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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絕一世的章安令——孫綽
晉穆帝永和九年，即公元353 年，農歷三月初三，上巳節，在會稽山陰的蘭亭，42位當世名流高士群聚于水濱。
江南三月，通常是細雨綿綿的季節，但這一天卻格外晴朗，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惠風和暢，溪中清流激湍，景色恬靜宜人。放浪形骸的名士們，或用香薰草蘸水灑在身上，或沐浴以洗滌污垢，感受著濃濃的春意，祈求消除病災與不祥。接著，名士們開始流觴曲水，飲酒賦詩……
這便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蘭亭雅集”。此次雅集，共得詩37首，匯成一冊，王羲之作序，其序文手稿，便是被后人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對于傳世的《蘭亭集序》是否王羲之所書，歷代爭論不休，學術界至今未有定論；再者，由于“書圣”王羲之的光芒太強，參加集會的另外41人，幾乎被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的——這當中，就有晉代文壇領袖人物之一、擔任過章安縣令的孫綽。
一
孫綽（314—371）字興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人，后遷居會稽（今浙江紹興），是東晉極有影響的名士。
孫綽的祖父叫孫楚，在西晉時以才藻超卓顯名。晉室東渡，孫氏一門遂移江左。至孫綽，定居于會稽。當時的會稽，是東晉世家大族聚居之地，又是名士逸隱憂游恬息之所，所以，孫綽在青年時期，就結識了當時的不少名士。他“博學善屬文”，也有很多名士喜歡與他結交。當時的名士許詢、高僧竺道潛和支遁及才人義士范榮期，都是他的好友。這一時期，他崇尚老子、莊子清靜寡欲的思想，仰慕隱士生活，《晉書》言其“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在會稽的十幾年中，孫綽是在清談、游山賞景中渡過的。正如他在《遂初賦》的序言中所說：“余少墓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依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
在東晉世大夫中，把崇尚老莊看作一時風流，是—種顯貴尚雅的象征。孫綽常自稱出身微寒，以與士大夫結交為自己的榮幸，以此提高自己的身望和地位。所以一旦有機會，他便投入了官場之中。成帝咸和四年(329)三月，出身會稽的庾亮被任命為征西將軍，庾亮看中孫綽的才華，便召至幕府，參謀軍事。不久，出任著作佐郎，襲父爵為長樂侯，遷章安令、太學博士、尚書郎。康帝建元元年(343)
庾亮病死后，孫綽又先后到庾亮臨終前舉薦的揚州刺史殷浩處任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府中任右軍長史，后轉任永嘉太守，升為散騎常侍、廷尉卿、著作郎等職，直到病逝。
孫綽擔任章安縣令的時間，應該在永和七年（351）之前。《晉書》云：“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并筑室東土，與羲之同好。”《世說新語·雅量》注引《中興書》云︰“（謝）安先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及許詢共游。”王羲之、謝安、孫綽、許詢與支道林同在會稽郡的時間，只能從永和七年王羲之任右將軍、會稽內史與孫綽任右軍長史開始，至永和十一年王羲之辭官與孫綽轉任永嘉太守這一時期內。另據《世說新語·排調》云︰“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箸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掛閡。”西州，在京城建康內，東晉時揚州刺史官衙。《資治通鑒》卷
123胡三省地理注︰“揚州治所在建康臺城西，故謂之西州......”錢大昕按︰“《丹陽記》，揚州廨乃王敦所創，有東南西三門，俗謂之西州，又云會稽王道子領揚州，第在州東，故時人號為東府，而號府廨曰西州。”自永和十年至興寧二年，王述任揚州刺史，而隆和年間，韓康伯與孫綽均在中央政府任職，支、王、韓、孫四人同在西州，大概與王坦之父親王述此時正任揚州刺史有關。
孫綽文采，可謂“橫絕一世”。《晉書》云：“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王公大臣皆以得孫綽之文為榮，朝中重臣如殷浩、桓溫、庾亮等的墓志碑文，均出自孫綽之手。
與孫綽齊名的另一位文壇領袖叫許詢（生卒年不詳，約345年前后在世），字玄度，“總角秀惠，眾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有才藻，善屬文，與孫綽并稱一時文宗”。時人“或愛洵高邁，則鄙于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于洵”。高僧支遁曾試著問孫綽∶“君何如許掾？”問他和許洵相比怎么樣。孫綽答道：“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孫綽自謂“情致”不及許詢，而文才卓卓有余。支遁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二
