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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博 | 文 從最初單純的美國之夢，到回歸日本的藝術傳統，包括在中國掀起的銀幕熱潮，高倉健的一生，就像是戰后日本電影修成的一個正果，為近半個世紀的歷史做出了一份生動的注腳。 在《鐵道員》里，高倉健扮演的主人公乙松，一生都不曾離開自己工作的站臺，而那里，也是他生命的終點。 在高倉健還被周圍人叫作小田君的時候，他曾懷抱過一個單純的“美國夢”；那時他的人生，尚與日本電影沒有什么關系。 1931年，出生于北九州島一戶煤礦職員家庭的他，整個童年不僅是在戰爭中度過，還一度因為感染了肺結核病而休學。為了擺脫羸弱的病體，中學時期的高倉健開始練習田徑和合氣道，然而隨著戰局的緊張，不久他便和其他同學一起被征召去做了勞工。直到戰敗的消息傳來，美軍開始進駐日本，學校才陸續復課；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高倉健結識了美國駐軍小倉司令官的兒子，在接觸美國流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過程中，他對外國產生出無限向往。以至于成年之后回憶起這段往事，高倉健還說：“（少年時代的我一直認為，）幸福，在大洋的彼岸。它不在養育了我的煤礦附近，而是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在童年時代我一直這樣想著，并且產生了一個念頭：無論如何應該到美國去一趟。” 為了實現去美國的夢想，高倉健報考了明治大學商學部，期望畢業之后能做一名外貿商人。可當他1954年大學畢業時，日本經濟仍未見起色，找不到工作的他，只能暫時回家幫父親采石開礦。在家中待了不到半年，高倉健決定再去東京碰碰運氣。是在這些機緣巧合之下，他被東映電影公司的常務董事長牧野光雄看中；硬朗帥氣的外形條件讓他很快得到了演出機會，在1956年上映的影片《閃電空手道》里，他將自己的藝名改成了高倉健。 從影之后的高倉健，并不掩飾自己對美國電影的喜愛。他曾把《羅馬假日》看了不止一次，而1969年在好萊塢拍攝《敢死突擊隊》以及1975年參與西德尼·科波拉電影《高手》的機會，則終于讓高倉健實現了兒時“夢想”。在紐約街頭偶遇亨利·方達時，他也會像影迷一樣找偶像簽名。亨利·方達一直是高倉健最為欣賞的演員，在他眼中，亨利·方達“笑容可掬、溫和親切，帶有一種真正的傷感表情”。高倉健中后期的銀幕形象，倒是與這種笑容中的傷感頗有幾分相似。1977年拍攝《幸福的黃手帕》時，導演山田洋次就形容高倉健的眼睛有一種特別的魅力，“他的眼神里載滿了悲哀和喜悅。” 然而東映片廠時代的高倉健，絕不是這個樣子。 高倉健剛踏入日本影壇時，為了提升他的銀幕知名度，東映公司特別安排他和當時的一線女明星美空云雀搭檔，但他只是木訥地站在女主角身旁，完全不知該如何表演。直到牧野雅弘、內田吐夢二位導演發現了高倉健身上的硬漢氣質，他的演藝人生才算是真正走上了正途。此時適逢日本電視業的迅猛發展，幾家主要的電影公司展開了更加激烈的競爭，東映則開始嘗試拍攝黑幫題材的“義俠片”來吸引觀眾，轉型之后的高倉健便成了當仁不讓的銀幕主角。這些角色大都在義氣和人情之間掙扎，結局往往逃脫不出悲劇命運；但高倉健和鶴田浩二、藤純子以及山富三郎等同時代演員，固定搭檔的《昭和殘俠傳》、《網走番外地》、《紅牡丹賭徒》系列，卻總能獲得成功。高倉健一生演出的二百多部電影，其中絕大多數，就是出自于這一時期。可以說，這是日本電影片廠時代最后的輝煌，也是高倉健演藝事業的一個高峰。 日本觀眾習慣于將高倉健創造的這些角色，統稱為“社會叛逆者阿健”；而借助這些角色的錘煉，高倉健也逐漸地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風格。牧野雅弘和內田吐夢當年的點撥，使他終生受用。在晚年拍攝《鐵道員》時，他仍對之念念不忘，并謙虛地認為，“他們看懂了人生的戲，而我可能還是有些地方沒有看懂。”