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晉風度 提要 魏晉是門閥士族社會。“正始明道”，魏晉時期，玄學盛行。玄學是道家思想的魏晉版，道家推崇“自然”，玄學盛行，是對兩漢儒學的深刻反思，這，便發育了任誕、脫俗的“魏晉風度。” 《世說新語》是“名士教科書”（魯迅語），讀此書，我們可以對“魏晉風度”有具體的體認。阮籍、嵇康、陶淵明堪稱“魏晉風度”的典型。 對“魏晉風度”，后人或艷稱，或詬病，看法迥異。如何正確評價它？演講者談了自己的看法。 魏晉時代的社會形態 秦建立了“秦政”——帝國制度。漢承秦制，這個帝國制度得以鞏固。秦皇漢武是相襲的，構成中華民族的“第一帝國”時代。漢歷時四百多年，經西漢而東漢，接著魏代漢、晉又代魏，歷史進入到魏晉時代。或稱其時“戰國秦漢繁盛城市和商品經濟相對萎縮，東漢以來的莊園經濟日益鞏固和推廣，大量個體小農和工商奴隸被束縛在領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性極強，成了農奴或準農奴。與這種標準的自然經濟相適應，分裂割據，各自為政，世代相沿，等級森嚴的門閥士族階級占住了歷史舞臺的中心”（李澤厚《美的歷程》）。所謂門閥士族制度，就是“血統論”，“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靠著父輩的蔭庇，太子黨彈冠相慶，貧寒士人卻仕進無門，只能向隅而泣，日積月累，魏晉社會就成了貴族社會。貴族社會，貴賤嚴重對立以至凝固，這自然不足取，但貴族社會也滋養了不少貴游子弟，他們衣食無憂，可以恣意所為。魏晉門閥的崛起，連皇權也須退避三分，譬如東晉就有俗諺謂：“王與馬（司馬氏），共天下”，唐人劉禹錫有詩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王家和謝家就是魏晉的豪門貴族。 “玄風”的掀起 魏晉社會變遷在意識形態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現，就是“玄風”的掀起。中國文化經歷過神話學、金甲學、諸子學、儒學、玄學、佛學、理學、樸學、新學、馬列學等各個時段，魏晉是以“玄學”為標榜的。 玄風為什么在魏晉掀起？ 大家知道，漢是“尊儒”的，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儒對鞏固皇權、維護大一統的局面有過貢獻，但儒學強調人的社會性，重規矩，講禮儀，繁瑣、迂腐、荒唐，后來演成虛偽。東漢時，儒學又向讖緯化發展，偏離理性，化作妖言。且看看當時的一首民謠：“舉孝廉，父別居；舉秀才，不知書；高第良將怯如雞；寒素清白濁如泥”，就深刻揭露了儒學的弊端。漢朝滅亡，天變道變，作為漢朝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儒學自然受到沖擊，終于垮臺。批儒的先鋒，是那位追求“通達”，坦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負我”的梟雄曹操。曹操用人，尤重實效，竟要把不忠不孝、盜嫂受金卻能治國用兵者都拔擢到自己的幕下，這對儒家是致命一擊。曹操不是“玄風”的提倡者，他的思想接近先秦法家，可他把裝魔鬼的瓶子的蓋兒揭開了，這樣，其時的思想界就趨于活躍和解放。 “玄”是什么？乃“道”的別稱。《老子》第一章稱“道”：“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所以，魏晉玄學者，道家學說之魏晉版也。玄學有三本教科書：《老子》、《莊子》、《周易》，稱“三玄”，此中，道家著作就占了兩本。溯溯源，道家思想在東漢末期就已經抬頭，張衡作《思玄賦》、《歸田賦》，《古詩十九首》中鼓吹“生命意識”，都是端倪。曹操乃強者，批儒走的是法家一路，曹操之后無曹操，批儒就上接張衡、《古詩十九首》，走的是道家一路。道家認為，天下動蕩，都是儒家造的孽，“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語），人類要過得好，必須退回到“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的自然中去。可以說，玄風的掀起仍是儒學反思的結果，因為“文明不是好東西”，文明能使“大活人讓尿弊死。” 