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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繳費比例占工資超四成 據悉，目前，我國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5 項社保的繳費比例，雖然各地略有不同，但總體來看，企業約在29.8%左右，其中養老20%、醫療6%、失業2%、工傷1%、生育0.8%；個人累計已達到11%左右，合計超過個人工資的40%。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工薪族，你每月到手的工資（含稅）6000元，那么你的雇主，要掏出10000元甚至12000元的真金白銀。
早在2010 年就有媒體報道，我國的社會保險繳費在181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靠前，大約是其他金磚國家平均水平的2 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發達國家的2.8 倍。
據悉，在全球12 個社會保險費費率超過40%的國家中，11 個分布在歐洲，另外1個就是中國，連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費率也都在40%以下。
更重要的是，歐洲11 個高費率國家，對應的是高福利，企業不需要因為裁員而面臨來自政府的壓力，政府也不需要因為企業裁員而遭受穩定的壓力，員工更不會因為失業而失去生活保障。
在這些國家，由于福利過高，很多人已失去了工作的熱情。而我國卻恰恰相反，高費率對應的是較低的福利，社會保障力度有限，因此老百姓對現行社保制度才會頗多怨言。
社保讓小微企業“漲不起工資” 中央財經大學研究生客座導師、會計專家馬靖昊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某一雇員目前月薪8000元，在扣除五險一金及其個稅之后可支配工資收入6053.9元。某天雇主為之加薪2000元，該雇員稅前工資漲到了10000元，正式晉身萬元水平。
不過，如上所述，在扣除了雜七雜八后，該雇員每月到手工資為7454.3元，較之此前的6053.9元增加了1400.4元。而雇主付出的代價是，為了這1400.4元，須增加的用工支出，由此前的11528元增至14410元，增加2882元，是雇員到手工資增加額的2.06倍。
馬靖昊稱，按照上面的計算，很容易知道，只要雇員的工資收入翻一倍，單位用工支出就要翻二倍，這樣，用人單位決定給員工加工資時的沖動就會逐步變得疲軟起來。
站在雇主的角度，給員工加工資顯然是要下大決心的，至少企業還要非常賺錢。因為除了要承擔看得見的工資支出之外，還要承擔占比相當可觀的額外支出。
盡管為員工繳納相應的“五險一金”和稅負是用人單位不容推卸的責任，但負擔太重，會讓企業打消給員工加薪的念頭。
社保費率過高事出有因 雖然，我們社保的繳費比例較高，但是另一方面，我國現在社保基金收入增長幅度慢于支出增長幅度，如果大幅降低繳費水平，又會影響當期的收入，造成養老金入不敷出，缺口越來越大，無法對子孫后代交代。
之所以我國的五險一金占工資比例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呈現偏高的狀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國社會保險制度建立時間較晚，現在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直到上世紀90 年代中期才開始建立。
但那些過去沒有單獨繳納過社保費用的“老人”和“中人”在退休后，卻按規定仍可享受社保待遇，為此社會保險基金需要承擔巨額的“改革成本”以支撐運行。所以在制度運行之初，如果繳費水平定得太低，當時的養老保險制度就難以建立起來。
最近這些年來，養老社保基金出現越來越大的缺口，則與我國社會老齡化程度的加速、社保基金投資運營空間有限等問題有關。
社保費率過高阻礙經濟復蘇 盡管存在種種現實難題，但是從促進社會公平、增進人民福祉等長遠角度看，降低社保繳費比例是必行之舉。短期看，降低社保繳費比例也有利于中國經濟復蘇。
對此，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表示，社保費率偏高，有兩個直接后果：首先，對遵紀守法的企業來講，稅費過高會削弱企業競爭力，讓更多的企業主不敢開工，而更愿意把錢從實體經濟抽離到金融市場中玩投資，從而加速我國產業空心化；
其次，對于職工個人而言，職工繳費比例過高，會降低和推遲當期消費，不利于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即從投資和出口拉動轉變為內需拉動。尤其在國民收入總量占比偏低、財政收入又連續20 多年高速增長的情況下，其對員工工資和企業積累的擠壓也在不斷加深，逐漸從量變演化為質變，最終損害的將是整個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目前我國經濟增速處于下行通道，許多企業已經肩負著相對較高的稅負負擔，同時還需長期扛著占工資比例較高的“五險一金”支出。為降低生產經營成本，部分企業尤其是使用農民工占比較高的企業甚至漏繳、少繳社保費用，這反而會損害員工的正當利益。
專家表示，社保繳費費率過高，加重了參保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不利于擴大就業；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擠壓了補充保險和商業保險的發展空間。 兩難問題怎么破解 道理大家都懂，可如何才能破解這個兩難問題呢？可以從“開源”和“節流”兩個方面去考慮。
辦法一是通過加大國有股轉讓、國有企業分紅來補貼社保基金。在計劃經濟時期，根據保險基金是對社會總產品“必要扣除”的理論，這部分“扣除”包含在企業利潤中被國家全部拿走了。
然而，政府拿走“必要扣除”后，并沒有形成一筆獨立的保險基金，而是投入建設事業了，這是造成今日養老金歷史包袱的根源所在。因此從理論上說，眼下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盡早用國有資產來填補虧空，因為國有資產中本來就包括了當年計劃經濟時代的“必要扣除”。
辦法二是減少“三公”等非必要政府開支，部分補貼社保基金。新一屆政府上臺以來，以“三公”消費為代表的深受百姓詬病的政府行政開支受到了極大的壓縮，如果將這部分節省出來的經費用于補貼社保基金能在很大程度上緩解缺口問題。
辦法三是向管理要收益，通過全國養老金統籌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由于目前我國養老金管理沒有實現全國統籌，各地分散管理導致管理效率低下，不但無法跑贏通脹，其收益甚至還不如長期儲蓄。目前我國養老金的監管體制并不健全，個人賬戶的行政管理權、基金運營權和監督權都集中在社保部門，不利于保證獨立性和完整性。前些年部分地區出現的社保基金案無疑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只有實現全國統籌和有效監管，才能保證這筆儲備積累的基金不被貪污挪用，同時提高養老金的管理效率。
辦法四是向投資要收益，適當開拓養老金投資范圍，提高養老金潛在投資水平。其實國家理財和個人理財一樣，實現開源節流填補缺口后，接下去就是要通過投資來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可惜的是，我國養老基金的投資收益率一直不高。
當然，養老基金作為全國人民的保命錢，投資的安全性永遠是放在第一位的，如何既通過積極而理性的投資運作實現養老金的保值增值，同時又能夠讓養老基金賬戶的投資風險置于可控的范圍內，這其中的平衡之道，是擺在養老基金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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