高倉健還曾從日本的能劇中開拓表演之道，在他看來，能劇演員演出時，臉上的表情是沒有變化的，但它既可以反映出悲傷，也可以表現出喜悅；同樣一張臉，能夠扮演神父，也能扮演罪犯。這或許正是高倉健自己，對表演境界的一種追求吧。在他的經典代表作《追捕》里，我們已經能夠看到他藝術上的這種進步和成熟。 1976年的《追捕》，是高倉健離開東映公司后，接拍的第一部電影。1978年經過上海電影譯制片廠的譯制配音，它與《望鄉》《狐貍的故事》一起，成為了最先與中國觀眾見面的日本影片，并迅速掀起了一股高倉健熱潮。 的確，很少有演員能像高倉健在《追捕》里那樣，既適合全景，又適合特寫。他在全景鏡頭里的演出，那些肢體動作似乎能像表情一樣展現出喜怒哀樂的變化；而他的臉在攝影機的特寫下，即使不動聲色，最微妙的戲劇也會在他臉頰的陰影和紋路里上演。以至于片中那些全景與特寫之間的推拉鏡頭，仿佛不是攝影機在運動，而是跟隨著他的目光和情緒自如地收放著。又或者說，是高倉健用他波瀾不驚的表演，馴服了電影的兩種極限。這就像是他扮演的杜丘在逃脫警察的追捕時，同時駕馭了駿馬和飛機；從他的身上，我們既能瞥見古代俠士的精神，又能看到現代特工的神采。這一切，對當時的中國觀眾，都有著無窮無盡的吸引力。可以想見，當杜丘在銀幕上說出“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時，電影院里會有多少觀眾激動地回答出真由美的臺詞--“我是你的同謀！” “硬漢高倉健”、“男子漢高倉健”，成了那個時代中國觀眾對他最直接的贊美。這除了是說高倉健和他塑造的銀幕形象彼此合一之外，還寄寓著更多難以名狀的感情。剛剛換下了中山裝的年輕人，紛紛模仿著他在電影里的衣著打扮，“啦呀啦”地哼唱著杜丘之歌，似乎隨時等待著別人說：“你看，多么藍的天吶，走過去，你可以融化在這藍天里。”而“昭倉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不是也跳下去了？！”，更是那個時候最時髦的臺詞。可以認為，在1980年代初，英雄退場、新人尚未登臺的中國銀幕上，硬漢高倉健不僅是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偶像明星，亦滿足了我們對新的電影主人公的所有期待。當高倉健其后主演的《幸福的黃手帕》和《遠山的呼喚》在國內陸續上映，他內斂克制的表演和影片中的默默深情，在繼續打動觀眾的同時，甚至一度成為不少中國影人學習、琢磨的教科書。 1990年代，高倉健曾短暫地告別銀幕。抱著不要留下遺憾的心情，1999年，年近七旬的他，繼續主演了降旗康男導演的電影《鐵道員》。當他重回闊別了二十三的東映公司，此時的高倉健已將這里視為自己的“故鄉”。這部電影大獲成功，高倉健則被譽為從日本電影的全盛時期開始，到20世紀結束，一直占據著影壇最高位置的男人，是“日本可以向世界夸耀的最后的明星”。在《鐵道員》里，高倉健扮演的主人公乙松，一生都不曾離開自己工作的站臺，和站臺前蜿蜒的鐵軌。他與妻兒的生離死別，便都是發生在風雪中的站臺上，而那里，也是他生命的終點。在影片最后，導演用了一個很長的段落來為乙松送行：載著乙松靈柩的蒸汽列車緩緩地朝遠方駛去，車窗外面，則是早春時節最后的積雪…… 當聽到高倉健去世的消息，回顧著他曲折漫長的電影生涯，久久不能忘懷的便是《鐵道員》的這個結尾，以及站臺上那茫茫的白雪。事實上，《鐵道員》里的雪景可以分為兩種——這就像是劇中的回憶和現實不斷穿插；回憶里的落雪往往代表了時間的過往，現實中的積雪則象征著一份的守候。而銀幕上的乙松和銀幕下的我們都很明白，當積雪化盡，那個小小的站臺就要廢棄，乙松也要提前退休，一個時代便是在這里謝幕。 或許這種時間流轉里的默默堅守，恰可概括高倉健的演藝人生吧。從最初單純的美國之夢，到回歸日本的藝術傳統，包括在中國掀起的銀幕熱潮，高倉健的一生，就像是戰后日本電影修成的一個正果，為近半個世紀的歷史做出了一份生動的注腳。高倉健亦如站臺上的鐵道員乙松那樣，凝望著一個個時代的遠去，一次次地確認著“信號正常”。而現在，我更愿意相信，他是消失在了雪中；當雪花降落，匯流入海，再化作云……我們總會在別的什么地方，再次相遇。 