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決不會放棄的海洋前景

亟待加強實力的領域。

中國是陸地大國。然而，海洋卻不是中國歷史中的陌生詞匯。最早的海洋戰略體系早在戰國時期和秦統一之際，中國人就已經有了遠航能力。傳說齊景公曾游歷中國沿海，甚至樂之而六月不思歸。更有人引史籍以證明當今日本人皆為中國東渡古人之后裔——先有越國滅吳后的吳人東渡，后有徐福帥童男女三千與百工東渡。按照歷史的記載，中國應當是那個時代最早大規模泛舟海洋的國家。

航海能力是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發展出海洋戰略的基礎。盡管還沒有確切的依據說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已經開始從戰略高度認識海洋。然而，從中國高度發達的航海能力不難推導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沒有對海洋深刻地認識和理解，中國人就不會建造出在那個時代最大的海船，也不會有那么豐富的海上航行經驗。海船、航海術、大批長期與海洋交道的中國人，實際上構成了中國人最早的海洋戰略體系。

秦以后，農耕社會的穩定性和中央集權王朝政治制度影響了中國其后兩千多年的歷史，也為中國海洋戰略的演進打上了它獨有的印記。其后，海洋之于中國更多體現著王朝政治統治的意愿。漢武帝7次巡海，派軍涉海遠征海南島、朝鮮之舉；東漢派軍跨海平復沿海島嶼海盜之策，皆表現出王權治海的獨有特征：海洋戰略服從于王權的政治統治，尤其是軍事需要；涉海經貿由于存在脫離王權控制的可能而被視為政治威脅。

海洋重回王朝統管這種獨特的大一統王權海洋戰略特征，隨著東漢末年王權分崩離析而被首次打破。瀕海地方勢力第一次為中國的海洋戰略注入了經濟因素。沿海貿易和一般性海洋產業的發展，為東吳等地方勢力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基礎。海洋經濟建設與海上軍事力量的發展，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整合的跡象。魏晉再次統一中國之后，海洋重新回到中央王朝的統管之下。

然而，沿海地區的海洋經濟、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并沒有因此而停下來。中原地區的戰亂給農業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的同時，卻給海外貿易的發展創造了條件。越來越多逃避戰亂流向了東南沿海的人，因為無法在有限耕地的條件下繼續依靠農業維持生計而選擇了討海生活。從而，盡管中國海洋戰略在這一時期沒有王權、政治的榮光，卻在民間得以蓬勃發展。這些沉沒在民間的海洋能力的發展，為后來中國海洋戰略重新在大一統王權統領下大放異彩集聚了力量。

隋唐是中國海上力量最強盛的時代之一。中國海洋戰略在隋唐時期的發展貫穿了兩條歷史主線。其一是傳統的中央王權借助海洋力量對周邊地區的軍事行動，尤其是遠征朝鮮的數次戰爭。其二是隋唐時期中國發達的海外貿易。中國歷史以中原王朝為中心記載長安、洛陽、揚州等地外商云集，以及登州、揚州、廣州等外貿港口繁榮景象的另一側面，是中國沿海人民大量出海經商，拓展海外貿易的勃勃生機。隋唐是古代中國盛極而衰的歷史時代，也是中國王權基于政治、軍事主導海洋戰略，轉由民間基于經濟發展主導海洋戰略的歷史轉折點。

海洋戰略與經濟繁榮隨著唐代的沒落，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以及王朝割據歷史的重演，中國海洋戰略逐漸遠離中原王朝，成為宋王朝尤其是偏安東南一隅的南宋王朝的專屬。根據今人的研究，海外貿易給南宋王朝帶來了極大的經濟收益，以至于南宋統治者將海外貿易視為立國之本，而失去了光復國土的興趣。站在正統中原漢文化的視野下考察，南宋可能是一個最卑微的漢族王朝。

然而，如果能夠拋開對北方入侵民族的狹隘情感，以及漢王朝必須立足中原統一天下的既有觀念，我們可能會發現，恰恰是南宋王朝在中國海洋戰略上，第一次徹底拋棄了王權政治武功思想對海洋戰略的干涉，第一次創造出政府與民間互為利益共同體的、以經濟繁榮為主要目標的海洋戰略模式。套用19世紀末海權論的創始人馬漢的觀點，南宋王朝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或者說是唯一一個）真正激發出把整個國家命運寄托給海洋，進而走向海洋沖動的封建王朝。