穆帝永和九年（353），作為當時會稽文士集團重要成員的孫綽，參加了“蘭亭雅集”。據宋施宿《會稽志》卷十載：“《天章寺碑》云：羲之、謝安、謝萬、孫綽、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嶠之、郗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曹華平、桓偉、王玄之、王蘊之、王渙之各賦詩，合26人。謝瑰、卞迪、丘髦、王獻之、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后綿、華耆、謝藤、任儗、呂系、呂本、曹禮，詩不成，罰三觥，合16人。”《會稽志》較為詳細地記錄了蘭亭集會的人數、姓名、作詩的情況。從中可知，王羲之七子中有六子參加了蘭亭集會，即長子玄之、次子凝之、三子渙之、四子肅之、五子徽之、七子獻之，謝氏家族有謝安與謝萬參與，郗氏家族的代表是郗曇，庾氏家族則有庾友和庾蘊，東晉時的四大名門士族都有人參與此次集會；文壇領軍人物孫綽家族中有3人參加：孫綽、綽子孫嗣、綽兄孫統；當時桓溫執政，桓溫子桓偉也得予其事。因而，這是一次以王羲之為首、以世家大族與名士為主要參與對象的游宴娛樂活動。
《會稽志》卷二十“古詩文”載王羲之《上巳日會蘭亭曲水詩并序》，后系有與會諸人之詩。作詩二首者11人，一首者15人，共37首，未有詩者16人；后有孫綽《三月三日蘭亭集序》。
由于孫綽名重天下，“蘭亭雅集”在進行曲水流觴、飲酒賦詩時，便由其開吟。孫綽先做五言詩一首：“流風拂枉渚，停云蔭九皋。鶯語吟修竹，游鱗戲澗濤。攜竺落云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詩人選取了流風停云、鶯語游鱗進行描寫，在這樣的春景中，詩人體悟到的是什么，并沒有直接說出，而是用“忘味在聞韶”來比喻其中的玄理。后復作四言詩一首：“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宿此良儔。修竹蔭沼，旋瀨縈丘。穿池激湍，連濫觴舟。”
孫統也作五言詩、四言詩各一首：“地主觀山水，仰尋幽人蹤。回沼激中逵，疏竹間修桐。因流轉輕觴，冷風飄落松。時禽吟長澗，萬籟吹連峰。”“茫茫大造，萬化齊軌。罔悟玄同，競異摽旨。平勃運謀，黃綺隱幾。凡我仰希，期山期水。”后詩幾乎全篇言理。
孫綽子孫嗣，有孫綽之風，文章也相亞，作五言詩一首：“望嚴懷逸許，臨流想奇荘。誰云真風絕，千載挹余芳。”
“王羲之序”記敘蘭亭周圍山水之美和聚會的歡樂之情，抒發作者好景不長、生死無常的感慨。法帖相傳之本，共28行，324字，章法、結構、筆法都很完美，成千古佳構。孫綽《三月三日蘭亭詩序》，亦稱《蘭亭后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談。非以停之則清、混之則濁邪？情因所飛而遷移，物觸所遇而興感。故振轡于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于林野，則遼落之志興。仰瞻羲唐，邈已遠矣。近詠臺閣，顧深增懷。為復于曖昧之中，思縈拂之道，屢借山水，以化其郁結。永一日之足，當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隆屈澄汪之勢，可為壯矣。乃席芳草，鏡清流，覽卉木，觀魚鳥。具物同榮，資生咸暢。于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決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跡，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
此序首先以水喻性，認為人的性情因外在物界的感發而各有不同。孫綽舉出了兩種最為顯明的區別，即仕宦為官與閑步野林時，因外在客觀環境的不同而產生的不同的性情，這一區分使閑步野林之趣明顯具有一種非功利的審美的特征，人們之所以能“屢借山水，以化其郁結”，正是因山水所具有的這種審美特性。也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認識之下，孫綽才對自然山水投注熱情，并在自然中體悟到“具物同榮，資生咸暢”的生命意識及物我化一的哲理感悟。與“王羲之序”相同的是，“孫綽序”在感嘆心與物會的同時，也感受到不僅生命而且自然也是“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跡，明復陳矣”，即閑步野林之趣的短暫性，但正是在這短暫的襯托下，才使向時的審美更加顯出它當下的審美特性。蘭亭名士們清醒地意識到人生有不可逃卻的生命之痛，因此追求“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的生命喜悅就更為重要。
三
佛教自東漢時期已傳入中國，但是在漢魏兩晉時期，被視為道術之一種，雖然已譯出大量佛經，但并未被中國文化的社會載體士大夫所接受。從這個角度看，佛教在東晉之前并未真正進入中國文化并與之進行深層融合。兩晉之際的社會大崩潰與精神大崩潰，使傳統的文化價值受到空前挑戰，為佛教深入中國文化提供了難得的歷史契機，同時，玄學文化所造成的自由清談風尚亦有利于佛教義學的傳播。
隨著與當時名僧竺道潛、支遁的不斷交往，孫綽開始信奉并研究佛教。
竺道潛，字法深，俗姓王，瑯琊人，年18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為師，后隱居剡縣（今浙江嵊州）山中，孝武帝寧康二年(374)卒，年89。孫綽《道賢論》以道潛比劉伶：“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為小。雖高棲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復贊其師劉元真云：“索索虛衿，翳翳閑沖。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蒙。懷抱之內，豁爾每融。”
支遁，字道林，俗姓關，陳留人，約生于晉愍帝建興二年(314)，年25出家，后游京師，為名士所激賞。太和元年(366)閏四月四日卒于剡縣石城山，年53。支遁善草隸，“時人識作王右軍書，莫之能別”。永和七年（351），支遁南下會稽山陰，孫綽竭力向王羲之推薦。
