夠將4000多平方公里范圍內的情況盡收眼底。在9師，沿394公里長的邊境線分布的11個團場當中，全部安插了它的“眼線”，任何風吹草動都逃不過它敏銳的目光。

　　提起眼睛的主人吳世蘭，一名“眼線”回憶道：吳醫生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可得給我盯緊了，一個(孕婦)都不能落下。”

　　只有媽媽健康了，一個家庭才可能幸福

　　吳世蘭是9師疾控中心的婦幼保健醫師，因為當地的特殊情況，她要負責師部所有孕婦的懷孕建檔、孕期檢查，還要定期下團場“蹲點”——監督指導全師的婦幼保健工作。

　　由于地廣人稀、民族眾多，想要及時發現疾病的蛛絲馬跡，第一時間收治孕產婦，這位平日里不善言辭的中年女醫生只得讓自己變得“犀利”又“八卦”。

　　孕婦才一踏進她的診室，就已經被她的目光進行了一番首輪篩查，上了年紀的，身體肥胖的，面黃肌瘦的……統統被她在心里打上了“重點盯視對象的標記”。

　　經過幾輪打破砂鍋問到底式的詢問，那些被最終確定為高危孕婦的人群，會被她在婦幼保健卡的封面上打一個大大的星號，這些人的電話號碼將被存進吳世蘭的手機，供她隨時追蹤。

　　被她電話轟炸過的人不在少數。她會時不時打電話給患者，提醒對方記得來復診，盡快做某項檢查，或干脆要求對方住院治療。

　　有的孕婦性格大大咧咧，懷孕中后期身體出現全身瘙癢還自認為是“胎氣”，在吳世蘭的一路電話催促下，才及時住進了醫院，避免了因妊娠合并糖尿病而造成胎死宮內的悲劇。

　　她手下的“眼線”——各個團場和連隊衛生員的日子也不大好過。自從2006年吳世蘭接手9師的婦幼工作，他們就開始了“盯人”和“被人盯”的生活。

　　吳世蘭要求他們盯住當地的“大肚子”，“從發現有人結婚開始就得提高警惕”，與此同時，還要定期向師疾控中心匯報，在吳世蘭問起的時候，要說得出數據。

　　“這樣要求他們也是沒辦法。”這位46歲的女醫生無奈地說。對于那些地處偏遠地區的連隊，這樣的土辦法，反倒是最有效的法子。

　　哈薩克族婦女張勒汗家的胖娃娃已經9個月大了，小家伙圓圓的臉蛋兒，肢如藕節，模樣十分可愛。這個名叫阿勒赫斯的小男孩，就是在吳世蘭的“緊盯不放”下出生的。

　　張勒汗懷孕的時候已經38歲，屬于高危產婦的范疇，她所在的165團4連，位于塔爾巴哈臺山脈的一個山腳下。平日里，除了連隊職工和不遠處守衛國境線的巴依扎木邊防連，這個幾乎位于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邊界的地方再無人煙。冬天下雪后，齊腰深的積雪會將這里與外界完全隔絕。

　　僅僅8年以前，在這個閉塞的地方，人們對于懷孕和生產的觀念，還停留在“聽天由命”的原始階段。人們沒聽說過產檢，許多牧民的孩子都出生在深山的帳篷里，就連吳世蘭自己，也曾親手接生過一個沒有顱骨的無腦兒。

　　而今，在吳世蘭和當地衛生員楊宏斌的緊盯不放之下，即使是上了年紀的老年哈薩克婦女，都會用略顯生硬的漢語，學著衛生員的語氣說：懷孕了要產檢、生娃娃要去醫院。

　　“了解這樣一個簡單的常識，就足夠挽救一個家庭。”吳世蘭說。

　　20多年前，還是婦產科實習醫生的她曾親眼目睹過一起悲壯的死亡。那是一個哈薩克族的年輕產婦，患有風濕性心臟病卻不自知，送到塔城市醫院的時候已經快要臨盆了。

　　產房里，這名20多歲的準媽媽臉色灰白，因為心臟病的緣故，她只能全程坐在產床上生產。吳世蘭至今仍記得那名孕婦生產時艱難的表情和痛苦的嘶吼，當嬰兒啼哭聲響起時，這位媽媽終于耗盡了最后一絲力氣，仰面直挺挺地倒下，死去了。

　　出生和死亡在同一時刻發生，這樣的場景帶給在場所有人極大的震撼。產房外，新生命的降臨同樣無法沖淡死亡帶給這個家庭的悲傷，一家人禁不住放聲大哭。

　　“孩子奶奶可憐孫女剛出生就沒了媽媽，還一直哭訴家里窮，當初好不容易湊了50只羊做彩禮才娶上這么個媳婦，如今卻什么都沒了……”回憶當時那慘痛的畫面，吳世蘭歷歷在目。

　　“我當時就感慨：一個家庭，只有媽媽健康了，這個家才可能幸福。”她說。

　　女性的孕期好比一所學校，我們的工作就是讓每一位孕婦平安、順利地畢業

　　在9師，經過吳世蘭和同事們的嚴密“盯梢”，當地孕產婦的住院分娩率已經從過去的“無數據可查”，達到了如今的100%。

　　根據國務院2011年印發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年)》，我國未來10年保障孕產婦安全分娩的目標是：孕產婦系統管理率達到85%以上，全國孕產婦住院分娩率達到98%以上，農村孕產婦住院分娩率達到96%以上。