還有一點想指出來，魏晉易代，政局恐怖，“天下名士少有全者”，早上出去不曉得晚上能否扛著個吃飯的腦袋回來，為了遠身避害，真話不能說，假話不想說，那就說點“玄乎其玄”的話吧！“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阮籍就是靠這來保住老命的。這，是玄學掀起的另一個原因，文獻上記載：“正始明道”，“正始”正是魏末的年號。 還有，“前修未密，后出轉精”，玄學以其純度與深度展現了中國人思維的演進步武，這是玄風掀起的第三點原因。 “玄學”是個大概念，其細化大致分兩派：“自然非名教”派，強調道家與儒家的對立，恪守界限，“道不同不相為謀”，是道家的原教旨主義；“名教亦自然”派，援儒入道，將儒家和道家調和起來，是道家的修正主義。不過，無論是道家的原教旨主義還是道家的修正主義，道家的核心詞匯——“自然”，都給它們打上了深刻的印記。 從《世說新語》看魏晉風度 魏晉玄學尚“清談”，“清談”來自東漢的“清議”。與東漢的清議偏重于道德、操守、氣節的儒家標準不同，“清談”是把標準轉向了道家，門閥士族的心思、眼界、興趣，借助于他們的智慧、談吐、風貌而展示出來，標舉的是脫俗（儒家是俗）。他們希冀長生，尋求快樂，于是服藥煉丹、飲酒好色，高談老莊，雙修玄禮，從而構成瀟灑不群、超然自得、無為而無不為的魏晉風度，藥、酒、姿色，說道談玄、游山玩水……是彰現這種風度的道具和手段。 我推薦一本書，諸位可以看一看，那就是《世說新語》。《世說新語》，南朝劉義慶著，照魯迅說，是一本“名士教科書”。該書按類而分，有德行、政事、言語、任誕等三十六篇。《世新新語》既有“品評人物”——這是東漢“清議”的延伸，但其立足點已向道家轉移；也紀錄了“清談玄言”；更描寫“奇行異舉”，名士風度于后兩類中暴露無遺。《世說新語》的文字也簡潔雋永，“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魯迅語），“傳神寫照，妙在阿堵”，常寥寥數筆，就畫出了人物的精氣神。 且舉例說明之。 品評人物。如《容止》篇中寫王羲之：“時人目王右軍，飄如游云，矯如游龍。”寫嵇康：“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如孤松之獨立。其醉也，俄俄如玉山之將崩。” 紀錄“清談玄言”。如《言語》篇寫鄧艾：“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司馬昭）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寫顧悅：“顧悅與簡文帝同年，而發早白，簡文帝曰：‘卿何以早白？’對曰：‘薄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寫桓溫：“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時種柳，皆十已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描寫“奇行異舉”。如《任誕》篇中寫劉伶：“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或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裈衣，諸君何為入我裈中？’”寫阮修：“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寫畢卓：“畢世茂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寫周凱：“有人譏周仆射與親友言戲（說笑）穢雜無檢節，周曰：‘吾者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寫王徽之（王羲之的兒子）：“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此傍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如《規箴》篇中寫王衍：“王夷甫雅尚玄遠，常恨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事。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障行，呼婢曰：‘去卻阿堵物（那個東西）！’” 