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明寶：鄉村廣播與鄉村治理

   袁明寶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春節期間是農村一年中最熱鬧的時候，雖說是嚴寒冬日但整個村莊顯現出的卻是一番熱鬧非凡的景象，這只從村子里喧鬧的聲音中就可以發現。不僅有村民們圍在一起侃大山的聲音，農戶家中傳出來的電視電話聲響等，還有豎立在村子最高處的村委會喇叭的聲音，雜亂的聲音攪合在村莊中，但是村委會喇叭的聲音是最具滲透力的。只要村里喇叭聲響，村民都會將家中電視聲音調到最低，伸著耳朵聽聽廣播的內容，有的村民還要來到院子中專門傾聽喇叭在吆喝什么內容。架在電線桿上的兩個喇叭是反方向安置的，一個朝向村莊南邊的村民，另一個朝向北邊村民。這樣就有助于全村老百姓都能聽清喇叭的聲音。在我的記憶里，村里的喇叭已經在那佇立了二十多年，中間因為喇叭使用時間太長而換過幾個，豎立喇叭的位置也換過一次，主要因為2002年左右村莊改造帶來的村莊整體由南向北遷移。喇叭就像是村莊的守護者在目睹整個村莊的變化，而且喇叭本身也在經歷著變化。

    回家的十幾天中就聽到村委會的喇叭廣播了五六次，而聽村民說，在秋收后村莊修建環山公路的一段時間里，喇叭播放的頻率更高，基本每天一次。主要是村干部向村民催繳修路費用，一口人40塊錢。直到環山公路修完，喇叭的聲音才停息下來。而到了春節臨近時喇叭的叫聲又漂浮在整個村莊上空，廣播的內容也是五花八門：最早聽到的一次廣播是鎮電管所的電工催繳電費，就是讓村民自覺到村委會交齊這段時間的電費，這種廣播是不會點名催繳的，即使有村民不交電費，前來收費的電工也無可奈何；主要的辦法是到未交電費的村民家私下催繳，而絕不會在喇叭這一公共領域里指名道姓的催繳電費的；而且喇叭會從早晨一直響到傍晚，電工的聲音穿插在收音機的節目中，一天下來要播十幾次。這種廣播不是村干部的職責所在，村干部對鄉村喇叭的使用主要限于職責范圍內的事務。

春節前幾天，村莊西山著火，火勢在南風的助推下很快蔓延了整個山頭，威脅到農民在農田中存放的玉米稈，村主任接到村民報告后立即來到村委會用喇叭廣播，呼吁廣大村民帶上家伙上山救火，而且廣播了兩次。廣播完后村主任也親自騎車去了西山。聽村民說，等村主任到山上時，大火已被撲滅。到山上救火的村民大約有十幾個，他們都是在聽到廣播后前往西山救火的，由于廣播及時而且村民行動較快，避免了大火的蔓延。

臘月三十早晨，村委會的喇叭便響了起來，播放的是收音機里的內容，包括音樂、相聲等，就這樣斷斷續續地持續了一個上午。到了下午，當各家各戶都在忙著貼春聯時，村委會的喇叭改變了主題，這次是村主任給全村老百姓拜年，而且這個程序已經延續了幾年，在每年春節到來時村主任都會到喇叭上說幾句拜年的話，也作為對一年的總結和展望。而村主任也正借助喇叭廣播來證實自身在村莊里的合法性地位，其他人是沒有權利利用喇叭廣播的。

從除夕廣播拜年后，喇叭便又沉寂了幾天，直到正月初六。俗話說：三六九，往外走。這時候是村里外出務工人員返回工作崗位的時間，也是大量人員正在為外出打工愁眉苦臉的時間。喇叭的響起是廣播招工信息，主要的招工企業是縣城里剛剛投資興建的鋁廠，因工廠剛開始運轉缺少員工便直接到村莊招工。雖然最終沒有幾個村民愿意前往縣城打工，但村委會廣播總是為村民提供了一些信息。而且在前幾年的廣播中還有為村莊中留守婦女準備的招工信息，包括到壽光蔬菜基地擇菜以及到棉田區拾棉花等。

村莊喇叭在當下農村的運作不同于稅費改革前的模式。稅改前，村莊喇叭主要用于催糧、催錢，特別是每年到了收取“三提五統”的時候，村莊中的喇叭持續不斷地在廣播村干部或者鄉鎮干部威嚴甚至憤怒的聲音。村民一聽到喇叭響起都是心驚膽戰，現在有的村民還說：當時聽喇叭聲響還不如聽狗叫聲。村莊喇叭在稅費時代成為基層干部治理村莊的重要手段，喇叭首先成為一種基層權威的代表，雖然有村組小組長到每家每戶收取錢款或糧食，但喇叭這一公共性的輿論象征可以向村民施加更大的權威壓力。對于村莊中交不上“皇糧稅費”的村民，村里的喇叭每天都在廣播他們的姓名和所欠數目，而且是獎勵表揚最早交齊的村民。這種公共性的廣播力量足以在村民內心中產生壓力，很多村民為了顧全面子以免于在喇叭中出現自己的姓名就早早地將稅費交齊。另外，鄉村喇叭對村莊計劃生育工作的展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村委會對與那些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村民既有物質懲罰也有輿論懲罰，就是在喇叭這一公共廣播中點名批評，這就使得違反政策村民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

稅費時代的廣播喇叭成為村莊治理的有效手段和工具，成為基層組織權力的強有力象征和符號，成為村莊政治權力表現的話語權力。在存在村民小組長的情況下，廣播喇叭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村組干部的工作量，而最重要的影響是通過廣播確立了基層組織對村莊進行治理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村干部可以利用喇叭這一工具進行大量的行政工作，包括收取稅費等。另一方面，通過廣播喇叭這一象征顯示出稅費時代村莊治理的有效性，當時村莊進行的大量公共性事務包括修建村莊公路、環山公路、自來水工程等，都由廣播喇叭進行村莊動員收取攤派費用和勞力。廣播喇叭的公共動員得以實現正反應出基層治理的有效性以及基層組織的權威性。

稅費改革后，廣播喇叭依舊存在，但廣播的內容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像上文所講的，當下村莊廣播的內容主要是村委會對村莊中生活性事務的干預，而不是之前行政性事務的干預。生活性事務包括村委會對村莊生活、生產的介入，主要廣播農民務工、農業生產服務信息等服務性項目。村民現在仍舊關注喇叭廣播，但只是將其作為接受信息的一個渠道，喇叭在后稅費時代失卻了其權威性的象征力，這也預示著基層組織在一定程度上的村莊治理中權威性的消退。廣播喇叭也漸漸喪失掉原先具有的強有力輿論功能，而只是成為信息傳播的渠道以及上傳下達的途徑。從這個方面看，村莊治理也伴隨著喇叭的功能弱化而弱化，喇叭廣播成為一種形式而沒有了實質內容，不再起到村莊治理工具的作用，現有的廣播一方面成為服務村民的信息傳遞，另一方面也成為村干部維持自我形象的途徑。鄉村廣播在后稅費時代已經與村莊治理相脫離，不再是依附于村莊治理的工具，而鄉村廣播若要繼續發揮作用，就需要村干部合理利用廣播喇叭，使其成為服務村民的信息廣播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