《支遁本傳》載︰王羲之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后遁既還剡，經由于郡，王故往詣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世說新語》載︰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后孫與支共載往王，王都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后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逍遙游》，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孫綽還寫了很多佛教方面的文章，如《名德沙門論目》、《道賢論》、《喻道論》等。在《道賢論》中，孫綽把兩晉時的7個名僧比作魏晉之間的“竹林七賢”∶以竺法護比山濤（巨源），竺法乘比王戎（浚沖），帛遠比稽康（叔夜），竺道潛比劉伶（伯倫），支遁比向秀（子期），于法蘭比阮籍（嗣宗），于道邃比阮咸（仲容），把名人釋子共入一流，認為他們都是高雅通達、超群絕倫的人物。
在孫綽的著述中，影響最大的是《喻道論》。文章以問答的形式，對佛和佛道、周孔之教與佛教的關系、出家是否違背孝道等問題進行了論證，是一部捍衛佛教立場名著。
關于何謂“佛”與“佛道”，孫綽說∶“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佛是“道”的體現者，這個“道”就是萬物變化發展的規律。他認為佛道是“無為而無不為”的，“無為”所以虛寂自然；“無不為”所以具有化導萬物的神秘莫測的作用。他認為佛道至為高深的，人們往往囿于傳統的儒家學說，看不到還有比它更博大精深的佛教教義。
關于周孔之教與佛教的關系，孫綽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觀點，在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次用如此明快的語言表達了儒佛一致的理論。有人設問∶“周孔之教何不去殺？”孫綽回答說，這是誤解了圣人。難道圣人有殺心嗎？圣人并無殺心，殺心實是下民的野心。圣人有見于人們相互爭斗甚于豺虎，才轉而求其次（“不去殺”），為的是“去一以存十”，知其輕重，則知圣人之用心也。他認為佛教著重于內心教化（“明其本”），周孔主要是社會治理（“救極弊”），兩家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一致的。
關于出家是否違反孝道的問題，孫綽認為，佛教徒出家修行正是走“立身行道，永光厥親”的道路，這正是最大的孝行。另外，《喻道論》中還論證了佛教因果報應等思想，從各個方面向人們說明了佛教的基本教義，同時也說明了它們與儒家之教的關系，強調佛教與儒家之教是一致的，相互補充的。
四
與東晉士大夫的多數人一樣，孫綽也樂于東晉王朝偏安江東，不求進取。從晉穆帝永和七年(351)十二月，大將桓溫伐蜀后，開始北伐，到晉哀帝隆和初年，已經逐漸收復黃河以南的大片失地。在這種情況下，桓溫主張遷都洛陽，以利北伐的進展。他在給朝廷的上表中要求：“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及其土字。”盡管在當時來看，遷都洛陽的現實條件還不具備，但這個意見還是積極的，代表了東晉一部人收復失地、重建家園的愿望。
已經偏安茍生的東晉小朝廷，自然不同意這個建議，但朝臣皆懾于桓溫權勢，無人敢提異議。唯孫綽挺身上書，作《諫移都洛陽疏》，他在疏中寫道——
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滄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于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余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舉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于圣心哉！
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于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踧于空荒之地，提挈萬里，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涂，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眾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后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
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于陵所筑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后盡力于開墾，廣田積谷，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征，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舍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
桓溫看了他的奏章后，十分氣憤，對其僚佐說：“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因為《遂初賦》是孫綽述說自己隱居世外思想的作品，桓溫以此諷刺孫綽，說孫綽與其吞吞吐吐地講一番道理，還不如象寫《遂初賦》那樣，直接隱居世外算了。但最終，桓溫還是放棄了遷都之念。