蔡博 | 文 從最初單純的美國之夢，到回歸日本的藝術傳統，包括在中國掀起的銀幕熱潮，高倉健的一生，就像是戰后日本電影修成的一個正果，為近半個世紀的歷史做出了一份生動的注腳。 在《鐵道員》里，高倉健扮演的主人公乙松，一生都不曾離開自己工作的站臺，而那里，也是他生命的終點。 在高倉健還被周圍人叫作小田君的時候，他曾懷抱過一個單純的“美國夢”；那時他的人生，尚與日本電影沒有什么關系。 1931年，出生于北九州島一戶煤礦職員家庭的他，整個童年不僅是在戰爭中度過，還一度因為感染了肺結核病而休學。為了擺脫羸弱的病體，中學時期的高倉健開始練習田徑和合氣道，然而隨著戰局的緊張，不久他便和其他同學一起被征召去做了勞工。直到戰敗的消息傳來，美軍開始進駐日本，學校才陸續復課；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高倉健結識了美國駐軍小倉司令官的兒子，在接觸美國流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過程中，他對外國產生出無限向往。以至于成年之后回憶起這段往事，高倉健還說：“（少年時代的我一直認為，）幸福，在大洋的彼岸。它不在養育了我的煤礦附近，而是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在童年時代我一直這樣想著，并且產生了一個念頭：無論如何應該到美國去一趟。” 為了實現去美國的夢想，高倉健報考了明治大學商學部，期望畢業之后能做一名外貿商人。可當他1954年大學畢業時，日本經濟仍未見起色，找不到工作的他，只能暫時回家幫父親采石開礦。在家中待了不到半年，高倉健決定再去東京碰碰運氣。是在這些機緣巧合之下，他被東映電影公司的常務董事長牧野光雄看中；硬朗帥氣的外形條件讓他很快得到了演出機會，在1956年上映的影片《閃電空手道》里，他將自己的藝名改成了高倉健。 從影之后的高倉健，并不掩飾自己對美國電影的喜愛。他曾把《羅馬假日》看了不止一次，而1969年在好萊塢拍攝《敢死突擊隊》以及1975年參與西德尼·科波拉電影《高手》的機會，則終于讓高倉健實現了兒時“夢想”。在紐約街頭偶遇亨利·方達時，他也會像影迷一樣找偶像簽名。亨利·方達一直是高倉健最為欣賞的演員，在他眼中，亨利·方達“笑容可掬、溫和親切，帶有一種真正的傷感表情”。高倉健中后期的銀幕形象，倒是與這種笑容中的傷感頗有幾分相似。1977年拍攝《幸福的黃手帕》時，導演山田洋次就形容高倉健的眼睛有一種特別的魅力，“他的眼神里載滿了悲哀和喜悅。” 然而東映片廠時代的高倉健，絕不是這個樣子。 高倉健剛踏入日本影壇時，為了提升他的銀幕知名度，東映公司特別安排他和當時的一線女明星美空云雀搭檔，但他只是木訥地站在女主角身旁，完全不知該如何表演。直到牧野雅弘、內田吐夢二位導演發現了高倉健身上的硬漢氣質，他的演藝人生才算是真正走上了正途。此時適逢日本電視業的迅猛發展，幾家主要的電影公司展開了更加激烈的競爭，東映則開始嘗試拍攝黑幫題材的“義俠片”來吸引觀眾，轉型之后的高倉健便成了當仁不讓的銀幕主角。這些角色大都在義氣和人情之間掙扎，結局往往逃脫不出悲劇命運；但高倉健和鶴田浩二、藤純子以及山富三郎等同時代演員，固定搭檔的《昭和殘俠傳》、《網走番外地》、《紅牡丹賭徒》系列，卻總能獲得成功。高倉健一生演出的二百多部電影，其中絕大多數，就是出自于這一時期。可以說，這是日本電影片廠時代最后的輝煌，也是高倉健演藝事業的一個高峰。 日本觀眾習慣于將高倉健創造的這些角色，統稱為“社會叛逆者阿健”；而借助這些角色的錘煉，高倉健也逐漸地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風格。牧野雅弘和內田吐夢當年的點撥，使他終生受用。在晚年拍攝《鐵道員》時，他仍對之念念不忘，并謙虛地認為，“他們看懂了人生的戲，而我可能還是有些地方沒有看懂。”高倉健還曾從日本的能劇中開拓表演之道，在他看來，能劇演員演出時，臉上的表情是沒有變化的，但它既可以反映出悲傷，也可以表現出喜悅；同樣一張臉，能夠扮演神父，也能扮演罪犯。這或許正是高倉健自己，對表演境界的一種追求吧。