　　吳世蘭喜歡將女性的孕期比作一所學校，她的工作就是讓每一位孕婦平安、順利地畢業。話雖如此，“學生們”畢了業，吳世蘭還會忍不住再多盯一陣。

　　她時常告誡負責幼兒保健的同事、哈薩克族醫生阿曼·克里木：“幼兒保健不是單純地給孩子檢查身高體重。”

　　“孩子的喂養是否正確、是否缺鈣，4到6個月大時該如何添加輔食，這些都是保健醫生需要了解的。”吳世蘭嚴肅地說，“到了一歲到一歲半的時候，如果孩子的囟門沒有閉合，要考慮是不是缺鈣；如果閉合過早，是不是大腦發育有問題？”

　　“有時候家長可以不理解，但一個好的保健醫生要考慮很多！”吳世蘭說。

　　“看到有的新媽媽哺乳姿勢不正確，她甚至會手把手地教。”吳世蘭的細致，讓一個產婦記憶猶新。

　　她經常跟阿曼背著裝有聽診器、血壓計和兒童秤的大背包，按照產婦建檔時留下的地址，去登門訪視。

　　夏天的時候，胖胖的阿曼會騎著自己的摩托車載著吳世蘭；到了冬天，積雪沒到膝蓋，這一胖一瘦兩個女醫生就深一腳淺一腳地一路走過去。

　　“因為訪視的時間都是事先約定好的，刮風下雨，我們都得過去。”阿曼說，她還記得去年冬天的一場雪后，她和吳世蘭在雪地里走了一個多小時，才趕到那戶住在郊區的產婦家。

　　“看到我們，產婦一家感動得不得了。”阿曼忍不住咧嘴笑了，“他們都沒想到，這樣的天氣我們還會過來。檢查過后，一個勁兒留我們吃飯。”

　　走在9師所在的額敏縣大街上，吳世蘭時常能碰到被她盯過的“熟人”。

　　她自己往往記不清對方姓甚名誰，但對方總會熱情地喚她“吳醫生”。帶孩子的婦女忍不住把孩子抱給她瞧瞧；開店的老板認出她，總堅持要給她算便宜些。

　　“其實我做的都是特別平常的事兒。”看到對方的熱情反應，吳世蘭心里覺得溫暖之余有點兒不好意思，“人命關天的工作，要做肯定就得做好啊！”

　　為了更好地跟少數民族產婦溝通，吳世蘭和團場的婦幼專干們還自學了一些少數民族的語言。

　　注意到牧民們的飲食習慣容易引起貧血，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跟當地的衛生員們強調，一定要督促少數民族的孕婦們檢查是否貧血，指導她們科學飲食。

　　下團場蹲點的時候，她自己也會挨家挨戶地到牧民家里科普住院分娩的好處、母乳喂養的優點，以及如何應對新生兒的濕疹等問題，還口中念念有詞地教牧民婦女正確的哺乳姿勢“胸貼胸、腹貼腹、下顎貼乳頭”。

　　疾控中心都靠這些“兵二代”支撐，年輕一代能出去的都出去了

　　兵團9師雖然被稱作“戍邊大師”，在4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圍內，人口卻只有7萬多。但即便如此，醫療資源的匱乏還是令基層的醫生們分身乏術。

　　在整個9師范圍內，只有師部醫院這一家三級醫院。下面各團場的醫院條件非常有限，婦產科能做的手術只有剖腹產手術，遇到疑難病癥和嚴重問題，都需要提前將患者轉移到9師醫院，或者更具資質的地方醫院。

　　吳世蘭在9師163團擔任婦產科醫生的時候，整個團場醫院只有她一名婦產科醫生，每個星期，她既要出門診，又要接生、做剖腹產手術，有的時候，還要值夜班。

　　因為這樣高強度高壓力的生活，1999年，初次懷孕的吳世蘭失去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

　　“出差半個月，回來一看，她腿腫得一摁一個坑。”吳世蘭的丈夫趙東賓心疼地回憶，“自己懷著孕還成天站著給別人做剖腹產手術。”

　　懷孕7個多月的一天，吳世蘭的眼睛突然看不見了。被丈夫拉到9師醫院，檢查的結果是：她患了妊高癥。

　　趙東賓忍不住埋怨她：自己就是干婦幼這行的，怎么反倒讓自己得了妊高癥？但看到吳世蘭難過的樣子，又只能去安慰她。

　　“沒辦法，團場就只有她一個醫生。好不容易下了班，患者一個電話，或者一來敲門，就又出去了。”趙東賓嘆了口氣，說道，“看見患者家屬那么著急，你能忍心不管嗎？”

　　她今年上小學六年級的兒子常常羨慕媽媽患者家的孩子，因為“她回到家后就很少笑，態度總是很嚴肅”。

　　“可能是見患者的時候笑得太多了，回家連笑都笑不動了。”吳世蘭有些難過地說。為了彌補兒子，她今年休假的時候，帶兒子去了趟北戴河旅游，讓生長在戈壁和雪山之間的孩子第一次見到了大海。

　　吳世蘭還記得20多年前自己在石河子衛校讀書時，一位從上海過來支援新疆建設的老師所講述的自己和母親之間的故事。故事里母親對孩子的關愛，讓她愛上了這個職業。

　　“我們的水平可能沒那么高，全憑認真和耐心。”吳世蘭謙遜地說，“我真的希望能夠有更多專業人才到我們這兒來。”

　　“那時候，我這雙緊盯著別人的眼睛，就能得空歇歇了。”吳世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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