五
東晉時期，士大夫們崇尚佛老之學和清淡之風，影響到文壇，便催生了中國文學史上盛極一時的玄言詩。梁代鐘嶸《詩品序》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詩品》稱孫綽和許詢“彌善恬淡之詞”，被譽為玄言詩的代表詩人。
孫綽的詩流傳至今的不多，僅在殘存的《文館詞林》和《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里保存了幾首。僅從這些詩里，可以看到他談玄道佛的格調。如《贈溫嶠》：“大樸無象，鉆之者鮮。玄風雖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測深鉤緬。誰謂道遠，得之無遠。”《答許詢》：“仰觀大造，俯覽時物。機過患生，吉兇相拂。智以利昏，識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則震驚，何必充詘。”其第三章中“遺榮榮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師，修德就閑”等句，實際上是用四言詩演繹道家哲理，形式呆板，枯淡乏味。正如著名學者劉大杰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所說，這些詩，“至如孫綽、許詢、恒溫、庾亮們的作品，詩既無情韻，體近偈語，那真不能算是詩歌了”。“除了敘述哲理外，還要勉力擬古，于是都變成一種歌訣和偈語了”。著名古文獻學家余嘉錫也認為，《文選》里所以不錄孫綽等人的詩，是因為“鄙其浮淺”。這些評論，都有一定道理。
但實際上，孫綽也善于從山水景物的描寫中闡發玄理，抒寫逍遙自得的精神情懷。其五言詩《蘭亭》，寫清風曲水、修竹停云、魚戲鶯歌的春天景色；其《秋日》，寫天高氣清、涼風湛露、木葉始凋的秋天景色。寫春則豁朗欣暢，寫秋則玄遠疏淡，抒寫的都是閑適、愜意的情致，這類詩可以看作是謝靈運山水詩的先聲。特別是《秋日》中“疏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等句，寫景十分生動。另外有《情人碧玉歌》二首：“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碧玉破瓜時，相為情顛倒。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郎抱。”《玉臺新詠》題為孫綽作，但此二詩頗具民歌特色，或疑非孫綽所作。
孫綽在擔任章安縣令時，經常聚集文人雅士，登山臨湖，望江賦詩，“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當他得知章安西北有一處風景優美的天臺山時，便整裝出游，并寫下了著名的《天臺山賦》，使天臺山從此揚名天下。
收錄于《文選》中的《天臺山賦》，工麗細致，詞旨清新，是孫綽名噪一時的佳作。這篇賦，雖也極力地表現出他的“投刃皆虛，目牛全無”的虛無思想，但對山水景物的刻畫生動形象，讀則如臨其境；并伴有濃厚的仙心佛意，表現了隱逸山林皈依佛道的情趣，充分顯示了孫綽的藝術才華，不愧為千古傳頌的佳作。作者在序中把天臺山與蓬萊仙山相比，說它“窮山海之□富，盡人神之壯麗”。賦中雖流露出求仙思想，但對景物作了細致的描繪。如“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雙闕云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于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等句，文辭工整秀麗，頗有情韻。孫綽視此賦為平生得意之作，賦初成時，孫綽十分得意，曾對另一位詩賦名家范榮期說：“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范云期打開文稿一讀，果然清辭麗句，珠園玉潤，不禁擊節稱善。這就是那句“擲地有聲”成語的來歷。
從客觀上講，玄言詩離開“詩言志”很遠了，故歷來論者大抵取貶斥態度。但筆者以為，玄言也無非山水風月顧左右而言他，最終孕育出了山水詩。作為以玄理為題材創作玄言詩的一代文宗，孫綽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應該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首先，以玄理入詩拓寬了詩歌的表現領域，增加了詩歌的深沉性和含蓄性；其次，使詩歌在那種追尋自得情趣和塵外之思的詩風中，開啟了對自然聲色描寫，使自然景物成為詩歌藝術中一種獨立的審美對象，促進了山水詩的發軔和發展；第三，又因對山水刻畫的需要而刺激了當時及后世對語言藝術愈益精致的講求，使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境界。
作為一時文壇領袖，孫綽對魏晉文學家多有評品，如他對潘岳和陸機的文章，就說過：
“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潘文淺而凈，陸文深而蕪”等等。這些評論雖未必十分恰切，但也代表了當時文學界的普遍看法。亦可窺見他的一些文學主張。
作為當時的文宗、名士，孫綽有著廣泛的社會交往，僅從《世說新語》里看，記述他與各方人士交往的故事就有30多條。在他交結的人中，有官僚士大夫，有文人學士、有隱者，還有更多的名僧。因此，他除了從事文學創作外，還為當時的一些高僧、隱士寫了小傳。據記載，他除了文集25卷外，還有《至人高士傳贊》
2卷，《列仙傳贊》3卷等，今天散見于—些書中。
孫綽工書。唐張懷瓘《書斷》列孫綽書為第四等，與羊欣、孔琳之等同列。孫綽亦擅畫，曾作道人坐禪像贈支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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