在他的經典代表作《追捕》里，我們已經能夠看到他藝術上的這種進步和成熟。 1976年的《追捕》，是高倉健離開東映公司后，接拍的第一部電影。1978年經過上海電影譯制片廠的譯制配音，它與《望鄉》《狐貍的故事》一起，成為了最先與中國觀眾見面的日本影片，并迅速掀起了一股高倉健熱潮。 的確，很少有演員能像高倉健在《追捕》里那樣，既適合全景，又適合特寫。他在全景鏡頭里的演出，那些肢體動作似乎能像表情一樣展現出喜怒哀樂的變化；而他的臉在攝影機的特寫下，即使不動聲色，最微妙的戲劇也會在他臉頰的陰影和紋路里上演。以至于片中那些全景與特寫之間的推拉鏡頭，仿佛不是攝影機在運動，而是跟隨著他的目光和情緒自如地收放著。又或者說，是高倉健用他波瀾不驚的表演，馴服了電影的兩種極限。這就像是他扮演的杜丘在逃脫警察的追捕時，同時駕馭了駿馬和飛機；從他的身上，我們既能瞥見古代俠士的精神，又能看到現代特工的神采。這一切，對當時的中國觀眾，都有著無窮無盡的吸引力。可以想見，當杜丘在銀幕上說出“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時，電影院里會有多少觀眾激動地回答出真由美的臺詞--“我是你的同謀！” “硬漢高倉健”、“男子漢高倉健”，成了那個時代中國觀眾對他最直接的贊美。這除了是說高倉健和他塑造的銀幕形象彼此合一之外，還寄寓著更多難以名狀的感情。剛剛換下了中山裝的年輕人，紛紛模仿著他在電影里的衣著打扮，“啦呀啦”地哼唱著杜丘之歌，似乎隨時等待著別人說：“你看，多么藍的天吶，走過去，你可以融化在這藍天里。”而“昭倉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不是也跳下去了？！”，更是那個時候最時髦的臺詞。可以認為，在1980年代初，英雄退場、新人尚未登臺的中國銀幕上，硬漢高倉健不僅是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偶像明星，亦滿足了我們對新的電影主人公的所有期待。當高倉健其后主演的《幸福的黃手帕》和《遠山的呼喚》在國內陸續上映，他內斂克制的表演和影片中的默默深情，在繼續打動觀眾的同時，甚至一度成為不少中國影人學習、琢磨的教科書。 1990年代，高倉健曾短暫地告別銀幕。抱著不要留下遺憾的心情，1999年，年近七旬的他，繼續主演了降旗康男導演的電影《鐵道員》。當他重回闊別了二十三的東映公司，此時的高倉健已將這里視為自己的“故鄉”。這部電影大獲成功，高倉健則被譽為從日本電影的全盛時期開始，到20世紀結束，一直占據著影壇最高位置的男人，是“日本可以向世界夸耀的最后的明星”。在《鐵道員》里，高倉健扮演的主人公乙松，一生都不曾離開自己工作的站臺，和站臺前蜿蜒的鐵軌。他與妻兒的生離死別，便都是發生在風雪中的站臺上，而那里，也是他生命的終點。在影片最后，導演用了一個很長的段落來為乙松送行：載著乙松靈柩的蒸汽列車緩緩地朝遠方駛去，車窗外面，則是早春時節最后的積雪…… 當聽到高倉健去世的消息，回顧著他曲折漫長的電影生涯，久久不能忘懷的便是《鐵道員》的這個結尾，以及站臺上那茫茫的白雪。事實上，《鐵道員》里的雪景可以分為兩種——這就像是劇中的回憶和現實不斷穿插；回憶里的落雪往往代表了時間的過往，現實中的積雪則象征著一份的守候。而銀幕上的乙松和銀幕下的我們都很明白，當積雪化盡，那個小小的站臺就要廢棄，乙松也要提前退休，一個時代便是在這里謝幕。 或許這種時間流轉里的默默堅守，恰可概括高倉健的演藝人生吧。從最初單純的美國之夢，到回歸日本的藝術傳統，包括在中國掀起的銀幕熱潮，高倉健的一生，就像是戰后日本電影修成的一個正果，為近半個世紀的歷史做出了一份生動的注腳。高倉健亦如站臺上的鐵道員乙松那樣，凝望著一個個時代的遠去，一次次地確認著“信號正常”。而現在，我更愿意相信，他是消失在了雪中；當雪花降落，匯流入海，再化作云……我們總會在別的什么地方，再次相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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