《世說新語》中對魏晉人物的“奇行異舉”的描寫，最能表現“魏晉風度。”老莊學說重自然，視功名為草芥，比富貴為糞士，魏晉人物的“奇行異舉”，不如是乎？ 阮籍、嵇康和陶淵明 我們的研究再深化一下，談談最能代表“魏晉風度”的三個文人：阮籍、嵇康和陶淵明。 先說阮籍。 阮籍是“竹林七賢”的頭，建安七子阮瑀的兒子，這樣，魏晉易代，阮籍的態度是親曹魏而疏司馬，以“自然非名教”說來擺脫司馬集團的拉攏。阮籍狂放，他嘗言“禮教（名教）豈為我輩設耶？！所以為人處世卓然獨立：阮籍善為青白眼，喜則垂青，厭則翻白眼；母親去世，阮籍照樣喝酒吃肉，散發坐床，箕踞不哭；又其嫂回娘家，阮籍與別；又鄰婦有美色，開店賣酒，阮籍常去喝酒以欣賞美色，醉，眠婦側……當然，處理與司馬集團的關系，阮籍頗能拿捏分寸，他還是虛與委蛇地在司馬集團手上做著官。雖然，阮籍憑借大醉六十天而拒絕了司馬昭的聯姻要求，卻以‘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的準則，“茍全性命于亂世。” 阮籍名作有散文《大人先生傳》，文中譽隱士為大人，指那些“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的官僚是大人褲襠中的虱子。還有組詩《詠懷》，題旨“遙深”，屬朦朧詩一類，抒發了自己欲言而不得言的苦悶。 阮籍是當時青年的偶象，《晉書》寫道：“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發，裸袒箕踞。其后貴游弟子，皆祖述于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丑惡，同禽獸，甚者為通，次者為達也。”為此，有人向司馬昭建議將阮籍“宜之海外，以正風教”（《世說新語·任誕》），但未被采納。大概司馬昭還想籠絡一下人心，以示寬厚，而阮籍的脾氣，“到老是改好了的”（魯迅語）。 再說嵇康。 嵇康也是“竹林七賢”的頭。他是曹魏宗室，魏晉易代，不可能去投靠司馬集團。嵇康也力主“自然非名教”，但比阮籍，他的思想和行為要加激烈。嵇康的文章，“往往與舊時古說反對”（魯迅語），譬如他寫有《難自然好學論》、《管蔡論》等，很是標新立異。最著名的就是那篇《與山巨源絕交書》：山巨源是嵇之老友，亦為“竹林七賢”之一，后來被司馬集團收買了，想拉嵇康下水，嵇康很憤怒，提筆就寫了這封信與之絕交。信中他以“七不堪兩不可”表白自己的心跡，“兩不可”說自己一“非湯武而薄周孔”，一“剛腸疾惡，遇事即發”；“七不堪”則說自己喜晚起而怕被別人叫醒；喜游玩而怕被別人跟著；喜抓虱子而怕穿官服；怕批公文；怕見俗人；怕瑣事纏身。嵇康說我的天性是“志長林而思豐草”，痛斥官場，放言無忌，堅決拒絕與司馬氏集團合作。 剛烈的嵇康最后被殺，史書記載：“將刑東市，太學士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曰：‘廣陵散于今絕矣！’”慷慨赴死。嵇康是為了保持魏晉風度而付出血的代價的。 最后說一說陶淵明。 從時間上看，阮嵇活在魏末正始年間，陶淵明則處于晉宋之交，要遲一些。陶淵明為東晉元勛之后，但到他這一代，家境已敗落。29歲起，陶淵明或出（仕）或處（隱），但最終于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唱著“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的歌兒，在彭澤縣令任上掛冠而去了，其時41歲。從此，陶淵明絕意仕途，由“猛志逸四海”而“性本愛丘山”了。 陶淵明的天性是“自然”，他自稱：“質本自然，非矯厲所得。”蘇東坡評價他說：有友朋來，雞黍以待；沒米谷了，叩門討飯；想做官就做官去，無須諱飾；欲歸隱就歸隱了，不找借口……陶淵明就這么真率。陶淵明剛從都市撤退到農村，“復得返自然”，自有一種籠鳥歸林，池魚入淵的快樂，他把這份快樂寄托在詩歌中，無比愜意。而且陶淵明寫詩，“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無心于非譽巧拙之間”，也是自然的抒發，故后人稱其“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愛自然”的陶淵明好酒，他的后期作品幾乎篇篇有酒；“愛自然”的陶淵明也好色，諸位有興趣可以讀讀他的《閑情賦》，賦中陶淵明對他的情人表達的十個愿：衣領，腰帶，發膏，眉黛，枕席，絲履，晝影，夜燭，竹席，鳴琴……胡思亂想的自白中透露出濃烈、纏綿的愛。