南宋王朝與海洋的關系就如同后來荷蘭、西班牙、英國與海洋的關系一樣，海洋賦予了王朝生存的基本條件，也賦予了這個國家的繁榮。而不幸的是，南宋不像大航海時代到來后的歐洲國家一樣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安全條件。在北方戰騎與彎刀的踐踏下，南宋連同它發達的海洋經濟一起消失了。元明兩朝是中國大一統王朝穩定發展的時期。兩個朝代各自都建立了統一而強大的王權。強盛的王權影響了中國的歷史，也影響了中國海洋戰略的發展軌跡。元朝雜糅了游牧民族的地理擴張的政策慣性和漢族文化的大一統王權思想。二者經由南宋繼承來的航海能力的催化，最終導演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涉海遠洋擴張。這些遠征不僅包括了三次遠征日本的無功而返，而且包括遠征占城、安南、爪哇國等遠洋用兵。雖然這些戰爭都以失敗而告終，但是卻在歷史上留下了中國統一王權海上軍事擴張行動最巔峰的記載。

明朝是中國海洋戰略由盛轉衰的朝代。明朝建立過程中和明朝初期軍事戰爭中水戰的運用，完整地保留和發展了宋元時期留下來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再一次將中國王權治下的海洋戰略在政治上的意義發揮到了極致。然而，也正是在王權的主導下，中國實施了歷史上最初的“海禁”政策。隨著明朝中期“海禁”政策的嚴格執行，中國海洋戰略自宋朝開始出現的政府與民間融洽關系也被逐漸撕裂。隨著政府對海洋活動的主流觀點的轉變，以及政府對民間海洋活動力量的打擊和限制，支撐中國海洋戰略發展的基礎力量開始呈現萎縮的態勢。

清朝是中國再次被游牧民族統治的歷史時期。與蒙古族不同，同樣是游牧民族的女真族統治者，不但沒有忽必烈那樣的海外擴張野心，而且還迅速而完整地接受了農業文化為核心的政治統治方式。因此，直至1840年，清王朝統治者除了攻取臺灣和留廣州等口岸與外國通商之外，基本上沒有對海洋表現出什么興趣。

這一時期，清初退守臺灣的鄭氏父子，以及為了生計遠涉重洋、舟楫遍及當今東海、南海各島的廣東、海南、廣西、福建漁民，通過各自的軍事、經濟努力為中國海洋戰略支撐起了一片海空。正是他們的慘淡經營傳承了中國自古至今對于周邊海域的歷史性權利范圍。如果說17、18世紀西方人對東南亞及附近海域的入侵，改變了中國海洋戰略的國際背景，那么第一次鴉片戰爭則直接沖擊了中國傳統的海洋戰略。這種沖擊不僅為中國的海洋戰略注入了“海洋安全”的因子，而且為中國對周邊海域的歷史性權利附加了將不得不面對“海上領土主權”、“海域管轄權”等各種復雜的國際法概念現實。前者經由甲午戰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后者則在當今中國與周邊國家海上領土的糾紛中相繼展現。

回溯歷史點評歷代海洋戰略的得失，中國海洋戰略的發展歷程迂回曲折。然而，最明晰的歷史啟示無非是海洋戰略的外向性，以及以此為基軸所建立的政府與民間力量的協調發展。以此戰略視角評判甲午戰爭，則日本勝于舉國籌海，中國失于海軍要素孤一性發展。以史為鑒看當今中國海洋戰略，海軍力量、海上執法力量、海洋經濟力量、民間海洋意識同時崛起的確預示著一個廣闊的前景。唯一遺憾的是，中國尚沒有建構其自己的海洋“軟實力”——中國依舊不得不屈從于西方文明制定的游戲規則（海上主權、領海、專屬經濟區等），而尚不具備創設新的更為和諧的海洋規則的能力。也許這正是崛起中的中國海洋戰略所要奮進的地方。

（本文來源 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