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酒色是通往自然最便捷的管道也。 當然，陶淵明開頭以為是“農家樂，樂陶陶”，給我們留下了很多描寫田園景色、村野生活的詩文佳作。后來，他住宅失火，田園受災，“饑來驅我去”去討飯。再后來，又感到農村有天災復有人禍，遂發現農村也絕非是一塊伊甸園，就寫下《桃花源記并詩》來構劃第二次撤退——從現實到幻想的撤退。桃花源，陶淵明也清楚是個“畫餅”，但這個“畫餅”依然是“自然”——一個“不知秦漢，何論魏晉”、素樸、原始，沒有軒冕榮華的自然。 阮籍、嵇康、陶淵明堪稱“魏晉風度”的典型。 對“魏晉風度”的評價 “魏晉風度”每被人艷稱，為什么呢？我談兩點： 其一，找回了被道德高壓遮蔽的人的自然屬性。道德是人的社會屬性，儒家是社會人學說，故特別強調人的社會屬性。人的社會屬性源于人的自然屬性，卻又高于人的自然屬性，但倘過分張揚后者，割舍前者，凌空蹈虛，也令人不堪。打個比方，性亂要反對，但性豈能閹割？！閹割了性，人類斷子絕孫矣。 其二，在“自然”的旗號下，作某個方向的引申，有重視個性價值，不愿把個人看成社會附屬品的意義在。個性的張揚，對文學藝術的發展尤其有幫助（與政治不同，文藝往往描寫人類情感的極度體驗，可以殺偏鋒、走極端。魯迅就有過《政治與文藝的歧途》的演講）。魏晉及之后的南朝文藝，有人說“光芒萬丈，前無古人”（宗白華語），絕非空穴來風。看看王羲之的字、顧愷之的畫、陶淵明的詩和南朝的文章吧。從文學史而言，魏晉六朝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現代的“文學”概念由此分娩。 “魏晉風度”也常遭人詬病，這也不是無理指摘。 “魏晉風度”的背景底色是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以“自然”為追求。我以為，找回被“道德”遮蔽的“自然”不錯，但欲用“自然”去廢棄“道德”就偏頗了。道家之失，就在這里。道家思想以“自然”去對抗“道德”（也即“文明”），一定發育兩種人：逃離文明的隱士和挑戰文明的嬉皮士。魏晉社會，不就是隱士和嬉皮士的大本營么？隱士和嬉皮士為中國文化添了異彩，可畢竟不是主流的價值取向，故司馬光批評魏晉時期，“崇尚虛無，蔑視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資治通鑒·卷七十八》）。阮籍嵇康既有隱士色彩又有嬉皮士色彩，離經叛道，非圣無法，“禮豈為我輩設耶？”確實，我不被禮儀所拘，可以彰現個性，但他人倘以非禮來待我呢？我能忍受么？有個事實很有意思：阮籍希望其兒子阮渾不要效法他，“汝不得復爾！”（《世說新語》）嵇康呢，留下一篇《家誡》，一條一條地教育兒子如何為人處世，譬如遇到有人爭執，最好走開，以免表態；有人敬酒，不喝也不要推辭，端著杯子敷衍；與上司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免被人忌……對此，魯迅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阮嵇的蔑視禮法，原因是開頭太相信了，可后來看到禮法蒙塵，才信仰失落，于是破罐破碎，實乃一種病態的“佯狂”（《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和酒的關系》）。被人看作“純隱士”的陶淵明，也不是一味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恬淡和靜穆，他老先生也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剛怒目，“在證明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魯迅語），于世界完全忘卻。 總之，對“魏晉風度”也應分析，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去年，我在這里講過《老子縱橫談》，對道家思想作過評價，諸位可以參閱。 謝謝大家的聽講。 二OO九年八月十日——十三日寫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